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



 | Tyler Cowen

OR--商业新媒体
(题图为诺贝尔颁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诺贝尔奖已经颁完,请允许我在此时发表一个异类观点:诺贝尔奖的价值逐年递减。而且,这些奖项也不再引发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我最了解的是经济学,先说说这个奖。该奖项1969年首次颁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获奖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们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还有1946年去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ohn Maynard Keynes)。

后来的获奖者也都很优秀,值得颁发该奖。(告知:许多获奖者我都认识,也和其中一些人共过事。)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及早期得奖者。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经济学奖感觉已经不那么特别了。

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三位经常发推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似乎比我关注的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怒无常。这倒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或影响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诺贝尔奖的光环,所有获奖者都会受到连累。

社交媒体就这毛病,总爱关注“负能量”。我的同事马丁·古里(Martin Gurri)解释过,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政客显得不那么富有魅力。其实,对科学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曾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经常发一些关于疫情的推文。虽然他在超额死亡率下降和其他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叛逆观点,但对待数据他显得漫不经心,对各国疫情给出的预测不仅轻率,而且不准确,称疫情即将“结束”。

此外,互联网还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保罗•罗默(Paul Romer) 2018年摘得经济学奖桂冠,可谓实至名归。他提出的许多概念都值得称道,比如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就在互联网、博客、Twitter和其他媒体上被热烈讨论了至少十年。几乎所有关注这些概念的人都认为罗默会获奖,但当这一天真到来时,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与此类似,研究劳工市场的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若今年获奖(可能与合著者一起),也会让人有同样感觉。

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非所有奖项都如此深思熟虑。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然而,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却认为粮食计划署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2008年,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福泽(Tobias Pfutze)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未对粮食计划署给予太多肯定。

如今,诺奖的最大特点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颁错了,而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奖了。这个问题在Twitter上提出来后,几乎没有引发太大争议。

如今,有多少人关心文学奖呢?今年的获奖者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ück)是一位优秀诗人,但这则新闻却登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A21版。截至这篇文章发稿时,去年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汉克(Peter Handke)在亚马逊上的热度排名是10万左右。2016年选择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获奖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个奖更有意义,而迪伦并没有在颁奖典礼上露面,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比这个奖本身更重要。

再往前追溯,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和博尔赫斯(Borges)都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各异,总之就是不符合委员会的挑剔审美。最近,竟然有人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比奥地利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或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更有资格获得文学奖,这也太疯狂了吧?不过,既然格鲁克已经得奖,感觉美国人近期是不太可能再获此殊荣了,因为这个奖似乎有很浓烈的政治意味。

1974年,也就是哈耶克获奖的那一年,他认为不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任何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应被抬得如此之高。其实,哈耶克多虑了。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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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光环不再?

发布日期:2020-10-12 18:07
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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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诺贝尔颁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诺贝尔奖已经颁完,请允许我在此时发表一个异类观点:诺贝尔奖的价值逐年递减。而且,这些奖项也不再引发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我最了解的是经济学,先说说这个奖。该奖项1969年首次颁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获奖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们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还有1946年去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ohn Maynard Keynes)。

后来的获奖者也都很优秀,值得颁发该奖。(告知:许多获奖者我都认识,也和其中一些人共过事。)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及早期得奖者。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经济学奖感觉已经不那么特别了。

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三位经常发推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似乎比我关注的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怒无常。这倒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或影响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诺贝尔奖的光环,所有获奖者都会受到连累。

社交媒体就这毛病,总爱关注“负能量”。我的同事马丁·古里(Martin Gurri)解释过,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政客显得不那么富有魅力。其实,对科学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曾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经常发一些关于疫情的推文。虽然他在超额死亡率下降和其他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叛逆观点,但对待数据他显得漫不经心,对各国疫情给出的预测不仅轻率,而且不准确,称疫情即将“结束”。

此外,互联网还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保罗•罗默(Paul Romer) 2018年摘得经济学奖桂冠,可谓实至名归。他提出的许多概念都值得称道,比如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就在互联网、博客、Twitter和其他媒体上被热烈讨论了至少十年。几乎所有关注这些概念的人都认为罗默会获奖,但当这一天真到来时,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与此类似,研究劳工市场的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若今年获奖(可能与合著者一起),也会让人有同样感觉。

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非所有奖项都如此深思熟虑。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然而,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却认为粮食计划署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2008年,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福泽(Tobias Pfutze)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未对粮食计划署给予太多肯定。

如今,诺奖的最大特点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颁错了,而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奖了。这个问题在Twitter上提出来后,几乎没有引发太大争议。

如今,有多少人关心文学奖呢?今年的获奖者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ück)是一位优秀诗人,但这则新闻却登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A21版。截至这篇文章发稿时,去年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汉克(Peter Handke)在亚马逊上的热度排名是10万左右。2016年选择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获奖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个奖更有意义,而迪伦并没有在颁奖典礼上露面,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比这个奖本身更重要。

再往前追溯,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和博尔赫斯(Borges)都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各异,总之就是不符合委员会的挑剔审美。最近,竟然有人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比奥地利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或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更有资格获得文学奖,这也太疯狂了吧?不过,既然格鲁克已经得奖,感觉美国人近期是不太可能再获此殊荣了,因为这个奖似乎有很浓烈的政治意味。

1974年,也就是哈耶克获奖的那一年,他认为不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任何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应被抬得如此之高。其实,哈耶克多虑了。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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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已经颁完,请允许我在此时发表一个异类观点:诺贝尔奖的价值逐年递减。而且,这些奖项也不再引发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我最了解的是经济学,先说说这个奖。该奖项1969年首次颁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获奖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们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还有1946年去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ohn Maynard Keynes)。

后来的获奖者也都很优秀,值得颁发该奖。(告知:许多获奖者我都认识,也和其中一些人共过事。)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及早期得奖者。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经济学奖感觉已经不那么特别了。

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三位经常发推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似乎比我关注的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怒无常。这倒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或影响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诺贝尔奖的光环,所有获奖者都会受到连累。

社交媒体就这毛病,总爱关注“负能量”。我的同事马丁·古里(Martin Gurri)解释过,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政客显得不那么富有魅力。其实,对科学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曾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经常发一些关于疫情的推文。虽然他在超额死亡率下降和其他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叛逆观点,但对待数据他显得漫不经心,对各国疫情给出的预测不仅轻率,而且不准确,称疫情即将“结束”。

此外,互联网还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保罗•罗默(Paul Romer) 2018年摘得经济学奖桂冠,可谓实至名归。他提出的许多概念都值得称道,比如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就在互联网、博客、Twitter和其他媒体上被热烈讨论了至少十年。几乎所有关注这些概念的人都认为罗默会获奖,但当这一天真到来时,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与此类似,研究劳工市场的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若今年获奖(可能与合著者一起),也会让人有同样感觉。

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非所有奖项都如此深思熟虑。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然而,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却认为粮食计划署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2008年,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福泽(Tobias Pfutze)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未对粮食计划署给予太多肯定。

如今,诺奖的最大特点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颁错了,而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奖了。这个问题在Twitter上提出来后,几乎没有引发太大争议。

如今,有多少人关心文学奖呢?今年的获奖者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ück)是一位优秀诗人,但这则新闻却登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A21版。截至这篇文章发稿时,去年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汉克(Peter Handke)在亚马逊上的热度排名是10万左右。2016年选择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获奖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个奖更有意义,而迪伦并没有在颁奖典礼上露面,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比这个奖本身更重要。

再往前追溯,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和博尔赫斯(Borges)都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各异,总之就是不符合委员会的挑剔审美。最近,竟然有人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比奥地利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或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更有资格获得文学奖,这也太疯狂了吧?不过,既然格鲁克已经得奖,感觉美国人近期是不太可能再获此殊荣了,因为这个奖似乎有很浓烈的政治意味。

1974年,也就是哈耶克获奖的那一年,他认为不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任何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应被抬得如此之高。其实,哈耶克多虑了。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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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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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已经颁完,请允许我在此时发表一个异类观点:诺贝尔奖的价值逐年递减。而且,这些奖项也不再引发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我最了解的是经济学,先说说这个奖。该奖项1969年首次颁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获奖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们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还有1946年去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ohn Maynard Keynes)。

后来的获奖者也都很优秀,值得颁发该奖。(告知:许多获奖者我都认识,也和其中一些人共过事。)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及早期得奖者。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经济学奖感觉已经不那么特别了。

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三位经常发推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似乎比我关注的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怒无常。这倒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或影响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诺贝尔奖的光环,所有获奖者都会受到连累。

社交媒体就这毛病,总爱关注“负能量”。我的同事马丁·古里(Martin Gurri)解释过,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政客显得不那么富有魅力。其实,对科学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曾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经常发一些关于疫情的推文。虽然他在超额死亡率下降和其他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叛逆观点,但对待数据他显得漫不经心,对各国疫情给出的预测不仅轻率,而且不准确,称疫情即将“结束”。

此外,互联网还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保罗•罗默(Paul Romer) 2018年摘得经济学奖桂冠,可谓实至名归。他提出的许多概念都值得称道,比如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就在互联网、博客、Twitter和其他媒体上被热烈讨论了至少十年。几乎所有关注这些概念的人都认为罗默会获奖,但当这一天真到来时,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与此类似,研究劳工市场的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若今年获奖(可能与合著者一起),也会让人有同样感觉。

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非所有奖项都如此深思熟虑。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然而,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却认为粮食计划署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2008年,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福泽(Tobias Pfutze)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未对粮食计划署给予太多肯定。

如今,诺奖的最大特点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颁错了,而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奖了。这个问题在Twitter上提出来后,几乎没有引发太大争议。

如今,有多少人关心文学奖呢?今年的获奖者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ück)是一位优秀诗人,但这则新闻却登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A21版。截至这篇文章发稿时,去年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汉克(Peter Handke)在亚马逊上的热度排名是10万左右。2016年选择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获奖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个奖更有意义,而迪伦并没有在颁奖典礼上露面,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比这个奖本身更重要。

再往前追溯,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和博尔赫斯(Borges)都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各异,总之就是不符合委员会的挑剔审美。最近,竟然有人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比奥地利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或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更有资格获得文学奖,这也太疯狂了吧?不过,既然格鲁克已经得奖,感觉美国人近期是不太可能再获此殊荣了,因为这个奖似乎有很浓烈的政治意味。

1974年,也就是哈耶克获奖的那一年,他认为不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任何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应被抬得如此之高。其实,哈耶克多虑了。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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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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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诺贝尔颁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诺贝尔奖已经颁完,请允许我在此时发表一个异类观点:诺贝尔奖的价值逐年递减。而且,这些奖项也不再引发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我最了解的是经济学,先说说这个奖。该奖项1969年首次颁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获奖者中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们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还有1946年去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ohn Maynard Keynes)。

后来的获奖者也都很优秀,值得颁发该奖。(告知:许多获奖者我都认识,也和其中一些人共过事。)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及早期得奖者。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经济学奖感觉已经不那么特别了。

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三位经常发推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似乎比我关注的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怒无常。这倒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或影响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诺贝尔奖的光环,所有获奖者都会受到连累。

社交媒体就这毛病,总爱关注“负能量”。我的同事马丁·古里(Martin Gurri)解释过,社交媒体是如何让政客显得不那么富有魅力。其实,对科学家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曾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经常发一些关于疫情的推文。虽然他在超额死亡率下降和其他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叛逆观点,但对待数据他显得漫不经心,对各国疫情给出的预测不仅轻率,而且不准确,称疫情即将“结束”。

此外,互联网还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保罗•罗默(Paul Romer) 2018年摘得经济学奖桂冠,可谓实至名归。他提出的许多概念都值得称道,比如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就在互联网、博客、Twitter和其他媒体上被热烈讨论了至少十年。几乎所有关注这些概念的人都认为罗默会获奖,但当这一天真到来时,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与此类似,研究劳工市场的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若今年获奖(可能与合著者一起),也会让人有同样感觉。

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非所有奖项都如此深思熟虑。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然而,备受尊崇的重要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却认为粮食计划署的运作效率在40家机构中排名垫底。2008年,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福泽(Tobias Pfutze)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未对粮食计划署给予太多肯定。

如今,诺奖的最大特点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颁错了,而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奖了。这个问题在Twitter上提出来后,几乎没有引发太大争议。

如今,有多少人关心文学奖呢?今年的获奖者路易斯·格鲁克(Louise Glück)是一位优秀诗人,但这则新闻却登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A21版。截至这篇文章发稿时,去年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汉克(Peter Handke)在亚马逊上的热度排名是10万左右。2016年选择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获奖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为了让人们觉得这个奖更有意义,而迪伦并没有在颁奖典礼上露面,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比这个奖本身更重要。

再往前追溯,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和博尔赫斯(Borges)都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各异,总之就是不符合委员会的挑剔审美。最近,竟然有人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比奥地利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或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更有资格获得文学奖,这也太疯狂了吧?不过,既然格鲁克已经得奖,感觉美国人近期是不太可能再获此殊荣了,因为这个奖似乎有很浓烈的政治意味。

1974年,也就是哈耶克获奖的那一年,他认为不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任何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应被抬得如此之高。其实,哈耶克多虑了。奖虽然还在,但声望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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