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柳依依、林风、扈江离

OR--商业新媒体 】至2020年深圳建市已经40年,和历史超过2000年的广州相比,深圳依然十分年轻。可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腾讯控股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每一天,形形色色的创业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中的某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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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请回答1980

发布日期:2020-08-21 14:09
摘要: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柳依依、林风、扈江离

OR--商业新媒体 】至2020年深圳建市已经40年,和历史超过2000年的广州相比,深圳依然十分年轻。可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腾讯控股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每一天,形形色色的创业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中的某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腾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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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柳依依、林风、扈江离

OR--商业新媒体 】至2020年深圳建市已经40年,和历史超过2000年的广州相比,深圳依然十分年轻。可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腾讯控股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每一天,形形色色的创业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中的某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腾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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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请回答1980

发布日期:2020-08-21 14:09
摘要: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柳依依、林风、扈江离

OR--商业新媒体 】至2020年深圳建市已经40年,和历史超过2000年的广州相比,深圳依然十分年轻。可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腾讯控股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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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腾讯控股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每一天,形形色色的创业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中的某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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