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董指导、刘芮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时刻,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90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47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windows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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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隐痛:操作系统

发布日期:2020-07-17 18:29
摘要: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董指导、刘芮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时刻,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90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47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windows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董指导、刘芮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时刻,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90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47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windows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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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隐痛:操作系统

发布日期:2020-07-17 18:29
摘要: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董指导、刘芮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时刻,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90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47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windows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董指导、刘芮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150机的研发人员。

150机诞生20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年,COSIX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DOS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年代初,Windows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DOS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DOS;另一批人则围绕windows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1994年4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windows做应用软件,帮助windows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IT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1998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50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1300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39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时刻,要爆了。

01. 穷则思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Linux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Linux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20张磁盘、存储了80GB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Linux的机遇。再契合1999年的安全背景,国产Linux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Linux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4倍,市值达到了4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15个人。中软曾主导了COSIX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Linux吐口气。红旗Linux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200号研发150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3年研发,在1999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Linux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年12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7000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XP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Office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3.5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60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60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767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Linux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大议题、40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02. 孤军奋战

2001年底,Xteam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1个月翻了3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并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Linux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2001年中标北京采购的WPS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windows,对于Linux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QQ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2008年才有了Linux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Linux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Linux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市值缩水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年北京市招标2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03. 自掘坟墓

在国产Linux苦撑的时候,做盗版windows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洪磊仅24岁。他对windows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90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47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年8月15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windows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04. 再失良机

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PC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2008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139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SP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OMS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OMS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3G产业链的重担。而2008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OMS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年,搭载着OMS系统的联想Ophone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OMS系统。而联通的Uniplus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2010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9月13日发布搭载阿里YunOS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YunOS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年,阿里5.9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YunOS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OS,暂停更新;腾讯的TOS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diss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05. 尾声

2019年5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GMS服务。GMS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YunOS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150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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