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撰文 | 贾康

OR--商业新媒体 】8月12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参加2020亚布力论坛武汉特别峰会时,发表了开幕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今天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首先,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三重因素叠加。

第一,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经济增速是10.6%,这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我们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开始的两年,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来,跟前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有着强劲增长的2010年,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如果现在我们把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

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击穿了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是6.1%,第四季度已经落在了关口6%上。

对于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为科技战+贸易战了。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并还作出种种威胁,这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叠加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突发,在今年一季度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下打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后的中心区域。但是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其次,我想说一下短期和长期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冲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正常发展。国际上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简单来说,两年为期,今年和明年,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有效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既然如此,这个短期冲击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前景的,关键是中国在这次冲击之后,在前面三重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后,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因素。中国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造成了一些误解,他实质的意思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力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双循环”其实就是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样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

现在外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技术,早就已经处于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充分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下,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地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衍生出的中国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主体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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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

发布日期:2020-08-22 13:36
摘要:作者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撰文 | 贾康

OR--商业新媒体 】8月12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参加2020亚布力论坛武汉特别峰会时,发表了开幕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今天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首先,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三重因素叠加。

第一,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经济增速是10.6%,这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我们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开始的两年,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来,跟前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有着强劲增长的2010年,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如果现在我们把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

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击穿了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是6.1%,第四季度已经落在了关口6%上。

对于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为科技战+贸易战了。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并还作出种种威胁,这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叠加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突发,在今年一季度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下打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后的中心区域。但是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其次,我想说一下短期和长期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冲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正常发展。国际上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简单来说,两年为期,今年和明年,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有效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既然如此,这个短期冲击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前景的,关键是中国在这次冲击之后,在前面三重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后,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因素。中国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造成了一些误解,他实质的意思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力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双循环”其实就是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样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

现在外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技术,早就已经处于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充分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下,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地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衍生出的中国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主体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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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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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今天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首先,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三重因素叠加。

第一,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经济增速是10.6%,这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我们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开始的两年,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来,跟前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有着强劲增长的2010年,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如果现在我们把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

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击穿了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是6.1%,第四季度已经落在了关口6%上。

对于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为科技战+贸易战了。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并还作出种种威胁,这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叠加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突发,在今年一季度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下打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后的中心区域。但是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其次,我想说一下短期和长期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冲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正常发展。国际上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简单来说,两年为期,今年和明年,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有效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既然如此,这个短期冲击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前景的,关键是中国在这次冲击之后,在前面三重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后,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因素。中国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造成了一些误解,他实质的意思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力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双循环”其实就是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样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

现在外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技术,早就已经处于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充分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下,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地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衍生出的中国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主体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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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

发布日期:2020-08-22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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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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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今天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首先,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三重因素叠加。

第一,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经济增速是10.6%,这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我们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开始的两年,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来,跟前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有着强劲增长的2010年,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如果现在我们把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

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击穿了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是6.1%,第四季度已经落在了关口6%上。

对于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为科技战+贸易战了。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并还作出种种威胁,这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叠加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突发,在今年一季度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下打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后的中心区域。但是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其次,我想说一下短期和长期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冲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正常发展。国际上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简单来说,两年为期,今年和明年,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有效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既然如此,这个短期冲击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前景的,关键是中国在这次冲击之后,在前面三重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后,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因素。中国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造成了一些误解,他实质的意思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力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双循环”其实就是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样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

现在外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技术,早就已经处于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充分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下,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地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衍生出的中国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主体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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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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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今天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探索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首先,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三重因素叠加。

第一,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经济增速是10.6%,这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我们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开始的两年,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来,跟前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有着强劲增长的2010年,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

如果现在我们把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

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击穿了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是6.1%,第四季度已经落在了关口6%上。

对于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为科技战+贸易战了。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并还作出种种威胁,这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叠加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突发,在今年一季度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下打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后的中心区域。但是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其次,我想说一下短期和长期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冲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正常发展。国际上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简单来说,两年为期,今年和明年,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有效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既然如此,这个短期冲击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前景的,关键是中国在这次冲击之后,在前面三重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后,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因素。中国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这里面他还用了一个词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造成了一些误解,他实质的意思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力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双循环”其实就是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样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

现在外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技术,早就已经处于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充分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下,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地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衍生出的中国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主体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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