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开始积极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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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法”:中国政府开始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发布日期:2021-01-14 17:49
摘要:从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开始积极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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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从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开始积极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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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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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法”:中国政府开始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发布日期:2021-01-14 17:49
摘要:从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开始积极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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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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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开始积极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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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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