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防控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局面稳住了,全球最早爆发疫情,最早走出疫情,极可能是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能麻痹大意,功亏一篑。借用围棋术语,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近期“急所”

1.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中期“大场”

1.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长期“厚势”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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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防控的“急所”、“大场”与“厚势”

发布日期:2020-09-16 17:07
中国疫情防控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局面稳住了,全球最早爆发疫情,最早走出疫情,极可能是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能麻痹大意,功亏一篑。借用围棋术语,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近期“急所”

1.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中期“大场”

1.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长期“厚势”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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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急所”

1.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中期“大场”

1.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长期“厚势”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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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防控的“急所”、“大场”与“厚势”

发布日期:2020-09-16 17:07
中国疫情防控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局面稳住了,全球最早爆发疫情,最早走出疫情,极可能是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不能麻痹大意,功亏一篑。借用围棋术语,近期待解决的“急所”有三个,中期待抢占的“大场”有三个,长期待积淀的“厚势”也有三个。

近期“急所”

1.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中期“大场”

1.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长期“厚势”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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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急所”

1.恢复活力。各省市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几乎都是三级,个别是四级,都未解除。中国民众的生活基本如常,除非在医院、地铁等特定密闭的公共场所,已几乎不戴口罩。即使疫情局部复发,出现零星的中高风险地区,通过强有力的防控,一个月内确诊病例也能再次清零,不会拖泥带水。

疫情防控措施对生活还有制约,例如全国旅游景区仍然限流,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需要尽快适当放宽,对经济、就业复苏都大有好处。9月下旬,建议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放宽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的最大承载量,由50%提高至75%;国庆假期两周后全国疫情无反弹,11月可继续提高至90%;今年冬季如平安度过,明年元宵节后可恢复至100%。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还需从紧防控学校。大学都是集体教学与生活,一旦有1人感染极易扩散,基于防控考虑,全国大学几乎都缩短国庆8天长假,只休3-4天,非必要不外出,就是不让大学生走远、走久,相应延长寒假,这种谨慎完全正确。全国中小学生也要谨慎,今年国庆假期与五一假期一样克制,不宜离开本省,最好不离开本市(地级)。

2.西南隐患。9月12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1个疑似病例,整个小区当天18时被依法封闭隔离,临近小区全部居家隔离。据云南省卫健委9月13日的疫情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2例,均为缅甸籍、缅甸输入,其中1例为12日的疑似病例。显然入境检疫存在严重漏洞,境外病例入住瑞丽市小区,直到有症状时才发现。9月14日,瑞丽公布两病例活动轨迹,确认均为9月3日偷渡入境,当天22时起,瑞丽市城区封闭一周,全员居家隔离和免费核酸检测。

笔者一直担忧西南陆地边界,是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定时炸弹”(《一周疫情热词:百万、口岸、撤侨、战争、首相》《一周疫情热词:解封、日记、WHO》《中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经验与隐患》,FT中文网,2020年4月8日、4月15日、7月21日)。滇桂边境深山老林,边民通道、便道、羊肠小道数量众多,跨境交流密集,很难彻底控制。东南亚已是全球重疫区之一,中国人、外国人如从越、老、缅的边境小道入境,人流未知且失控,有重大的防控隐患。

9月13日,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民动员,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国门”。坦率地说,滇桂陆地边境防疫难度极大,需建三道防线梯次“止损”。

第一道防线是国境线。疫情期间大幅度减少与东盟人员的交触,如有商务、外交接触,对方需持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口岸入境,且接受中方核酸复检;不仅瑞丽市,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村寨,均应加强24小时封闭管理,有入境人员及时报告,实施医学或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第二道防线是边境县。一旦有输入疫情,整县限制交通和人流,直到确诊病例清零后14天以上再解封;所有与越、老、缅接壤的县市均应参照中风险地区防控,地毯式全面迅速大排查非法入境人员。第三道防线是地级州市。云南与越、老、缅接壤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州市和广西与越接壤的百色、崇左、防城港等市,一旦有疫情必须就地控制,严防扩散到昆明、南宁,进而向内地纵深尤其是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等一二线城市蔓延,否则损失惨重。

3.线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至今未明确举办方式是线上、或者线下、或者线上线下同步?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境外参观参展的政要、人数,肯定不如预期,预计不足去年的20%,意向订单与去年也无可比性。不来不热闹,来得太多也头痛,双方顾虑重重。进入中国、返回本国都需隔离14天,中国所有与外宾接触的人员在展会结束后也需隔离14天,成本太高。不严格隔离有疫情输入的巨大隐患,严格隔离对外国政要、CEO难以执行。

第127届、128届广交会分别于6月、10月线上举办,笔者强烈建议第三届进博会也线上举办,且早决定、早公布。避免向各省分任务、压指标而倒逼大面积数据造假,避免中央和上海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节省的上亿元资金可济困,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刀刃上。

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主发动机,首都严防死守(例如上海等十余个城市作为第一入境点分流)仍出现疫情重大反弹,严重冲击北京和全国的经济复苏。上海、广州、深圳确保防疫安全,可以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疫情之前、期间,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入境口岸,国际航班和旅客最多,防疫纵深又小,主要靠浦东新区消化。如果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线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中央可统筹长三角其他三省为上海入境分流。

中期“大场”

1.疫苗研制。严格按照规范的医学标准完成第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得WHO认可,才能予以批准和出口。人命关天,不要急于抢头炮,如果不成熟的疫苗走出国门,对中国信誉将是灾难性的损害,疫苗研制企业的赔偿也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已承诺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价格必须亲民。某疫苗研制企业董事长放风,“价格预计几百块钱一针”,远超国民心理期望。中国疫苗研究获得很多国企、军队资源和公共财政资助,不能完全市场定价,政府基于全民利益和人类利益,有最终的议价权和定价权。

有两种定价思路,都进入医保:一、数以亿计的持续量产和采购,1剂1元利润足矣,按成本核算不超过10元,全民都用得起;二、由于国内已无必要大规模接种,为了多挣外汇,可定价1剂100元左右出口,同时征收特别税或爱心捐献,吐出80%以上的高额利润。

2.减少浪费。人类通常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对2003年SARS记忆犹新的,恐怕只有参战的医务人员和亲人去世。没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不可能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一旦重视又容易防控过度,造成严重浪费。

2003年SARS来临,一个原本完全边缘化的卫生防疫站,不仅无需担忧被裁减,而且参照美国体系改名为CDC,从总理年度预备费中直接拨款兴建中国疾控新大楼。如今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公共卫生是重点投入领域之一,考虑到财力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县的财力,不能大兴土木、大肆扩张,不能脱离国情、单兵突进。

这和春运的思路一样,不能因为1个月运力饱和满足,全年11个月运力严重闲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敢医敢言、以行证道,深得全国民众的爱戴和钦佩。但每逢大事要事,总有一批官员、科研机构和人员投机钻营,大干快上,捞课题、捞项目、捞资源、捞私利,迎合忽悠各级领导。这种陋习17年前SARS已经发生,今年很难杜绝。财政盘子更大,风气更恶劣,后果更严重。

3.民生优先。中国2020年GDP一季度同比减少6.8%,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上半年同比减少1.6%。国家统计局惯例10月中旬公布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如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1%(即2019年GDP增幅)以上,将确立明显强劲的“V型反弹”基本面,同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增速3%左右过于保守。借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两大硬任务的倒逼推动,中国2020年GDP同比增长大概率落在4.5-5.0%之间。

统计数据漂亮是一回事,小微企业和底层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另外一回事。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不强,底层受疫情冲击更大,这是规律。对富人和大企业而言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对穷人和小微企业而言却是个艰难挣扎甚至死活的问题。

中国政府向来强势,出台的疫情扶持政策和资金重点投向企业,层层分流、层层过滤、层层偏向,由此带来的不公、浪费、腐败的风险更大。以前如此,今年也很难杜绝。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会慰问弱势群体,2021年初应有更大的力度和干货完成这项工作。

长期“厚势”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

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3.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医学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原因不复杂,临床医学的地位明显强于预防医学,招生分数线明显更高,出路明显更好,待遇明显更爽。公共卫生人才在体制内也被边缘化,编制、待遇、经费、出路欠缺,研究和成长环境不佳,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留不长。指望借助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实现公共卫生“大跃进”式突破,那是头脑发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不妨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医科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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