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

 

OR--商业新媒体 】对梁米来说,今年毕业季很特殊。

24岁的梁米在国内一家一本院校文科专业念硕士研究生,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弯月亮。在毕业季,她没有办法像师兄师姐一样,穿着硕士服在校园里的角落里跟同学们合影留念,也无法参加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一起脱帽欢呼。他们学校只是安静地做了一场线上毕业典礼,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唯有找工作时的焦虑在时不时提醒她,“你已经走出校门,该工作了。”

谈及工作,梁米是幸运的。她在今年6月底终于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原本安排在2月份的面试,一直拖到了6月。这期间,我一直很煎熬,不知道是否能被录取。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或者是考上博士,但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很着急。”梁米认为,能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在这个求职难的年月里,抢到了个金饭碗。

与她同班的杨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杨眉原本准备考博,也为此准备了一年多。但因疫情原因,报考学校取消了笔试环节,直接对学生现有成绩进行审核来确定是否录取,这让26岁的杨眉很苦恼。她的四六级成绩并不理想,但笔试能力很强。她原本打算通过笔试拿个高分来弥补短板,结果笔试取消直接让她失去了读博的机会。当5月份听到消息后,她不得不投入到求职大军中。至今,还没有拿到一份录取通知。她的导师有时候会替她惋惜,你们这一届碰到了新冠疫情,找工作要比往届面临更多的挑战,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经济之际,梁米、杨眉都被称为新冠世代。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谈到这场大流行病最终将如何结束时写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他们将长期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该杂志还认为,新冠世代不仅仅包括婴儿,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也极易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没有哪个年龄层能摆脱这场新冠疫情。这个狡猾的病毒已从极易感染的老年人、幼童,转移到了免疫力较强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解决,那么更深远的影响—求职受挫、对未来感到迷茫、财富积累速度减缓等—才初步显现,更远远没有走到解决的地步。

根据领英发布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求职趋势洞察》报告,50%的2020年毕业生认为,今年校招的困难程度超过往年。在国内985/211院校应届生中,过半数认为,今年校招和往年差不多或更容易;在国内二本/三本的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群体中,认为求职困难的比重显著升高,达到64%。领英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初级职位受影响最大,职位发布数量与去年同期减少了94%,企业对于中高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受影响程度较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过去未曾想象过的世界,这也是为何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新冠世代”,它将与X世代、千禧世代(Y世代)与Z世代等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新冠世代将如何自处?

山东青岛的梁书塵今年24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今年7月中旬入职一家国企做策划工作。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就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她依然感到困惑,“这一届毕业生很‘仓促’,仓促地毕业、仓促地答辩、仓促地离校。还有一些同学,找到的工作并不很满意,或者岗位和他们的能力不是特别匹配。”

1996年出生的许亦颖外形姣好,身材高挑,在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传播专业一年级读硕士。因疫情在家滞留半年,她只能在杭州家里线上上课,实践课程都被取消。传媒专业重视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疫情反复,她不知何时能返校,这让她觉得留学生涯充满遗憾。

许亦颖对未来比较迷茫,家人希望她考公务员,但她更想进入媒体行业,但在如此情况下具体能从事什么工作她也不确定。

如果没有疫情,湖北武汉的李雅戈应该在电视台实习。22岁的李雅戈今年6月毕业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由于,她家距离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城不远,所居住的小区管理特别严,招聘季她却无法出门。

在老师推荐下,她去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当实习生。从投简历到确定实习,用了半个月。“我是幸运的,”李雅戈说,“疫情或多或少影响这届毕业生,我觉得能找到喜欢工作很不容易”面对未来,李雅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更愿意在不断学习中,积累和沉淀后,来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使在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对年轻人也是一项艰巨挑战。2019年数据显示,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中有五分之一,或2.67亿年轻人,被归类为尼特一族(NEET),即没有工作、教育或培训的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年轻人通常在特别容易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行业中工作。比如,2018年,欧盟成员国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工人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食品领域就业。年轻女性尤其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些部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工中,女性占一半以上。因此,劳工组织指出,在各国制定支持和刺激计划时,需要包括帮助年轻人的特殊措施,并确保将其纳入支持计划中,无论是雇员还是企业家。青年失业增加不仅损害了个人,也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巨大代价。忽视年轻劳工面临的特殊问题可能会浪费人才,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这意味着新冠遗留的问题可能持续数十年。

据大西洋日报报道,一位名叫阿罗拉的学生,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简称ASU)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学校在今年3月中旬取消了面对面的课程,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有点令人沮丧。”他没有回家,而选择留在校外公寓。他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到苹果公司实习。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工作,在科技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是毕业后获得令人垂涎的工作机会的最佳途径。“获得‘实习’面试很困难,”阿罗拉说,“如果我的实习被完全取消,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公司要再次面试我。”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有其独特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2003年“SARS”第一次让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威胁,因此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导致的结果。

于是,中国人开始越来越相信,未来的社会风险越发明显。但是,在2007年,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信奉风险社会理论的罗教讲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信心。目前,罗教讲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所长,还是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他同样认为,高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充满变数,“各个年龄阶层都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未来。”现在讨论新冠疫情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一旦疫苗出现,这种影响仅仅存在于疫情被控制后的恢复。”罗教讲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假若疫苗失败,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内循环经济,以及中国对疫情的管控手段都可以将风险再一次降低。”

新冠世代们已经深有体会。尽管从就业形势来看,领英的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学生拿到至少一个录取通知,其中25%的人准备入职;另有38%的人虽然有录取通知,但还在继续寻求目标公司和其他工作机会;34%的人没有录取通知,但采访中,这群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看作是一次小小挑战。

在择业时,他们将进入国企、当公务员、选择大厂作为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

南开大学2020届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增勇原本打算进入媒体工作,却进入了一家航天工业研究所。该单位主要招收航天及物理学专业学生,王增勇不懂技术,只能做一些内部新闻报道及党建的文章撰稿等辅助性的工作。但他认为,疫情下,他或许会在这家超稳定的单位工作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硕士魏巍很庆幸去年年底在国内一家投行公司实习,最终被留用。但因年初的新冠疫情,他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不少项目的进程被迫中断或取消。看着身边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国企,他表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魏巍笑着说,留着短发圆寸头的他,看起来很放松,他说并不后悔选择投行,“有位师兄跟我说过,选择进入金融行业,其实就是选择看好国家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6岁的张齐洋在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也是被视为本世纪最热门的专业。在去年4至6月,8至10月份两个时间段,他笔试面试了不少于30家公司。“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首先本身的技术要过硬,很多公司的笔试、机试如果过不了,根本没有后面的3至5轮面试机会。”张齐洋眯起了细细的眼睛说,“我在第一关就倒下的情况发生过,也有倒在面试的最后一关,中间确实很焦虑。但是经过前期的总结,并迅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最后成功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录取通知。”

目前,张齐洋已经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面对未来,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要学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张齐洋相信自己也会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困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大。”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调整,尤其是传统行业。

意大利语言学硕士即将毕业的小乔正在遭遇困境。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她原本计划今年初在意大利实习半年。如今,年初的实习计划已经取消。她的特长是外语,目前意大利语、日语、英语都是可以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和外语相关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她最大的困扰是,找工作时,能匹配的职位比较少。“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小乔说,“但是我就会假想如果放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再来回想的话,所有困难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只要不放弃,总是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依旧在迷茫的许亦颖并没有停下脚步。前段时间,她开了抖音号,开始帮朋友—一个王者荣耀玩家更新游戏视频,最火的一份视频已获赞8000多。她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做互联网视频up主,更新Vlog或者一些旅行、穿衣、美食的视频,“生活总要继续。”撰文/万慧(冯艳彬、王国梁、邹宇萌对此文也有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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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新冠世代

发布日期:2020-08-03 18:42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

 

OR--商业新媒体 】对梁米来说,今年毕业季很特殊。

24岁的梁米在国内一家一本院校文科专业念硕士研究生,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弯月亮。在毕业季,她没有办法像师兄师姐一样,穿着硕士服在校园里的角落里跟同学们合影留念,也无法参加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一起脱帽欢呼。他们学校只是安静地做了一场线上毕业典礼,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唯有找工作时的焦虑在时不时提醒她,“你已经走出校门,该工作了。”

谈及工作,梁米是幸运的。她在今年6月底终于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原本安排在2月份的面试,一直拖到了6月。这期间,我一直很煎熬,不知道是否能被录取。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或者是考上博士,但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很着急。”梁米认为,能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在这个求职难的年月里,抢到了个金饭碗。

与她同班的杨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杨眉原本准备考博,也为此准备了一年多。但因疫情原因,报考学校取消了笔试环节,直接对学生现有成绩进行审核来确定是否录取,这让26岁的杨眉很苦恼。她的四六级成绩并不理想,但笔试能力很强。她原本打算通过笔试拿个高分来弥补短板,结果笔试取消直接让她失去了读博的机会。当5月份听到消息后,她不得不投入到求职大军中。至今,还没有拿到一份录取通知。她的导师有时候会替她惋惜,你们这一届碰到了新冠疫情,找工作要比往届面临更多的挑战,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经济之际,梁米、杨眉都被称为新冠世代。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谈到这场大流行病最终将如何结束时写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他们将长期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该杂志还认为,新冠世代不仅仅包括婴儿,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也极易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没有哪个年龄层能摆脱这场新冠疫情。这个狡猾的病毒已从极易感染的老年人、幼童,转移到了免疫力较强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解决,那么更深远的影响—求职受挫、对未来感到迷茫、财富积累速度减缓等—才初步显现,更远远没有走到解决的地步。

根据领英发布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求职趋势洞察》报告,50%的2020年毕业生认为,今年校招的困难程度超过往年。在国内985/211院校应届生中,过半数认为,今年校招和往年差不多或更容易;在国内二本/三本的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群体中,认为求职困难的比重显著升高,达到64%。领英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初级职位受影响最大,职位发布数量与去年同期减少了94%,企业对于中高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受影响程度较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过去未曾想象过的世界,这也是为何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新冠世代”,它将与X世代、千禧世代(Y世代)与Z世代等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新冠世代将如何自处?

山东青岛的梁书塵今年24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今年7月中旬入职一家国企做策划工作。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就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她依然感到困惑,“这一届毕业生很‘仓促’,仓促地毕业、仓促地答辩、仓促地离校。还有一些同学,找到的工作并不很满意,或者岗位和他们的能力不是特别匹配。”

1996年出生的许亦颖外形姣好,身材高挑,在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传播专业一年级读硕士。因疫情在家滞留半年,她只能在杭州家里线上上课,实践课程都被取消。传媒专业重视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疫情反复,她不知何时能返校,这让她觉得留学生涯充满遗憾。

许亦颖对未来比较迷茫,家人希望她考公务员,但她更想进入媒体行业,但在如此情况下具体能从事什么工作她也不确定。

如果没有疫情,湖北武汉的李雅戈应该在电视台实习。22岁的李雅戈今年6月毕业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由于,她家距离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城不远,所居住的小区管理特别严,招聘季她却无法出门。

在老师推荐下,她去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当实习生。从投简历到确定实习,用了半个月。“我是幸运的,”李雅戈说,“疫情或多或少影响这届毕业生,我觉得能找到喜欢工作很不容易”面对未来,李雅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更愿意在不断学习中,积累和沉淀后,来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使在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对年轻人也是一项艰巨挑战。2019年数据显示,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中有五分之一,或2.67亿年轻人,被归类为尼特一族(NEET),即没有工作、教育或培训的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年轻人通常在特别容易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行业中工作。比如,2018年,欧盟成员国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工人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食品领域就业。年轻女性尤其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些部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工中,女性占一半以上。因此,劳工组织指出,在各国制定支持和刺激计划时,需要包括帮助年轻人的特殊措施,并确保将其纳入支持计划中,无论是雇员还是企业家。青年失业增加不仅损害了个人,也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巨大代价。忽视年轻劳工面临的特殊问题可能会浪费人才,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这意味着新冠遗留的问题可能持续数十年。

据大西洋日报报道,一位名叫阿罗拉的学生,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简称ASU)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学校在今年3月中旬取消了面对面的课程,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有点令人沮丧。”他没有回家,而选择留在校外公寓。他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到苹果公司实习。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工作,在科技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是毕业后获得令人垂涎的工作机会的最佳途径。“获得‘实习’面试很困难,”阿罗拉说,“如果我的实习被完全取消,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公司要再次面试我。”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有其独特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2003年“SARS”第一次让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威胁,因此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导致的结果。

于是,中国人开始越来越相信,未来的社会风险越发明显。但是,在2007年,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信奉风险社会理论的罗教讲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信心。目前,罗教讲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所长,还是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他同样认为,高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充满变数,“各个年龄阶层都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未来。”现在讨论新冠疫情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一旦疫苗出现,这种影响仅仅存在于疫情被控制后的恢复。”罗教讲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假若疫苗失败,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内循环经济,以及中国对疫情的管控手段都可以将风险再一次降低。”

新冠世代们已经深有体会。尽管从就业形势来看,领英的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学生拿到至少一个录取通知,其中25%的人准备入职;另有38%的人虽然有录取通知,但还在继续寻求目标公司和其他工作机会;34%的人没有录取通知,但采访中,这群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看作是一次小小挑战。

在择业时,他们将进入国企、当公务员、选择大厂作为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

南开大学2020届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增勇原本打算进入媒体工作,却进入了一家航天工业研究所。该单位主要招收航天及物理学专业学生,王增勇不懂技术,只能做一些内部新闻报道及党建的文章撰稿等辅助性的工作。但他认为,疫情下,他或许会在这家超稳定的单位工作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硕士魏巍很庆幸去年年底在国内一家投行公司实习,最终被留用。但因年初的新冠疫情,他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不少项目的进程被迫中断或取消。看着身边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国企,他表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魏巍笑着说,留着短发圆寸头的他,看起来很放松,他说并不后悔选择投行,“有位师兄跟我说过,选择进入金融行业,其实就是选择看好国家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6岁的张齐洋在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也是被视为本世纪最热门的专业。在去年4至6月,8至10月份两个时间段,他笔试面试了不少于30家公司。“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首先本身的技术要过硬,很多公司的笔试、机试如果过不了,根本没有后面的3至5轮面试机会。”张齐洋眯起了细细的眼睛说,“我在第一关就倒下的情况发生过,也有倒在面试的最后一关,中间确实很焦虑。但是经过前期的总结,并迅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最后成功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录取通知。”

目前,张齐洋已经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面对未来,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要学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张齐洋相信自己也会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困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大。”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调整,尤其是传统行业。

意大利语言学硕士即将毕业的小乔正在遭遇困境。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她原本计划今年初在意大利实习半年。如今,年初的实习计划已经取消。她的特长是外语,目前意大利语、日语、英语都是可以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和外语相关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她最大的困扰是,找工作时,能匹配的职位比较少。“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小乔说,“但是我就会假想如果放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再来回想的话,所有困难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只要不放弃,总是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依旧在迷茫的许亦颖并没有停下脚步。前段时间,她开了抖音号,开始帮朋友—一个王者荣耀玩家更新游戏视频,最火的一份视频已获赞8000多。她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做互联网视频up主,更新Vlog或者一些旅行、穿衣、美食的视频,“生活总要继续。”撰文/万慧(冯艳彬、王国梁、邹宇萌对此文也有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

 

OR--商业新媒体 】对梁米来说,今年毕业季很特殊。

24岁的梁米在国内一家一本院校文科专业念硕士研究生,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弯月亮。在毕业季,她没有办法像师兄师姐一样,穿着硕士服在校园里的角落里跟同学们合影留念,也无法参加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一起脱帽欢呼。他们学校只是安静地做了一场线上毕业典礼,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唯有找工作时的焦虑在时不时提醒她,“你已经走出校门,该工作了。”

谈及工作,梁米是幸运的。她在今年6月底终于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原本安排在2月份的面试,一直拖到了6月。这期间,我一直很煎熬,不知道是否能被录取。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或者是考上博士,但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很着急。”梁米认为,能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在这个求职难的年月里,抢到了个金饭碗。

与她同班的杨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杨眉原本准备考博,也为此准备了一年多。但因疫情原因,报考学校取消了笔试环节,直接对学生现有成绩进行审核来确定是否录取,这让26岁的杨眉很苦恼。她的四六级成绩并不理想,但笔试能力很强。她原本打算通过笔试拿个高分来弥补短板,结果笔试取消直接让她失去了读博的机会。当5月份听到消息后,她不得不投入到求职大军中。至今,还没有拿到一份录取通知。她的导师有时候会替她惋惜,你们这一届碰到了新冠疫情,找工作要比往届面临更多的挑战,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经济之际,梁米、杨眉都被称为新冠世代。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谈到这场大流行病最终将如何结束时写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他们将长期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该杂志还认为,新冠世代不仅仅包括婴儿,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也极易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没有哪个年龄层能摆脱这场新冠疫情。这个狡猾的病毒已从极易感染的老年人、幼童,转移到了免疫力较强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解决,那么更深远的影响—求职受挫、对未来感到迷茫、财富积累速度减缓等—才初步显现,更远远没有走到解决的地步。

根据领英发布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求职趋势洞察》报告,50%的2020年毕业生认为,今年校招的困难程度超过往年。在国内985/211院校应届生中,过半数认为,今年校招和往年差不多或更容易;在国内二本/三本的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群体中,认为求职困难的比重显著升高,达到64%。领英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初级职位受影响最大,职位发布数量与去年同期减少了94%,企业对于中高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受影响程度较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过去未曾想象过的世界,这也是为何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新冠世代”,它将与X世代、千禧世代(Y世代)与Z世代等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新冠世代将如何自处?

山东青岛的梁书塵今年24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今年7月中旬入职一家国企做策划工作。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就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她依然感到困惑,“这一届毕业生很‘仓促’,仓促地毕业、仓促地答辩、仓促地离校。还有一些同学,找到的工作并不很满意,或者岗位和他们的能力不是特别匹配。”

1996年出生的许亦颖外形姣好,身材高挑,在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传播专业一年级读硕士。因疫情在家滞留半年,她只能在杭州家里线上上课,实践课程都被取消。传媒专业重视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疫情反复,她不知何时能返校,这让她觉得留学生涯充满遗憾。

许亦颖对未来比较迷茫,家人希望她考公务员,但她更想进入媒体行业,但在如此情况下具体能从事什么工作她也不确定。

如果没有疫情,湖北武汉的李雅戈应该在电视台实习。22岁的李雅戈今年6月毕业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由于,她家距离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城不远,所居住的小区管理特别严,招聘季她却无法出门。

在老师推荐下,她去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当实习生。从投简历到确定实习,用了半个月。“我是幸运的,”李雅戈说,“疫情或多或少影响这届毕业生,我觉得能找到喜欢工作很不容易”面对未来,李雅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更愿意在不断学习中,积累和沉淀后,来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使在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对年轻人也是一项艰巨挑战。2019年数据显示,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中有五分之一,或2.67亿年轻人,被归类为尼特一族(NEET),即没有工作、教育或培训的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年轻人通常在特别容易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行业中工作。比如,2018年,欧盟成员国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工人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食品领域就业。年轻女性尤其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些部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工中,女性占一半以上。因此,劳工组织指出,在各国制定支持和刺激计划时,需要包括帮助年轻人的特殊措施,并确保将其纳入支持计划中,无论是雇员还是企业家。青年失业增加不仅损害了个人,也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巨大代价。忽视年轻劳工面临的特殊问题可能会浪费人才,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这意味着新冠遗留的问题可能持续数十年。

据大西洋日报报道,一位名叫阿罗拉的学生,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简称ASU)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学校在今年3月中旬取消了面对面的课程,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有点令人沮丧。”他没有回家,而选择留在校外公寓。他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到苹果公司实习。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工作,在科技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是毕业后获得令人垂涎的工作机会的最佳途径。“获得‘实习’面试很困难,”阿罗拉说,“如果我的实习被完全取消,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公司要再次面试我。”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有其独特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2003年“SARS”第一次让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威胁,因此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导致的结果。

于是,中国人开始越来越相信,未来的社会风险越发明显。但是,在2007年,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信奉风险社会理论的罗教讲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信心。目前,罗教讲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所长,还是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他同样认为,高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充满变数,“各个年龄阶层都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未来。”现在讨论新冠疫情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一旦疫苗出现,这种影响仅仅存在于疫情被控制后的恢复。”罗教讲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假若疫苗失败,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内循环经济,以及中国对疫情的管控手段都可以将风险再一次降低。”

新冠世代们已经深有体会。尽管从就业形势来看,领英的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学生拿到至少一个录取通知,其中25%的人准备入职;另有38%的人虽然有录取通知,但还在继续寻求目标公司和其他工作机会;34%的人没有录取通知,但采访中,这群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看作是一次小小挑战。

在择业时,他们将进入国企、当公务员、选择大厂作为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

南开大学2020届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增勇原本打算进入媒体工作,却进入了一家航天工业研究所。该单位主要招收航天及物理学专业学生,王增勇不懂技术,只能做一些内部新闻报道及党建的文章撰稿等辅助性的工作。但他认为,疫情下,他或许会在这家超稳定的单位工作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硕士魏巍很庆幸去年年底在国内一家投行公司实习,最终被留用。但因年初的新冠疫情,他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不少项目的进程被迫中断或取消。看着身边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国企,他表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魏巍笑着说,留着短发圆寸头的他,看起来很放松,他说并不后悔选择投行,“有位师兄跟我说过,选择进入金融行业,其实就是选择看好国家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6岁的张齐洋在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也是被视为本世纪最热门的专业。在去年4至6月,8至10月份两个时间段,他笔试面试了不少于30家公司。“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首先本身的技术要过硬,很多公司的笔试、机试如果过不了,根本没有后面的3至5轮面试机会。”张齐洋眯起了细细的眼睛说,“我在第一关就倒下的情况发生过,也有倒在面试的最后一关,中间确实很焦虑。但是经过前期的总结,并迅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最后成功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录取通知。”

目前,张齐洋已经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面对未来,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要学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张齐洋相信自己也会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困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大。”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调整,尤其是传统行业。

意大利语言学硕士即将毕业的小乔正在遭遇困境。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她原本计划今年初在意大利实习半年。如今,年初的实习计划已经取消。她的特长是外语,目前意大利语、日语、英语都是可以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和外语相关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她最大的困扰是,找工作时,能匹配的职位比较少。“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小乔说,“但是我就会假想如果放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再来回想的话,所有困难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只要不放弃,总是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依旧在迷茫的许亦颖并没有停下脚步。前段时间,她开了抖音号,开始帮朋友—一个王者荣耀玩家更新游戏视频,最火的一份视频已获赞8000多。她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做互联网视频up主,更新Vlog或者一些旅行、穿衣、美食的视频,“生活总要继续。”撰文/万慧(冯艳彬、王国梁、邹宇萌对此文也有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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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新冠世代

发布日期:2020-08-03 18:42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

 

OR--商业新媒体 】对梁米来说,今年毕业季很特殊。

24岁的梁米在国内一家一本院校文科专业念硕士研究生,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弯月亮。在毕业季,她没有办法像师兄师姐一样,穿着硕士服在校园里的角落里跟同学们合影留念,也无法参加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一起脱帽欢呼。他们学校只是安静地做了一场线上毕业典礼,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唯有找工作时的焦虑在时不时提醒她,“你已经走出校门,该工作了。”

谈及工作,梁米是幸运的。她在今年6月底终于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原本安排在2月份的面试,一直拖到了6月。这期间,我一直很煎熬,不知道是否能被录取。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或者是考上博士,但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很着急。”梁米认为,能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在这个求职难的年月里,抢到了个金饭碗。

与她同班的杨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杨眉原本准备考博,也为此准备了一年多。但因疫情原因,报考学校取消了笔试环节,直接对学生现有成绩进行审核来确定是否录取,这让26岁的杨眉很苦恼。她的四六级成绩并不理想,但笔试能力很强。她原本打算通过笔试拿个高分来弥补短板,结果笔试取消直接让她失去了读博的机会。当5月份听到消息后,她不得不投入到求职大军中。至今,还没有拿到一份录取通知。她的导师有时候会替她惋惜,你们这一届碰到了新冠疫情,找工作要比往届面临更多的挑战,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经济之际,梁米、杨眉都被称为新冠世代。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谈到这场大流行病最终将如何结束时写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他们将长期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该杂志还认为,新冠世代不仅仅包括婴儿,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也极易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没有哪个年龄层能摆脱这场新冠疫情。这个狡猾的病毒已从极易感染的老年人、幼童,转移到了免疫力较强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解决,那么更深远的影响—求职受挫、对未来感到迷茫、财富积累速度减缓等—才初步显现,更远远没有走到解决的地步。

根据领英发布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求职趋势洞察》报告,50%的2020年毕业生认为,今年校招的困难程度超过往年。在国内985/211院校应届生中,过半数认为,今年校招和往年差不多或更容易;在国内二本/三本的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群体中,认为求职困难的比重显著升高,达到64%。领英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初级职位受影响最大,职位发布数量与去年同期减少了94%,企业对于中高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受影响程度较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过去未曾想象过的世界,这也是为何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新冠世代”,它将与X世代、千禧世代(Y世代)与Z世代等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新冠世代将如何自处?

山东青岛的梁书塵今年24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今年7月中旬入职一家国企做策划工作。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就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她依然感到困惑,“这一届毕业生很‘仓促’,仓促地毕业、仓促地答辩、仓促地离校。还有一些同学,找到的工作并不很满意,或者岗位和他们的能力不是特别匹配。”

1996年出生的许亦颖外形姣好,身材高挑,在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传播专业一年级读硕士。因疫情在家滞留半年,她只能在杭州家里线上上课,实践课程都被取消。传媒专业重视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疫情反复,她不知何时能返校,这让她觉得留学生涯充满遗憾。

许亦颖对未来比较迷茫,家人希望她考公务员,但她更想进入媒体行业,但在如此情况下具体能从事什么工作她也不确定。

如果没有疫情,湖北武汉的李雅戈应该在电视台实习。22岁的李雅戈今年6月毕业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由于,她家距离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城不远,所居住的小区管理特别严,招聘季她却无法出门。

在老师推荐下,她去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当实习生。从投简历到确定实习,用了半个月。“我是幸运的,”李雅戈说,“疫情或多或少影响这届毕业生,我觉得能找到喜欢工作很不容易”面对未来,李雅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更愿意在不断学习中,积累和沉淀后,来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使在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对年轻人也是一项艰巨挑战。2019年数据显示,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中有五分之一,或2.67亿年轻人,被归类为尼特一族(NEET),即没有工作、教育或培训的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年轻人通常在特别容易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行业中工作。比如,2018年,欧盟成员国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工人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食品领域就业。年轻女性尤其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些部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工中,女性占一半以上。因此,劳工组织指出,在各国制定支持和刺激计划时,需要包括帮助年轻人的特殊措施,并确保将其纳入支持计划中,无论是雇员还是企业家。青年失业增加不仅损害了个人,也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巨大代价。忽视年轻劳工面临的特殊问题可能会浪费人才,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这意味着新冠遗留的问题可能持续数十年。

据大西洋日报报道,一位名叫阿罗拉的学生,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简称ASU)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学校在今年3月中旬取消了面对面的课程,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有点令人沮丧。”他没有回家,而选择留在校外公寓。他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到苹果公司实习。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工作,在科技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是毕业后获得令人垂涎的工作机会的最佳途径。“获得‘实习’面试很困难,”阿罗拉说,“如果我的实习被完全取消,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公司要再次面试我。”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有其独特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2003年“SARS”第一次让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威胁,因此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导致的结果。

于是,中国人开始越来越相信,未来的社会风险越发明显。但是,在2007年,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信奉风险社会理论的罗教讲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信心。目前,罗教讲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所长,还是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他同样认为,高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充满变数,“各个年龄阶层都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未来。”现在讨论新冠疫情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一旦疫苗出现,这种影响仅仅存在于疫情被控制后的恢复。”罗教讲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假若疫苗失败,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内循环经济,以及中国对疫情的管控手段都可以将风险再一次降低。”

新冠世代们已经深有体会。尽管从就业形势来看,领英的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学生拿到至少一个录取通知,其中25%的人准备入职;另有38%的人虽然有录取通知,但还在继续寻求目标公司和其他工作机会;34%的人没有录取通知,但采访中,这群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看作是一次小小挑战。

在择业时,他们将进入国企、当公务员、选择大厂作为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

南开大学2020届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增勇原本打算进入媒体工作,却进入了一家航天工业研究所。该单位主要招收航天及物理学专业学生,王增勇不懂技术,只能做一些内部新闻报道及党建的文章撰稿等辅助性的工作。但他认为,疫情下,他或许会在这家超稳定的单位工作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硕士魏巍很庆幸去年年底在国内一家投行公司实习,最终被留用。但因年初的新冠疫情,他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不少项目的进程被迫中断或取消。看着身边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国企,他表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魏巍笑着说,留着短发圆寸头的他,看起来很放松,他说并不后悔选择投行,“有位师兄跟我说过,选择进入金融行业,其实就是选择看好国家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6岁的张齐洋在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也是被视为本世纪最热门的专业。在去年4至6月,8至10月份两个时间段,他笔试面试了不少于30家公司。“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首先本身的技术要过硬,很多公司的笔试、机试如果过不了,根本没有后面的3至5轮面试机会。”张齐洋眯起了细细的眼睛说,“我在第一关就倒下的情况发生过,也有倒在面试的最后一关,中间确实很焦虑。但是经过前期的总结,并迅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最后成功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录取通知。”

目前,张齐洋已经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面对未来,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要学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张齐洋相信自己也会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困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大。”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调整,尤其是传统行业。

意大利语言学硕士即将毕业的小乔正在遭遇困境。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她原本计划今年初在意大利实习半年。如今,年初的实习计划已经取消。她的特长是外语,目前意大利语、日语、英语都是可以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和外语相关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她最大的困扰是,找工作时,能匹配的职位比较少。“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小乔说,“但是我就会假想如果放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再来回想的话,所有困难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只要不放弃,总是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依旧在迷茫的许亦颖并没有停下脚步。前段时间,她开了抖音号,开始帮朋友—一个王者荣耀玩家更新游戏视频,最火的一份视频已获赞8000多。她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做互联网视频up主,更新Vlog或者一些旅行、穿衣、美食的视频,“生活总要继续。”撰文/万慧(冯艳彬、王国梁、邹宇萌对此文也有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

 

OR--商业新媒体 】对梁米来说,今年毕业季很特殊。

24岁的梁米在国内一家一本院校文科专业念硕士研究生,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弯月亮。在毕业季,她没有办法像师兄师姐一样,穿着硕士服在校园里的角落里跟同学们合影留念,也无法参加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一起脱帽欢呼。他们学校只是安静地做了一场线上毕业典礼,三年的学习就结束了。有时候,她甚至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唯有找工作时的焦虑在时不时提醒她,“你已经走出校门,该工作了。”

谈及工作,梁米是幸运的。她在今年6月底终于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原本安排在2月份的面试,一直拖到了6月。这期间,我一直很煎熬,不知道是否能被录取。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已经找好工作,或者是考上博士,但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很着急。”梁米认为,能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在这个求职难的年月里,抢到了个金饭碗。

与她同班的杨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杨眉原本准备考博,也为此准备了一年多。但因疫情原因,报考学校取消了笔试环节,直接对学生现有成绩进行审核来确定是否录取,这让26岁的杨眉很苦恼。她的四六级成绩并不理想,但笔试能力很强。她原本打算通过笔试拿个高分来弥补短板,结果笔试取消直接让她失去了读博的机会。当5月份听到消息后,她不得不投入到求职大军中。至今,还没有拿到一份录取通知。她的导师有时候会替她惋惜,你们这一届碰到了新冠疫情,找工作要比往届面临更多的挑战,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经济之际,梁米、杨眉都被称为新冠世代。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谈到这场大流行病最终将如何结束时写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出生的婴儿可能被称为“新冠世代”,他们将长期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该杂志还认为,新冠世代不仅仅包括婴儿,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也极易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

没有哪个年龄层能摆脱这场新冠疫情。这个狡猾的病毒已从极易感染的老年人、幼童,转移到了免疫力较强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解决,那么更深远的影响—求职受挫、对未来感到迷茫、财富积累速度减缓等—才初步显现,更远远没有走到解决的地步。

根据领英发布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求职趋势洞察》报告,50%的2020年毕业生认为,今年校招的困难程度超过往年。在国内985/211院校应届生中,过半数认为,今年校招和往年差不多或更容易;在国内二本/三本的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群体中,认为求职困难的比重显著升高,达到64%。领英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初级职位受影响最大,职位发布数量与去年同期减少了94%,企业对于中高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受影响程度较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过去未曾想象过的世界,这也是为何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新冠世代”,它将与X世代、千禧世代(Y世代)与Z世代等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新冠世代将如何自处?

山东青岛的梁书塵今年24岁,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今年7月中旬入职一家国企做策划工作。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就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她依然感到困惑,“这一届毕业生很‘仓促’,仓促地毕业、仓促地答辩、仓促地离校。还有一些同学,找到的工作并不很满意,或者岗位和他们的能力不是特别匹配。”

1996年出生的许亦颖外形姣好,身材高挑,在墨尔本大学全球媒体传播专业一年级读硕士。因疫情在家滞留半年,她只能在杭州家里线上上课,实践课程都被取消。传媒专业重视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疫情反复,她不知何时能返校,这让她觉得留学生涯充满遗憾。

许亦颖对未来比较迷茫,家人希望她考公务员,但她更想进入媒体行业,但在如此情况下具体能从事什么工作她也不确定。

如果没有疫情,湖北武汉的李雅戈应该在电视台实习。22岁的李雅戈今年6月毕业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由于,她家距离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城不远,所居住的小区管理特别严,招聘季她却无法出门。

在老师推荐下,她去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当实习生。从投简历到确定实习,用了半个月。“我是幸运的,”李雅戈说,“疫情或多或少影响这届毕业生,我觉得能找到喜欢工作很不容易”面对未来,李雅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她更愿意在不断学习中,积累和沉淀后,来认识这个未知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使在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对年轻人也是一项艰巨挑战。2019年数据显示,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中有五分之一,或2.67亿年轻人,被归类为尼特一族(NEET),即没有工作、教育或培训的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年轻人通常在特别容易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行业中工作。比如,2018年,欧盟成员国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工人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食品领域就业。年轻女性尤其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些部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工中,女性占一半以上。因此,劳工组织指出,在各国制定支持和刺激计划时,需要包括帮助年轻人的特殊措施,并确保将其纳入支持计划中,无论是雇员还是企业家。青年失业增加不仅损害了个人,也给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巨大代价。忽视年轻劳工面临的特殊问题可能会浪费人才,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这意味着新冠遗留的问题可能持续数十年。

据大西洋日报报道,一位名叫阿罗拉的学生,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简称ASU)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学校在今年3月中旬取消了面对面的课程,所有同学都回家了,“有点令人沮丧。”他没有回家,而选择留在校外公寓。他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到苹果公司实习。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工作,在科技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是毕业后获得令人垂涎的工作机会的最佳途径。“获得‘实习’面试很困难,”阿罗拉说,“如果我的实习被完全取消,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公司要再次面试我。”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有其独特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灾害,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2003年“SARS”第一次让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威胁,因此当时社会上一致认为,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导致的结果。

于是,中国人开始越来越相信,未来的社会风险越发明显。但是,在2007年,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信奉风险社会理论的罗教讲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信心。目前,罗教讲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所长,还是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他同样认为,高科技的发展让一切充满变数,“各个年龄阶层都将面临一个不稳定的未来。”现在讨论新冠疫情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一旦疫苗出现,这种影响仅仅存在于疫情被控制后的恢复。”罗教讲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假若疫苗失败,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内循环经济,以及中国对疫情的管控手段都可以将风险再一次降低。”

新冠世代们已经深有体会。尽管从就业形势来看,领英的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学生拿到至少一个录取通知,其中25%的人准备入职;另有38%的人虽然有录取通知,但还在继续寻求目标公司和其他工作机会;34%的人没有录取通知,但采访中,这群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看作是一次小小挑战。

在择业时,他们将进入国企、当公务员、选择大厂作为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

南开大学2020届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增勇原本打算进入媒体工作,却进入了一家航天工业研究所。该单位主要招收航天及物理学专业学生,王增勇不懂技术,只能做一些内部新闻报道及党建的文章撰稿等辅助性的工作。但他认为,疫情下,他或许会在这家超稳定的单位工作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硕士魏巍很庆幸去年年底在国内一家投行公司实习,最终被留用。但因年初的新冠疫情,他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不少项目的进程被迫中断或取消。看着身边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国企,他表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魏巍笑着说,留着短发圆寸头的他,看起来很放松,他说并不后悔选择投行,“有位师兄跟我说过,选择进入金融行业,其实就是选择看好国家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6岁的张齐洋在湖北武汉理工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也是被视为本世纪最热门的专业。在去年4至6月,8至10月份两个时间段,他笔试面试了不少于30家公司。“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言,首先本身的技术要过硬,很多公司的笔试、机试如果过不了,根本没有后面的3至5轮面试机会。”张齐洋眯起了细细的眼睛说,“我在第一关就倒下的情况发生过,也有倒在面试的最后一关,中间确实很焦虑。但是经过前期的总结,并迅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最后成功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录取通知。”

目前,张齐洋已经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面对未来,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要学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张齐洋相信自己也会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困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大。”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行业确实需要调整,尤其是传统行业。

意大利语言学硕士即将毕业的小乔正在遭遇困境。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她原本计划今年初在意大利实习半年。如今,年初的实习计划已经取消。她的特长是外语,目前意大利语、日语、英语都是可以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和外语相关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她最大的困扰是,找工作时,能匹配的职位比较少。“自己确实处于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也会担忧。”小乔说,“但是我就会假想如果放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再来回想的话,所有困难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只要不放弃,总是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依旧在迷茫的许亦颖并没有停下脚步。前段时间,她开了抖音号,开始帮朋友—一个王者荣耀玩家更新游戏视频,最火的一份视频已获赞8000多。她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做互联网视频up主,更新Vlog或者一些旅行、穿衣、美食的视频,“生活总要继续。”撰文/万慧(冯艳彬、王国梁、邹宇萌对此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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