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新发展战略如何展开?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改革。



 | 胡伟俊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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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成功关键是什么?

发布日期:2020-10-1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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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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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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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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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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