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



 | 吕嘉鸿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记者,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

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

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记者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

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

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

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

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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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百岁诞辰: 华人世界的传奇和文坛巨匠

发布日期:2020-10-02 08:58
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



 | 吕嘉鸿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记者,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

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

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记者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

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

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

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

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



 | 吕嘉鸿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记者,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

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

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记者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

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

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

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

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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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10-02 08:58
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



 | 吕嘉鸿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记者,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

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

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记者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

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

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

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

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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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百年诞辰。作为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的作品的影响力在她去世之后并未消散,甚至更广。



 | 吕嘉鸿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各地作家、学者以及导演对她作品的不断改编,临摹以及评论从未间断。有分析称,张爱玲是当代文坛的超级巨星,过世25年来,任何新发现的遗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也被认为是她后来回到上海后,能够以独树一格的语言及故事书写战争与人性的重要资源。

张爱玲传奇

1920年生于上海,张爱玲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张爱玲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于中国和欧洲。 因受母亲影响,张爱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后来念英文学校,成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拿到奖学金,原本要前往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欧陆二战爆发,她转而赴港,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1939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后接触了西方历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学者许地山教授下熟读新文学。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摆,张爱玲又在1942年避难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说,譬如《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成名。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告诉记者,张爱玲在港大那几年,因为经济拮据,无路可去,她去做医院作短期的照护员求得温饱,因此"直面战争、直面生死的经验更是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所以回到上海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内,才20出头的年纪,就能写出一系列经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再次来港工作及写作,1955年后搭船前往美国纽约,1995年在洛杉矶过世。

时代意义

“我觉得张爱玲不仅仅是个中国文学作家,对她的精确定位应该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长期研究张爱玲的黄心村教授说。

黄心村解释,张爱玲一开始写作就想要当个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双语写作,并下足功夫。她观察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到了香港,也是双语书写,她的假想读者往往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她的后半生中不断的反覆重写、自我翻译,都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的探索。

研究张爱玲作品数十年,黄心村说,张爱玲可以是个“窗口”,因为,从张爱玲出发可以在现代历史及文学史中读到许多不同的风景,或发现自己的盲点,张爱玲对战争,对革命,对两性,对城市文化都具有预见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超前的。

关锦鹏眼中的张爱玲

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名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电影获得好评。 此片的香港导演关锦鹏向记者称,“张爱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实她将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悯在其中。”

关锦鹏解释,1970年代,中学时期他就开始读张爱玲。

身为男同志的他表示,应该是自己“性向”的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或人性的细微以及巧思。关锦鹏称,张爱玲的文字很有电影感,并且具有很多层次,并深藏暗机,常常上下句环环相扣,让人拍案叫绝。关锦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许是个不怎么正面的男主角,但张爱玲没有将他写成十恶不赦,而是带有悲悯。

这似乎应证了张爱玲当年在上海遭到的负面评论和抨击,认为她作品中缺少惩恶扬善或忠孝仁义,总是风花雪月。

当年,张爱玲捍卫自己的作品辩解道:“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黄心村教授同意张爱玲的“个人主义”的坚持并不只是肤浅的,纯粹关注自己七情六欲的极端个人主义。她说张爱玲写战争,她是完全个人化,语言也是完全个人化,不被传统历史大叙事拖着走。但她从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其实是去看到大历史的另一面,绝对不是琐碎。“或者说,她是从这些琐碎中,看到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并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适之之间才能达到那样的共识。”黄心村表示。

保存张爱玲

张爱玲过世后,常有关她的遗作或遗稿被发现。在她驻足过的城市中,各种研究机构及学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并试图抢救并保存有她的遗稿或遗物。

香港大学档案馆(HKU Archives),便负责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留下的资料及文物。该机构陆续找出张爱玲当年进入港大的学籍资料,以及成绩单等等。从其中张爱玲借书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张爱玲读的书中、西都有,品味繁杂,譬如《圣经》,莎士比亚,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等,读的书目大大超过课堂书单。
档案馆档案员林建勳(Garfield Lam)说,世界各地的学者、媒体等对张爱玲的追索不曾终止,是该档案馆十分受欢迎的资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这次黄心村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档案馆的资源;她强调,港大的求学经验对其日后的成名至关重要,历史教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对她的影响是历史观的建立,文学教授许地山对她的影响是文学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考究仍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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