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以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



 | 史书华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随着各地2020年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北京成了唯一一个还留在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北方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于是,“南方时代”、“北方失守”的说法接踵而至。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又是不是一件值得(至少对北方人来说)担忧的事情?

1. 事实是什么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区分南北方,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现南强北弱的状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段来看,南方经济总量除在1959年至1960年间低于北方外,其余时间段一直是超过北方的(见下图,未统计港澳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笔者计算整理

以GDP为衡量标准,从1949年算起,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在70多年间经历了三轮缩小又扩大的周期。最近一次南方经济总量快速、显著的超过北方,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为45.9%,南方为54.1%,两者相差8.2%。到了2019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一路降至35.2%,南方升至64.8%,北方经济总量此时只有南方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来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确是显著拉大了,且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以人均GDP来衡量,南北方的差距长期以来处在平衡的状态,且2004年后北方的人均GDP还一度超过南方。2004年以前,计算人均GDP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口径,这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被高估,而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河南等,人均GDP又被低估。因此2004年之后,各地统一用更科学的常住人口口径来计算人均GDP。如此倒推,虽然南方经济长期以来总量占比较大,但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北方。

南方人均GDP相对北方较快上涨是从2012年开始的,并从2016年在绝对值上完成了赶超,到了2019年,南方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北方1.3万余元。所以,无论从总量口径、还是人均口径来看,说当前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这的确是个事实。

2. 现象的解释

理所当然的,会有人从地理自然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的河道、海岸线以及气候等自然禀赋,会使得南方更易于贸易和商业;会有人从产业变迁上去解释,比如工业的重要性相较服务业有所降低,东北的没落拖累了北方总体经济表现;还会有人从人文社会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人更加脑筋灵活、营商环境更为友好等等。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南北经济差距为何会存在周期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引用各种案例论证,自然和人文很难成为两个经济体财富差异的根源性解释,产业的变迁更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而包容性的制度才是解释长周期经济差距的主要变量。

当然,如果借用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去解释一段仅有70年长度的历史,而且还是在一国的区域范围之内,看上去有些不合规范。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制度变革,如今还在诸多领域存在双轨体制,从制度变化出发解释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化,的确会有新的启示。

回到上面南北GDP占比差距的图示,1949年后南北方经济差距第一次缩小,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北方GDP占比甚至超过南方),正值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正是当时农村经济公社化对于人口的严厉管控、对于配给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对于交易市场的消灭,才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下滑,而南方由于农业发达,反而在GDP上受挫严重。此后随着集体管控体系有所放松,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才有所缓和,南方的GDP占比恢复领先。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二次缩小,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的,并在1984年到达最低处。改革开放不只打碎了农村经济的制度枷锁,也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了放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东北重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积累首先承接了制度红利,北方经济总量开始上升。到了1984年之后,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南方轻工业、商贸业的优势得到释放,带来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再次拉大与北方的差距。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三次缩小,是从1994年之后开始的,在2012年到达最低处。1990年代初,中国基本告别短缺经济,对于经济放权的动力有所减弱,特别是随着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管控能力空前加强。其中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以及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北方经济在外部转移支付下相对受益。另外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下各地开始探索土地财政,而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叠加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控制力较强,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具有相对优势。

如此到了2012年,潜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渐动力枯竭,改革开放的红利、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红利、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开始消退,但制度红利的余温仍在南方保有些许留存,这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是单向的、加速的拉大。

3. 没什么不好

上述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正因为制度红利会不断的衰减,技术红利会不断的消散,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需要不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

而将南北经济差距解释为自然地理、产业或文化差异的说法,不能说有害,至少是无益,因为它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的作用,要么带来对于市场体系的低估甚至无感,要么带来从错误的角度去主动轧平经济差距。

追求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目标。但正如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包容性的制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才能带来长期的财富增长,即便新冠疫情来临时充分管控与严格执行也体现出了某种优势,但我们不能假定疫情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因素。

当前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说明制度红利在南方消退的更慢,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思考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改革,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挖掘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还应让人口和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让生产要素去南方获得收益,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加速区域的分化,但毕竟人的发展才是根本,地区只是一个用于定位的概念,东北人一样可以在海南开疆拓土。

更重要的是,有了差距,北方才有动力向南方靠拢,并应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上多花心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代表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的这条曲线,大概率会像当前这样一路向右上方画下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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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拉大,为什么以及做什么

发布日期:2020-12-18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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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2020年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北京成了唯一一个还留在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北方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于是,“南方时代”、“北方失守”的说法接踵而至。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又是不是一件值得(至少对北方人来说)担忧的事情?

1. 事实是什么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区分南北方,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现南强北弱的状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段来看,南方经济总量除在1959年至1960年间低于北方外,其余时间段一直是超过北方的(见下图,未统计港澳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笔者计算整理

以GDP为衡量标准,从1949年算起,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在70多年间经历了三轮缩小又扩大的周期。最近一次南方经济总量快速、显著的超过北方,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为45.9%,南方为54.1%,两者相差8.2%。到了2019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一路降至35.2%,南方升至64.8%,北方经济总量此时只有南方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来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确是显著拉大了,且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以人均GDP来衡量,南北方的差距长期以来处在平衡的状态,且2004年后北方的人均GDP还一度超过南方。2004年以前,计算人均GDP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口径,这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被高估,而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河南等,人均GDP又被低估。因此2004年之后,各地统一用更科学的常住人口口径来计算人均GDP。如此倒推,虽然南方经济长期以来总量占比较大,但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北方。

南方人均GDP相对北方较快上涨是从2012年开始的,并从2016年在绝对值上完成了赶超,到了2019年,南方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北方1.3万余元。所以,无论从总量口径、还是人均口径来看,说当前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这的确是个事实。

2. 现象的解释

理所当然的,会有人从地理自然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的河道、海岸线以及气候等自然禀赋,会使得南方更易于贸易和商业;会有人从产业变迁上去解释,比如工业的重要性相较服务业有所降低,东北的没落拖累了北方总体经济表现;还会有人从人文社会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人更加脑筋灵活、营商环境更为友好等等。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南北经济差距为何会存在周期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引用各种案例论证,自然和人文很难成为两个经济体财富差异的根源性解释,产业的变迁更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而包容性的制度才是解释长周期经济差距的主要变量。

当然,如果借用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去解释一段仅有70年长度的历史,而且还是在一国的区域范围之内,看上去有些不合规范。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制度变革,如今还在诸多领域存在双轨体制,从制度变化出发解释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化,的确会有新的启示。

回到上面南北GDP占比差距的图示,1949年后南北方经济差距第一次缩小,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北方GDP占比甚至超过南方),正值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正是当时农村经济公社化对于人口的严厉管控、对于配给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对于交易市场的消灭,才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下滑,而南方由于农业发达,反而在GDP上受挫严重。此后随着集体管控体系有所放松,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才有所缓和,南方的GDP占比恢复领先。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二次缩小,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的,并在1984年到达最低处。改革开放不只打碎了农村经济的制度枷锁,也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了放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东北重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积累首先承接了制度红利,北方经济总量开始上升。到了1984年之后,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南方轻工业、商贸业的优势得到释放,带来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再次拉大与北方的差距。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三次缩小,是从1994年之后开始的,在2012年到达最低处。1990年代初,中国基本告别短缺经济,对于经济放权的动力有所减弱,特别是随着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管控能力空前加强。其中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以及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北方经济在外部转移支付下相对受益。另外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下各地开始探索土地财政,而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叠加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控制力较强,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具有相对优势。

如此到了2012年,潜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渐动力枯竭,改革开放的红利、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红利、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开始消退,但制度红利的余温仍在南方保有些许留存,这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是单向的、加速的拉大。

3. 没什么不好

上述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正因为制度红利会不断的衰减,技术红利会不断的消散,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需要不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

而将南北经济差距解释为自然地理、产业或文化差异的说法,不能说有害,至少是无益,因为它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的作用,要么带来对于市场体系的低估甚至无感,要么带来从错误的角度去主动轧平经济差距。

追求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目标。但正如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包容性的制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才能带来长期的财富增长,即便新冠疫情来临时充分管控与严格执行也体现出了某种优势,但我们不能假定疫情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因素。

当前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说明制度红利在南方消退的更慢,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思考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改革,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挖掘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还应让人口和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让生产要素去南方获得收益,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加速区域的分化,但毕竟人的发展才是根本,地区只是一个用于定位的概念,东北人一样可以在海南开疆拓土。

更重要的是,有了差距,北方才有动力向南方靠拢,并应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上多花心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代表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的这条曲线,大概率会像当前这样一路向右上方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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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2020年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北京成了唯一一个还留在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北方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于是,“南方时代”、“北方失守”的说法接踵而至。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又是不是一件值得(至少对北方人来说)担忧的事情?

1. 事实是什么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区分南北方,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现南强北弱的状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段来看,南方经济总量除在1959年至1960年间低于北方外,其余时间段一直是超过北方的(见下图,未统计港澳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笔者计算整理

以GDP为衡量标准,从1949年算起,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在70多年间经历了三轮缩小又扩大的周期。最近一次南方经济总量快速、显著的超过北方,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为45.9%,南方为54.1%,两者相差8.2%。到了2019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一路降至35.2%,南方升至64.8%,北方经济总量此时只有南方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来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确是显著拉大了,且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以人均GDP来衡量,南北方的差距长期以来处在平衡的状态,且2004年后北方的人均GDP还一度超过南方。2004年以前,计算人均GDP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口径,这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被高估,而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河南等,人均GDP又被低估。因此2004年之后,各地统一用更科学的常住人口口径来计算人均GDP。如此倒推,虽然南方经济长期以来总量占比较大,但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北方。

南方人均GDP相对北方较快上涨是从2012年开始的,并从2016年在绝对值上完成了赶超,到了2019年,南方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北方1.3万余元。所以,无论从总量口径、还是人均口径来看,说当前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这的确是个事实。

2. 现象的解释

理所当然的,会有人从地理自然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的河道、海岸线以及气候等自然禀赋,会使得南方更易于贸易和商业;会有人从产业变迁上去解释,比如工业的重要性相较服务业有所降低,东北的没落拖累了北方总体经济表现;还会有人从人文社会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人更加脑筋灵活、营商环境更为友好等等。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南北经济差距为何会存在周期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引用各种案例论证,自然和人文很难成为两个经济体财富差异的根源性解释,产业的变迁更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而包容性的制度才是解释长周期经济差距的主要变量。

当然,如果借用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去解释一段仅有70年长度的历史,而且还是在一国的区域范围之内,看上去有些不合规范。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制度变革,如今还在诸多领域存在双轨体制,从制度变化出发解释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化,的确会有新的启示。

回到上面南北GDP占比差距的图示,1949年后南北方经济差距第一次缩小,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北方GDP占比甚至超过南方),正值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正是当时农村经济公社化对于人口的严厉管控、对于配给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对于交易市场的消灭,才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下滑,而南方由于农业发达,反而在GDP上受挫严重。此后随着集体管控体系有所放松,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才有所缓和,南方的GDP占比恢复领先。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二次缩小,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的,并在1984年到达最低处。改革开放不只打碎了农村经济的制度枷锁,也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了放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东北重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积累首先承接了制度红利,北方经济总量开始上升。到了1984年之后,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南方轻工业、商贸业的优势得到释放,带来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再次拉大与北方的差距。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三次缩小,是从1994年之后开始的,在2012年到达最低处。1990年代初,中国基本告别短缺经济,对于经济放权的动力有所减弱,特别是随着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管控能力空前加强。其中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以及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北方经济在外部转移支付下相对受益。另外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下各地开始探索土地财政,而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叠加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控制力较强,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具有相对优势。

如此到了2012年,潜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渐动力枯竭,改革开放的红利、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红利、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开始消退,但制度红利的余温仍在南方保有些许留存,这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是单向的、加速的拉大。

3. 没什么不好

上述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正因为制度红利会不断的衰减,技术红利会不断的消散,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需要不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

而将南北经济差距解释为自然地理、产业或文化差异的说法,不能说有害,至少是无益,因为它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的作用,要么带来对于市场体系的低估甚至无感,要么带来从错误的角度去主动轧平经济差距。

追求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目标。但正如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包容性的制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才能带来长期的财富增长,即便新冠疫情来临时充分管控与严格执行也体现出了某种优势,但我们不能假定疫情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因素。

当前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说明制度红利在南方消退的更慢,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思考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改革,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挖掘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还应让人口和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让生产要素去南方获得收益,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加速区域的分化,但毕竟人的发展才是根本,地区只是一个用于定位的概念,东北人一样可以在海南开疆拓土。

更重要的是,有了差距,北方才有动力向南方靠拢,并应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上多花心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代表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的这条曲线,大概率会像当前这样一路向右上方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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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2020年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北京成了唯一一个还留在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北方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于是,“南方时代”、“北方失守”的说法接踵而至。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又是不是一件值得(至少对北方人来说)担忧的事情?

1. 事实是什么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区分南北方,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现南强北弱的状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段来看,南方经济总量除在1959年至1960年间低于北方外,其余时间段一直是超过北方的(见下图,未统计港澳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笔者计算整理

以GDP为衡量标准,从1949年算起,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在70多年间经历了三轮缩小又扩大的周期。最近一次南方经济总量快速、显著的超过北方,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为45.9%,南方为54.1%,两者相差8.2%。到了2019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一路降至35.2%,南方升至64.8%,北方经济总量此时只有南方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来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确是显著拉大了,且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以人均GDP来衡量,南北方的差距长期以来处在平衡的状态,且2004年后北方的人均GDP还一度超过南方。2004年以前,计算人均GDP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口径,这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被高估,而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河南等,人均GDP又被低估。因此2004年之后,各地统一用更科学的常住人口口径来计算人均GDP。如此倒推,虽然南方经济长期以来总量占比较大,但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北方。

南方人均GDP相对北方较快上涨是从2012年开始的,并从2016年在绝对值上完成了赶超,到了2019年,南方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北方1.3万余元。所以,无论从总量口径、还是人均口径来看,说当前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这的确是个事实。

2. 现象的解释

理所当然的,会有人从地理自然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的河道、海岸线以及气候等自然禀赋,会使得南方更易于贸易和商业;会有人从产业变迁上去解释,比如工业的重要性相较服务业有所降低,东北的没落拖累了北方总体经济表现;还会有人从人文社会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人更加脑筋灵活、营商环境更为友好等等。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南北经济差距为何会存在周期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引用各种案例论证,自然和人文很难成为两个经济体财富差异的根源性解释,产业的变迁更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而包容性的制度才是解释长周期经济差距的主要变量。

当然,如果借用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去解释一段仅有70年长度的历史,而且还是在一国的区域范围之内,看上去有些不合规范。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制度变革,如今还在诸多领域存在双轨体制,从制度变化出发解释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化,的确会有新的启示。

回到上面南北GDP占比差距的图示,1949年后南北方经济差距第一次缩小,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北方GDP占比甚至超过南方),正值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正是当时农村经济公社化对于人口的严厉管控、对于配给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对于交易市场的消灭,才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下滑,而南方由于农业发达,反而在GDP上受挫严重。此后随着集体管控体系有所放松,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才有所缓和,南方的GDP占比恢复领先。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二次缩小,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的,并在1984年到达最低处。改革开放不只打碎了农村经济的制度枷锁,也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了放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东北重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积累首先承接了制度红利,北方经济总量开始上升。到了1984年之后,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南方轻工业、商贸业的优势得到释放,带来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再次拉大与北方的差距。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三次缩小,是从1994年之后开始的,在2012年到达最低处。1990年代初,中国基本告别短缺经济,对于经济放权的动力有所减弱,特别是随着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管控能力空前加强。其中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以及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北方经济在外部转移支付下相对受益。另外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下各地开始探索土地财政,而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叠加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控制力较强,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具有相对优势。

如此到了2012年,潜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渐动力枯竭,改革开放的红利、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红利、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开始消退,但制度红利的余温仍在南方保有些许留存,这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是单向的、加速的拉大。

3. 没什么不好

上述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正因为制度红利会不断的衰减,技术红利会不断的消散,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需要不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

而将南北经济差距解释为自然地理、产业或文化差异的说法,不能说有害,至少是无益,因为它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的作用,要么带来对于市场体系的低估甚至无感,要么带来从错误的角度去主动轧平经济差距。

追求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目标。但正如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包容性的制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才能带来长期的财富增长,即便新冠疫情来临时充分管控与严格执行也体现出了某种优势,但我们不能假定疫情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因素。

当前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说明制度红利在南方消退的更慢,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思考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改革,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挖掘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还应让人口和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让生产要素去南方获得收益,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加速区域的分化,但毕竟人的发展才是根本,地区只是一个用于定位的概念,东北人一样可以在海南开疆拓土。

更重要的是,有了差距,北方才有动力向南方靠拢,并应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上多花心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代表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的这条曲线,大概率会像当前这样一路向右上方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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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2020年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北京成了唯一一个还留在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北方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于是,“南方时代”、“北方失守”的说法接踵而至。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又是不是一件值得(至少对北方人来说)担忧的事情?

1. 事实是什么

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区分南北方,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现南强北弱的状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段来看,南方经济总量除在1959年至1960年间低于北方外,其余时间段一直是超过北方的(见下图,未统计港澳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笔者计算整理

以GDP为衡量标准,从1949年算起,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在70多年间经历了三轮缩小又扩大的周期。最近一次南方经济总量快速、显著的超过北方,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为45.9%,南方为54.1%,两者相差8.2%。到了2019年,北方GDP全国占比一路降至35.2%,南方升至64.8%,北方经济总量此时只有南方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来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确是显著拉大了,且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以人均GDP来衡量,南北方的差距长期以来处在平衡的状态,且2004年后北方的人均GDP还一度超过南方。2004年以前,计算人均GDP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口径,这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被高估,而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河南等,人均GDP又被低估。因此2004年之后,各地统一用更科学的常住人口口径来计算人均GDP。如此倒推,虽然南方经济长期以来总量占比较大,但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北方。

南方人均GDP相对北方较快上涨是从2012年开始的,并从2016年在绝对值上完成了赶超,到了2019年,南方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北方1.3万余元。所以,无论从总量口径、还是人均口径来看,说当前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这的确是个事实。

2. 现象的解释

理所当然的,会有人从地理自然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的河道、海岸线以及气候等自然禀赋,会使得南方更易于贸易和商业;会有人从产业变迁上去解释,比如工业的重要性相较服务业有所降低,东北的没落拖累了北方总体经济表现;还会有人从人文社会环境上去解释,比如南方人更加脑筋灵活、营商环境更为友好等等。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南北经济差距为何会存在周期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引用各种案例论证,自然和人文很难成为两个经济体财富差异的根源性解释,产业的变迁更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而包容性的制度才是解释长周期经济差距的主要变量。

当然,如果借用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去解释一段仅有70年长度的历史,而且还是在一国的区域范围之内,看上去有些不合规范。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制度变革,如今还在诸多领域存在双轨体制,从制度变化出发解释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化,的确会有新的启示。

回到上面南北GDP占比差距的图示,1949年后南北方经济差距第一次缩小,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北方GDP占比甚至超过南方),正值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正是当时农村经济公社化对于人口的严厉管控、对于配给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对于交易市场的消灭,才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下滑,而南方由于农业发达,反而在GDP上受挫严重。此后随着集体管控体系有所放松,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才有所缓和,南方的GDP占比恢复领先。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二次缩小,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的,并在1984年到达最低处。改革开放不只打碎了农村经济的制度枷锁,也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了放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东北重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积累首先承接了制度红利,北方经济总量开始上升。到了1984年之后,城市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广,南方轻工业、商贸业的优势得到释放,带来了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再次拉大与北方的差距。

南北方经济差距的第三次缩小,是从1994年之后开始的,在2012年到达最低处。1990年代初,中国基本告别短缺经济,对于经济放权的动力有所减弱,特别是随着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管控能力空前加强。其中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以及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北方经济在外部转移支付下相对受益。另外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下各地开始探索土地财政,而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叠加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控制力较强,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具有相对优势。

如此到了2012年,潜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渐动力枯竭,改革开放的红利、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红利、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开始消退,但制度红利的余温仍在南方保有些许留存,这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是单向的、加速的拉大。

3. 没什么不好

上述南北经济差距变化的三轮周期说明,谁与良性的制度变迁结合,谁就能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结果。正因为制度红利会不断的衰减,技术红利会不断的消散,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需要不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

而将南北经济差距解释为自然地理、产业或文化差异的说法,不能说有害,至少是无益,因为它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的作用,要么带来对于市场体系的低估甚至无感,要么带来从错误的角度去主动轧平经济差距。

追求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目标。但正如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包容性的制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才能带来长期的财富增长,即便新冠疫情来临时充分管控与严格执行也体现出了某种优势,但我们不能假定疫情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因素。

当前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说明制度红利在南方消退的更慢,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思考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改革,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挖掘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还应让人口和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让生产要素去南方获得收益,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加速区域的分化,但毕竟人的发展才是根本,地区只是一个用于定位的概念,东北人一样可以在海南开疆拓土。

更重要的是,有了差距,北方才有动力向南方靠拢,并应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上多花心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代表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的这条曲线,大概率会像当前这样一路向右上方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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