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赴美留学是一笔重大投资,以往这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融入美国的机会,但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移民政策使留学成为风险更高的赌博。



卡伊•麦克纳米 纽约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新冠大流行期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面临众多挑战:旅行限制、签证不确定、美国一些人的仇外心理以及艰难的就业市场,仅仅是让外国学生日子不好过的其中几个因素。但在2020年届学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国际招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体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向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近年已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2017-18学年,学费占大学资金的20%以上,是所有收入来源中最大的一类。

国际学生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学费:在公立大学,这意味着要支付州外学费,可能达到州内学费的两倍以上。在私立大学,国际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资助,学费的差别可能更大。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估计,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该协会预计,COVID-19对2020-21学年国际招生的影响,将使高等教育行业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出国赴美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投资,而新冠大流行和特朗普时代的签证规则令这一投资成为一场风险更高的赌博。以往,对许多人来说,为了有机会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就读于一所美国大学是值得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2018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通过学生工作许可计划在美国工作。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签证案例追踪论坛Trackitt的初步数据显示,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学生数量已大幅下降。OPT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授权计划,允许学生继续在美国工作。多数学生有资格享受一年的OPT,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译者注)的学生有资格享受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向我们的学生读者征询了大流行时期的毕业景象。有400多名读者回复了我们的请求,其中许多是国际学生,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应对疫情。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奥托•赛梅(Otto Saymeh),26岁,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2013年奥托•赛梅来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同时还逃离了一场内战。赛梅的老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抵达美国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我本应去柏林留学,但被取消了。我本来很兴奋,因为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看看其他地方……比如看看我的家人,”赛梅说。现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他不认为自己在近期内能探望家人。

赛梅说:“你来到这里是有具体计划的,这个计划将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但现在连留在这里都成了一个问题。”美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动摇了赛梅的乐观,击碎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你(对美国)期望更多……但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与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它照顾某些人。它不照顾所有人。你会重新考虑自己在这里的归属。”

赛梅于2019年获得庇护身份,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路上。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他面对身份认同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叙利亚人,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生活了19年,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得足够久,对这里的政治、制度等等的了解实际上很可能比对叙利亚的了解更多。”

赛梅回忆起最近与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儿时朋友的电话,他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他说:“我和老家最好的朋友聊天。他有个侄子,大概4岁,我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他问我朋友在和谁说话。于是我朋友告诉他在跟‘来自美国的奥托通话,他是我朋友,我们在叙利亚认识的’。然后那个孩子直接说我是一个美国懦夫。一个4岁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处这里的复杂性,有这种身份认同,形成某种观点,然后搬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

扬•茨德拉勒克(Jan Zdrálek),26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茨德拉勒克在布拉格长大,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从欧洲一所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教育”。2018年,他被录取,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

茨德拉勒克说:“(我曾)希望把SAIS作为自己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作经验的跳板,这几乎实现。”

但在他5月中旬毕业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疫情对人类和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在线完成学业。在SAIS,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指导老师告诉国际学生,他们回母国找工作可能更好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始关闭……我决定回国,蛰伏一段时间,节省一点钱,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快要付不起房租了。”

但对像茨德拉勒克一样在课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华盛顿特区专业人士建立关系网的学生而言,回国也意味着放弃他们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人脉。

他说:“我去SAIS深造的决定是一笔大投资,但它没带来回报。这是主要问题。与过去两年待在国内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生)基本上要么处于相同的水平,要么甚至低于他们的起始位置。”

“尽管我们有这个不错的学位——从一所好大学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位——但我们在国内没有关系和人脉网。”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基本上是被扔到了一个其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这里。”

艾琳(Erin),22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5月毕业前,不愿透露全名的艾琳正在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去年夏天,她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完成了实习,毕业后的求职也进展顺利。

她说:“我拿到了工作录用函,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想设法留在美国,那时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真的很乐观。”

艾琳是中日混血,在英格兰长大。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通过选择性实习训练(OPT)计划留在美国工作。该计划允许国际学生留在美国至少一年时间,前提是他们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对计划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说,OPT被视为从学生签证向工作签证过渡的一种方式。

一些国际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就开始自己的OPT,希望能找到最终带来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但艾琳从战略上进行了策划,准备把OPT机会留到毕业后利用。

她的OPT将从10月1日开始,但她面试过的公司现已冻结招聘,或者限定只招聘美国公民。希望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艾琳和她的国际同学们,如今遭遇了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陷入失业与限期离境之间的不安定境地。

“我毕业了,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了出路。”她说。

特朗普政府主政时期OPT计划的不确定未来,加剧了外国留学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很有可能彻底取消OPT,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像艾琳这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不得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引发两极分化的移民言论,以及有关疫情发源地的煽动性言论。很多人现在担心招聘领域出现反亚洲情绪。艾琳说:“我有一个显然是亚洲人的名字,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不得不考虑种族偏见”。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她表示,“他们担心,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他们担心人们会如何看待我。”

“美国,尤其是纽约,应该是移民的天堂,能够从零开始在那里打拼是美国梦,”她说,“留在美国继续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真的越来越难了。”

亚斯米娜•梅库阿尔(Yasmina Mekouar), 31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环境设计学院(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梅库阿尔现年31岁,来自摩洛哥,在私人股本和投资银行工作10年后,她报名攻读加州大学的房地产与设计课程。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工作,这家公司专注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最初,我加盟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筹集一只面向非洲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结果没有成功,”她表示,“我对房地产充满热情,但(在那里)我无法真正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经验。”

“我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因此我来到这里。”

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本应在5月结束,但疫情迫使梅库阿尔推迟毕业。

“我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做一个实地专题论文类型的项目,”她表示,”对于我和其他很多学生,我们需要身处实地,我们需要与人见面,做很多采访。疫情在3月后,我们想找的很多专业人士不上班了,或者不愿在他们试图救火的时候通过Zoom接受采访。”

尽管梅库阿尔面临其他留学生目前正在应对的种种挑战,但她仍保持乐观。

“所有人在毕业时都面临某种不确定性,但我们的不确定性又多了一层,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合适的国家求职,”她表示,“但我不认为国际学生现在的境遇最糟。”

她上一次毕业是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有点糟糕,”她说,“但在那几个月,我学到的可能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出问题时,你会学到更多。”

凭借驾驭金融危机余波的经验,梅库阿尔正努力帮助她的同学们看到疫情“喧嚣背后的东西”,并在“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发现成长机会。

梅库阿尔希望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但如果她不得不离开,那可能意味着她的长期职业目标取得进展。“我的梦想是,在这一切结束后,在(西非)创办我自己的开发公司。因此离开美国可能会加快这些计划。即使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最好就此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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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毕业的在美留学生面临不确定

发布日期:2020-07-30 11:00
摘要:赴美留学是一笔重大投资,以往这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融入美国的机会,但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移民政策使留学成为风险更高的赌博。



卡伊•麦克纳米 纽约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新冠大流行期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面临众多挑战:旅行限制、签证不确定、美国一些人的仇外心理以及艰难的就业市场,仅仅是让外国学生日子不好过的其中几个因素。但在2020年届学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国际招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体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向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近年已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2017-18学年,学费占大学资金的20%以上,是所有收入来源中最大的一类。

国际学生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学费:在公立大学,这意味着要支付州外学费,可能达到州内学费的两倍以上。在私立大学,国际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资助,学费的差别可能更大。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估计,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该协会预计,COVID-19对2020-21学年国际招生的影响,将使高等教育行业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出国赴美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投资,而新冠大流行和特朗普时代的签证规则令这一投资成为一场风险更高的赌博。以往,对许多人来说,为了有机会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就读于一所美国大学是值得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2018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通过学生工作许可计划在美国工作。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签证案例追踪论坛Trackitt的初步数据显示,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学生数量已大幅下降。OPT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授权计划,允许学生继续在美国工作。多数学生有资格享受一年的OPT,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译者注)的学生有资格享受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向我们的学生读者征询了大流行时期的毕业景象。有400多名读者回复了我们的请求,其中许多是国际学生,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应对疫情。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奥托•赛梅(Otto Saymeh),26岁,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2013年奥托•赛梅来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同时还逃离了一场内战。赛梅的老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抵达美国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我本应去柏林留学,但被取消了。我本来很兴奋,因为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看看其他地方……比如看看我的家人,”赛梅说。现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他不认为自己在近期内能探望家人。

赛梅说:“你来到这里是有具体计划的,这个计划将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但现在连留在这里都成了一个问题。”美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动摇了赛梅的乐观,击碎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你(对美国)期望更多……但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与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它照顾某些人。它不照顾所有人。你会重新考虑自己在这里的归属。”

赛梅于2019年获得庇护身份,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路上。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他面对身份认同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叙利亚人,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生活了19年,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得足够久,对这里的政治、制度等等的了解实际上很可能比对叙利亚的了解更多。”

赛梅回忆起最近与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儿时朋友的电话,他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他说:“我和老家最好的朋友聊天。他有个侄子,大概4岁,我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他问我朋友在和谁说话。于是我朋友告诉他在跟‘来自美国的奥托通话,他是我朋友,我们在叙利亚认识的’。然后那个孩子直接说我是一个美国懦夫。一个4岁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处这里的复杂性,有这种身份认同,形成某种观点,然后搬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

扬•茨德拉勒克(Jan Zdrálek),26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茨德拉勒克在布拉格长大,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从欧洲一所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教育”。2018年,他被录取,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

茨德拉勒克说:“(我曾)希望把SAIS作为自己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作经验的跳板,这几乎实现。”

但在他5月中旬毕业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疫情对人类和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在线完成学业。在SAIS,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指导老师告诉国际学生,他们回母国找工作可能更好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始关闭……我决定回国,蛰伏一段时间,节省一点钱,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快要付不起房租了。”

但对像茨德拉勒克一样在课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华盛顿特区专业人士建立关系网的学生而言,回国也意味着放弃他们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人脉。

他说:“我去SAIS深造的决定是一笔大投资,但它没带来回报。这是主要问题。与过去两年待在国内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生)基本上要么处于相同的水平,要么甚至低于他们的起始位置。”

“尽管我们有这个不错的学位——从一所好大学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位——但我们在国内没有关系和人脉网。”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基本上是被扔到了一个其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这里。”

艾琳(Erin),22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5月毕业前,不愿透露全名的艾琳正在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去年夏天,她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完成了实习,毕业后的求职也进展顺利。

她说:“我拿到了工作录用函,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想设法留在美国,那时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真的很乐观。”

艾琳是中日混血,在英格兰长大。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通过选择性实习训练(OPT)计划留在美国工作。该计划允许国际学生留在美国至少一年时间,前提是他们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对计划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说,OPT被视为从学生签证向工作签证过渡的一种方式。

一些国际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就开始自己的OPT,希望能找到最终带来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但艾琳从战略上进行了策划,准备把OPT机会留到毕业后利用。

她的OPT将从10月1日开始,但她面试过的公司现已冻结招聘,或者限定只招聘美国公民。希望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艾琳和她的国际同学们,如今遭遇了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陷入失业与限期离境之间的不安定境地。

“我毕业了,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了出路。”她说。

特朗普政府主政时期OPT计划的不确定未来,加剧了外国留学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很有可能彻底取消OPT,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像艾琳这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不得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引发两极分化的移民言论,以及有关疫情发源地的煽动性言论。很多人现在担心招聘领域出现反亚洲情绪。艾琳说:“我有一个显然是亚洲人的名字,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不得不考虑种族偏见”。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她表示,“他们担心,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他们担心人们会如何看待我。”

“美国,尤其是纽约,应该是移民的天堂,能够从零开始在那里打拼是美国梦,”她说,“留在美国继续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真的越来越难了。”

亚斯米娜•梅库阿尔(Yasmina Mekouar), 31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环境设计学院(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梅库阿尔现年31岁,来自摩洛哥,在私人股本和投资银行工作10年后,她报名攻读加州大学的房地产与设计课程。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工作,这家公司专注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最初,我加盟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筹集一只面向非洲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结果没有成功,”她表示,“我对房地产充满热情,但(在那里)我无法真正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经验。”

“我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因此我来到这里。”

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本应在5月结束,但疫情迫使梅库阿尔推迟毕业。

“我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做一个实地专题论文类型的项目,”她表示,”对于我和其他很多学生,我们需要身处实地,我们需要与人见面,做很多采访。疫情在3月后,我们想找的很多专业人士不上班了,或者不愿在他们试图救火的时候通过Zoom接受采访。”

尽管梅库阿尔面临其他留学生目前正在应对的种种挑战,但她仍保持乐观。

“所有人在毕业时都面临某种不确定性,但我们的不确定性又多了一层,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合适的国家求职,”她表示,“但我不认为国际学生现在的境遇最糟。”

她上一次毕业是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有点糟糕,”她说,“但在那几个月,我学到的可能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出问题时,你会学到更多。”

凭借驾驭金融危机余波的经验,梅库阿尔正努力帮助她的同学们看到疫情“喧嚣背后的东西”,并在“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发现成长机会。

梅库阿尔希望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但如果她不得不离开,那可能意味着她的长期职业目标取得进展。“我的梦想是,在这一切结束后,在(西非)创办我自己的开发公司。因此离开美国可能会加快这些计划。即使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最好就此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赴美留学是一笔重大投资,以往这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融入美国的机会,但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移民政策使留学成为风险更高的赌博。



卡伊•麦克纳米 纽约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新冠大流行期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面临众多挑战:旅行限制、签证不确定、美国一些人的仇外心理以及艰难的就业市场,仅仅是让外国学生日子不好过的其中几个因素。但在2020年届学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国际招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体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向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近年已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2017-18学年,学费占大学资金的20%以上,是所有收入来源中最大的一类。

国际学生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学费:在公立大学,这意味着要支付州外学费,可能达到州内学费的两倍以上。在私立大学,国际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资助,学费的差别可能更大。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估计,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该协会预计,COVID-19对2020-21学年国际招生的影响,将使高等教育行业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出国赴美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投资,而新冠大流行和特朗普时代的签证规则令这一投资成为一场风险更高的赌博。以往,对许多人来说,为了有机会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就读于一所美国大学是值得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2018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通过学生工作许可计划在美国工作。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签证案例追踪论坛Trackitt的初步数据显示,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学生数量已大幅下降。OPT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授权计划,允许学生继续在美国工作。多数学生有资格享受一年的OPT,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译者注)的学生有资格享受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向我们的学生读者征询了大流行时期的毕业景象。有400多名读者回复了我们的请求,其中许多是国际学生,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应对疫情。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奥托•赛梅(Otto Saymeh),26岁,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2013年奥托•赛梅来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同时还逃离了一场内战。赛梅的老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抵达美国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我本应去柏林留学,但被取消了。我本来很兴奋,因为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看看其他地方……比如看看我的家人,”赛梅说。现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他不认为自己在近期内能探望家人。

赛梅说:“你来到这里是有具体计划的,这个计划将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但现在连留在这里都成了一个问题。”美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动摇了赛梅的乐观,击碎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你(对美国)期望更多……但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与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它照顾某些人。它不照顾所有人。你会重新考虑自己在这里的归属。”

赛梅于2019年获得庇护身份,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路上。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他面对身份认同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叙利亚人,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生活了19年,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得足够久,对这里的政治、制度等等的了解实际上很可能比对叙利亚的了解更多。”

赛梅回忆起最近与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儿时朋友的电话,他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他说:“我和老家最好的朋友聊天。他有个侄子,大概4岁,我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他问我朋友在和谁说话。于是我朋友告诉他在跟‘来自美国的奥托通话,他是我朋友,我们在叙利亚认识的’。然后那个孩子直接说我是一个美国懦夫。一个4岁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处这里的复杂性,有这种身份认同,形成某种观点,然后搬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

扬•茨德拉勒克(Jan Zdrálek),26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茨德拉勒克在布拉格长大,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从欧洲一所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教育”。2018年,他被录取,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

茨德拉勒克说:“(我曾)希望把SAIS作为自己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作经验的跳板,这几乎实现。”

但在他5月中旬毕业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疫情对人类和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在线完成学业。在SAIS,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指导老师告诉国际学生,他们回母国找工作可能更好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始关闭……我决定回国,蛰伏一段时间,节省一点钱,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快要付不起房租了。”

但对像茨德拉勒克一样在课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华盛顿特区专业人士建立关系网的学生而言,回国也意味着放弃他们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人脉。

他说:“我去SAIS深造的决定是一笔大投资,但它没带来回报。这是主要问题。与过去两年待在国内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生)基本上要么处于相同的水平,要么甚至低于他们的起始位置。”

“尽管我们有这个不错的学位——从一所好大学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位——但我们在国内没有关系和人脉网。”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基本上是被扔到了一个其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这里。”

艾琳(Erin),22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5月毕业前,不愿透露全名的艾琳正在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去年夏天,她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完成了实习,毕业后的求职也进展顺利。

她说:“我拿到了工作录用函,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想设法留在美国,那时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真的很乐观。”

艾琳是中日混血,在英格兰长大。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通过选择性实习训练(OPT)计划留在美国工作。该计划允许国际学生留在美国至少一年时间,前提是他们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对计划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说,OPT被视为从学生签证向工作签证过渡的一种方式。

一些国际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就开始自己的OPT,希望能找到最终带来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但艾琳从战略上进行了策划,准备把OPT机会留到毕业后利用。

她的OPT将从10月1日开始,但她面试过的公司现已冻结招聘,或者限定只招聘美国公民。希望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艾琳和她的国际同学们,如今遭遇了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陷入失业与限期离境之间的不安定境地。

“我毕业了,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了出路。”她说。

特朗普政府主政时期OPT计划的不确定未来,加剧了外国留学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很有可能彻底取消OPT,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像艾琳这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不得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引发两极分化的移民言论,以及有关疫情发源地的煽动性言论。很多人现在担心招聘领域出现反亚洲情绪。艾琳说:“我有一个显然是亚洲人的名字,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不得不考虑种族偏见”。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她表示,“他们担心,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他们担心人们会如何看待我。”

“美国,尤其是纽约,应该是移民的天堂,能够从零开始在那里打拼是美国梦,”她说,“留在美国继续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真的越来越难了。”

亚斯米娜•梅库阿尔(Yasmina Mekouar), 31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环境设计学院(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梅库阿尔现年31岁,来自摩洛哥,在私人股本和投资银行工作10年后,她报名攻读加州大学的房地产与设计课程。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工作,这家公司专注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最初,我加盟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筹集一只面向非洲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结果没有成功,”她表示,“我对房地产充满热情,但(在那里)我无法真正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经验。”

“我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因此我来到这里。”

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本应在5月结束,但疫情迫使梅库阿尔推迟毕业。

“我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做一个实地专题论文类型的项目,”她表示,”对于我和其他很多学生,我们需要身处实地,我们需要与人见面,做很多采访。疫情在3月后,我们想找的很多专业人士不上班了,或者不愿在他们试图救火的时候通过Zoom接受采访。”

尽管梅库阿尔面临其他留学生目前正在应对的种种挑战,但她仍保持乐观。

“所有人在毕业时都面临某种不确定性,但我们的不确定性又多了一层,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合适的国家求职,”她表示,“但我不认为国际学生现在的境遇最糟。”

她上一次毕业是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有点糟糕,”她说,“但在那几个月,我学到的可能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出问题时,你会学到更多。”

凭借驾驭金融危机余波的经验,梅库阿尔正努力帮助她的同学们看到疫情“喧嚣背后的东西”,并在“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发现成长机会。

梅库阿尔希望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但如果她不得不离开,那可能意味着她的长期职业目标取得进展。“我的梦想是,在这一切结束后,在(西非)创办我自己的开发公司。因此离开美国可能会加快这些计划。即使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最好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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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毕业的在美留学生面临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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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伊•麦克纳米 纽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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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近年已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2017-18学年,学费占大学资金的20%以上,是所有收入来源中最大的一类。

国际学生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学费:在公立大学,这意味着要支付州外学费,可能达到州内学费的两倍以上。在私立大学,国际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资助,学费的差别可能更大。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估计,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该协会预计,COVID-19对2020-21学年国际招生的影响,将使高等教育行业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出国赴美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投资,而新冠大流行和特朗普时代的签证规则令这一投资成为一场风险更高的赌博。以往,对许多人来说,为了有机会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就读于一所美国大学是值得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2018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通过学生工作许可计划在美国工作。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签证案例追踪论坛Trackitt的初步数据显示,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学生数量已大幅下降。OPT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授权计划,允许学生继续在美国工作。多数学生有资格享受一年的OPT,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译者注)的学生有资格享受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向我们的学生读者征询了大流行时期的毕业景象。有400多名读者回复了我们的请求,其中许多是国际学生,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应对疫情。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奥托•赛梅(Otto Saymeh),26岁,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2013年奥托•赛梅来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同时还逃离了一场内战。赛梅的老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抵达美国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我本应去柏林留学,但被取消了。我本来很兴奋,因为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看看其他地方……比如看看我的家人,”赛梅说。现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他不认为自己在近期内能探望家人。

赛梅说:“你来到这里是有具体计划的,这个计划将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但现在连留在这里都成了一个问题。”美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动摇了赛梅的乐观,击碎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你(对美国)期望更多……但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与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它照顾某些人。它不照顾所有人。你会重新考虑自己在这里的归属。”

赛梅于2019年获得庇护身份,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路上。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他面对身份认同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叙利亚人,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生活了19年,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得足够久,对这里的政治、制度等等的了解实际上很可能比对叙利亚的了解更多。”

赛梅回忆起最近与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儿时朋友的电话,他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他说:“我和老家最好的朋友聊天。他有个侄子,大概4岁,我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他问我朋友在和谁说话。于是我朋友告诉他在跟‘来自美国的奥托通话,他是我朋友,我们在叙利亚认识的’。然后那个孩子直接说我是一个美国懦夫。一个4岁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处这里的复杂性,有这种身份认同,形成某种观点,然后搬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

扬•茨德拉勒克(Jan Zdrálek),26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茨德拉勒克在布拉格长大,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从欧洲一所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教育”。2018年,他被录取,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

茨德拉勒克说:“(我曾)希望把SAIS作为自己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作经验的跳板,这几乎实现。”

但在他5月中旬毕业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疫情对人类和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在线完成学业。在SAIS,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指导老师告诉国际学生,他们回母国找工作可能更好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始关闭……我决定回国,蛰伏一段时间,节省一点钱,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快要付不起房租了。”

但对像茨德拉勒克一样在课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华盛顿特区专业人士建立关系网的学生而言,回国也意味着放弃他们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人脉。

他说:“我去SAIS深造的决定是一笔大投资,但它没带来回报。这是主要问题。与过去两年待在国内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生)基本上要么处于相同的水平,要么甚至低于他们的起始位置。”

“尽管我们有这个不错的学位——从一所好大学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位——但我们在国内没有关系和人脉网。”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基本上是被扔到了一个其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这里。”

艾琳(Erin),22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5月毕业前,不愿透露全名的艾琳正在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去年夏天,她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完成了实习,毕业后的求职也进展顺利。

她说:“我拿到了工作录用函,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想设法留在美国,那时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真的很乐观。”

艾琳是中日混血,在英格兰长大。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通过选择性实习训练(OPT)计划留在美国工作。该计划允许国际学生留在美国至少一年时间,前提是他们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对计划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说,OPT被视为从学生签证向工作签证过渡的一种方式。

一些国际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就开始自己的OPT,希望能找到最终带来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但艾琳从战略上进行了策划,准备把OPT机会留到毕业后利用。

她的OPT将从10月1日开始,但她面试过的公司现已冻结招聘,或者限定只招聘美国公民。希望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艾琳和她的国际同学们,如今遭遇了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陷入失业与限期离境之间的不安定境地。

“我毕业了,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了出路。”她说。

特朗普政府主政时期OPT计划的不确定未来,加剧了外国留学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很有可能彻底取消OPT,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像艾琳这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不得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引发两极分化的移民言论,以及有关疫情发源地的煽动性言论。很多人现在担心招聘领域出现反亚洲情绪。艾琳说:“我有一个显然是亚洲人的名字,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不得不考虑种族偏见”。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她表示,“他们担心,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他们担心人们会如何看待我。”

“美国,尤其是纽约,应该是移民的天堂,能够从零开始在那里打拼是美国梦,”她说,“留在美国继续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真的越来越难了。”

亚斯米娜•梅库阿尔(Yasmina Mekouar), 31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环境设计学院(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梅库阿尔现年31岁,来自摩洛哥,在私人股本和投资银行工作10年后,她报名攻读加州大学的房地产与设计课程。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工作,这家公司专注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最初,我加盟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筹集一只面向非洲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结果没有成功,”她表示,“我对房地产充满热情,但(在那里)我无法真正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经验。”

“我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因此我来到这里。”

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本应在5月结束,但疫情迫使梅库阿尔推迟毕业。

“我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做一个实地专题论文类型的项目,”她表示,”对于我和其他很多学生,我们需要身处实地,我们需要与人见面,做很多采访。疫情在3月后,我们想找的很多专业人士不上班了,或者不愿在他们试图救火的时候通过Zoom接受采访。”

尽管梅库阿尔面临其他留学生目前正在应对的种种挑战,但她仍保持乐观。

“所有人在毕业时都面临某种不确定性,但我们的不确定性又多了一层,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合适的国家求职,”她表示,“但我不认为国际学生现在的境遇最糟。”

她上一次毕业是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有点糟糕,”她说,“但在那几个月,我学到的可能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出问题时,你会学到更多。”

凭借驾驭金融危机余波的经验,梅库阿尔正努力帮助她的同学们看到疫情“喧嚣背后的东西”,并在“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发现成长机会。

梅库阿尔希望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但如果她不得不离开,那可能意味着她的长期职业目标取得进展。“我的梦想是,在这一切结束后,在(西非)创办我自己的开发公司。因此离开美国可能会加快这些计划。即使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最好就此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赴美留学是一笔重大投资,以往这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融入美国的机会,但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移民政策使留学成为风险更高的赌博。



卡伊•麦克纳米 纽约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新冠大流行期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面临众多挑战:旅行限制、签证不确定、美国一些人的仇外心理以及艰难的就业市场,仅仅是让外国学生日子不好过的其中几个因素。但在2020年届学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国际招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体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向国际学生收取的费用近年已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2017-18学年,学费占大学资金的20%以上,是所有收入来源中最大的一类。

国际学生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学费:在公立大学,这意味着要支付州外学费,可能达到州内学费的两倍以上。在私立大学,国际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资助,学费的差别可能更大。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估计,2019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10亿美元。该协会预计,COVID-19对2020-21学年国际招生的影响,将使高等教育行业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出国赴美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投资,而新冠大流行和特朗普时代的签证规则令这一投资成为一场风险更高的赌博。以往,对许多人来说,为了有机会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就读于一所美国大学是值得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2018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通过学生工作许可计划在美国工作。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签证案例追踪论坛Trackitt的初步数据显示,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学生数量已大幅下降。OPT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授权计划,允许学生继续在美国工作。多数学生有资格享受一年的OPT,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译者注)的学生有资格享受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向我们的学生读者征询了大流行时期的毕业景象。有400多名读者回复了我们的请求,其中许多是国际学生,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应对疫情。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奥托•赛梅(Otto Saymeh),26岁,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2013年奥托•赛梅来到美国学习建筑,他同时还逃离了一场内战。赛梅的老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抵达美国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我本应去柏林留学,但被取消了。我本来很兴奋,因为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看看其他地方……比如看看我的家人,”赛梅说。现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他不认为自己在近期内能探望家人。

赛梅说:“你来到这里是有具体计划的,这个计划将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但现在连留在这里都成了一个问题。”美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动摇了赛梅的乐观,击碎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你(对美国)期望更多……但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与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它照顾某些人。它不照顾所有人。你会重新考虑自己在这里的归属。”

赛梅于2019年获得庇护身份,正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路上。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他面对身份认同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叙利亚人,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生活了19年,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得足够久,对这里的政治、制度等等的了解实际上很可能比对叙利亚的了解更多。”

赛梅回忆起最近与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儿时朋友的电话,他反思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他说:“我和老家最好的朋友聊天。他有个侄子,大概4岁,我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他问我朋友在和谁说话。于是我朋友告诉他在跟‘来自美国的奥托通话,他是我朋友,我们在叙利亚认识的’。然后那个孩子直接说我是一个美国懦夫。一个4岁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处这里的复杂性,有这种身份认同,形成某种观点,然后搬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

扬•茨德拉勒克(Jan Zdrálek),26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茨德拉勒克在布拉格长大,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从欧洲一所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因为“它可以提供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教育”。2018年,他被录取,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

茨德拉勒克说:“(我曾)希望把SAIS作为自己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作经验的跳板,这几乎实现。”

但在他5月中旬毕业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感受到疫情对人类和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在线完成学业。在SAIS,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指导老师告诉国际学生,他们回母国找工作可能更好些。

“在我看来,美国的机会之窗已经开始关闭……我决定回国,蛰伏一段时间,节省一点钱,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快要付不起房租了。”

但对像茨德拉勒克一样在课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华盛顿特区专业人士建立关系网的学生而言,回国也意味着放弃他们在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人脉。

他说:“我去SAIS深造的决定是一笔大投资,但它没带来回报。这是主要问题。与过去两年待在国内的同龄人相比,(国际学生)基本上要么处于相同的水平,要么甚至低于他们的起始位置。”

“尽管我们有这个不错的学位——从一所好大学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位——但我们在国内没有关系和人脉网。”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我)基本上是被扔到了一个其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这里。”

艾琳(Erin),22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5月毕业前,不愿透露全名的艾琳正在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去年夏天,她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完成了实习,毕业后的求职也进展顺利。

她说:“我拿到了工作录用函,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想设法留在美国,那时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真的很乐观。”

艾琳是中日混血,在英格兰长大。她原本计划在毕业后通过选择性实习训练(OPT)计划留在美国工作。该计划允许国际学生留在美国至少一年时间,前提是他们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对计划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说,OPT被视为从学生签证向工作签证过渡的一种方式。

一些国际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就开始自己的OPT,希望能找到最终带来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但艾琳从战略上进行了策划,准备把OPT机会留到毕业后利用。

她的OPT将从10月1日开始,但她面试过的公司现已冻结招聘,或者限定只招聘美国公民。希望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艾琳和她的国际同学们,如今遭遇了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市场,陷入失业与限期离境之间的不安定境地。

“我毕业了,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了出路。”她说。

特朗普政府主政时期OPT计划的不确定未来,加剧了外国留学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很有可能彻底取消OPT,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像艾琳这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不得不应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引发两极分化的移民言论,以及有关疫情发源地的煽动性言论。很多人现在担心招聘领域出现反亚洲情绪。艾琳说:“我有一个显然是亚洲人的名字,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我都不得不考虑种族偏见”。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她表示,“他们担心,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他们担心人们会如何看待我。”

“美国,尤其是纽约,应该是移民的天堂,能够从零开始在那里打拼是美国梦,”她说,“留在美国继续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真的越来越难了。”

亚斯米娜•梅库阿尔(Yasmina Mekouar), 31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环境设计学院(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梅库阿尔现年31岁,来自摩洛哥,在私人股本和投资银行工作10年后,她报名攻读加州大学的房地产与设计课程。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工作,这家公司专注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最初,我加盟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筹集一只面向非洲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结果没有成功,”她表示,“我对房地产充满热情,但(在那里)我无法真正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经验。”

“我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因此我来到这里。”

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本应在5月结束,但疫情迫使梅库阿尔推迟毕业。

“我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做一个实地专题论文类型的项目,”她表示,”对于我和其他很多学生,我们需要身处实地,我们需要与人见面,做很多采访。疫情在3月后,我们想找的很多专业人士不上班了,或者不愿在他们试图救火的时候通过Zoom接受采访。”

尽管梅库阿尔面临其他留学生目前正在应对的种种挑战,但她仍保持乐观。

“所有人在毕业时都面临某种不确定性,但我们的不确定性又多了一层,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合适的国家求职,”她表示,“但我不认为国际学生现在的境遇最糟。”

她上一次毕业是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有点糟糕,”她说,“但在那几个月,我学到的可能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出问题时,你会学到更多。”

凭借驾驭金融危机余波的经验,梅库阿尔正努力帮助她的同学们看到疫情“喧嚣背后的东西”,并在“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发现成长机会。

梅库阿尔希望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但如果她不得不离开,那可能意味着她的长期职业目标取得进展。“我的梦想是,在这一切结束后,在(西非)创办我自己的开发公司。因此离开美国可能会加快这些计划。即使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最好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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