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



 | 程实、钱智俊

OR--商业新媒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

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

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

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

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

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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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的内需倍增

发布日期:2020-09-16 06:11
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



 | 程实、钱智俊

OR--商业新媒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

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

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

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

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

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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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



 | 程实、钱智俊

OR--商业新媒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

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

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

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

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

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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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的内需倍增

发布日期:2020-09-16 06:11
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



 | 程实、钱智俊

OR--商业新媒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

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

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

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

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

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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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

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

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

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

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

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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