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



 | 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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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国全国人大正在讨论修改的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官方都对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法提出了强烈异议,这又引发了世界舆论的集中报道。

客观地讲,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而且香港回归后的现实情况,和当年比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全国人大进行了这次修法,一些后续问题并未解决,必须继续加以跟进。

修法是落实邓小平遗训

在世界舆论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报道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是:“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是否违背‘一国两制’?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但不少国际媒体不知道的是:“爱国者治港”恰恰是邓小平本人的公开遗训,它所代表的正是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开立场,因此不能说是“违背‘一国两制’”。

上周,中国全国人大方面在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所作的说明中说: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些话当年都曾经公开发表过,只是在回归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说明上一般都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提法,因为这样在宣传上简洁明了,而没有把邓小平后半句话的意思放进去。因此,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正确表述实际上应该是:一国两制,爱国港人治港。

而且,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中国中央政府也一直在重点落实“港人治港”。笔者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记得当时中央内部甚至发文规定:中央政府各部委、国内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不得越过中央港澳办自行和香港特区政府发生官方联系,也不得在香港设立任何自己的官方机构。至今为止,内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设立机构的,各地机构都是按照公司注册方式在港注册并从事商务活动,中央和各地也不在香港执法。但这一切,完全不意味着“爱国者治港”的管制方式不存在或无效。因为当时“港人治港”在实践中运行基本正常,这使得它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两者并不矛盾;而近年以来的实践,尤其在2019年香港风波发生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恢复香港爱国者治港管制原则本来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对这部法律未来可能的修改就已经有所考虑,并做了重要安排。

因为当时谁都没有操作过海外环境下“一国两制”的实践,未来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料,于是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条文时,邓小平确定了对法律条文重原则而轻细节的规则,目的是把问题留在将来的实践中解决。已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许崇德生前曾向笔者介绍,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邓小平告诉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对我有利”。邓小平这种前瞻性的考虑和安排,为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埋下了伏笔。

虽然关于如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传说目前有很多,但中国全国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正式法律条文尚未公布。不过根据各种资讯来源,今天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循着下列方向进行的:

最核心是在香港曾经参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的变化。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并大大增大其权力范围,使之成为香港政治生活中新的、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之一。

选举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提名、选举和产生;通过对立法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等方式,确保未来四分之三以上的立法会成员由该机构选举出来。

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目前网传包括200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笔者认为,按照对选举委员会职能的规定,有可能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选举委员会需要有自己可靠的核心成员,否则无法履职。

总之,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未来政治中将成为最有实权的核心机构之一,它规定香港政治的特质,并成为香港政治的定海神针。

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淘汰掉其中绝大部分人在香港政界的职位。至于在当今历史背景下何人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这应该分两个层次,也就是民间说的爱国和“爱党”两个层次。爱国的标准,邓小平当年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爱党的标准。笔者认为,在香港地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情况,可以不要求爱党,但对政治人物来说有几点还是需要的:执行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指示和指令;不公开攻击和谩骂执政党;不和外国官方机构一起做不利中央、香港和执政党的事;对中央政府有意见和不满,可以循正常渠道反映。

当然,根据目前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各类资讯,民主派未来在香港立法会中仍然会有部分名额,因为毕竟这是香港。但笔者认为,其数量应该会在立法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下。

海外有舆论认为,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将让北京把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风险降到最低水平。这恰恰是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本意。

以后的后续问题

不过,在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修改完成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仍然有后续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特首的产生问题。在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产生的新的选举委员会,实际上主要解决的是未来立法会成员的资格审查、选举比例和人员组成的政治风险问题,但未来香港特首的资格审查、提名和产生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问题很有妥善解决的必要。

而且,这个问题和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发展状况的责任承担密切相关。

还有中央政府内部需要明确、调整和协调的问题。根据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修改,产生了新的选举委员会,它对香港政治的实际权力显著大过香港中联办。这个委员会,尤其是它的负责人未来对谁负责?中联办,中央政府直属还是特区政府?这是问题的核心,必须有明确结论。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有难度的。

另外,香港民众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有什么反应?香港《基本法》的一条原则是,让港人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普选;香港人100多年所受的教育对普选的理念就更是如此。但由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际,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现在进行了修法,香港社会和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需要认真观察并需要加以应对的问题。

最后,国际社会对此次修法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性质的反应。目前欧盟和美国已经公开做出表态:欧盟是希望中国不要修法,美国的反应则是强烈批评。下一步人大通过修法后,欧美会不会有实际行动?例如会不会有制裁之类的行动发生。一些东盟国家的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有抗议,正常;关键是会不会有实际性的行动。他们判断认为不会有,仅会有“姿态”。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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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落实邓小平的香港遗训及后续问题

发布日期:2021-03-09 06:41
摘要: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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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国全国人大正在讨论修改的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官方都对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法提出了强烈异议,这又引发了世界舆论的集中报道。

客观地讲,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而且香港回归后的现实情况,和当年比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全国人大进行了这次修法,一些后续问题并未解决,必须继续加以跟进。

修法是落实邓小平遗训

在世界舆论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报道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是:“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是否违背‘一国两制’?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但不少国际媒体不知道的是:“爱国者治港”恰恰是邓小平本人的公开遗训,它所代表的正是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开立场,因此不能说是“违背‘一国两制’”。

上周,中国全国人大方面在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所作的说明中说: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些话当年都曾经公开发表过,只是在回归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说明上一般都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提法,因为这样在宣传上简洁明了,而没有把邓小平后半句话的意思放进去。因此,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正确表述实际上应该是:一国两制,爱国港人治港。

而且,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中国中央政府也一直在重点落实“港人治港”。笔者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记得当时中央内部甚至发文规定:中央政府各部委、国内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不得越过中央港澳办自行和香港特区政府发生官方联系,也不得在香港设立任何自己的官方机构。至今为止,内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设立机构的,各地机构都是按照公司注册方式在港注册并从事商务活动,中央和各地也不在香港执法。但这一切,完全不意味着“爱国者治港”的管制方式不存在或无效。因为当时“港人治港”在实践中运行基本正常,这使得它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两者并不矛盾;而近年以来的实践,尤其在2019年香港风波发生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恢复香港爱国者治港管制原则本来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对这部法律未来可能的修改就已经有所考虑,并做了重要安排。

因为当时谁都没有操作过海外环境下“一国两制”的实践,未来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料,于是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条文时,邓小平确定了对法律条文重原则而轻细节的规则,目的是把问题留在将来的实践中解决。已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许崇德生前曾向笔者介绍,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邓小平告诉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对我有利”。邓小平这种前瞻性的考虑和安排,为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埋下了伏笔。

虽然关于如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传说目前有很多,但中国全国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正式法律条文尚未公布。不过根据各种资讯来源,今天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循着下列方向进行的:

最核心是在香港曾经参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的变化。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并大大增大其权力范围,使之成为香港政治生活中新的、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之一。

选举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提名、选举和产生;通过对立法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等方式,确保未来四分之三以上的立法会成员由该机构选举出来。

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目前网传包括200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笔者认为,按照对选举委员会职能的规定,有可能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选举委员会需要有自己可靠的核心成员,否则无法履职。

总之,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未来政治中将成为最有实权的核心机构之一,它规定香港政治的特质,并成为香港政治的定海神针。

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淘汰掉其中绝大部分人在香港政界的职位。至于在当今历史背景下何人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这应该分两个层次,也就是民间说的爱国和“爱党”两个层次。爱国的标准,邓小平当年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爱党的标准。笔者认为,在香港地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情况,可以不要求爱党,但对政治人物来说有几点还是需要的:执行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指示和指令;不公开攻击和谩骂执政党;不和外国官方机构一起做不利中央、香港和执政党的事;对中央政府有意见和不满,可以循正常渠道反映。

当然,根据目前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各类资讯,民主派未来在香港立法会中仍然会有部分名额,因为毕竟这是香港。但笔者认为,其数量应该会在立法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下。

海外有舆论认为,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将让北京把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风险降到最低水平。这恰恰是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本意。

以后的后续问题

不过,在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修改完成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仍然有后续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特首的产生问题。在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产生的新的选举委员会,实际上主要解决的是未来立法会成员的资格审查、选举比例和人员组成的政治风险问题,但未来香港特首的资格审查、提名和产生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问题很有妥善解决的必要。

而且,这个问题和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发展状况的责任承担密切相关。

还有中央政府内部需要明确、调整和协调的问题。根据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修改,产生了新的选举委员会,它对香港政治的实际权力显著大过香港中联办。这个委员会,尤其是它的负责人未来对谁负责?中联办,中央政府直属还是特区政府?这是问题的核心,必须有明确结论。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有难度的。

另外,香港民众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有什么反应?香港《基本法》的一条原则是,让港人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普选;香港人100多年所受的教育对普选的理念就更是如此。但由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际,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现在进行了修法,香港社会和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需要认真观察并需要加以应对的问题。

最后,国际社会对此次修法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性质的反应。目前欧盟和美国已经公开做出表态:欧盟是希望中国不要修法,美国的反应则是强烈批评。下一步人大通过修法后,欧美会不会有实际行动?例如会不会有制裁之类的行动发生。一些东盟国家的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有抗议,正常;关键是会不会有实际性的行动。他们判断认为不会有,仅会有“姿态”。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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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国全国人大正在讨论修改的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官方都对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法提出了强烈异议,这又引发了世界舆论的集中报道。

客观地讲,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而且香港回归后的现实情况,和当年比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全国人大进行了这次修法,一些后续问题并未解决,必须继续加以跟进。

修法是落实邓小平遗训

在世界舆论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报道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是:“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是否违背‘一国两制’?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但不少国际媒体不知道的是:“爱国者治港”恰恰是邓小平本人的公开遗训,它所代表的正是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开立场,因此不能说是“违背‘一国两制’”。

上周,中国全国人大方面在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所作的说明中说: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些话当年都曾经公开发表过,只是在回归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说明上一般都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提法,因为这样在宣传上简洁明了,而没有把邓小平后半句话的意思放进去。因此,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正确表述实际上应该是:一国两制,爱国港人治港。

而且,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中国中央政府也一直在重点落实“港人治港”。笔者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记得当时中央内部甚至发文规定:中央政府各部委、国内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不得越过中央港澳办自行和香港特区政府发生官方联系,也不得在香港设立任何自己的官方机构。至今为止,内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设立机构的,各地机构都是按照公司注册方式在港注册并从事商务活动,中央和各地也不在香港执法。但这一切,完全不意味着“爱国者治港”的管制方式不存在或无效。因为当时“港人治港”在实践中运行基本正常,这使得它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两者并不矛盾;而近年以来的实践,尤其在2019年香港风波发生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恢复香港爱国者治港管制原则本来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对这部法律未来可能的修改就已经有所考虑,并做了重要安排。

因为当时谁都没有操作过海外环境下“一国两制”的实践,未来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料,于是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条文时,邓小平确定了对法律条文重原则而轻细节的规则,目的是把问题留在将来的实践中解决。已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许崇德生前曾向笔者介绍,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邓小平告诉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对我有利”。邓小平这种前瞻性的考虑和安排,为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埋下了伏笔。

虽然关于如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传说目前有很多,但中国全国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正式法律条文尚未公布。不过根据各种资讯来源,今天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循着下列方向进行的:

最核心是在香港曾经参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的变化。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并大大增大其权力范围,使之成为香港政治生活中新的、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之一。

选举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提名、选举和产生;通过对立法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等方式,确保未来四分之三以上的立法会成员由该机构选举出来。

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目前网传包括200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笔者认为,按照对选举委员会职能的规定,有可能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选举委员会需要有自己可靠的核心成员,否则无法履职。

总之,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未来政治中将成为最有实权的核心机构之一,它规定香港政治的特质,并成为香港政治的定海神针。

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淘汰掉其中绝大部分人在香港政界的职位。至于在当今历史背景下何人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这应该分两个层次,也就是民间说的爱国和“爱党”两个层次。爱国的标准,邓小平当年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爱党的标准。笔者认为,在香港地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情况,可以不要求爱党,但对政治人物来说有几点还是需要的:执行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指示和指令;不公开攻击和谩骂执政党;不和外国官方机构一起做不利中央、香港和执政党的事;对中央政府有意见和不满,可以循正常渠道反映。

当然,根据目前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各类资讯,民主派未来在香港立法会中仍然会有部分名额,因为毕竟这是香港。但笔者认为,其数量应该会在立法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下。

海外有舆论认为,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将让北京把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风险降到最低水平。这恰恰是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本意。

以后的后续问题

不过,在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修改完成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仍然有后续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特首的产生问题。在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产生的新的选举委员会,实际上主要解决的是未来立法会成员的资格审查、选举比例和人员组成的政治风险问题,但未来香港特首的资格审查、提名和产生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问题很有妥善解决的必要。

而且,这个问题和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发展状况的责任承担密切相关。

还有中央政府内部需要明确、调整和协调的问题。根据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修改,产生了新的选举委员会,它对香港政治的实际权力显著大过香港中联办。这个委员会,尤其是它的负责人未来对谁负责?中联办,中央政府直属还是特区政府?这是问题的核心,必须有明确结论。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有难度的。

另外,香港民众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有什么反应?香港《基本法》的一条原则是,让港人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普选;香港人100多年所受的教育对普选的理念就更是如此。但由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际,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现在进行了修法,香港社会和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需要认真观察并需要加以应对的问题。

最后,国际社会对此次修法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性质的反应。目前欧盟和美国已经公开做出表态:欧盟是希望中国不要修法,美国的反应则是强烈批评。下一步人大通过修法后,欧美会不会有实际行动?例如会不会有制裁之类的行动发生。一些东盟国家的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有抗议,正常;关键是会不会有实际性的行动。他们判断认为不会有,仅会有“姿态”。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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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落实邓小平的香港遗训及后续问题

发布日期:2021-03-09 06:41
摘要: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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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国全国人大正在讨论修改的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官方都对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法提出了强烈异议,这又引发了世界舆论的集中报道。

客观地讲,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本身就是在落实当年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遗训;而且香港回归后的现实情况,和当年比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全国人大进行了这次修法,一些后续问题并未解决,必须继续加以跟进。

修法是落实邓小平遗训

在世界舆论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报道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是:“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是否违背‘一国两制’?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但不少国际媒体不知道的是:“爱国者治港”恰恰是邓小平本人的公开遗训,它所代表的正是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开立场,因此不能说是“违背‘一国两制’”。

上周,中国全国人大方面在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所作的说明中说: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些话当年都曾经公开发表过,只是在回归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外说明上一般都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提法,因为这样在宣传上简洁明了,而没有把邓小平后半句话的意思放进去。因此,香港回归后管制方式的正确表述实际上应该是:一国两制,爱国港人治港。

而且,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中国中央政府也一直在重点落实“港人治港”。笔者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记得当时中央内部甚至发文规定:中央政府各部委、国内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不得越过中央港澳办自行和香港特区政府发生官方联系,也不得在香港设立任何自己的官方机构。至今为止,内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设立机构的,各地机构都是按照公司注册方式在港注册并从事商务活动,中央和各地也不在香港执法。但这一切,完全不意味着“爱国者治港”的管制方式不存在或无效。因为当时“港人治港”在实践中运行基本正常,这使得它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两者并不矛盾;而近年以来的实践,尤其在2019年香港风波发生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恢复香港爱国者治港管制原则本来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对这部法律未来可能的修改就已经有所考虑,并做了重要安排。

因为当时谁都没有操作过海外环境下“一国两制”的实践,未来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料,于是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条文时,邓小平确定了对法律条文重原则而轻细节的规则,目的是把问题留在将来的实践中解决。已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许崇德生前曾向笔者介绍,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邓小平告诉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对我有利”。邓小平这种前瞻性的考虑和安排,为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埋下了伏笔。

虽然关于如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传说目前有很多,但中国全国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正式法律条文尚未公布。不过根据各种资讯来源,今天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循着下列方向进行的:

最核心是在香港曾经参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的变化。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并大大增大其权力范围,使之成为香港政治生活中新的、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之一。

选举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提名、选举和产生;通过对立法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等方式,确保未来四分之三以上的立法会成员由该机构选举出来。

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目前网传包括200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笔者认为,按照对选举委员会职能的规定,有可能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选举委员会需要有自己可靠的核心成员,否则无法履职。

总之,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未来政治中将成为最有实权的核心机构之一,它规定香港政治的特质,并成为香港政治的定海神针。

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淘汰掉其中绝大部分人在香港政界的职位。至于在当今历史背景下何人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这应该分两个层次,也就是民间说的爱国和“爱党”两个层次。爱国的标准,邓小平当年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爱党的标准。笔者认为,在香港地区考虑到历史和现实情况,可以不要求爱党,但对政治人物来说有几点还是需要的:执行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指示和指令;不公开攻击和谩骂执政党;不和外国官方机构一起做不利中央、香港和执政党的事;对中央政府有意见和不满,可以循正常渠道反映。

当然,根据目前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各类资讯,民主派未来在香港立法会中仍然会有部分名额,因为毕竟这是香港。但笔者认为,其数量应该会在立法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下。

海外有舆论认为,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将让北京把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风险降到最低水平。这恰恰是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本意。

以后的后续问题

不过,在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律修改完成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仍然有后续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特首的产生问题。在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产生的新的选举委员会,实际上主要解决的是未来立法会成员的资格审查、选举比例和人员组成的政治风险问题,但未来香港特首的资格审查、提名和产生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问题很有妥善解决的必要。

而且,这个问题和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发展状况的责任承担密切相关。

还有中央政府内部需要明确、调整和协调的问题。根据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条文的修改,产生了新的选举委员会,它对香港政治的实际权力显著大过香港中联办。这个委员会,尤其是它的负责人未来对谁负责?中联办,中央政府直属还是特区政府?这是问题的核心,必须有明确结论。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有难度的。

另外,香港民众对此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有什么反应?香港《基本法》的一条原则是,让港人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成员的普选;香港人100多年所受的教育对普选的理念就更是如此。但由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际,尤其是2019年香港发生的风波,现在进行了修法,香港社会和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需要认真观察并需要加以应对的问题。

最后,国际社会对此次修法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性质的反应。目前欧盟和美国已经公开做出表态:欧盟是希望中国不要修法,美国的反应则是强烈批评。下一步人大通过修法后,欧美会不会有实际行动?例如会不会有制裁之类的行动发生。一些东盟国家的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有抗议,正常;关键是会不会有实际性的行动。他们判断认为不会有,仅会有“姿态”。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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