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华大学教授吴国胜接受采访,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



 | 采访者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我们对科学与科技的信任,但这种信任背后,其实蕴含着着科学家与教育者在此方面的长期努力。同时,对于正处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科学与科学史又是内涵丰富的重大话题,尤其是,科学、科学史与中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等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带着相关问题,FT中文网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请他畅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等话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如今社会上人们对于科学史和技术史,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近些年来随着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科技力量的提升,科技史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您看来,科技史服务的对象是谁?科技史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技史其实是一个小学科,一个边缘学科,历史并不长。诞生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博士生,所以这个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就更是边缘了。

中国过去对于科技史采取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弘扬爱国主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所以在中国它和国际科技史界的估法很不一样。如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过去这种落后的面貌和落后心态,科技史界也在采纳越来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科学。

科学史主要的功能和角色,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准确地说是理解科学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它强调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怎么做科学,比如解题、解方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个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怎么来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幸福等等。

所以,在科学史的功能方面,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世界第一的荣誉。如今,我们的目标变成了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在高等院校中,服务于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专科、专业教育的模式,即“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螺丝钉”的教育模式。如今看来,这种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些匠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眼光比较狭窄,而现代科学本身也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两面一体中来回变迁的。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科学史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可以帮助沟通科学与人文,沟通文科和理科,而且在本科通识教育层面上,多学一点科学史,也是有益处的,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这就是它第一个最经典的功能——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二点是,科学史有利于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科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中国人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中国在整个东西方博弈和竞争的过程中都处于下风,老大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外来的威胁,所以来自西方的科学就变成了“夷之长技”。那时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把科学变成了工具。因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如今这种科学观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这种科学观虽然短期来说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看来,其实存在着消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在科学上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科学和科学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本着功利主义眼光,就会使得科学走不远也走不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民族从上到下,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史你会知道,任何科学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它其实需要有文化土壤的滋养。一个民族如果不提供科学发展的土壤,就不能帮助科学家飞得很高,走得很远。因此我认为,如今的科学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功能,一是为大学通识教育服务,二是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科学理解水平。这与过去科学史的功能大不相同。这使得科学史这门弱小的边缘学科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目前科学史的基本概况。

记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近现代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科学。那么如何对中国的科学史进行断代?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阶段,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阶段?

吴国盛:中国古代科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知道科学这回事。20世纪初期第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理工学人,有感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发觉需要振兴国人的精神,所以他们相继用西方的标准来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气。比如第一批留学生胡适和冯友兰就创造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学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中国科学史也是由一批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竺可桢、叶企孙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科学只是一个嫁接的概念,是由西方强势的科学框架,加上中国特殊的爱国主义需求,创造出来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30年间,这个纲领有着很好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因此也成立了许多机构,比如中科院的科学史所,还有许多高校里成立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到200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打捞,比对其哪些部分与西方的科学比较接近,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比如与李约瑟的作品相对应的,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集大成作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些做法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概念都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物理学呢?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互感互通。然而今天的物理学描绘的却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世界,我们称为自然界。物理学的词根就是指的自然学。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自然概念的。没有自然的概念怎么会有物理学呢?没有物理学这回事,应该怎么去书写物理学史呢?所以物理学史就往往被写成了机械技术史,把度量衡、秤砣、天平、水车、磨坊等林林总总的机械技术,都统统归类到了物理学层面。其实中国科学史很难单独成立,因此我们通常很少看到单纯的中国科学史,往往都是把科学史和技术史合称“科技史”。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与当今的通识教育脱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理科学科其实与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学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对于在理工院系学习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并不能达到提高其科学人文素养、理解科学的目的。

如今,我们想要发展科技史,更多地是要回到西方,重新回到科学的源头,回到科学的故乡。刚才你提到如何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确定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整体看来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科学实践,断代总的来说意义不大。

记者:您提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土壤,那么您认为,如何培养科学文化的土壤?如何才能让人们走出工具理性思维?

吴国盛:首先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追踪科学的来龙去脉,追踪科学的历史由来,以增强人们理解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以此来改变大家对科学的片面的看法。

记者:如今我们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历史上看,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经常会出现高度的融合。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吴国盛: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二者被统称为科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当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科技改变生活的延续。

如今,由于技术多由科学引导,因此技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技术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无限的逻辑,不会服从于现实的需求。传统的技术往往都服从于人们现实的需求,而如今科学化的技术,就变成了用于创造需求的技术,也就是说,不再被动地等待人们需求,而是主动地创造一些可能性。比如手机过去就是用来接打电话的,而现在电话功能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发展。同样,互联网诞生初期也是为了通讯,没想到它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的经济模式,这都是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些特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其实是对过去200年发展的一种延续,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一些传统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出现还会引起社会分层,以及社会形态、经济模式的改变。从我们科学史家的角度看,广义来看,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用技术进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过去每个时代核心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生命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一种完全质的变化?

吴国盛:对,一般来讲,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革命性。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关头。但其实你回过头看,也许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新鲜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本的,很多模式在过去一二百年内都已经奠定了。当然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对某些个别的新技术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就是你刚提到那几种,我们总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的技术。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国盛:现在也不大好评价,但从过去一年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为人类对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它是病毒,是流行性病毒,是可以通过疫苗等方式控制的,所以它在我们看来就不是新鲜事物。可能它传播的路径、方式、范围出人意料,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可以归到我们过去的认知范围之内。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疫苗也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不会给整个科技发展造成质的改变。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几十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哪些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观察的?

吴国盛:很难说。科学史家不是算命,不是预言家,而且相反要提醒大家,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在1945年原子弹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早在1937年左右,核物理学就已经诞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链式反应,发现了可以通过轰击原子核来获取能量。但在1937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卢瑟福等,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将核能转变为可以应用的能量。但在二战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时隔不久,原子弹就诞生了。另外,人们通常会有忽然的新发现。所以我很难预言未来80年哪些科技会是优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完全没办法预言的。我认为连科学家都没法预言。科学家最多能预言个5年,10年都够呛,更不要说未来100年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说,如果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其实也不一定要挑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要加强基础的科技研究并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

吴国盛: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不能总是一窝蜂,看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这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是一个不成熟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做。小国就像小船,转头也比较容易,转向也比较容易,可以说哪个热就做哪个,因为它的资源、财力、人力有限。而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整体的布局,也不应因为哪些热,就一窝蜂全国都做这个。因为那样做是有很大坏处的,万一没做出来,接下来的转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说的很对,未来一种健康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夯实基础,然后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因为我们人多,这边不行那边行,总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在来看,可以说科学方面连诺贝尔奖的突破都没有,屠呦呦获奖还是文革时期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还没有诺贝尔科学奖诞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还在过分追风,追热点,追实用,没有夯实基础学科的底子。

记者:您觉得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以及科技史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这方面还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吴国盛:跟国外相比,中国的科学史家可以说用武之地更大一些。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之中,所以他们的科学史家的社会需求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或者说没有我们的科学史家使命那么艰巨,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体制,所以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别人也不会特别低看它,也不会特别高看它。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的氛围是比较恶劣的,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是分科体制,是专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家在中国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对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科学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科学的术语、文化、传统,他们自己都很熟悉,不需要专门去给他们讲解。比方说他们讲的基督教和上帝,他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压根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定律啊,为什么叫定律啊?这个law和法律的law是什么关系啊?在中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建构,而在西方就比较容易。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人的公众科学素养未必比中国人高多少,但在一些科学方法、科学的文化含义方面,西方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整体较弱,所以科学史家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家,其实肩负着比西方科学史家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严峻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弥补中国科学家在过去一百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在西方国家,很多科学史家需要完成的事情,科学家就已经完成了。比如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直都在履行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空白的,很多科学家只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顾。所以在社会层面,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洞,需要科学史家去弥补。当然这也不是科学史家一家的事情。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学史家,特别是在今天,肩负着比西方同行们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更加严峻的文化使命。

记者:我们知道您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的科学博物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划,以及这个博物馆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吴国盛:大家知道,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泊来品,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是先天不发达的。20世纪以后,中国陆陆续续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50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博物馆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被用来弘扬现代社会的某种事业、某种理想、某种信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中国大地上最多的博物馆是革命博物馆,然后是历史博物馆,或者考古博物馆。最近几十年,艺术博物馆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西方国家博物馆最大的类别科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比较晚的。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科技馆,那就是中国科技馆。所以第一,我们强调中国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第二,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是比较片面的。什么叫片面呢?在西方,科学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种是自然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动物、植物、矿物的标本。第二种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制品和工业产品。第三种是科学中心,没有收藏,主要就是互动展品。目前看来,中国全国各地的科技馆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即科学中心模式,是没有历史收藏的。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少量的自然博物馆,有大量的科技馆即科学中心,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这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国家科学博物馆来记载中国人民过去200年学习西方科学的历程。那些文物都丢失了。洋务运动时期开的矿山、办的工厂、修的铁路,原件差不多全部丢失。中国第一代的纺纱纺织厂,第一代的肥皂、火柴等民生日用品制造厂的初期实物,也都全部丢失了。目前只在东北存有少量遗迹,代表着日本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现在沈阳有一家中国工业博物馆,但东西非常少,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实际上完全当不起这个“中国”这个称号。而在北京地区,没有一家综合的科技工业博物馆,但有一些专科的,如汽车、航空航天、铁道,尤其铁道博物馆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中国目前实际上缺乏一家综合性的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其实就是来弥补空白的。我们将会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的综合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也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理科又有工科,见证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发展,所以非常适合来创办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来填补空白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将会以历史为线索。因为清华大学基本上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来操办这个事,还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和优势的。

目前我们科学博物馆的主建筑还没有开始建设。我估计会在四年之后建起来。我们的馆建在清华大学校内,展厅面积大概会达到6000-7000平方米。在全国范围来看,算中大型博物馆。我们的内容将会涉及清华理工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会用于展示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源。我们现在碰到的一项艰巨的困难,就是我们创办博物馆的时候是白手起家,是零收藏,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在整个博物馆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法律上到现在都没有定义什么叫科学博物馆,什么叫科技文物。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科技馆,都是没有库房的,因为它们不收藏。中国科技馆也好,上海科技馆也好,都没有库房,东西用完了,损耗了就扔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现在要从收藏开始。首先是在校内收藏,然后是号召社会捐赠,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要到海外去收购。海外有些古玩市场,会有科技类的文物,所以首先收藏的任务会比较重。

其次是,我们五年以后就要开展,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布展。在博物馆大楼没盖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在校内有几个临时展厅。目前我们正在展出的有两个展览。第一个叫做“百年器象”,也就是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第二个叫做“神机妙算”,也叫计算器具历史展。目前我们的三个展厅一共安排了两个展览,但因为在疫情期间,校外的观众进不来,现在我们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当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情况好转之后,当校外的人能进来时,我们也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展览和通常的科技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收藏的科技馆。比如在我们的计算机展厅里,就会有很多旧计算机,有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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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中国科学史家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

发布日期:2021-03-01 09:42
摘要:清华大学教授吴国胜接受采访,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



 | 采访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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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我们对科学与科技的信任,但这种信任背后,其实蕴含着着科学家与教育者在此方面的长期努力。同时,对于正处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科学与科学史又是内涵丰富的重大话题,尤其是,科学、科学史与中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等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带着相关问题,FT中文网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请他畅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等话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如今社会上人们对于科学史和技术史,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近些年来随着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科技力量的提升,科技史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您看来,科技史服务的对象是谁?科技史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技史其实是一个小学科,一个边缘学科,历史并不长。诞生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博士生,所以这个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就更是边缘了。

中国过去对于科技史采取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弘扬爱国主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所以在中国它和国际科技史界的估法很不一样。如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过去这种落后的面貌和落后心态,科技史界也在采纳越来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科学。

科学史主要的功能和角色,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准确地说是理解科学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它强调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怎么做科学,比如解题、解方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个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怎么来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幸福等等。

所以,在科学史的功能方面,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世界第一的荣誉。如今,我们的目标变成了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在高等院校中,服务于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专科、专业教育的模式,即“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螺丝钉”的教育模式。如今看来,这种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些匠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眼光比较狭窄,而现代科学本身也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两面一体中来回变迁的。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科学史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可以帮助沟通科学与人文,沟通文科和理科,而且在本科通识教育层面上,多学一点科学史,也是有益处的,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这就是它第一个最经典的功能——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二点是,科学史有利于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科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中国人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中国在整个东西方博弈和竞争的过程中都处于下风,老大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外来的威胁,所以来自西方的科学就变成了“夷之长技”。那时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把科学变成了工具。因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如今这种科学观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这种科学观虽然短期来说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看来,其实存在着消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在科学上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科学和科学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本着功利主义眼光,就会使得科学走不远也走不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民族从上到下,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史你会知道,任何科学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它其实需要有文化土壤的滋养。一个民族如果不提供科学发展的土壤,就不能帮助科学家飞得很高,走得很远。因此我认为,如今的科学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功能,一是为大学通识教育服务,二是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科学理解水平。这与过去科学史的功能大不相同。这使得科学史这门弱小的边缘学科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目前科学史的基本概况。

记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近现代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科学。那么如何对中国的科学史进行断代?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阶段,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阶段?

吴国盛:中国古代科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知道科学这回事。20世纪初期第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理工学人,有感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发觉需要振兴国人的精神,所以他们相继用西方的标准来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气。比如第一批留学生胡适和冯友兰就创造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学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中国科学史也是由一批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竺可桢、叶企孙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科学只是一个嫁接的概念,是由西方强势的科学框架,加上中国特殊的爱国主义需求,创造出来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30年间,这个纲领有着很好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因此也成立了许多机构,比如中科院的科学史所,还有许多高校里成立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到200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打捞,比对其哪些部分与西方的科学比较接近,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比如与李约瑟的作品相对应的,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集大成作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些做法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概念都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物理学呢?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互感互通。然而今天的物理学描绘的却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世界,我们称为自然界。物理学的词根就是指的自然学。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自然概念的。没有自然的概念怎么会有物理学呢?没有物理学这回事,应该怎么去书写物理学史呢?所以物理学史就往往被写成了机械技术史,把度量衡、秤砣、天平、水车、磨坊等林林总总的机械技术,都统统归类到了物理学层面。其实中国科学史很难单独成立,因此我们通常很少看到单纯的中国科学史,往往都是把科学史和技术史合称“科技史”。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与当今的通识教育脱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理科学科其实与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学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对于在理工院系学习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并不能达到提高其科学人文素养、理解科学的目的。

如今,我们想要发展科技史,更多地是要回到西方,重新回到科学的源头,回到科学的故乡。刚才你提到如何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确定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整体看来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科学实践,断代总的来说意义不大。

记者:您提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土壤,那么您认为,如何培养科学文化的土壤?如何才能让人们走出工具理性思维?

吴国盛:首先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追踪科学的来龙去脉,追踪科学的历史由来,以增强人们理解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以此来改变大家对科学的片面的看法。

记者:如今我们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历史上看,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经常会出现高度的融合。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吴国盛: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二者被统称为科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当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科技改变生活的延续。

如今,由于技术多由科学引导,因此技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技术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无限的逻辑,不会服从于现实的需求。传统的技术往往都服从于人们现实的需求,而如今科学化的技术,就变成了用于创造需求的技术,也就是说,不再被动地等待人们需求,而是主动地创造一些可能性。比如手机过去就是用来接打电话的,而现在电话功能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发展。同样,互联网诞生初期也是为了通讯,没想到它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的经济模式,这都是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些特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其实是对过去200年发展的一种延续,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一些传统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出现还会引起社会分层,以及社会形态、经济模式的改变。从我们科学史家的角度看,广义来看,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用技术进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过去每个时代核心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生命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一种完全质的变化?

吴国盛:对,一般来讲,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革命性。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关头。但其实你回过头看,也许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新鲜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本的,很多模式在过去一二百年内都已经奠定了。当然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对某些个别的新技术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就是你刚提到那几种,我们总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的技术。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国盛:现在也不大好评价,但从过去一年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为人类对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它是病毒,是流行性病毒,是可以通过疫苗等方式控制的,所以它在我们看来就不是新鲜事物。可能它传播的路径、方式、范围出人意料,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可以归到我们过去的认知范围之内。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疫苗也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不会给整个科技发展造成质的改变。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几十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哪些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观察的?

吴国盛:很难说。科学史家不是算命,不是预言家,而且相反要提醒大家,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在1945年原子弹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早在1937年左右,核物理学就已经诞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链式反应,发现了可以通过轰击原子核来获取能量。但在1937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卢瑟福等,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将核能转变为可以应用的能量。但在二战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时隔不久,原子弹就诞生了。另外,人们通常会有忽然的新发现。所以我很难预言未来80年哪些科技会是优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完全没办法预言的。我认为连科学家都没法预言。科学家最多能预言个5年,10年都够呛,更不要说未来100年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说,如果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其实也不一定要挑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要加强基础的科技研究并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

吴国盛: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不能总是一窝蜂,看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这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是一个不成熟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做。小国就像小船,转头也比较容易,转向也比较容易,可以说哪个热就做哪个,因为它的资源、财力、人力有限。而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整体的布局,也不应因为哪些热,就一窝蜂全国都做这个。因为那样做是有很大坏处的,万一没做出来,接下来的转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说的很对,未来一种健康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夯实基础,然后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因为我们人多,这边不行那边行,总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在来看,可以说科学方面连诺贝尔奖的突破都没有,屠呦呦获奖还是文革时期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还没有诺贝尔科学奖诞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还在过分追风,追热点,追实用,没有夯实基础学科的底子。

记者:您觉得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以及科技史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这方面还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吴国盛:跟国外相比,中国的科学史家可以说用武之地更大一些。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之中,所以他们的科学史家的社会需求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或者说没有我们的科学史家使命那么艰巨,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体制,所以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别人也不会特别低看它,也不会特别高看它。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的氛围是比较恶劣的,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是分科体制,是专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家在中国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对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科学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科学的术语、文化、传统,他们自己都很熟悉,不需要专门去给他们讲解。比方说他们讲的基督教和上帝,他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压根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定律啊,为什么叫定律啊?这个law和法律的law是什么关系啊?在中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建构,而在西方就比较容易。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人的公众科学素养未必比中国人高多少,但在一些科学方法、科学的文化含义方面,西方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整体较弱,所以科学史家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家,其实肩负着比西方科学史家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严峻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弥补中国科学家在过去一百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在西方国家,很多科学史家需要完成的事情,科学家就已经完成了。比如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直都在履行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空白的,很多科学家只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顾。所以在社会层面,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洞,需要科学史家去弥补。当然这也不是科学史家一家的事情。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学史家,特别是在今天,肩负着比西方同行们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更加严峻的文化使命。

记者:我们知道您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的科学博物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划,以及这个博物馆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吴国盛:大家知道,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泊来品,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是先天不发达的。20世纪以后,中国陆陆续续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50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博物馆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被用来弘扬现代社会的某种事业、某种理想、某种信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中国大地上最多的博物馆是革命博物馆,然后是历史博物馆,或者考古博物馆。最近几十年,艺术博物馆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西方国家博物馆最大的类别科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比较晚的。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科技馆,那就是中国科技馆。所以第一,我们强调中国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第二,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是比较片面的。什么叫片面呢?在西方,科学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种是自然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动物、植物、矿物的标本。第二种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制品和工业产品。第三种是科学中心,没有收藏,主要就是互动展品。目前看来,中国全国各地的科技馆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即科学中心模式,是没有历史收藏的。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少量的自然博物馆,有大量的科技馆即科学中心,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这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国家科学博物馆来记载中国人民过去200年学习西方科学的历程。那些文物都丢失了。洋务运动时期开的矿山、办的工厂、修的铁路,原件差不多全部丢失。中国第一代的纺纱纺织厂,第一代的肥皂、火柴等民生日用品制造厂的初期实物,也都全部丢失了。目前只在东北存有少量遗迹,代表着日本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现在沈阳有一家中国工业博物馆,但东西非常少,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实际上完全当不起这个“中国”这个称号。而在北京地区,没有一家综合的科技工业博物馆,但有一些专科的,如汽车、航空航天、铁道,尤其铁道博物馆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中国目前实际上缺乏一家综合性的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其实就是来弥补空白的。我们将会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的综合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也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理科又有工科,见证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发展,所以非常适合来创办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来填补空白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将会以历史为线索。因为清华大学基本上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来操办这个事,还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和优势的。

目前我们科学博物馆的主建筑还没有开始建设。我估计会在四年之后建起来。我们的馆建在清华大学校内,展厅面积大概会达到6000-7000平方米。在全国范围来看,算中大型博物馆。我们的内容将会涉及清华理工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会用于展示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源。我们现在碰到的一项艰巨的困难,就是我们创办博物馆的时候是白手起家,是零收藏,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在整个博物馆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法律上到现在都没有定义什么叫科学博物馆,什么叫科技文物。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科技馆,都是没有库房的,因为它们不收藏。中国科技馆也好,上海科技馆也好,都没有库房,东西用完了,损耗了就扔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现在要从收藏开始。首先是在校内收藏,然后是号召社会捐赠,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要到海外去收购。海外有些古玩市场,会有科技类的文物,所以首先收藏的任务会比较重。

其次是,我们五年以后就要开展,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布展。在博物馆大楼没盖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在校内有几个临时展厅。目前我们正在展出的有两个展览。第一个叫做“百年器象”,也就是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第二个叫做“神机妙算”,也叫计算器具历史展。目前我们的三个展厅一共安排了两个展览,但因为在疫情期间,校外的观众进不来,现在我们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当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情况好转之后,当校外的人能进来时,我们也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展览和通常的科技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收藏的科技馆。比如在我们的计算机展厅里,就会有很多旧计算机,有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清华大学教授吴国胜接受采访,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



 | 采访者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我们对科学与科技的信任,但这种信任背后,其实蕴含着着科学家与教育者在此方面的长期努力。同时,对于正处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科学与科学史又是内涵丰富的重大话题,尤其是,科学、科学史与中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等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带着相关问题,FT中文网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请他畅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等话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如今社会上人们对于科学史和技术史,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近些年来随着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科技力量的提升,科技史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您看来,科技史服务的对象是谁?科技史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技史其实是一个小学科,一个边缘学科,历史并不长。诞生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博士生,所以这个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就更是边缘了。

中国过去对于科技史采取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弘扬爱国主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所以在中国它和国际科技史界的估法很不一样。如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过去这种落后的面貌和落后心态,科技史界也在采纳越来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科学。

科学史主要的功能和角色,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准确地说是理解科学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它强调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怎么做科学,比如解题、解方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个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怎么来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幸福等等。

所以,在科学史的功能方面,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世界第一的荣誉。如今,我们的目标变成了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在高等院校中,服务于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专科、专业教育的模式,即“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螺丝钉”的教育模式。如今看来,这种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些匠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眼光比较狭窄,而现代科学本身也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两面一体中来回变迁的。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科学史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可以帮助沟通科学与人文,沟通文科和理科,而且在本科通识教育层面上,多学一点科学史,也是有益处的,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这就是它第一个最经典的功能——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二点是,科学史有利于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科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中国人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中国在整个东西方博弈和竞争的过程中都处于下风,老大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外来的威胁,所以来自西方的科学就变成了“夷之长技”。那时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把科学变成了工具。因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如今这种科学观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这种科学观虽然短期来说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看来,其实存在着消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在科学上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科学和科学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本着功利主义眼光,就会使得科学走不远也走不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民族从上到下,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史你会知道,任何科学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它其实需要有文化土壤的滋养。一个民族如果不提供科学发展的土壤,就不能帮助科学家飞得很高,走得很远。因此我认为,如今的科学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功能,一是为大学通识教育服务,二是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科学理解水平。这与过去科学史的功能大不相同。这使得科学史这门弱小的边缘学科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目前科学史的基本概况。

记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近现代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科学。那么如何对中国的科学史进行断代?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阶段,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阶段?

吴国盛:中国古代科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知道科学这回事。20世纪初期第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理工学人,有感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发觉需要振兴国人的精神,所以他们相继用西方的标准来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气。比如第一批留学生胡适和冯友兰就创造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学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中国科学史也是由一批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竺可桢、叶企孙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科学只是一个嫁接的概念,是由西方强势的科学框架,加上中国特殊的爱国主义需求,创造出来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30年间,这个纲领有着很好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因此也成立了许多机构,比如中科院的科学史所,还有许多高校里成立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到200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打捞,比对其哪些部分与西方的科学比较接近,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比如与李约瑟的作品相对应的,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集大成作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些做法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概念都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物理学呢?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互感互通。然而今天的物理学描绘的却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世界,我们称为自然界。物理学的词根就是指的自然学。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自然概念的。没有自然的概念怎么会有物理学呢?没有物理学这回事,应该怎么去书写物理学史呢?所以物理学史就往往被写成了机械技术史,把度量衡、秤砣、天平、水车、磨坊等林林总总的机械技术,都统统归类到了物理学层面。其实中国科学史很难单独成立,因此我们通常很少看到单纯的中国科学史,往往都是把科学史和技术史合称“科技史”。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与当今的通识教育脱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理科学科其实与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学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对于在理工院系学习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并不能达到提高其科学人文素养、理解科学的目的。

如今,我们想要发展科技史,更多地是要回到西方,重新回到科学的源头,回到科学的故乡。刚才你提到如何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确定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整体看来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科学实践,断代总的来说意义不大。

记者:您提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土壤,那么您认为,如何培养科学文化的土壤?如何才能让人们走出工具理性思维?

吴国盛:首先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追踪科学的来龙去脉,追踪科学的历史由来,以增强人们理解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以此来改变大家对科学的片面的看法。

记者:如今我们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历史上看,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经常会出现高度的融合。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吴国盛: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二者被统称为科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当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科技改变生活的延续。

如今,由于技术多由科学引导,因此技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技术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无限的逻辑,不会服从于现实的需求。传统的技术往往都服从于人们现实的需求,而如今科学化的技术,就变成了用于创造需求的技术,也就是说,不再被动地等待人们需求,而是主动地创造一些可能性。比如手机过去就是用来接打电话的,而现在电话功能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发展。同样,互联网诞生初期也是为了通讯,没想到它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的经济模式,这都是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些特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其实是对过去200年发展的一种延续,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一些传统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出现还会引起社会分层,以及社会形态、经济模式的改变。从我们科学史家的角度看,广义来看,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用技术进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过去每个时代核心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生命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一种完全质的变化?

吴国盛:对,一般来讲,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革命性。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关头。但其实你回过头看,也许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新鲜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本的,很多模式在过去一二百年内都已经奠定了。当然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对某些个别的新技术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就是你刚提到那几种,我们总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的技术。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国盛:现在也不大好评价,但从过去一年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为人类对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它是病毒,是流行性病毒,是可以通过疫苗等方式控制的,所以它在我们看来就不是新鲜事物。可能它传播的路径、方式、范围出人意料,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可以归到我们过去的认知范围之内。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疫苗也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不会给整个科技发展造成质的改变。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几十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哪些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观察的?

吴国盛:很难说。科学史家不是算命,不是预言家,而且相反要提醒大家,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在1945年原子弹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早在1937年左右,核物理学就已经诞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链式反应,发现了可以通过轰击原子核来获取能量。但在1937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卢瑟福等,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将核能转变为可以应用的能量。但在二战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时隔不久,原子弹就诞生了。另外,人们通常会有忽然的新发现。所以我很难预言未来80年哪些科技会是优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完全没办法预言的。我认为连科学家都没法预言。科学家最多能预言个5年,10年都够呛,更不要说未来100年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说,如果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其实也不一定要挑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要加强基础的科技研究并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

吴国盛: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不能总是一窝蜂,看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这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是一个不成熟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做。小国就像小船,转头也比较容易,转向也比较容易,可以说哪个热就做哪个,因为它的资源、财力、人力有限。而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整体的布局,也不应因为哪些热,就一窝蜂全国都做这个。因为那样做是有很大坏处的,万一没做出来,接下来的转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说的很对,未来一种健康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夯实基础,然后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因为我们人多,这边不行那边行,总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在来看,可以说科学方面连诺贝尔奖的突破都没有,屠呦呦获奖还是文革时期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还没有诺贝尔科学奖诞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还在过分追风,追热点,追实用,没有夯实基础学科的底子。

记者:您觉得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以及科技史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这方面还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吴国盛:跟国外相比,中国的科学史家可以说用武之地更大一些。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之中,所以他们的科学史家的社会需求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或者说没有我们的科学史家使命那么艰巨,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体制,所以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别人也不会特别低看它,也不会特别高看它。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的氛围是比较恶劣的,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是分科体制,是专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家在中国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对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科学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科学的术语、文化、传统,他们自己都很熟悉,不需要专门去给他们讲解。比方说他们讲的基督教和上帝,他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压根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定律啊,为什么叫定律啊?这个law和法律的law是什么关系啊?在中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建构,而在西方就比较容易。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人的公众科学素养未必比中国人高多少,但在一些科学方法、科学的文化含义方面,西方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整体较弱,所以科学史家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家,其实肩负着比西方科学史家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严峻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弥补中国科学家在过去一百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在西方国家,很多科学史家需要完成的事情,科学家就已经完成了。比如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直都在履行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空白的,很多科学家只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顾。所以在社会层面,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洞,需要科学史家去弥补。当然这也不是科学史家一家的事情。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学史家,特别是在今天,肩负着比西方同行们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更加严峻的文化使命。

记者:我们知道您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的科学博物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划,以及这个博物馆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吴国盛:大家知道,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泊来品,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是先天不发达的。20世纪以后,中国陆陆续续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50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博物馆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被用来弘扬现代社会的某种事业、某种理想、某种信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中国大地上最多的博物馆是革命博物馆,然后是历史博物馆,或者考古博物馆。最近几十年,艺术博物馆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西方国家博物馆最大的类别科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比较晚的。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科技馆,那就是中国科技馆。所以第一,我们强调中国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第二,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是比较片面的。什么叫片面呢?在西方,科学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种是自然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动物、植物、矿物的标本。第二种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制品和工业产品。第三种是科学中心,没有收藏,主要就是互动展品。目前看来,中国全国各地的科技馆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即科学中心模式,是没有历史收藏的。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少量的自然博物馆,有大量的科技馆即科学中心,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这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国家科学博物馆来记载中国人民过去200年学习西方科学的历程。那些文物都丢失了。洋务运动时期开的矿山、办的工厂、修的铁路,原件差不多全部丢失。中国第一代的纺纱纺织厂,第一代的肥皂、火柴等民生日用品制造厂的初期实物,也都全部丢失了。目前只在东北存有少量遗迹,代表着日本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现在沈阳有一家中国工业博物馆,但东西非常少,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实际上完全当不起这个“中国”这个称号。而在北京地区,没有一家综合的科技工业博物馆,但有一些专科的,如汽车、航空航天、铁道,尤其铁道博物馆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中国目前实际上缺乏一家综合性的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其实就是来弥补空白的。我们将会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的综合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也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理科又有工科,见证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发展,所以非常适合来创办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来填补空白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将会以历史为线索。因为清华大学基本上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来操办这个事,还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和优势的。

目前我们科学博物馆的主建筑还没有开始建设。我估计会在四年之后建起来。我们的馆建在清华大学校内,展厅面积大概会达到6000-7000平方米。在全国范围来看,算中大型博物馆。我们的内容将会涉及清华理工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会用于展示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源。我们现在碰到的一项艰巨的困难,就是我们创办博物馆的时候是白手起家,是零收藏,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在整个博物馆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法律上到现在都没有定义什么叫科学博物馆,什么叫科技文物。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科技馆,都是没有库房的,因为它们不收藏。中国科技馆也好,上海科技馆也好,都没有库房,东西用完了,损耗了就扔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现在要从收藏开始。首先是在校内收藏,然后是号召社会捐赠,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要到海外去收购。海外有些古玩市场,会有科技类的文物,所以首先收藏的任务会比较重。

其次是,我们五年以后就要开展,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布展。在博物馆大楼没盖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在校内有几个临时展厅。目前我们正在展出的有两个展览。第一个叫做“百年器象”,也就是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第二个叫做“神机妙算”,也叫计算器具历史展。目前我们的三个展厅一共安排了两个展览,但因为在疫情期间,校外的观众进不来,现在我们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当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情况好转之后,当校外的人能进来时,我们也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展览和通常的科技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收藏的科技馆。比如在我们的计算机展厅里,就会有很多旧计算机,有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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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中国科学史家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

发布日期:2021-03-01 09:42
摘要:清华大学教授吴国胜接受采访,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



 | 采访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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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我们对科学与科技的信任,但这种信任背后,其实蕴含着着科学家与教育者在此方面的长期努力。同时,对于正处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科学与科学史又是内涵丰富的重大话题,尤其是,科学、科学史与中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等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带着相关问题,FT中文网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请他畅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等话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如今社会上人们对于科学史和技术史,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近些年来随着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科技力量的提升,科技史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您看来,科技史服务的对象是谁?科技史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技史其实是一个小学科,一个边缘学科,历史并不长。诞生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博士生,所以这个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就更是边缘了。

中国过去对于科技史采取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弘扬爱国主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所以在中国它和国际科技史界的估法很不一样。如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过去这种落后的面貌和落后心态,科技史界也在采纳越来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科学。

科学史主要的功能和角色,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准确地说是理解科学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它强调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怎么做科学,比如解题、解方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个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怎么来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幸福等等。

所以,在科学史的功能方面,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世界第一的荣誉。如今,我们的目标变成了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在高等院校中,服务于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专科、专业教育的模式,即“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螺丝钉”的教育模式。如今看来,这种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些匠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眼光比较狭窄,而现代科学本身也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两面一体中来回变迁的。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科学史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可以帮助沟通科学与人文,沟通文科和理科,而且在本科通识教育层面上,多学一点科学史,也是有益处的,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这就是它第一个最经典的功能——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二点是,科学史有利于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科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中国人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中国在整个东西方博弈和竞争的过程中都处于下风,老大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外来的威胁,所以来自西方的科学就变成了“夷之长技”。那时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把科学变成了工具。因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如今这种科学观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这种科学观虽然短期来说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看来,其实存在着消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在科学上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科学和科学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本着功利主义眼光,就会使得科学走不远也走不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民族从上到下,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史你会知道,任何科学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它其实需要有文化土壤的滋养。一个民族如果不提供科学发展的土壤,就不能帮助科学家飞得很高,走得很远。因此我认为,如今的科学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功能,一是为大学通识教育服务,二是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科学理解水平。这与过去科学史的功能大不相同。这使得科学史这门弱小的边缘学科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目前科学史的基本概况。

记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近现代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科学。那么如何对中国的科学史进行断代?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阶段,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阶段?

吴国盛:中国古代科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知道科学这回事。20世纪初期第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理工学人,有感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发觉需要振兴国人的精神,所以他们相继用西方的标准来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气。比如第一批留学生胡适和冯友兰就创造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学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中国科学史也是由一批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竺可桢、叶企孙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科学只是一个嫁接的概念,是由西方强势的科学框架,加上中国特殊的爱国主义需求,创造出来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30年间,这个纲领有着很好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因此也成立了许多机构,比如中科院的科学史所,还有许多高校里成立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到200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打捞,比对其哪些部分与西方的科学比较接近,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比如与李约瑟的作品相对应的,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集大成作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些做法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概念都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物理学呢?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互感互通。然而今天的物理学描绘的却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世界,我们称为自然界。物理学的词根就是指的自然学。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自然概念的。没有自然的概念怎么会有物理学呢?没有物理学这回事,应该怎么去书写物理学史呢?所以物理学史就往往被写成了机械技术史,把度量衡、秤砣、天平、水车、磨坊等林林总总的机械技术,都统统归类到了物理学层面。其实中国科学史很难单独成立,因此我们通常很少看到单纯的中国科学史,往往都是把科学史和技术史合称“科技史”。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与当今的通识教育脱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理科学科其实与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学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对于在理工院系学习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并不能达到提高其科学人文素养、理解科学的目的。

如今,我们想要发展科技史,更多地是要回到西方,重新回到科学的源头,回到科学的故乡。刚才你提到如何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确定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整体看来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科学实践,断代总的来说意义不大。

记者:您提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土壤,那么您认为,如何培养科学文化的土壤?如何才能让人们走出工具理性思维?

吴国盛:首先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追踪科学的来龙去脉,追踪科学的历史由来,以增强人们理解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以此来改变大家对科学的片面的看法。

记者:如今我们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历史上看,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经常会出现高度的融合。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吴国盛: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二者被统称为科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当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科技改变生活的延续。

如今,由于技术多由科学引导,因此技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技术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无限的逻辑,不会服从于现实的需求。传统的技术往往都服从于人们现实的需求,而如今科学化的技术,就变成了用于创造需求的技术,也就是说,不再被动地等待人们需求,而是主动地创造一些可能性。比如手机过去就是用来接打电话的,而现在电话功能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发展。同样,互联网诞生初期也是为了通讯,没想到它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的经济模式,这都是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些特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其实是对过去200年发展的一种延续,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一些传统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出现还会引起社会分层,以及社会形态、经济模式的改变。从我们科学史家的角度看,广义来看,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用技术进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过去每个时代核心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生命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一种完全质的变化?

吴国盛:对,一般来讲,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革命性。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关头。但其实你回过头看,也许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新鲜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本的,很多模式在过去一二百年内都已经奠定了。当然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对某些个别的新技术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就是你刚提到那几种,我们总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的技术。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国盛:现在也不大好评价,但从过去一年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为人类对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它是病毒,是流行性病毒,是可以通过疫苗等方式控制的,所以它在我们看来就不是新鲜事物。可能它传播的路径、方式、范围出人意料,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可以归到我们过去的认知范围之内。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疫苗也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不会给整个科技发展造成质的改变。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几十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哪些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观察的?

吴国盛:很难说。科学史家不是算命,不是预言家,而且相反要提醒大家,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在1945年原子弹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早在1937年左右,核物理学就已经诞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链式反应,发现了可以通过轰击原子核来获取能量。但在1937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卢瑟福等,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将核能转变为可以应用的能量。但在二战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时隔不久,原子弹就诞生了。另外,人们通常会有忽然的新发现。所以我很难预言未来80年哪些科技会是优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完全没办法预言的。我认为连科学家都没法预言。科学家最多能预言个5年,10年都够呛,更不要说未来100年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说,如果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其实也不一定要挑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要加强基础的科技研究并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

吴国盛: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不能总是一窝蜂,看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这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是一个不成熟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做。小国就像小船,转头也比较容易,转向也比较容易,可以说哪个热就做哪个,因为它的资源、财力、人力有限。而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整体的布局,也不应因为哪些热,就一窝蜂全国都做这个。因为那样做是有很大坏处的,万一没做出来,接下来的转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说的很对,未来一种健康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夯实基础,然后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因为我们人多,这边不行那边行,总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在来看,可以说科学方面连诺贝尔奖的突破都没有,屠呦呦获奖还是文革时期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还没有诺贝尔科学奖诞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还在过分追风,追热点,追实用,没有夯实基础学科的底子。

记者:您觉得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以及科技史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这方面还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吴国盛:跟国外相比,中国的科学史家可以说用武之地更大一些。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之中,所以他们的科学史家的社会需求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或者说没有我们的科学史家使命那么艰巨,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体制,所以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别人也不会特别低看它,也不会特别高看它。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的氛围是比较恶劣的,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是分科体制,是专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家在中国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对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科学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科学的术语、文化、传统,他们自己都很熟悉,不需要专门去给他们讲解。比方说他们讲的基督教和上帝,他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压根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定律啊,为什么叫定律啊?这个law和法律的law是什么关系啊?在中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建构,而在西方就比较容易。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人的公众科学素养未必比中国人高多少,但在一些科学方法、科学的文化含义方面,西方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整体较弱,所以科学史家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家,其实肩负着比西方科学史家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严峻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弥补中国科学家在过去一百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在西方国家,很多科学史家需要完成的事情,科学家就已经完成了。比如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直都在履行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空白的,很多科学家只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顾。所以在社会层面,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洞,需要科学史家去弥补。当然这也不是科学史家一家的事情。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学史家,特别是在今天,肩负着比西方同行们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更加严峻的文化使命。

记者:我们知道您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的科学博物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划,以及这个博物馆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吴国盛:大家知道,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泊来品,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是先天不发达的。20世纪以后,中国陆陆续续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50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博物馆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被用来弘扬现代社会的某种事业、某种理想、某种信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中国大地上最多的博物馆是革命博物馆,然后是历史博物馆,或者考古博物馆。最近几十年,艺术博物馆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西方国家博物馆最大的类别科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比较晚的。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科技馆,那就是中国科技馆。所以第一,我们强调中国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第二,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是比较片面的。什么叫片面呢?在西方,科学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种是自然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动物、植物、矿物的标本。第二种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制品和工业产品。第三种是科学中心,没有收藏,主要就是互动展品。目前看来,中国全国各地的科技馆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即科学中心模式,是没有历史收藏的。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少量的自然博物馆,有大量的科技馆即科学中心,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这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国家科学博物馆来记载中国人民过去200年学习西方科学的历程。那些文物都丢失了。洋务运动时期开的矿山、办的工厂、修的铁路,原件差不多全部丢失。中国第一代的纺纱纺织厂,第一代的肥皂、火柴等民生日用品制造厂的初期实物,也都全部丢失了。目前只在东北存有少量遗迹,代表着日本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现在沈阳有一家中国工业博物馆,但东西非常少,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实际上完全当不起这个“中国”这个称号。而在北京地区,没有一家综合的科技工业博物馆,但有一些专科的,如汽车、航空航天、铁道,尤其铁道博物馆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中国目前实际上缺乏一家综合性的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其实就是来弥补空白的。我们将会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的综合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也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理科又有工科,见证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发展,所以非常适合来创办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来填补空白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将会以历史为线索。因为清华大学基本上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来操办这个事,还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和优势的。

目前我们科学博物馆的主建筑还没有开始建设。我估计会在四年之后建起来。我们的馆建在清华大学校内,展厅面积大概会达到6000-7000平方米。在全国范围来看,算中大型博物馆。我们的内容将会涉及清华理工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会用于展示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源。我们现在碰到的一项艰巨的困难,就是我们创办博物馆的时候是白手起家,是零收藏,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在整个博物馆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法律上到现在都没有定义什么叫科学博物馆,什么叫科技文物。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科技馆,都是没有库房的,因为它们不收藏。中国科技馆也好,上海科技馆也好,都没有库房,东西用完了,损耗了就扔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现在要从收藏开始。首先是在校内收藏,然后是号召社会捐赠,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要到海外去收购。海外有些古玩市场,会有科技类的文物,所以首先收藏的任务会比较重。

其次是,我们五年以后就要开展,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布展。在博物馆大楼没盖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在校内有几个临时展厅。目前我们正在展出的有两个展览。第一个叫做“百年器象”,也就是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第二个叫做“神机妙算”,也叫计算器具历史展。目前我们的三个展厅一共安排了两个展览,但因为在疫情期间,校外的观众进不来,现在我们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当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情况好转之后,当校外的人能进来时,我们也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展览和通常的科技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收藏的科技馆。比如在我们的计算机展厅里,就会有很多旧计算机,有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清华大学教授吴国胜接受采访,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



 | 采访者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我们对科学与科技的信任,但这种信任背后,其实蕴含着着科学家与教育者在此方面的长期努力。同时,对于正处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科学与科学史又是内涵丰富的重大话题,尤其是,科学、科学史与中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等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带着相关问题,FT中文网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请他畅谈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及功能、如何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如何发展中国科学博物馆业等话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如今社会上人们对于科学史和技术史,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但近些年来随着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科技力量的提升,科技史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您看来,科技史服务的对象是谁?科技史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技史其实是一个小学科,一个边缘学科,历史并不长。诞生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博士生,所以这个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就更是边缘了。

中国过去对于科技史采取了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弘扬爱国主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有多少个“世界第一”,所以在中国它和国际科技史界的估法很不一样。如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过去这种落后的面貌和落后心态,科技史界也在采纳越来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科学。

科学史主要的功能和角色,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准确地说是理解科学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它强调学习科学,不仅要学习怎么做科学,比如解题、解方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个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它是怎么来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幸福等等。

所以,在科学史的功能方面,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就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世界第一的荣誉。如今,我们的目标变成了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在高等院校中,服务于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专科、专业教育的模式,即“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螺丝钉”的教育模式。如今看来,这种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些匠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家,眼光比较狭窄,而现代科学本身也是在分化与综合的两面一体中来回变迁的。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改革中,科学史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可以帮助沟通科学与人文,沟通文科和理科,而且在本科通识教育层面上,多学一点科学史,也是有益处的,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这就是它第一个最经典的功能——起到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二点是,科学史有利于提升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科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它特别迎合了中国人近代痛苦的历史遭遇,中国在整个东西方博弈和竞争的过程中都处于下风,老大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外来的威胁,所以来自西方的科学就变成了“夷之长技”。那时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把科学变成了工具。因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如今这种科学观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这种科学观虽然短期来说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看来,其实存在着消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在科学上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科学和科学教育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本着功利主义眼光,就会使得科学走不远也走不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民族从上到下,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在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史你会知道,任何科学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就能够发展起来的,它其实需要有文化土壤的滋养。一个民族如果不提供科学发展的土壤,就不能帮助科学家飞得很高,走得很远。因此我认为,如今的科学史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功能,一是为大学通识教育服务,二是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科学理解水平。这与过去科学史的功能大不相同。这使得科学史这门弱小的边缘学科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目前科学史的基本概况。

记者: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近现代以来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科学。那么如何对中国的科学史进行断代?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阶段,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阶段?

吴国盛:中国古代科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知道科学这回事。20世纪初期第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理工学人,有感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发觉需要振兴国人的精神,所以他们相继用西方的标准来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气。比如第一批留学生胡适和冯友兰就创造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学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中国科学史也是由一批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竺可桢、叶企孙等一批老一代的科学家。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科学只是一个嫁接的概念,是由西方强势的科学框架,加上中国特殊的爱国主义需求,创造出来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30年间,这个纲领有着很好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因此也成立了许多机构,比如中科院的科学史所,还有许多高校里成立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到200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打捞,比对其哪些部分与西方的科学比较接近,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比如与李约瑟的作品相对应的,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集大成作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些做法存在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的科学,许多科学概念都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有物理学呢?中国古人讲究的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互感互通。然而今天的物理学描绘的却是一个和人没有关系的世界,我们称为自然界。物理学的词根就是指的自然学。但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自然概念的。没有自然的概念怎么会有物理学呢?没有物理学这回事,应该怎么去书写物理学史呢?所以物理学史就往往被写成了机械技术史,把度量衡、秤砣、天平、水车、磨坊等林林总总的机械技术,都统统归类到了物理学层面。其实中国科学史很难单独成立,因此我们通常很少看到单纯的中国科学史,往往都是把科学史和技术史合称“科技史”。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与当今的通识教育脱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理科学科其实与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学的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因此,对于在理工院系学习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并不能达到提高其科学人文素养、理解科学的目的。

如今,我们想要发展科技史,更多地是要回到西方,重新回到科学的源头,回到科学的故乡。刚才你提到如何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确定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整体看来其实并没有完整的科学实践,断代总的来说意义不大。

记者:您提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土壤,那么您认为,如何培养科学文化的土壤?如何才能让人们走出工具理性思维?

吴国盛:首先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追踪科学的来龙去脉,追踪科学的历史由来,以增强人们理解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以此来改变大家对科学的片面的看法。

记者:如今我们身处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从历史上看,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经常会出现高度的融合。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吴国盛: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二者被统称为科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当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科技改变生活的延续。

如今,由于技术多由科学引导,因此技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技术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无限的逻辑,不会服从于现实的需求。传统的技术往往都服从于人们现实的需求,而如今科学化的技术,就变成了用于创造需求的技术,也就是说,不再被动地等待人们需求,而是主动地创造一些可能性。比如手机过去就是用来接打电话的,而现在电话功能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发展。同样,互联网诞生初期也是为了通讯,没想到它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的经济模式,这都是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些特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其实是对过去200年发展的一种延续,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面。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一些传统产业,很多产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大数据和智能产业的出现还会引起社会分层,以及社会形态、经济模式的改变。从我们科学史家的角度看,广义来看,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用技术进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过去每个时代核心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生命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一种完全质的变化?

吴国盛:对,一般来讲,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革命性。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特别重要关头。但其实你回过头看,也许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世界上本就没有多少新鲜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本的,很多模式在过去一二百年内都已经奠定了。当然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对某些个别的新技术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就是你刚提到那几种,我们总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的技术。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国盛:现在也不大好评价,但从过去一年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为人类对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它是病毒,是流行性病毒,是可以通过疫苗等方式控制的,所以它在我们看来就不是新鲜事物。可能它传播的路径、方式、范围出人意料,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可以归到我们过去的认知范围之内。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疫苗也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不会给整个科技发展造成质的改变。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几十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哪些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和观察的?

吴国盛:很难说。科学史家不是算命,不是预言家,而且相反要提醒大家,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在1945年原子弹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早在1937年左右,核物理学就已经诞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链式反应,发现了可以通过轰击原子核来获取能量。但在1937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卢瑟福等,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将核能转变为可以应用的能量。但在二战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时隔不久,原子弹就诞生了。另外,人们通常会有忽然的新发现。所以我很难预言未来80年哪些科技会是优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完全没办法预言的。我认为连科学家都没法预言。科学家最多能预言个5年,10年都够呛,更不要说未来100年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说,如果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其实也不一定要挑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要加强基础的科技研究并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

吴国盛: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不能总是一窝蜂,看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这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是一个不成熟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做。小国就像小船,转头也比较容易,转向也比较容易,可以说哪个热就做哪个,因为它的资源、财力、人力有限。而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整体的布局,也不应因为哪些热,就一窝蜂全国都做这个。因为那样做是有很大坏处的,万一没做出来,接下来的转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说的很对,未来一种健康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夯实基础,然后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因为我们人多,这边不行那边行,总是能够做出来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良好的发展。

中国现在来看,可以说科学方面连诺贝尔奖的突破都没有,屠呦呦获奖还是文革时期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还没有诺贝尔科学奖诞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还在过分追风,追热点,追实用,没有夯实基础学科的底子。

记者:您觉得与国外的科技史研究以及科技史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这方面还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吴国盛:跟国外相比,中国的科学史家可以说用武之地更大一些。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人文教育渗透在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之中,所以他们的科学史家的社会需求就没有我们这么大,或者说没有我们的科学史家使命那么艰巨,因为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体制,所以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做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别人也不会特别低看它,也不会特别高看它。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的氛围是比较恶劣的,整个的教育体制还是分科体制,是专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史家在中国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对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科学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科学的术语、文化、传统,他们自己都很熟悉,不需要专门去给他们讲解。比方说他们讲的基督教和上帝,他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压根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定律啊,为什么叫定律啊?这个law和法律的law是什么关系啊?在中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建构,而在西方就比较容易。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人的公众科学素养未必比中国人高多少,但在一些科学方法、科学的文化含义方面,西方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就不一样,在这方面整体较弱,所以科学史家又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家,其实肩负着比西方科学史家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严峻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弥补中国科学家在过去一百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在西方国家,很多科学史家需要完成的事情,科学家就已经完成了。比如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一直都在履行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空白的,很多科学家只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顾。所以在社会层面,就留下了很大的空洞,需要科学史家去弥补。当然这也不是科学史家一家的事情。但相比而言,中国的科学史家,特别是在今天,肩负着比西方同行们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更加严峻的文化使命。

记者:我们知道您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的科学博物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划,以及这个博物馆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吴国盛:大家知道,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泊来品,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是先天不发达的。20世纪以后,中国陆陆续续建了为数不多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50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博物馆的发展主要是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被用来弘扬现代社会的某种事业、某种理想、某种信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中国大地上最多的博物馆是革命博物馆,然后是历史博物馆,或者考古博物馆。最近几十年,艺术博物馆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西方国家博物馆最大的类别科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比较晚的。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科技馆,那就是中国科技馆。所以第一,我们强调中国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

第二,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是比较片面的。什么叫片面呢?在西方,科学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种是自然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动物、植物、矿物的标本。第二种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技术制品和工业产品。第三种是科学中心,没有收藏,主要就是互动展品。目前看来,中国全国各地的科技馆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即科学中心模式,是没有历史收藏的。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少量的自然博物馆,有大量的科技馆即科学中心,但基本上没有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这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国家科学博物馆来记载中国人民过去200年学习西方科学的历程。那些文物都丢失了。洋务运动时期开的矿山、办的工厂、修的铁路,原件差不多全部丢失。中国第一代的纺纱纺织厂,第一代的肥皂、火柴等民生日用品制造厂的初期实物,也都全部丢失了。目前只在东北存有少量遗迹,代表着日本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发展。现在沈阳有一家中国工业博物馆,但东西非常少,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实际上完全当不起这个“中国”这个称号。而在北京地区,没有一家综合的科技工业博物馆,但有一些专科的,如汽车、航空航天、铁道,尤其铁道博物馆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中国目前实际上缺乏一家综合性的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其实就是来弥补空白的。我们将会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的综合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也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历史上有理科又有工科,见证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发展,所以非常适合来创办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来填补空白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将会以历史为线索。因为清华大学基本上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来操办这个事,还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和优势的。

目前我们科学博物馆的主建筑还没有开始建设。我估计会在四年之后建起来。我们的馆建在清华大学校内,展厅面积大概会达到6000-7000平方米。在全国范围来看,算中大型博物馆。我们的内容将会涉及清华理工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会用于展示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源。我们现在碰到的一项艰巨的困难,就是我们创办博物馆的时候是白手起家,是零收藏,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在整个博物馆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法律上到现在都没有定义什么叫科学博物馆,什么叫科技文物。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科技馆,都是没有库房的,因为它们不收藏。中国科技馆也好,上海科技馆也好,都没有库房,东西用完了,损耗了就扔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现在要从收藏开始。首先是在校内收藏,然后是号召社会捐赠,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要到海外去收购。海外有些古玩市场,会有科技类的文物,所以首先收藏的任务会比较重。

其次是,我们五年以后就要开展,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布展。在博物馆大楼没盖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在校内有几个临时展厅。目前我们正在展出的有两个展览。第一个叫做“百年器象”,也就是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第二个叫做“神机妙算”,也叫计算器具历史展。目前我们的三个展厅一共安排了两个展览,但因为在疫情期间,校外的观众进不来,现在我们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当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情况好转之后,当校外的人能进来时,我们也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展览和通常的科技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收藏的科技馆。比如在我们的计算机展厅里,就会有很多旧计算机,有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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