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府要为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要在乡村的空间和人口布局上“转型升级、腾老换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估算,这些以中产阶级、各种技术专业人才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为主的城市下乡和回乡人群,规模可高达1.5亿人左右,是实施乡村振兴最强力的的“播种机”和生力军。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要为这1.5亿左右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也发现,有不少很契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好项目,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的限制而无法落地。不能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技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上亿新乡民提供生活、工作和居住空间所必须的土地资源和立足之地,乡村现代化谈何容易? 解决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土地支撑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至少需要3500万亩建设用地支撑

从政府管理的习惯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就是大规模上亿市民和新市民涌向小城镇和乡村,会不会引发乡村的建设用地暴增,导致土地红线的危机?

1.5亿人的“新上山下乡”,需要前所未有的庞大土地空间支撑。但究竟需要多少土地来支撑他们居住、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这1.5亿的新上山下乡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原来居住在乡村、大部分有农村户口的回乡人员,如养老产业链上的人群和在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就业的人群,以及回乡创业就业人群等。他们在乡村有宅基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配套。只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增加新的用地指标。而真正需要新的土地调拨来支撑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大约有1亿人左右。

那么,这新增的1亿新乡民,究竟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如果按照农村的水平,相当于每亿人3.57万平方公里,5355万亩地;如果按照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水平,大约需要1.2万平方公里,1800万亩地。取一个乡村和城市每亿人建设用地的中间值,大约也需要3500万亩地左右。

在顶层和主导舆论一再高度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和“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今天,提出用3500万亩农村土地换取1亿新乡民的的“上山下乡”,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但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没有这些最强力的“播种机”,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

这就倒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以“18亿亩红线”为纲的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地?过了“18亿亩红线”,中国的粮食就不安全了?什么才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土地效益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不要固守饭碗端在“18亿亩耕地”逻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系和宣传导舆论中,“粮食端在自己的手里”,似乎就是粮食全部本土化的代名词。顶层一再强调的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成了“把粮食端在自己手里”根本要求,而且更是上升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生存线和底线。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了18亿亩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危机。这样的政策和思维,一直是中国农村和土地政策的主线。为此,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是“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演化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但如果说突破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就没有了自己的粮食安全,把“18亿亩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从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规律,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大势,这样的逻辑都很难说得通。这种局限于国内耕地的“藏粮于地”的政策逻辑,很难说是最佳的国家系统科学的土地政策。把粮食端在自己口袋,和“18亿亩耕地红线”,似乎也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式。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国家的粮食安全,究竟是建立在粮食总量的安全供应和保障基础上,还是一定要固守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如果是前者,可做的粮食安全文章就远远不是“18亿亩耕地”所能概括;如果是后者,即使保有了一定的耕地规模,也不一定能保障或等同于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负面的情况来看,国内每年抛荒撂荒土地不下数以千万亩;从正面来说,若加大现代农业科技、耕地高标准化、智慧农业和植物工厂等的投入和推广,即使少了近亿亩土地,同样也能提供现有“18亿亩耕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量。

还可以进行改革的比较来推论。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土地规模总量控制的“数量逻辑”能行得通,那么多少年前中国的其他改革,也应该只能走“保数量”而不是“提质量”的道路。比如当初的企业改革,就必须保留大量无效的工厂甚至是国企及员工的数量,不允许“关停并转”和数以千万计的员工转型下岗,搞所谓的“藏产能于厂于人”,无论是这些“僵尸企业”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客气的说,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不同路径,也许是两者改革成败的原因之一。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有关“18亿亩”的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不仅从逻辑和思维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没有带来三农改革的成功。

把粮食种在本国的地里才安全的“国家安全”逻辑,横向比较的话似乎也行不通。在中共中央中共有关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条。除了必须确保的粮食安全外,还提出“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并要求实现实现重要产业和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如果这些安全都要求像“18亿亩耕地”那样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发展早就被各种各样的“瓶颈”所窒息了。

拿能源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自给率一直处在不断下降的低水平上。去年中国共进口共进口原油5.42亿吨,同比增长7.3%(累计进口额为1763.2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35.10万吨(累计进口额为117.94亿美元)。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都已是全球进口第一大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总量,只能固守在能源“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哪有今天的辉煌?

其实,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与行业的发展,都是靠全球化的支撑才能做大做强的。以铁矿石为例,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就突破80%大关,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高达10.69亿吨。再以目前形势最严峻、被称为信息产业基石的芯片为例,据报道,去年的进口近3800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8%。根据国际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半导体芯片自给率仅有15.9%,预测“到2025年可能最多只能达到20%”,远远低于70%的国家既定目标。但就在这样“空前被封杀”的背景下,也没人会糊涂到以“端在自己手里”的国产芯片,来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样的类比来反观中国“18亿亩耕地”的粮食安全逻辑,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现有的“粮食安全观”格局太小,逻辑有误。

30%的进口依存,中国人的饭碗早已突破“18亿亩耕地”


实际上,现实的状况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端在自己手里”。早在2012年,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就已全部步入“净进口时代”。根据当时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高达1.4亿吨(14262.1万吨)。虽然大豆进口占了其中1亿吨,但其他粮食尤其是三大主粮“端在外面”的规模和总量可见一斑。

现实和形势发展早已证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国内的“18亿亩耕地”来端在自己手里,早已不可能,更不应成为政策坚守的逻辑。业内人士早就计算过,如果中国真的要把所有的粮食都端在国内“18亿亩耕地“的大盘之中,仅去年进口的1亿吨大豆,就需要用6亿亩地来种植,相当于占用国家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数量,显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反而会对最重要的粮食安全——口粮的耕地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粮食安全早已不端在“18亿亩”手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大真相可以佐证。那就是随着中国粮食需求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粮食的供应不仅每年有上亿吨的粮食进口,而且还出现规模空前的“把中国的粮食种到国外去”。早在2013年,就有人民日报系下的环球时报报道,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换算一下,这3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4500万亩地,约为18亿亩的2.5%,比我们前面所述的1亿“上山下乡新乡民”所需要的建设用地还多了1000万亩。难怪当时有媒体称:乌克兰将成中国最大海外农场。这些年,中国农业的海外耕地日益扩大,不仅在乌克兰、俄罗斯有,还发展到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导中国三农改革十几年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的“清华三农论坛”上说:“如果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按我国现有生产水平计算,相当于中国在国外利用了1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自有耕地的年播种面积约25亿亩,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需要35亿亩,因此,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已近30%。”

除非走向极端,中国粮食市场是进口配额控制而非供应存危

众所周知,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顾虑,不是在国内能否保住18亿亩耕地,而是考虑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会不会由于尖锐的冲突,致使中国的粮食进口被“卡脖子”?会不会由于“敌对势力”联手,使中国在“特殊从情况下”,国内出现新的粮食饥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大米和小麦98%都是国内自给自足,不需要担忧国际市的场风云变幻,这就使最基本的口粮问题,“绝对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在粮食进口安全上主要担心的,还是主要作为饲料粮的大豆和玉米。所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

其次,还应该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大豆和玉米市场的基本形势和买卖双方的力量博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粮食进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进口卖家稀缺。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大国,根本做不到把限制粮食对中国的出口,作为其“国际斗争”和贸易战的武器。恰恰相反,是这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都在力图把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总量,作为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有“更多担当”的目标。这个基本的目标,几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中国形势发展的变化而改变。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争端”中,“粮食武器”也许最能本质而形象的说明问题。本月初“金融时报”就报道,由于澳中贸易争端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未来10年将使澳大利亚农民损失280亿美元。当地的农业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利润,失去中国市场是澳农业部门极为担忧的事情。从这点不难看出,在全球的粮食市场上,“不安全”的是粮食出口的澳大利亚,而绝非粮食进口的中国。是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当时的特朗普政权“狮子口大开”,施加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大压低粮食对中国的出口,而是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空前的大豆等粮食作物,增加的幅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控制和减少“有关国家”的粮食进口,而绝不是被它国限制粮食出口所掣肘,早已成为中国“国际斗争”的利器,而非粮食出口国的武器。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去年初,在中美贸易战的高压环境下,时任中农办副主任和中美经贸谈判成员的韩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在内的三大主粮进口配额不会调整。据报道,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在进口数量上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数千万吨的进口总量,只占到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极少一部分,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

还必须指出的是,甚至在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中国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到粮食。在1961年大饥荒时,中国就挤出十分拮据的外汇,实际进口了580万吨粮食。在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参考消息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等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周恩来总理时期可以做的事,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反而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顾虑所在?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比文革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走到和多数世界大国对抗相争的地步吗?退一万步来说,当今的国际社会,国际人道主义的普及使各种各样的制裁业已把“粮食制裁”排除在外。即使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没有问题。

还应看到的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产粮和出口大国来源于世界各地,既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又有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国家,还有东欧及乌克兰俄罗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不仅这些国家几无一致对中的可能,而且中国还可以在各种“摩擦”中挑选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中国就可以施展以超高关税限制澳洲大麦的对华出口,并迅速找到新的粮食进口来源。取澳大利亚而代之的是,2021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的大麦,将飙升至创记录的100万吨。根据路透社报道,“从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中受益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法国、加拿大和乌克兰”。

正是考量了各种因素,早在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发布的《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就把中国在107个参评的国家中排在第42位,列入“良好表现”一档,并成为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到了2019年,中国的排名更是上升到35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的,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因为固守在“18亿亩耕地”思维而影响乡村振兴及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

14亿人的中国,绝对需要有国家的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应该更强调如何粮食保证总量供应,而不只是耕地面积的多少。不能因为守旧和错误的粮食观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那么,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安全土地效益观呢? 请见后续文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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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亩红线”不能掣肘中国乡村现代化

发布日期:2021-02-26 06:55
摘要:中国政府要为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要在乡村的空间和人口布局上“转型升级、腾老换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估算,这些以中产阶级、各种技术专业人才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为主的城市下乡和回乡人群,规模可高达1.5亿人左右,是实施乡村振兴最强力的的“播种机”和生力军。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要为这1.5亿左右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也发现,有不少很契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好项目,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的限制而无法落地。不能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技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上亿新乡民提供生活、工作和居住空间所必须的土地资源和立足之地,乡村现代化谈何容易? 解决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土地支撑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至少需要3500万亩建设用地支撑

从政府管理的习惯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就是大规模上亿市民和新市民涌向小城镇和乡村,会不会引发乡村的建设用地暴增,导致土地红线的危机?

1.5亿人的“新上山下乡”,需要前所未有的庞大土地空间支撑。但究竟需要多少土地来支撑他们居住、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这1.5亿的新上山下乡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原来居住在乡村、大部分有农村户口的回乡人员,如养老产业链上的人群和在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就业的人群,以及回乡创业就业人群等。他们在乡村有宅基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配套。只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增加新的用地指标。而真正需要新的土地调拨来支撑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大约有1亿人左右。

那么,这新增的1亿新乡民,究竟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如果按照农村的水平,相当于每亿人3.57万平方公里,5355万亩地;如果按照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水平,大约需要1.2万平方公里,1800万亩地。取一个乡村和城市每亿人建设用地的中间值,大约也需要3500万亩地左右。

在顶层和主导舆论一再高度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和“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今天,提出用3500万亩农村土地换取1亿新乡民的的“上山下乡”,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但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没有这些最强力的“播种机”,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

这就倒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以“18亿亩红线”为纲的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地?过了“18亿亩红线”,中国的粮食就不安全了?什么才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土地效益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不要固守饭碗端在“18亿亩耕地”逻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系和宣传导舆论中,“粮食端在自己的手里”,似乎就是粮食全部本土化的代名词。顶层一再强调的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成了“把粮食端在自己手里”根本要求,而且更是上升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生存线和底线。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了18亿亩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危机。这样的政策和思维,一直是中国农村和土地政策的主线。为此,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是“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演化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但如果说突破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就没有了自己的粮食安全,把“18亿亩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从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规律,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大势,这样的逻辑都很难说得通。这种局限于国内耕地的“藏粮于地”的政策逻辑,很难说是最佳的国家系统科学的土地政策。把粮食端在自己口袋,和“18亿亩耕地红线”,似乎也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式。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国家的粮食安全,究竟是建立在粮食总量的安全供应和保障基础上,还是一定要固守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如果是前者,可做的粮食安全文章就远远不是“18亿亩耕地”所能概括;如果是后者,即使保有了一定的耕地规模,也不一定能保障或等同于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负面的情况来看,国内每年抛荒撂荒土地不下数以千万亩;从正面来说,若加大现代农业科技、耕地高标准化、智慧农业和植物工厂等的投入和推广,即使少了近亿亩土地,同样也能提供现有“18亿亩耕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量。

还可以进行改革的比较来推论。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土地规模总量控制的“数量逻辑”能行得通,那么多少年前中国的其他改革,也应该只能走“保数量”而不是“提质量”的道路。比如当初的企业改革,就必须保留大量无效的工厂甚至是国企及员工的数量,不允许“关停并转”和数以千万计的员工转型下岗,搞所谓的“藏产能于厂于人”,无论是这些“僵尸企业”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客气的说,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不同路径,也许是两者改革成败的原因之一。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有关“18亿亩”的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不仅从逻辑和思维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没有带来三农改革的成功。

把粮食种在本国的地里才安全的“国家安全”逻辑,横向比较的话似乎也行不通。在中共中央中共有关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条。除了必须确保的粮食安全外,还提出“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并要求实现实现重要产业和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如果这些安全都要求像“18亿亩耕地”那样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发展早就被各种各样的“瓶颈”所窒息了。

拿能源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自给率一直处在不断下降的低水平上。去年中国共进口共进口原油5.42亿吨,同比增长7.3%(累计进口额为1763.2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35.10万吨(累计进口额为117.94亿美元)。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都已是全球进口第一大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总量,只能固守在能源“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哪有今天的辉煌?

其实,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与行业的发展,都是靠全球化的支撑才能做大做强的。以铁矿石为例,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就突破80%大关,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高达10.69亿吨。再以目前形势最严峻、被称为信息产业基石的芯片为例,据报道,去年的进口近3800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8%。根据国际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半导体芯片自给率仅有15.9%,预测“到2025年可能最多只能达到20%”,远远低于70%的国家既定目标。但就在这样“空前被封杀”的背景下,也没人会糊涂到以“端在自己手里”的国产芯片,来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样的类比来反观中国“18亿亩耕地”的粮食安全逻辑,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现有的“粮食安全观”格局太小,逻辑有误。

30%的进口依存,中国人的饭碗早已突破“18亿亩耕地”


实际上,现实的状况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端在自己手里”。早在2012年,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就已全部步入“净进口时代”。根据当时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高达1.4亿吨(14262.1万吨)。虽然大豆进口占了其中1亿吨,但其他粮食尤其是三大主粮“端在外面”的规模和总量可见一斑。

现实和形势发展早已证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国内的“18亿亩耕地”来端在自己手里,早已不可能,更不应成为政策坚守的逻辑。业内人士早就计算过,如果中国真的要把所有的粮食都端在国内“18亿亩耕地“的大盘之中,仅去年进口的1亿吨大豆,就需要用6亿亩地来种植,相当于占用国家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数量,显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反而会对最重要的粮食安全——口粮的耕地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粮食安全早已不端在“18亿亩”手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大真相可以佐证。那就是随着中国粮食需求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粮食的供应不仅每年有上亿吨的粮食进口,而且还出现规模空前的“把中国的粮食种到国外去”。早在2013年,就有人民日报系下的环球时报报道,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换算一下,这3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4500万亩地,约为18亿亩的2.5%,比我们前面所述的1亿“上山下乡新乡民”所需要的建设用地还多了1000万亩。难怪当时有媒体称:乌克兰将成中国最大海外农场。这些年,中国农业的海外耕地日益扩大,不仅在乌克兰、俄罗斯有,还发展到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导中国三农改革十几年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的“清华三农论坛”上说:“如果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按我国现有生产水平计算,相当于中国在国外利用了1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自有耕地的年播种面积约25亿亩,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需要35亿亩,因此,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已近30%。”

除非走向极端,中国粮食市场是进口配额控制而非供应存危

众所周知,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顾虑,不是在国内能否保住18亿亩耕地,而是考虑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会不会由于尖锐的冲突,致使中国的粮食进口被“卡脖子”?会不会由于“敌对势力”联手,使中国在“特殊从情况下”,国内出现新的粮食饥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大米和小麦98%都是国内自给自足,不需要担忧国际市的场风云变幻,这就使最基本的口粮问题,“绝对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在粮食进口安全上主要担心的,还是主要作为饲料粮的大豆和玉米。所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

其次,还应该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大豆和玉米市场的基本形势和买卖双方的力量博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粮食进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进口卖家稀缺。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大国,根本做不到把限制粮食对中国的出口,作为其“国际斗争”和贸易战的武器。恰恰相反,是这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都在力图把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总量,作为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有“更多担当”的目标。这个基本的目标,几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中国形势发展的变化而改变。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争端”中,“粮食武器”也许最能本质而形象的说明问题。本月初“金融时报”就报道,由于澳中贸易争端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未来10年将使澳大利亚农民损失280亿美元。当地的农业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利润,失去中国市场是澳农业部门极为担忧的事情。从这点不难看出,在全球的粮食市场上,“不安全”的是粮食出口的澳大利亚,而绝非粮食进口的中国。是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当时的特朗普政权“狮子口大开”,施加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大压低粮食对中国的出口,而是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空前的大豆等粮食作物,增加的幅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控制和减少“有关国家”的粮食进口,而绝不是被它国限制粮食出口所掣肘,早已成为中国“国际斗争”的利器,而非粮食出口国的武器。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去年初,在中美贸易战的高压环境下,时任中农办副主任和中美经贸谈判成员的韩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在内的三大主粮进口配额不会调整。据报道,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在进口数量上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数千万吨的进口总量,只占到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极少一部分,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

还必须指出的是,甚至在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中国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到粮食。在1961年大饥荒时,中国就挤出十分拮据的外汇,实际进口了580万吨粮食。在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参考消息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等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周恩来总理时期可以做的事,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反而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顾虑所在?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比文革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走到和多数世界大国对抗相争的地步吗?退一万步来说,当今的国际社会,国际人道主义的普及使各种各样的制裁业已把“粮食制裁”排除在外。即使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没有问题。

还应看到的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产粮和出口大国来源于世界各地,既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又有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国家,还有东欧及乌克兰俄罗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不仅这些国家几无一致对中的可能,而且中国还可以在各种“摩擦”中挑选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中国就可以施展以超高关税限制澳洲大麦的对华出口,并迅速找到新的粮食进口来源。取澳大利亚而代之的是,2021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的大麦,将飙升至创记录的100万吨。根据路透社报道,“从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中受益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法国、加拿大和乌克兰”。

正是考量了各种因素,早在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发布的《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就把中国在107个参评的国家中排在第42位,列入“良好表现”一档,并成为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到了2019年,中国的排名更是上升到35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的,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因为固守在“18亿亩耕地”思维而影响乡村振兴及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

14亿人的中国,绝对需要有国家的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应该更强调如何粮食保证总量供应,而不只是耕地面积的多少。不能因为守旧和错误的粮食观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那么,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安全土地效益观呢? 请见后续文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中国政府要为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要在乡村的空间和人口布局上“转型升级、腾老换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估算,这些以中产阶级、各种技术专业人才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为主的城市下乡和回乡人群,规模可高达1.5亿人左右,是实施乡村振兴最强力的的“播种机”和生力军。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要为这1.5亿左右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也发现,有不少很契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好项目,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的限制而无法落地。不能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技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上亿新乡民提供生活、工作和居住空间所必须的土地资源和立足之地,乡村现代化谈何容易? 解决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土地支撑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至少需要3500万亩建设用地支撑

从政府管理的习惯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就是大规模上亿市民和新市民涌向小城镇和乡村,会不会引发乡村的建设用地暴增,导致土地红线的危机?

1.5亿人的“新上山下乡”,需要前所未有的庞大土地空间支撑。但究竟需要多少土地来支撑他们居住、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这1.5亿的新上山下乡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原来居住在乡村、大部分有农村户口的回乡人员,如养老产业链上的人群和在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就业的人群,以及回乡创业就业人群等。他们在乡村有宅基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配套。只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增加新的用地指标。而真正需要新的土地调拨来支撑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大约有1亿人左右。

那么,这新增的1亿新乡民,究竟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如果按照农村的水平,相当于每亿人3.57万平方公里,5355万亩地;如果按照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水平,大约需要1.2万平方公里,1800万亩地。取一个乡村和城市每亿人建设用地的中间值,大约也需要3500万亩地左右。

在顶层和主导舆论一再高度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和“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今天,提出用3500万亩农村土地换取1亿新乡民的的“上山下乡”,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但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没有这些最强力的“播种机”,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

这就倒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以“18亿亩红线”为纲的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地?过了“18亿亩红线”,中国的粮食就不安全了?什么才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土地效益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不要固守饭碗端在“18亿亩耕地”逻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系和宣传导舆论中,“粮食端在自己的手里”,似乎就是粮食全部本土化的代名词。顶层一再强调的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成了“把粮食端在自己手里”根本要求,而且更是上升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生存线和底线。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了18亿亩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危机。这样的政策和思维,一直是中国农村和土地政策的主线。为此,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是“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演化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但如果说突破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就没有了自己的粮食安全,把“18亿亩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从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规律,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大势,这样的逻辑都很难说得通。这种局限于国内耕地的“藏粮于地”的政策逻辑,很难说是最佳的国家系统科学的土地政策。把粮食端在自己口袋,和“18亿亩耕地红线”,似乎也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式。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国家的粮食安全,究竟是建立在粮食总量的安全供应和保障基础上,还是一定要固守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如果是前者,可做的粮食安全文章就远远不是“18亿亩耕地”所能概括;如果是后者,即使保有了一定的耕地规模,也不一定能保障或等同于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负面的情况来看,国内每年抛荒撂荒土地不下数以千万亩;从正面来说,若加大现代农业科技、耕地高标准化、智慧农业和植物工厂等的投入和推广,即使少了近亿亩土地,同样也能提供现有“18亿亩耕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量。

还可以进行改革的比较来推论。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土地规模总量控制的“数量逻辑”能行得通,那么多少年前中国的其他改革,也应该只能走“保数量”而不是“提质量”的道路。比如当初的企业改革,就必须保留大量无效的工厂甚至是国企及员工的数量,不允许“关停并转”和数以千万计的员工转型下岗,搞所谓的“藏产能于厂于人”,无论是这些“僵尸企业”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客气的说,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不同路径,也许是两者改革成败的原因之一。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有关“18亿亩”的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不仅从逻辑和思维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没有带来三农改革的成功。

把粮食种在本国的地里才安全的“国家安全”逻辑,横向比较的话似乎也行不通。在中共中央中共有关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条。除了必须确保的粮食安全外,还提出“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并要求实现实现重要产业和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如果这些安全都要求像“18亿亩耕地”那样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发展早就被各种各样的“瓶颈”所窒息了。

拿能源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自给率一直处在不断下降的低水平上。去年中国共进口共进口原油5.42亿吨,同比增长7.3%(累计进口额为1763.2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35.10万吨(累计进口额为117.94亿美元)。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都已是全球进口第一大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总量,只能固守在能源“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哪有今天的辉煌?

其实,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与行业的发展,都是靠全球化的支撑才能做大做强的。以铁矿石为例,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就突破80%大关,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高达10.69亿吨。再以目前形势最严峻、被称为信息产业基石的芯片为例,据报道,去年的进口近3800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8%。根据国际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半导体芯片自给率仅有15.9%,预测“到2025年可能最多只能达到20%”,远远低于70%的国家既定目标。但就在这样“空前被封杀”的背景下,也没人会糊涂到以“端在自己手里”的国产芯片,来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样的类比来反观中国“18亿亩耕地”的粮食安全逻辑,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现有的“粮食安全观”格局太小,逻辑有误。

30%的进口依存,中国人的饭碗早已突破“18亿亩耕地”


实际上,现实的状况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端在自己手里”。早在2012年,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就已全部步入“净进口时代”。根据当时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高达1.4亿吨(14262.1万吨)。虽然大豆进口占了其中1亿吨,但其他粮食尤其是三大主粮“端在外面”的规模和总量可见一斑。

现实和形势发展早已证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国内的“18亿亩耕地”来端在自己手里,早已不可能,更不应成为政策坚守的逻辑。业内人士早就计算过,如果中国真的要把所有的粮食都端在国内“18亿亩耕地“的大盘之中,仅去年进口的1亿吨大豆,就需要用6亿亩地来种植,相当于占用国家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数量,显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反而会对最重要的粮食安全——口粮的耕地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粮食安全早已不端在“18亿亩”手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大真相可以佐证。那就是随着中国粮食需求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粮食的供应不仅每年有上亿吨的粮食进口,而且还出现规模空前的“把中国的粮食种到国外去”。早在2013年,就有人民日报系下的环球时报报道,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换算一下,这3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4500万亩地,约为18亿亩的2.5%,比我们前面所述的1亿“上山下乡新乡民”所需要的建设用地还多了1000万亩。难怪当时有媒体称:乌克兰将成中国最大海外农场。这些年,中国农业的海外耕地日益扩大,不仅在乌克兰、俄罗斯有,还发展到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导中国三农改革十几年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的“清华三农论坛”上说:“如果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按我国现有生产水平计算,相当于中国在国外利用了1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自有耕地的年播种面积约25亿亩,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需要35亿亩,因此,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已近30%。”

除非走向极端,中国粮食市场是进口配额控制而非供应存危

众所周知,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顾虑,不是在国内能否保住18亿亩耕地,而是考虑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会不会由于尖锐的冲突,致使中国的粮食进口被“卡脖子”?会不会由于“敌对势力”联手,使中国在“特殊从情况下”,国内出现新的粮食饥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大米和小麦98%都是国内自给自足,不需要担忧国际市的场风云变幻,这就使最基本的口粮问题,“绝对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在粮食进口安全上主要担心的,还是主要作为饲料粮的大豆和玉米。所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

其次,还应该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大豆和玉米市场的基本形势和买卖双方的力量博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粮食进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进口卖家稀缺。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大国,根本做不到把限制粮食对中国的出口,作为其“国际斗争”和贸易战的武器。恰恰相反,是这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都在力图把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总量,作为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有“更多担当”的目标。这个基本的目标,几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中国形势发展的变化而改变。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争端”中,“粮食武器”也许最能本质而形象的说明问题。本月初“金融时报”就报道,由于澳中贸易争端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未来10年将使澳大利亚农民损失280亿美元。当地的农业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利润,失去中国市场是澳农业部门极为担忧的事情。从这点不难看出,在全球的粮食市场上,“不安全”的是粮食出口的澳大利亚,而绝非粮食进口的中国。是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当时的特朗普政权“狮子口大开”,施加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大压低粮食对中国的出口,而是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空前的大豆等粮食作物,增加的幅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控制和减少“有关国家”的粮食进口,而绝不是被它国限制粮食出口所掣肘,早已成为中国“国际斗争”的利器,而非粮食出口国的武器。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去年初,在中美贸易战的高压环境下,时任中农办副主任和中美经贸谈判成员的韩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在内的三大主粮进口配额不会调整。据报道,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在进口数量上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数千万吨的进口总量,只占到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极少一部分,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

还必须指出的是,甚至在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中国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到粮食。在1961年大饥荒时,中国就挤出十分拮据的外汇,实际进口了580万吨粮食。在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参考消息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等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周恩来总理时期可以做的事,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反而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顾虑所在?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比文革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走到和多数世界大国对抗相争的地步吗?退一万步来说,当今的国际社会,国际人道主义的普及使各种各样的制裁业已把“粮食制裁”排除在外。即使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没有问题。

还应看到的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产粮和出口大国来源于世界各地,既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又有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国家,还有东欧及乌克兰俄罗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不仅这些国家几无一致对中的可能,而且中国还可以在各种“摩擦”中挑选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中国就可以施展以超高关税限制澳洲大麦的对华出口,并迅速找到新的粮食进口来源。取澳大利亚而代之的是,2021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的大麦,将飙升至创记录的100万吨。根据路透社报道,“从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中受益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法国、加拿大和乌克兰”。

正是考量了各种因素,早在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发布的《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就把中国在107个参评的国家中排在第42位,列入“良好表现”一档,并成为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到了2019年,中国的排名更是上升到35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的,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因为固守在“18亿亩耕地”思维而影响乡村振兴及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

14亿人的中国,绝对需要有国家的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应该更强调如何粮食保证总量供应,而不只是耕地面积的多少。不能因为守旧和错误的粮食观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那么,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安全土地效益观呢? 请见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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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亩红线”不能掣肘中国乡村现代化

发布日期:2021-02-26 06:55
摘要:中国政府要为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要在乡村的空间和人口布局上“转型升级、腾老换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估算,这些以中产阶级、各种技术专业人才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为主的城市下乡和回乡人群,规模可高达1.5亿人左右,是实施乡村振兴最强力的的“播种机”和生力军。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要为这1.5亿左右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也发现,有不少很契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好项目,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的限制而无法落地。不能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技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上亿新乡民提供生活、工作和居住空间所必须的土地资源和立足之地,乡村现代化谈何容易? 解决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土地支撑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至少需要3500万亩建设用地支撑

从政府管理的习惯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就是大规模上亿市民和新市民涌向小城镇和乡村,会不会引发乡村的建设用地暴增,导致土地红线的危机?

1.5亿人的“新上山下乡”,需要前所未有的庞大土地空间支撑。但究竟需要多少土地来支撑他们居住、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这1.5亿的新上山下乡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原来居住在乡村、大部分有农村户口的回乡人员,如养老产业链上的人群和在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就业的人群,以及回乡创业就业人群等。他们在乡村有宅基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配套。只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增加新的用地指标。而真正需要新的土地调拨来支撑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大约有1亿人左右。

那么,这新增的1亿新乡民,究竟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如果按照农村的水平,相当于每亿人3.57万平方公里,5355万亩地;如果按照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水平,大约需要1.2万平方公里,1800万亩地。取一个乡村和城市每亿人建设用地的中间值,大约也需要3500万亩地左右。

在顶层和主导舆论一再高度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和“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今天,提出用3500万亩农村土地换取1亿新乡民的的“上山下乡”,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但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没有这些最强力的“播种机”,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

这就倒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以“18亿亩红线”为纲的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地?过了“18亿亩红线”,中国的粮食就不安全了?什么才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土地效益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不要固守饭碗端在“18亿亩耕地”逻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系和宣传导舆论中,“粮食端在自己的手里”,似乎就是粮食全部本土化的代名词。顶层一再强调的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成了“把粮食端在自己手里”根本要求,而且更是上升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生存线和底线。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了18亿亩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危机。这样的政策和思维,一直是中国农村和土地政策的主线。为此,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是“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演化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但如果说突破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就没有了自己的粮食安全,把“18亿亩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从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规律,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大势,这样的逻辑都很难说得通。这种局限于国内耕地的“藏粮于地”的政策逻辑,很难说是最佳的国家系统科学的土地政策。把粮食端在自己口袋,和“18亿亩耕地红线”,似乎也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式。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国家的粮食安全,究竟是建立在粮食总量的安全供应和保障基础上,还是一定要固守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如果是前者,可做的粮食安全文章就远远不是“18亿亩耕地”所能概括;如果是后者,即使保有了一定的耕地规模,也不一定能保障或等同于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负面的情况来看,国内每年抛荒撂荒土地不下数以千万亩;从正面来说,若加大现代农业科技、耕地高标准化、智慧农业和植物工厂等的投入和推广,即使少了近亿亩土地,同样也能提供现有“18亿亩耕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量。

还可以进行改革的比较来推论。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土地规模总量控制的“数量逻辑”能行得通,那么多少年前中国的其他改革,也应该只能走“保数量”而不是“提质量”的道路。比如当初的企业改革,就必须保留大量无效的工厂甚至是国企及员工的数量,不允许“关停并转”和数以千万计的员工转型下岗,搞所谓的“藏产能于厂于人”,无论是这些“僵尸企业”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客气的说,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不同路径,也许是两者改革成败的原因之一。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有关“18亿亩”的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不仅从逻辑和思维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没有带来三农改革的成功。

把粮食种在本国的地里才安全的“国家安全”逻辑,横向比较的话似乎也行不通。在中共中央中共有关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条。除了必须确保的粮食安全外,还提出“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并要求实现实现重要产业和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如果这些安全都要求像“18亿亩耕地”那样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发展早就被各种各样的“瓶颈”所窒息了。

拿能源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自给率一直处在不断下降的低水平上。去年中国共进口共进口原油5.42亿吨,同比增长7.3%(累计进口额为1763.2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35.10万吨(累计进口额为117.94亿美元)。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都已是全球进口第一大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总量,只能固守在能源“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哪有今天的辉煌?

其实,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与行业的发展,都是靠全球化的支撑才能做大做强的。以铁矿石为例,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就突破80%大关,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高达10.69亿吨。再以目前形势最严峻、被称为信息产业基石的芯片为例,据报道,去年的进口近3800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8%。根据国际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半导体芯片自给率仅有15.9%,预测“到2025年可能最多只能达到20%”,远远低于70%的国家既定目标。但就在这样“空前被封杀”的背景下,也没人会糊涂到以“端在自己手里”的国产芯片,来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样的类比来反观中国“18亿亩耕地”的粮食安全逻辑,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现有的“粮食安全观”格局太小,逻辑有误。

30%的进口依存,中国人的饭碗早已突破“18亿亩耕地”


实际上,现实的状况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端在自己手里”。早在2012年,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就已全部步入“净进口时代”。根据当时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高达1.4亿吨(14262.1万吨)。虽然大豆进口占了其中1亿吨,但其他粮食尤其是三大主粮“端在外面”的规模和总量可见一斑。

现实和形势发展早已证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国内的“18亿亩耕地”来端在自己手里,早已不可能,更不应成为政策坚守的逻辑。业内人士早就计算过,如果中国真的要把所有的粮食都端在国内“18亿亩耕地“的大盘之中,仅去年进口的1亿吨大豆,就需要用6亿亩地来种植,相当于占用国家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数量,显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反而会对最重要的粮食安全——口粮的耕地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粮食安全早已不端在“18亿亩”手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大真相可以佐证。那就是随着中国粮食需求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粮食的供应不仅每年有上亿吨的粮食进口,而且还出现规模空前的“把中国的粮食种到国外去”。早在2013年,就有人民日报系下的环球时报报道,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换算一下,这3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4500万亩地,约为18亿亩的2.5%,比我们前面所述的1亿“上山下乡新乡民”所需要的建设用地还多了1000万亩。难怪当时有媒体称:乌克兰将成中国最大海外农场。这些年,中国农业的海外耕地日益扩大,不仅在乌克兰、俄罗斯有,还发展到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导中国三农改革十几年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的“清华三农论坛”上说:“如果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按我国现有生产水平计算,相当于中国在国外利用了1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自有耕地的年播种面积约25亿亩,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需要35亿亩,因此,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已近30%。”

除非走向极端,中国粮食市场是进口配额控制而非供应存危

众所周知,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顾虑,不是在国内能否保住18亿亩耕地,而是考虑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会不会由于尖锐的冲突,致使中国的粮食进口被“卡脖子”?会不会由于“敌对势力”联手,使中国在“特殊从情况下”,国内出现新的粮食饥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大米和小麦98%都是国内自给自足,不需要担忧国际市的场风云变幻,这就使最基本的口粮问题,“绝对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在粮食进口安全上主要担心的,还是主要作为饲料粮的大豆和玉米。所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

其次,还应该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大豆和玉米市场的基本形势和买卖双方的力量博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粮食进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进口卖家稀缺。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大国,根本做不到把限制粮食对中国的出口,作为其“国际斗争”和贸易战的武器。恰恰相反,是这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都在力图把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总量,作为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有“更多担当”的目标。这个基本的目标,几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中国形势发展的变化而改变。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争端”中,“粮食武器”也许最能本质而形象的说明问题。本月初“金融时报”就报道,由于澳中贸易争端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未来10年将使澳大利亚农民损失280亿美元。当地的农业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利润,失去中国市场是澳农业部门极为担忧的事情。从这点不难看出,在全球的粮食市场上,“不安全”的是粮食出口的澳大利亚,而绝非粮食进口的中国。是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当时的特朗普政权“狮子口大开”,施加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大压低粮食对中国的出口,而是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空前的大豆等粮食作物,增加的幅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控制和减少“有关国家”的粮食进口,而绝不是被它国限制粮食出口所掣肘,早已成为中国“国际斗争”的利器,而非粮食出口国的武器。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去年初,在中美贸易战的高压环境下,时任中农办副主任和中美经贸谈判成员的韩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在内的三大主粮进口配额不会调整。据报道,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在进口数量上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数千万吨的进口总量,只占到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极少一部分,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

还必须指出的是,甚至在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中国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到粮食。在1961年大饥荒时,中国就挤出十分拮据的外汇,实际进口了580万吨粮食。在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参考消息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等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周恩来总理时期可以做的事,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反而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顾虑所在?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比文革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走到和多数世界大国对抗相争的地步吗?退一万步来说,当今的国际社会,国际人道主义的普及使各种各样的制裁业已把“粮食制裁”排除在外。即使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没有问题。

还应看到的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产粮和出口大国来源于世界各地,既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又有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国家,还有东欧及乌克兰俄罗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不仅这些国家几无一致对中的可能,而且中国还可以在各种“摩擦”中挑选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中国就可以施展以超高关税限制澳洲大麦的对华出口,并迅速找到新的粮食进口来源。取澳大利亚而代之的是,2021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的大麦,将飙升至创记录的100万吨。根据路透社报道,“从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中受益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法国、加拿大和乌克兰”。

正是考量了各种因素,早在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发布的《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就把中国在107个参评的国家中排在第42位,列入“良好表现”一档,并成为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到了2019年,中国的排名更是上升到35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的,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因为固守在“18亿亩耕地”思维而影响乡村振兴及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

14亿人的中国,绝对需要有国家的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应该更强调如何粮食保证总量供应,而不只是耕地面积的多少。不能因为守旧和错误的粮食观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那么,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安全土地效益观呢? 请见后续文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中国政府要为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必须要在乡村的空间和人口布局上“转型升级、腾老换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估算,这些以中产阶级、各种技术专业人才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为主的城市下乡和回乡人群,规模可高达1.5亿人左右,是实施乡村振兴最强力的的“播种机”和生力军。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要为这1.5亿左右填补乡村“空心化”的“新乡民”提供优化设计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全新乡村承载平台,地从何来?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也发现,有不少很契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好项目,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的限制而无法落地。不能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技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上亿新乡民提供生活、工作和居住空间所必须的土地资源和立足之地,乡村现代化谈何容易? 解决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土地支撑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至少需要3500万亩建设用地支撑

从政府管理的习惯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就是大规模上亿市民和新市民涌向小城镇和乡村,会不会引发乡村的建设用地暴增,导致土地红线的危机?

1.5亿人的“新上山下乡”,需要前所未有的庞大土地空间支撑。但究竟需要多少土地来支撑他们居住、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这1.5亿的新上山下乡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原来居住在乡村、大部分有农村户口的回乡人员,如养老产业链上的人群和在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就业的人群,以及回乡创业就业人群等。他们在乡村有宅基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配套。只需要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需要增加新的用地指标。而真正需要新的土地调拨来支撑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大约有1亿人左右。

那么,这新增的1亿新乡民,究竟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如果按照农村的水平,相当于每亿人3.57万平方公里,5355万亩地;如果按照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水平,大约需要1.2万平方公里,1800万亩地。取一个乡村和城市每亿人建设用地的中间值,大约也需要3500万亩地左右。

在顶层和主导舆论一再高度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和“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今天,提出用3500万亩农村土地换取1亿新乡民的的“上山下乡”,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但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没有这些最强力的“播种机”,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

这就倒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以“18亿亩红线”为纲的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地?过了“18亿亩红线”,中国的粮食就不安全了?什么才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土地效益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要不要固守饭碗端在“18亿亩耕地”逻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方的话语系和宣传导舆论中,“粮食端在自己的手里”,似乎就是粮食全部本土化的代名词。顶层一再强调的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成了“把粮食端在自己手里”根本要求,而且更是上升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的生存线和底线。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了18亿亩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基本的保障,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危机。这样的政策和思维,一直是中国农村和土地政策的主线。为此,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是“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演化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粮食安全观念。粮食安全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但如果说突破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就没有了自己的粮食安全,把“18亿亩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从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规律,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大势,这样的逻辑都很难说得通。这种局限于国内耕地的“藏粮于地”的政策逻辑,很难说是最佳的国家系统科学的土地政策。把粮食端在自己口袋,和“18亿亩耕地红线”,似乎也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式。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国家的粮食安全,究竟是建立在粮食总量的安全供应和保障基础上,还是一定要固守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如果是前者,可做的粮食安全文章就远远不是“18亿亩耕地”所能概括;如果是后者,即使保有了一定的耕地规模,也不一定能保障或等同于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负面的情况来看,国内每年抛荒撂荒土地不下数以千万亩;从正面来说,若加大现代农业科技、耕地高标准化、智慧农业和植物工厂等的投入和推广,即使少了近亿亩土地,同样也能提供现有“18亿亩耕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量。

还可以进行改革的比较来推论。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土地规模总量控制的“数量逻辑”能行得通,那么多少年前中国的其他改革,也应该只能走“保数量”而不是“提质量”的道路。比如当初的企业改革,就必须保留大量无效的工厂甚至是国企及员工的数量,不允许“关停并转”和数以千万计的员工转型下岗,搞所谓的“藏产能于厂于人”,无论是这些“僵尸企业”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客气的说,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不同路径,也许是两者改革成败的原因之一。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有关“18亿亩”的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不仅从逻辑和思维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没有带来三农改革的成功。

把粮食种在本国的地里才安全的“国家安全”逻辑,横向比较的话似乎也行不通。在中共中央中共有关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一条。除了必须确保的粮食安全外,还提出“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并要求实现实现重要产业和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如果这些安全都要求像“18亿亩耕地”那样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发展早就被各种各样的“瓶颈”所窒息了。

拿能源来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自给率一直处在不断下降的低水平上。去年中国共进口共进口原油5.42亿吨,同比增长7.3%(累计进口额为1763.2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35.10万吨(累计进口额为117.94亿美元)。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都已是全球进口第一大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0%。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总量,只能固守在能源“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哪有今天的辉煌?

其实,中国很多重要的领域与行业的发展,都是靠全球化的支撑才能做大做强的。以铁矿石为例,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就突破80%大关,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高达10.69亿吨。再以目前形势最严峻、被称为信息产业基石的芯片为例,据报道,去年的进口近3800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8%。根据国际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半导体芯片自给率仅有15.9%,预测“到2025年可能最多只能达到20%”,远远低于70%的国家既定目标。但就在这样“空前被封杀”的背景下,也没人会糊涂到以“端在自己手里”的国产芯片,来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

通过这样的类比来反观中国“18亿亩耕地”的粮食安全逻辑,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现有的“粮食安全观”格局太小,逻辑有误。

30%的进口依存,中国人的饭碗早已突破“18亿亩耕地”


实际上,现实的状况也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端在自己手里”。早在2012年,中国的三大主要粮食就已全部步入“净进口时代”。根据当时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5万吨、515.3万吨和208.8万吨。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高达1.4亿吨(14262.1万吨)。虽然大豆进口占了其中1亿吨,但其他粮食尤其是三大主粮“端在外面”的规模和总量可见一斑。

现实和形势发展早已证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国内的“18亿亩耕地”来端在自己手里,早已不可能,更不应成为政策坚守的逻辑。业内人士早就计算过,如果中国真的要把所有的粮食都端在国内“18亿亩耕地“的大盘之中,仅去年进口的1亿吨大豆,就需要用6亿亩地来种植,相当于占用国家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数量,显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反而会对最重要的粮食安全——口粮的耕地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粮食安全早已不端在“18亿亩”手里,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大真相可以佐证。那就是随着中国粮食需求几何级的增长,中国粮食的供应不仅每年有上亿吨的粮食进口,而且还出现规模空前的“把中国的粮食种到国外去”。早在2013年,就有人民日报系下的环球时报报道,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换算一下,这3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4500万亩地,约为18亿亩的2.5%,比我们前面所述的1亿“上山下乡新乡民”所需要的建设用地还多了1000万亩。难怪当时有媒体称:乌克兰将成中国最大海外农场。这些年,中国农业的海外耕地日益扩大,不仅在乌克兰、俄罗斯有,还发展到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导中国三农改革十几年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的“清华三农论坛”上说:“如果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按我国现有生产水平计算,相当于中国在国外利用了1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自有耕地的年播种面积约25亿亩,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实际上需要35亿亩,因此,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已近30%。”

除非走向极端,中国粮食市场是进口配额控制而非供应存危

众所周知,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大的顾虑,不是在国内能否保住18亿亩耕地,而是考虑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家,会不会由于尖锐的冲突,致使中国的粮食进口被“卡脖子”?会不会由于“敌对势力”联手,使中国在“特殊从情况下”,国内出现新的粮食饥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大米和小麦98%都是国内自给自足,不需要担忧国际市的场风云变幻,这就使最基本的口粮问题,“绝对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在粮食进口安全上主要担心的,还是主要作为饲料粮的大豆和玉米。所以,粮食安全的最核心的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

其次,还应该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大豆和玉米市场的基本形势和买卖双方的力量博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粮食进口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进口卖家稀缺。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大国,根本做不到把限制粮食对中国的出口,作为其“国际斗争”和贸易战的武器。恰恰相反,是这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都在力图把扩大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规模和总量,作为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有“更多担当”的目标。这个基本的目标,几十年来并没有随着中国形势发展的变化而改变。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争端”中,“粮食武器”也许最能本质而形象的说明问题。本月初“金融时报”就报道,由于澳中贸易争端和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未来10年将使澳大利亚农民损失280亿美元。当地的农业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利润,失去中国市场是澳农业部门极为担忧的事情。从这点不难看出,在全球的粮食市场上,“不安全”的是粮食出口的澳大利亚,而绝非粮食进口的中国。是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当时的特朗普政权“狮子口大开”,施加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大压低粮食对中国的出口,而是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空前的大豆等粮食作物,增加的幅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控制和减少“有关国家”的粮食进口,而绝不是被它国限制粮食出口所掣肘,早已成为中国“国际斗争”的利器,而非粮食出口国的武器。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中国实行比较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去年初,在中美贸易战的高压环境下,时任中农办副主任和中美经贸谈判成员的韩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在内的三大主粮进口配额不会调整。据报道,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在进口数量上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数千万吨的进口总量,只占到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的极少一部分,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

还必须指出的是,甚至在中国最闭关锁国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中国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到粮食。在1961年大饥荒时,中国就挤出十分拮据的外汇,实际进口了580万吨粮食。在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参考消息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等进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周恩来总理时期可以做的事,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反而会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顾虑所在?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比文革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走到和多数世界大国对抗相争的地步吗?退一万步来说,当今的国际社会,国际人道主义的普及使各种各样的制裁业已把“粮食制裁”排除在外。即使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也没有问题。

还应看到的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产粮和出口大国来源于世界各地,既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又有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国家,还有东欧及乌克兰俄罗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不仅这些国家几无一致对中的可能,而且中国还可以在各种“摩擦”中挑选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中国就可以施展以超高关税限制澳洲大麦的对华出口,并迅速找到新的粮食进口来源。取澳大利亚而代之的是,2021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的大麦,将飙升至创记录的100万吨。根据路透社报道,“从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中受益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法国、加拿大和乌克兰”。

正是考量了各种因素,早在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发布的《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中,就把中国在107个参评的国家中排在第42位,列入“良好表现”一档,并成为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到了2019年,中国的排名更是上升到35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的,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因为固守在“18亿亩耕地”思维而影响乡村振兴及乡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发展。

14亿人的中国,绝对需要有国家的粮食安全。但这样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应该更强调如何粮食保证总量供应,而不只是耕地面积的多少。不能因为守旧和错误的粮食观而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那么,中国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安全土地效益观呢? 请见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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