摘要: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需要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



 | 吕恒君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德国柏林通过议会表决,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全民节假日。这是特立独行的柏林在联邦德国首领的全民节假日,其意义在于:“女权即人权”的社会人文思想,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协作与推行。

全民节假日亦意味着多元层次的思考性:譬如,针对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常被归咎于父权制结构体系。但事实上,男性与儿童同样也会沦为家暴牺牲品。譬如最近由《另一个拉姆》所引起广泛关注的名记者马金瑜家暴事件中,男主角扎西也同样自述遭到女方的家暴。

因此,在又一个已逾百年的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正如马金瑜本人在《金瑜,还是那个金瑜》中清醒有力的认知——“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域和族群”,德国反家暴学者与警方咨询公文也普遍认为:家暴事件并非某地域、某族群、某文化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与经济阶层、教育程度等没有必然联系。而在笔者亲身接触过的家暴事件中,既包括精英式德国联邦议员家庭,也包含来自中产阶层的韩国-台湾留日学生的联姻。

其次,家暴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当前伴侣关系。从离婚之后多次报警、仍遭前夫在直播镜头之前追踪烧死的“网红”拉姆,到婚内携子投奔好友、消失沉默三年的名记者马金瑜,以及在幼儿园老师及邻居多次干预下仍遭养父母虐待致死的韩国郑仁案,深刻共映了家庭暴力对于社会广泛的伤害。比起质疑受害者的种种不完美或不机智,其中更值得迫切关注的,显然应该在于:社会该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家暴运作机制?

1. 家暴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家庭暴力并非孤立性事件,它的发生与持续恰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依托,并且暴力手段也是复杂及多方面的。针对女性家暴领域而言,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布尔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国际公约。根据其定义,女性在身体、精神(心理与情感)、性关系、经济、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遭受的威胁与伤害,都应属于家暴领域。

中国面对传统文化及国情,在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暂时只将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纳入家暴概念。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仍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因此,当名记者马金瑜打破沉默、以另一个惨烈的拉姆自比,使得家暴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进一步进入舆论视野,这首先是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

同时,正如中国妇联在统计中所指出,家暴执法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这是因为:在特定关系环境中,暴力链之中的人们已经形成特殊的情感关系与纽带(譬如出于反复的原谅、怜悯或亲子关系的考量,甚至是出于亲友或家族之中的压力等)。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面对公众的何以“数次搁置”离婚事宜的质疑,不得不指出是因担心“安全问题”以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而在笔者所接触的德国精英家庭的家暴中,被受害者迟迟不愿报警,则是基于担心孩子的成长心理、以及踏入政坛的施害者丈夫的声誉。

尤其复杂的是:家庭暴力常常涉及不同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而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的立场都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科学常识有助于了解:为什么马金瑜及扎西都先后指证/回应当地存在其所目睹的家暴事件(保姆),但贵德县随后发布的官方调查却堪称“完美”,甚至出现与马金瑜指证截然不同的、相关“证人”及当事人针对家暴现象矢口否认的局面。

正因家暴问题如此难以伸张正义,德国社会学者们呼吁,应进行广泛的科学讨论以及针对具体个案加深了解。其中,科学辩论的目的在于“社会授权”,即产生并普及知识,以有效减少及预防家暴、并对受害者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在马金瑜事件中,不管是从爱情婚姻角度指责其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女文艺青年”,还是从其背负的电商微店经营债务角度质疑其出发点,都对家暴问题本身于事无补。而从物质环境、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嘲笑其跨阶层恋爱的“失败”,则更是落入了“伪女权主义”的陷阱:在那里,女权自动与资本、市场相迎合,或以并肩于男性的个人高薪为单一成功标志,而这恰恰就是父权制体系所期待的叙事规范。

2. 现有法律体系是否能解决家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国与韩国均属于仅次于欧英美等地的准先进地带,并且中国为意义深远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举办地。这折射了家暴问题所牵涉的关键点,即现有法律体系针对受害人的保护是否迅速而到位?

在拉姆事件中,尽管拉姆及姐姐卓玛多次向警方报警,但警方一直将其当作“家务事”处理,并未对施暴人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而当其带着伤势向当地妇联求助时,据卓玛声称,也因“其他女性的情况更糟”而未得到任何积极回应。

在马金瑜事件的微博之下,也有家暴受害者分享个人经历:当地妇联面对家暴投诉的建议是“调解”或由受害者“起诉离婚”;而当其不堪骚扰报警时,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出警速度会很慢”,“不出人命就不管”。

而在最近发生的韩国郑仁虐童案中,尽管托儿所老师、养父母的邻居、儿科医生均主动报警,但警方在调查时候都轻信养父母的说辞,既没有立案调查,也没有对幼童采取任何分离监护措施,而这最终导致年仅16个月的小郑仁在遍体伤痕中,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痛苦悲惨地死去。

这种种惨痛的教训表明,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和睦气氛)的公权力或需进一步警醒:家暴问题首先是刑事犯罪问题;在此前提之下迅速介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庇护,则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步骤。这也正如拉姆去世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所言:“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一项国家意志”。

而就德国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而言,首先亦是经过女性跨党派议员团体的大力推动,终使家暴问题于2002年由“家庭私事”(Privatangelegenheit)上升为刑事犯罪。其主要是基于宪法第二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在此基础之上,警察鼓励受害者或目击者勇敢拨打110报警,并会迅速抵达现场评估暴力行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如直接拘留肇事者,或直接将其驱逐离家数日并禁止返回;某些联邦州还可由警察直接签发暂时性接触接近禁令。这使得受害者能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寻求咨询建议,譬如寻求当地救助中心的庇护或申请进一步民事保护,或要求检方立案并提起刑事诉讼。

除报警之外,受害者也可直接向妇女庇护所、受害者支持组织(如“白指环 Weisser Ring”)等寻求帮助。此外,“女性家暴”等热线电话提供365天、多达17种语言的免费咨询,并出于安全目的采取保密方式。尽管如此,“妇女之家”等公益救助收容机构仍供不应求、且存在城乡分布不均的情况。2019年底德国政府承诺,今后四年内将继续为妇女救援机构与咨询机构提供1.02亿欧元资金。

由此可见,反家暴机制需要社会整体提高关注,并进行大量精力财力的投资,同时也需要法律体系与社会力量共同着力。而据中国反家暴领域截至2020年底的观察,现阶段中国在面对家暴问题时,尚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证据过高且由法院签发、强制报告制度囿于乡土习俗难以实现、警察缺乏专业培训等问题;甚至因地域限制或有关部门与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联网,而导致家暴庇护中心出现空置的局面。这一方面使拉姆等急切寻求庇护的受害者无处躲藏,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宝贵的资源浪费,凸显出当前反家暴机制的系统性、链条性缺失。

3. 马金瑜事件是单一父权制性别压迫吗?

即使社会反家暴机制能对受害者提供有效庇护或隔离,社会仍需深入分析具体个案,以了解施暴的真实原因并进行预防。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通过按时间主轴梳理各种媒体报道,对比夫妻双方说辞等,不难发现,其不应简单归咎于父权制权力体系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性别压迫,而在于与扶贫、草原生态相交织的,嵌入多重动态与张力的特殊情态网。

从享有声誉的女记者与淳朴的高原养蜂人之间的一见钟情,到结合之后定居草原共同开发扶助当地土特产等扶贫项目,马金瑜与扎西之间显然共存过纯净的爱情与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平等而独立的两性关系并不存在永久性倾向的权力支配型结构。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因质量标准而引发争吵乃至推搡,显然属于较为常见的“伴侣情境式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或“情节侵犯冲突行为”(situativ übergriffiges Konfliktverhalten);而在这种模式中,暴力行动代表事实纠纷与口头争辩的升级,男女双方均可沦为中轻度暴力的受害者。

但是,随着高原传统与商业文明的各种冲突、扶贫项目的经营不善,以及车祸带来的长子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等艰难问题,根据马金瑜的单方面自述,不难观察到,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中,“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动态似乎朝着不对称的权力支配的单向结构不断恶化。但即使双方在当前生活处境极度困窘的情况之下,仍不约而同地表明愿承担债务,并均愿负担起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说明两人在相互指控的家庭暴力之外,均未丧失一定层面的真诚人性及道德责任感。而这进一步表明:“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升级,往往与其挫折艰难的特殊生活状况有关。

基于此,马金瑜事件曝光之后,无论是其朋友圈通过众筹等方式迅速解决其债务问题,还是采访记者们对扎西一方的解释性主权的客观尊重,均属于社会力量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扶持与关注的有效干预手段。与常见的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目击者甚至拒绝举报等陈旧积习相比,正是此种具备迅速行动力的向善力量,或将促使更多处于黑暗地带的家暴问题越来越勇敢地进入阳光领域,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监督。

因此,从该意义而言,马金瑜事件可谓是以“社会授权”而达成的反家暴机制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恰似一记惊蛰的春雷,惊发起更广泛的社会觉醒,并且也促使大家深深记住:善良而又勇敢的拉姆为生活所付出的坚韧努力、小郑仁天使一样欢快而又纯真的笑意,以及草原上马金瑜与扎西初识时,那散发着香气的、属于爱情本身的样子。而这一切,或许正是值得我们人类共同悉心呵护的珍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分享到:

马金瑜事件、女权主义与社会反家暴机制

发布日期:2021-03-09 07:18
摘要: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需要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



 | 吕恒君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德国柏林通过议会表决,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全民节假日。这是特立独行的柏林在联邦德国首领的全民节假日,其意义在于:“女权即人权”的社会人文思想,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协作与推行。

全民节假日亦意味着多元层次的思考性:譬如,针对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常被归咎于父权制结构体系。但事实上,男性与儿童同样也会沦为家暴牺牲品。譬如最近由《另一个拉姆》所引起广泛关注的名记者马金瑜家暴事件中,男主角扎西也同样自述遭到女方的家暴。

因此,在又一个已逾百年的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正如马金瑜本人在《金瑜,还是那个金瑜》中清醒有力的认知——“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域和族群”,德国反家暴学者与警方咨询公文也普遍认为:家暴事件并非某地域、某族群、某文化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与经济阶层、教育程度等没有必然联系。而在笔者亲身接触过的家暴事件中,既包括精英式德国联邦议员家庭,也包含来自中产阶层的韩国-台湾留日学生的联姻。

其次,家暴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当前伴侣关系。从离婚之后多次报警、仍遭前夫在直播镜头之前追踪烧死的“网红”拉姆,到婚内携子投奔好友、消失沉默三年的名记者马金瑜,以及在幼儿园老师及邻居多次干预下仍遭养父母虐待致死的韩国郑仁案,深刻共映了家庭暴力对于社会广泛的伤害。比起质疑受害者的种种不完美或不机智,其中更值得迫切关注的,显然应该在于:社会该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家暴运作机制?

1. 家暴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家庭暴力并非孤立性事件,它的发生与持续恰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依托,并且暴力手段也是复杂及多方面的。针对女性家暴领域而言,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布尔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国际公约。根据其定义,女性在身体、精神(心理与情感)、性关系、经济、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遭受的威胁与伤害,都应属于家暴领域。

中国面对传统文化及国情,在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暂时只将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纳入家暴概念。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仍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因此,当名记者马金瑜打破沉默、以另一个惨烈的拉姆自比,使得家暴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进一步进入舆论视野,这首先是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

同时,正如中国妇联在统计中所指出,家暴执法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这是因为:在特定关系环境中,暴力链之中的人们已经形成特殊的情感关系与纽带(譬如出于反复的原谅、怜悯或亲子关系的考量,甚至是出于亲友或家族之中的压力等)。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面对公众的何以“数次搁置”离婚事宜的质疑,不得不指出是因担心“安全问题”以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而在笔者所接触的德国精英家庭的家暴中,被受害者迟迟不愿报警,则是基于担心孩子的成长心理、以及踏入政坛的施害者丈夫的声誉。

尤其复杂的是:家庭暴力常常涉及不同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而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的立场都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科学常识有助于了解:为什么马金瑜及扎西都先后指证/回应当地存在其所目睹的家暴事件(保姆),但贵德县随后发布的官方调查却堪称“完美”,甚至出现与马金瑜指证截然不同的、相关“证人”及当事人针对家暴现象矢口否认的局面。

正因家暴问题如此难以伸张正义,德国社会学者们呼吁,应进行广泛的科学讨论以及针对具体个案加深了解。其中,科学辩论的目的在于“社会授权”,即产生并普及知识,以有效减少及预防家暴、并对受害者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在马金瑜事件中,不管是从爱情婚姻角度指责其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女文艺青年”,还是从其背负的电商微店经营债务角度质疑其出发点,都对家暴问题本身于事无补。而从物质环境、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嘲笑其跨阶层恋爱的“失败”,则更是落入了“伪女权主义”的陷阱:在那里,女权自动与资本、市场相迎合,或以并肩于男性的个人高薪为单一成功标志,而这恰恰就是父权制体系所期待的叙事规范。

2. 现有法律体系是否能解决家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国与韩国均属于仅次于欧英美等地的准先进地带,并且中国为意义深远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举办地。这折射了家暴问题所牵涉的关键点,即现有法律体系针对受害人的保护是否迅速而到位?

在拉姆事件中,尽管拉姆及姐姐卓玛多次向警方报警,但警方一直将其当作“家务事”处理,并未对施暴人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而当其带着伤势向当地妇联求助时,据卓玛声称,也因“其他女性的情况更糟”而未得到任何积极回应。

在马金瑜事件的微博之下,也有家暴受害者分享个人经历:当地妇联面对家暴投诉的建议是“调解”或由受害者“起诉离婚”;而当其不堪骚扰报警时,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出警速度会很慢”,“不出人命就不管”。

而在最近发生的韩国郑仁虐童案中,尽管托儿所老师、养父母的邻居、儿科医生均主动报警,但警方在调查时候都轻信养父母的说辞,既没有立案调查,也没有对幼童采取任何分离监护措施,而这最终导致年仅16个月的小郑仁在遍体伤痕中,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痛苦悲惨地死去。

这种种惨痛的教训表明,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和睦气氛)的公权力或需进一步警醒:家暴问题首先是刑事犯罪问题;在此前提之下迅速介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庇护,则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步骤。这也正如拉姆去世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所言:“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一项国家意志”。

而就德国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而言,首先亦是经过女性跨党派议员团体的大力推动,终使家暴问题于2002年由“家庭私事”(Privatangelegenheit)上升为刑事犯罪。其主要是基于宪法第二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在此基础之上,警察鼓励受害者或目击者勇敢拨打110报警,并会迅速抵达现场评估暴力行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如直接拘留肇事者,或直接将其驱逐离家数日并禁止返回;某些联邦州还可由警察直接签发暂时性接触接近禁令。这使得受害者能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寻求咨询建议,譬如寻求当地救助中心的庇护或申请进一步民事保护,或要求检方立案并提起刑事诉讼。

除报警之外,受害者也可直接向妇女庇护所、受害者支持组织(如“白指环 Weisser Ring”)等寻求帮助。此外,“女性家暴”等热线电话提供365天、多达17种语言的免费咨询,并出于安全目的采取保密方式。尽管如此,“妇女之家”等公益救助收容机构仍供不应求、且存在城乡分布不均的情况。2019年底德国政府承诺,今后四年内将继续为妇女救援机构与咨询机构提供1.02亿欧元资金。

由此可见,反家暴机制需要社会整体提高关注,并进行大量精力财力的投资,同时也需要法律体系与社会力量共同着力。而据中国反家暴领域截至2020年底的观察,现阶段中国在面对家暴问题时,尚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证据过高且由法院签发、强制报告制度囿于乡土习俗难以实现、警察缺乏专业培训等问题;甚至因地域限制或有关部门与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联网,而导致家暴庇护中心出现空置的局面。这一方面使拉姆等急切寻求庇护的受害者无处躲藏,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宝贵的资源浪费,凸显出当前反家暴机制的系统性、链条性缺失。

3. 马金瑜事件是单一父权制性别压迫吗?

即使社会反家暴机制能对受害者提供有效庇护或隔离,社会仍需深入分析具体个案,以了解施暴的真实原因并进行预防。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通过按时间主轴梳理各种媒体报道,对比夫妻双方说辞等,不难发现,其不应简单归咎于父权制权力体系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性别压迫,而在于与扶贫、草原生态相交织的,嵌入多重动态与张力的特殊情态网。

从享有声誉的女记者与淳朴的高原养蜂人之间的一见钟情,到结合之后定居草原共同开发扶助当地土特产等扶贫项目,马金瑜与扎西之间显然共存过纯净的爱情与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平等而独立的两性关系并不存在永久性倾向的权力支配型结构。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因质量标准而引发争吵乃至推搡,显然属于较为常见的“伴侣情境式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或“情节侵犯冲突行为”(situativ übergriffiges Konfliktverhalten);而在这种模式中,暴力行动代表事实纠纷与口头争辩的升级,男女双方均可沦为中轻度暴力的受害者。

但是,随着高原传统与商业文明的各种冲突、扶贫项目的经营不善,以及车祸带来的长子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等艰难问题,根据马金瑜的单方面自述,不难观察到,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中,“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动态似乎朝着不对称的权力支配的单向结构不断恶化。但即使双方在当前生活处境极度困窘的情况之下,仍不约而同地表明愿承担债务,并均愿负担起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说明两人在相互指控的家庭暴力之外,均未丧失一定层面的真诚人性及道德责任感。而这进一步表明:“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升级,往往与其挫折艰难的特殊生活状况有关。

基于此,马金瑜事件曝光之后,无论是其朋友圈通过众筹等方式迅速解决其债务问题,还是采访记者们对扎西一方的解释性主权的客观尊重,均属于社会力量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扶持与关注的有效干预手段。与常见的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目击者甚至拒绝举报等陈旧积习相比,正是此种具备迅速行动力的向善力量,或将促使更多处于黑暗地带的家暴问题越来越勇敢地进入阳光领域,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监督。

因此,从该意义而言,马金瑜事件可谓是以“社会授权”而达成的反家暴机制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恰似一记惊蛰的春雷,惊发起更广泛的社会觉醒,并且也促使大家深深记住:善良而又勇敢的拉姆为生活所付出的坚韧努力、小郑仁天使一样欢快而又纯真的笑意,以及草原上马金瑜与扎西初识时,那散发着香气的、属于爱情本身的样子。而这一切,或许正是值得我们人类共同悉心呵护的珍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需要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



 | 吕恒君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德国柏林通过议会表决,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全民节假日。这是特立独行的柏林在联邦德国首领的全民节假日,其意义在于:“女权即人权”的社会人文思想,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协作与推行。

全民节假日亦意味着多元层次的思考性:譬如,针对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常被归咎于父权制结构体系。但事实上,男性与儿童同样也会沦为家暴牺牲品。譬如最近由《另一个拉姆》所引起广泛关注的名记者马金瑜家暴事件中,男主角扎西也同样自述遭到女方的家暴。

因此,在又一个已逾百年的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正如马金瑜本人在《金瑜,还是那个金瑜》中清醒有力的认知——“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域和族群”,德国反家暴学者与警方咨询公文也普遍认为:家暴事件并非某地域、某族群、某文化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与经济阶层、教育程度等没有必然联系。而在笔者亲身接触过的家暴事件中,既包括精英式德国联邦议员家庭,也包含来自中产阶层的韩国-台湾留日学生的联姻。

其次,家暴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当前伴侣关系。从离婚之后多次报警、仍遭前夫在直播镜头之前追踪烧死的“网红”拉姆,到婚内携子投奔好友、消失沉默三年的名记者马金瑜,以及在幼儿园老师及邻居多次干预下仍遭养父母虐待致死的韩国郑仁案,深刻共映了家庭暴力对于社会广泛的伤害。比起质疑受害者的种种不完美或不机智,其中更值得迫切关注的,显然应该在于:社会该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家暴运作机制?

1. 家暴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家庭暴力并非孤立性事件,它的发生与持续恰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依托,并且暴力手段也是复杂及多方面的。针对女性家暴领域而言,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布尔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国际公约。根据其定义,女性在身体、精神(心理与情感)、性关系、经济、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遭受的威胁与伤害,都应属于家暴领域。

中国面对传统文化及国情,在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暂时只将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纳入家暴概念。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仍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因此,当名记者马金瑜打破沉默、以另一个惨烈的拉姆自比,使得家暴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进一步进入舆论视野,这首先是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

同时,正如中国妇联在统计中所指出,家暴执法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这是因为:在特定关系环境中,暴力链之中的人们已经形成特殊的情感关系与纽带(譬如出于反复的原谅、怜悯或亲子关系的考量,甚至是出于亲友或家族之中的压力等)。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面对公众的何以“数次搁置”离婚事宜的质疑,不得不指出是因担心“安全问题”以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而在笔者所接触的德国精英家庭的家暴中,被受害者迟迟不愿报警,则是基于担心孩子的成长心理、以及踏入政坛的施害者丈夫的声誉。

尤其复杂的是:家庭暴力常常涉及不同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而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的立场都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科学常识有助于了解:为什么马金瑜及扎西都先后指证/回应当地存在其所目睹的家暴事件(保姆),但贵德县随后发布的官方调查却堪称“完美”,甚至出现与马金瑜指证截然不同的、相关“证人”及当事人针对家暴现象矢口否认的局面。

正因家暴问题如此难以伸张正义,德国社会学者们呼吁,应进行广泛的科学讨论以及针对具体个案加深了解。其中,科学辩论的目的在于“社会授权”,即产生并普及知识,以有效减少及预防家暴、并对受害者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在马金瑜事件中,不管是从爱情婚姻角度指责其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女文艺青年”,还是从其背负的电商微店经营债务角度质疑其出发点,都对家暴问题本身于事无补。而从物质环境、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嘲笑其跨阶层恋爱的“失败”,则更是落入了“伪女权主义”的陷阱:在那里,女权自动与资本、市场相迎合,或以并肩于男性的个人高薪为单一成功标志,而这恰恰就是父权制体系所期待的叙事规范。

2. 现有法律体系是否能解决家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国与韩国均属于仅次于欧英美等地的准先进地带,并且中国为意义深远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举办地。这折射了家暴问题所牵涉的关键点,即现有法律体系针对受害人的保护是否迅速而到位?

在拉姆事件中,尽管拉姆及姐姐卓玛多次向警方报警,但警方一直将其当作“家务事”处理,并未对施暴人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而当其带着伤势向当地妇联求助时,据卓玛声称,也因“其他女性的情况更糟”而未得到任何积极回应。

在马金瑜事件的微博之下,也有家暴受害者分享个人经历:当地妇联面对家暴投诉的建议是“调解”或由受害者“起诉离婚”;而当其不堪骚扰报警时,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出警速度会很慢”,“不出人命就不管”。

而在最近发生的韩国郑仁虐童案中,尽管托儿所老师、养父母的邻居、儿科医生均主动报警,但警方在调查时候都轻信养父母的说辞,既没有立案调查,也没有对幼童采取任何分离监护措施,而这最终导致年仅16个月的小郑仁在遍体伤痕中,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痛苦悲惨地死去。

这种种惨痛的教训表明,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和睦气氛)的公权力或需进一步警醒:家暴问题首先是刑事犯罪问题;在此前提之下迅速介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庇护,则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步骤。这也正如拉姆去世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所言:“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一项国家意志”。

而就德国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而言,首先亦是经过女性跨党派议员团体的大力推动,终使家暴问题于2002年由“家庭私事”(Privatangelegenheit)上升为刑事犯罪。其主要是基于宪法第二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在此基础之上,警察鼓励受害者或目击者勇敢拨打110报警,并会迅速抵达现场评估暴力行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如直接拘留肇事者,或直接将其驱逐离家数日并禁止返回;某些联邦州还可由警察直接签发暂时性接触接近禁令。这使得受害者能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寻求咨询建议,譬如寻求当地救助中心的庇护或申请进一步民事保护,或要求检方立案并提起刑事诉讼。

除报警之外,受害者也可直接向妇女庇护所、受害者支持组织(如“白指环 Weisser Ring”)等寻求帮助。此外,“女性家暴”等热线电话提供365天、多达17种语言的免费咨询,并出于安全目的采取保密方式。尽管如此,“妇女之家”等公益救助收容机构仍供不应求、且存在城乡分布不均的情况。2019年底德国政府承诺,今后四年内将继续为妇女救援机构与咨询机构提供1.02亿欧元资金。

由此可见,反家暴机制需要社会整体提高关注,并进行大量精力财力的投资,同时也需要法律体系与社会力量共同着力。而据中国反家暴领域截至2020年底的观察,现阶段中国在面对家暴问题时,尚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证据过高且由法院签发、强制报告制度囿于乡土习俗难以实现、警察缺乏专业培训等问题;甚至因地域限制或有关部门与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联网,而导致家暴庇护中心出现空置的局面。这一方面使拉姆等急切寻求庇护的受害者无处躲藏,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宝贵的资源浪费,凸显出当前反家暴机制的系统性、链条性缺失。

3. 马金瑜事件是单一父权制性别压迫吗?

即使社会反家暴机制能对受害者提供有效庇护或隔离,社会仍需深入分析具体个案,以了解施暴的真实原因并进行预防。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通过按时间主轴梳理各种媒体报道,对比夫妻双方说辞等,不难发现,其不应简单归咎于父权制权力体系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性别压迫,而在于与扶贫、草原生态相交织的,嵌入多重动态与张力的特殊情态网。

从享有声誉的女记者与淳朴的高原养蜂人之间的一见钟情,到结合之后定居草原共同开发扶助当地土特产等扶贫项目,马金瑜与扎西之间显然共存过纯净的爱情与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平等而独立的两性关系并不存在永久性倾向的权力支配型结构。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因质量标准而引发争吵乃至推搡,显然属于较为常见的“伴侣情境式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或“情节侵犯冲突行为”(situativ übergriffiges Konfliktverhalten);而在这种模式中,暴力行动代表事实纠纷与口头争辩的升级,男女双方均可沦为中轻度暴力的受害者。

但是,随着高原传统与商业文明的各种冲突、扶贫项目的经营不善,以及车祸带来的长子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等艰难问题,根据马金瑜的单方面自述,不难观察到,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中,“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动态似乎朝着不对称的权力支配的单向结构不断恶化。但即使双方在当前生活处境极度困窘的情况之下,仍不约而同地表明愿承担债务,并均愿负担起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说明两人在相互指控的家庭暴力之外,均未丧失一定层面的真诚人性及道德责任感。而这进一步表明:“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升级,往往与其挫折艰难的特殊生活状况有关。

基于此,马金瑜事件曝光之后,无论是其朋友圈通过众筹等方式迅速解决其债务问题,还是采访记者们对扎西一方的解释性主权的客观尊重,均属于社会力量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扶持与关注的有效干预手段。与常见的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目击者甚至拒绝举报等陈旧积习相比,正是此种具备迅速行动力的向善力量,或将促使更多处于黑暗地带的家暴问题越来越勇敢地进入阳光领域,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监督。

因此,从该意义而言,马金瑜事件可谓是以“社会授权”而达成的反家暴机制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恰似一记惊蛰的春雷,惊发起更广泛的社会觉醒,并且也促使大家深深记住:善良而又勇敢的拉姆为生活所付出的坚韧努力、小郑仁天使一样欢快而又纯真的笑意,以及草原上马金瑜与扎西初识时,那散发着香气的、属于爱情本身的样子。而这一切,或许正是值得我们人类共同悉心呵护的珍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读者评论
OR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
最新资讯
OR
+
广告
OR
MORE +

关闭
特别推荐
OR
+
最新资讯
MORE +

马金瑜事件、女权主义与社会反家暴机制

发布日期:2021-03-09 07:18
摘要: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需要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



 | 吕恒君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德国柏林通过议会表决,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全民节假日。这是特立独行的柏林在联邦德国首领的全民节假日,其意义在于:“女权即人权”的社会人文思想,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协作与推行。

全民节假日亦意味着多元层次的思考性:譬如,针对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常被归咎于父权制结构体系。但事实上,男性与儿童同样也会沦为家暴牺牲品。譬如最近由《另一个拉姆》所引起广泛关注的名记者马金瑜家暴事件中,男主角扎西也同样自述遭到女方的家暴。

因此,在又一个已逾百年的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基于反家暴机制所倡导的“科学”与“社会政治”角度,客观深入地剖析马金瑜事件及其交织折射的复杂现象,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正如马金瑜本人在《金瑜,还是那个金瑜》中清醒有力的认知——“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域和族群”,德国反家暴学者与警方咨询公文也普遍认为:家暴事件并非某地域、某族群、某文化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与经济阶层、教育程度等没有必然联系。而在笔者亲身接触过的家暴事件中,既包括精英式德国联邦议员家庭,也包含来自中产阶层的韩国-台湾留日学生的联姻。

其次,家暴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当前伴侣关系。从离婚之后多次报警、仍遭前夫在直播镜头之前追踪烧死的“网红”拉姆,到婚内携子投奔好友、消失沉默三年的名记者马金瑜,以及在幼儿园老师及邻居多次干预下仍遭养父母虐待致死的韩国郑仁案,深刻共映了家庭暴力对于社会广泛的伤害。比起质疑受害者的种种不完美或不机智,其中更值得迫切关注的,显然应该在于:社会该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家暴运作机制?

1. 家暴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家庭暴力并非孤立性事件,它的发生与持续恰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依托,并且暴力手段也是复杂及多方面的。针对女性家暴领域而言,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布尔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国际公约。根据其定义,女性在身体、精神(心理与情感)、性关系、经济、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遭受的威胁与伤害,都应属于家暴领域。

中国面对传统文化及国情,在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暂时只将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纳入家暴概念。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仍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因此,当名记者马金瑜打破沉默、以另一个惨烈的拉姆自比,使得家暴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进一步进入舆论视野,这首先是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

同时,正如中国妇联在统计中所指出,家暴执法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这是因为:在特定关系环境中,暴力链之中的人们已经形成特殊的情感关系与纽带(譬如出于反复的原谅、怜悯或亲子关系的考量,甚至是出于亲友或家族之中的压力等)。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面对公众的何以“数次搁置”离婚事宜的质疑,不得不指出是因担心“安全问题”以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而在笔者所接触的德国精英家庭的家暴中,被受害者迟迟不愿报警,则是基于担心孩子的成长心理、以及踏入政坛的施害者丈夫的声誉。

尤其复杂的是:家庭暴力常常涉及不同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而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的立场都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科学常识有助于了解:为什么马金瑜及扎西都先后指证/回应当地存在其所目睹的家暴事件(保姆),但贵德县随后发布的官方调查却堪称“完美”,甚至出现与马金瑜指证截然不同的、相关“证人”及当事人针对家暴现象矢口否认的局面。

正因家暴问题如此难以伸张正义,德国社会学者们呼吁,应进行广泛的科学讨论以及针对具体个案加深了解。其中,科学辩论的目的在于“社会授权”,即产生并普及知识,以有效减少及预防家暴、并对受害者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在马金瑜事件中,不管是从爱情婚姻角度指责其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女文艺青年”,还是从其背负的电商微店经营债务角度质疑其出发点,都对家暴问题本身于事无补。而从物质环境、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嘲笑其跨阶层恋爱的“失败”,则更是落入了“伪女权主义”的陷阱:在那里,女权自动与资本、市场相迎合,或以并肩于男性的个人高薪为单一成功标志,而这恰恰就是父权制体系所期待的叙事规范。

2. 现有法律体系是否能解决家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国与韩国均属于仅次于欧英美等地的准先进地带,并且中国为意义深远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举办地。这折射了家暴问题所牵涉的关键点,即现有法律体系针对受害人的保护是否迅速而到位?

在拉姆事件中,尽管拉姆及姐姐卓玛多次向警方报警,但警方一直将其当作“家务事”处理,并未对施暴人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而当其带着伤势向当地妇联求助时,据卓玛声称,也因“其他女性的情况更糟”而未得到任何积极回应。

在马金瑜事件的微博之下,也有家暴受害者分享个人经历:当地妇联面对家暴投诉的建议是“调解”或由受害者“起诉离婚”;而当其不堪骚扰报警时,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出警速度会很慢”,“不出人命就不管”。

而在最近发生的韩国郑仁虐童案中,尽管托儿所老师、养父母的邻居、儿科医生均主动报警,但警方在调查时候都轻信养父母的说辞,既没有立案调查,也没有对幼童采取任何分离监护措施,而这最终导致年仅16个月的小郑仁在遍体伤痕中,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痛苦悲惨地死去。

这种种惨痛的教训表明,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和睦气氛)的公权力或需进一步警醒:家暴问题首先是刑事犯罪问题;在此前提之下迅速介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庇护,则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步骤。这也正如拉姆去世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所言:“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一项国家意志”。

而就德国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而言,首先亦是经过女性跨党派议员团体的大力推动,终使家暴问题于2002年由“家庭私事”(Privatangelegenheit)上升为刑事犯罪。其主要是基于宪法第二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在此基础之上,警察鼓励受害者或目击者勇敢拨打110报警,并会迅速抵达现场评估暴力行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如直接拘留肇事者,或直接将其驱逐离家数日并禁止返回;某些联邦州还可由警察直接签发暂时性接触接近禁令。这使得受害者能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安心寻求咨询建议,譬如寻求当地救助中心的庇护或申请进一步民事保护,或要求检方立案并提起刑事诉讼。

除报警之外,受害者也可直接向妇女庇护所、受害者支持组织(如“白指环 Weisser Ring”)等寻求帮助。此外,“女性家暴”等热线电话提供365天、多达17种语言的免费咨询,并出于安全目的采取保密方式。尽管如此,“妇女之家”等公益救助收容机构仍供不应求、且存在城乡分布不均的情况。2019年底德国政府承诺,今后四年内将继续为妇女救援机构与咨询机构提供1.02亿欧元资金。

由此可见,反家暴机制需要社会整体提高关注,并进行大量精力财力的投资,同时也需要法律体系与社会力量共同着力。而据中国反家暴领域截至2020年底的观察,现阶段中国在面对家暴问题时,尚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证据过高且由法院签发、强制报告制度囿于乡土习俗难以实现、警察缺乏专业培训等问题;甚至因地域限制或有关部门与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联网,而导致家暴庇护中心出现空置的局面。这一方面使拉姆等急切寻求庇护的受害者无处躲藏,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宝贵的资源浪费,凸显出当前反家暴机制的系统性、链条性缺失。

3. 马金瑜事件是单一父权制性别压迫吗?

即使社会反家暴机制能对受害者提供有效庇护或隔离,社会仍需深入分析具体个案,以了解施暴的真实原因并进行预防。以马金瑜事件为例,通过按时间主轴梳理各种媒体报道,对比夫妻双方说辞等,不难发现,其不应简单归咎于父权制权力体系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性别压迫,而在于与扶贫、草原生态相交织的,嵌入多重动态与张力的特殊情态网。

从享有声誉的女记者与淳朴的高原养蜂人之间的一见钟情,到结合之后定居草原共同开发扶助当地土特产等扶贫项目,马金瑜与扎西之间显然共存过纯净的爱情与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平等而独立的两性关系并不存在永久性倾向的权力支配型结构。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因质量标准而引发争吵乃至推搡,显然属于较为常见的“伴侣情境式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或“情节侵犯冲突行为”(situativ übergriffiges Konfliktverhalten);而在这种模式中,暴力行动代表事实纠纷与口头争辩的升级,男女双方均可沦为中轻度暴力的受害者。

但是,随着高原传统与商业文明的各种冲突、扶贫项目的经营不善,以及车祸带来的长子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等艰难问题,根据马金瑜的单方面自述,不难观察到,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中,“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动态似乎朝着不对称的权力支配的单向结构不断恶化。但即使双方在当前生活处境极度困窘的情况之下,仍不约而同地表明愿承担债务,并均愿负担起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说明两人在相互指控的家庭暴力之外,均未丧失一定层面的真诚人性及道德责任感。而这进一步表明:“伴侣情境式暴力”的升级,往往与其挫折艰难的特殊生活状况有关。

基于此,马金瑜事件曝光之后,无论是其朋友圈通过众筹等方式迅速解决其债务问题,还是采访记者们对扎西一方的解释性主权的客观尊重,均属于社会力量对家暴受害者进行扶持与关注的有效干预手段。与常见的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目击者甚至拒绝举报等陈旧积习相比,正是此种具备迅速行动力的向善力量,或将促使更多处于黑暗地带的家暴问题越来越勇敢地进入阳光领域,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监督。

因此,从该意义而言,马金瑜事件可谓是以“社会授权”而达成的反家暴机制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恰似一记惊蛰的春雷,惊发起更广泛的社会觉醒,并且也促使大家深深记住:善良而又勇敢的拉姆为生活所付出的坚韧努力、小郑仁天使一样欢快而又纯真的笑意,以及草原上马金瑜与扎西初识时,那散发着香气的、属于爱情本身的样子。而这一切,或许正是值得我们人类共同悉心呵护的珍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读者评论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社会与文化频道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