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如今“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将之视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黄河

OR--商业新媒体 】TikTok可能被美国封杀的传闻出来后,其加速了去中国化的步伐。从去年开始TikTok就被传将建立海外总部,而今再传将分拆出美国公司。如果说一年前这是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那么现在,更像是为规避他国政策风险而被动求生。

且不论TikTok换新身份的做法是否能真正避免被封杀,其遭遇至少说明,面对全球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中美不可避免的“脱钩”,尽管中国公司之前可以在国际化上做各种努力,如聘用外籍高管、把服务器放在海外、进行本地化运营开发等,但在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大棒下,现在这些手段可能会统统失灵。

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身份归属问题——要么寻找到更具有创新思维的治理模式来解决,要么干脆退回中国市场。

“伞形结构”模式是主流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TikTok无论建立海外总部或分拆美国公司,都是在中国市场之外再建一套独立运转的管理体系,从人力、财务、运营、产品、数据等方面和本土完全区分——这实际就是“双总部”模式,以国内和海外两套身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式和多数跨国公司采用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伞形结构”,即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该总部输出品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高管人才等,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当地企业,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在统一的总部下,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群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成熟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欧美的可口可乐、宝洁、苹果,还是亚洲的三星、丰田、佳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其特点是能在全球消费者和客户面前形成统一形象及认知、在全球市场能形成有效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统一财务报表等等。

而中国公司出海后,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形结构”。无论国企央企,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把唯一总部设在国内,然后在海外市场再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总部的作用也和欧美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逐步趋向职能化,家乡市场的具体经营业务则会规划到“中国区”这样的设置结构中。这一点在很多出海公司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小米、TCL、华为等。

双总部模式是少数

在现在的新局下,采用“伞形结构”的确让一些中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后,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识,反应的正是这种窘境。随着小米在印度业务的扩大,或许其需要有全新的身份表述,来面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消费者。

双总部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决方案并非TikTok首创,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也确实得到了所在两国政府、社会和本市场的支持,但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全球化畅行无阻的时代,且设立初衷和现在的逻辑有本质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最初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分别在荷兰和英国上市的公司组成——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60%和40%,两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董事和遵循的法律。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直到2004年壳牌集团的油气储量虚报丑闻爆发后,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2005年两家公司才正式合二为一,实行单一董事会体系,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壳牌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时期,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和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两个总部合并,主要原因还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壳牌设立双总部模式更多是出于平衡不同利益方的考虑,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双总部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期间并没有逆全球化的因素存在。

难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参考壳牌的个案以及跨国公司主流的做法,可以看出双总部模式其实是属于昙花一现的少数派,只会在当时特定的时间段有效,而且需要所在两国经济环境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能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ikTok因为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身份规避了封杀,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全球化中的得分项,但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最终与中国失去关系,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反之,如果TikTok设立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后并没有躲过封杀,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些美国极端言论就认为,即使TikTok卖给美国公司都无法避免被封杀的命运。

因而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从内心产生真正信任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发展到最后则两边可能都不会讨好,千万不要将之看成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成本巨大、链条过长,也不一定适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只能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探索尝试,或者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出海传媒CEO。)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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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总部模式难解TikTok海外身份问题

发布日期:2020-07-17 06:32
摘要:在如今“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将之视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黄河

OR--商业新媒体 】TikTok可能被美国封杀的传闻出来后,其加速了去中国化的步伐。从去年开始TikTok就被传将建立海外总部,而今再传将分拆出美国公司。如果说一年前这是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那么现在,更像是为规避他国政策风险而被动求生。

且不论TikTok换新身份的做法是否能真正避免被封杀,其遭遇至少说明,面对全球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中美不可避免的“脱钩”,尽管中国公司之前可以在国际化上做各种努力,如聘用外籍高管、把服务器放在海外、进行本地化运营开发等,但在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大棒下,现在这些手段可能会统统失灵。

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身份归属问题——要么寻找到更具有创新思维的治理模式来解决,要么干脆退回中国市场。

“伞形结构”模式是主流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TikTok无论建立海外总部或分拆美国公司,都是在中国市场之外再建一套独立运转的管理体系,从人力、财务、运营、产品、数据等方面和本土完全区分——这实际就是“双总部”模式,以国内和海外两套身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式和多数跨国公司采用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伞形结构”,即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该总部输出品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高管人才等,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当地企业,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在统一的总部下,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群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成熟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欧美的可口可乐、宝洁、苹果,还是亚洲的三星、丰田、佳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其特点是能在全球消费者和客户面前形成统一形象及认知、在全球市场能形成有效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统一财务报表等等。

而中国公司出海后,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形结构”。无论国企央企,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把唯一总部设在国内,然后在海外市场再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总部的作用也和欧美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逐步趋向职能化,家乡市场的具体经营业务则会规划到“中国区”这样的设置结构中。这一点在很多出海公司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小米、TCL、华为等。

双总部模式是少数

在现在的新局下,采用“伞形结构”的确让一些中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后,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识,反应的正是这种窘境。随着小米在印度业务的扩大,或许其需要有全新的身份表述,来面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消费者。

双总部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决方案并非TikTok首创,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也确实得到了所在两国政府、社会和本市场的支持,但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全球化畅行无阻的时代,且设立初衷和现在的逻辑有本质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最初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分别在荷兰和英国上市的公司组成——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60%和40%,两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董事和遵循的法律。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直到2004年壳牌集团的油气储量虚报丑闻爆发后,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2005年两家公司才正式合二为一,实行单一董事会体系,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壳牌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时期,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和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两个总部合并,主要原因还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壳牌设立双总部模式更多是出于平衡不同利益方的考虑,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双总部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期间并没有逆全球化的因素存在。

难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参考壳牌的个案以及跨国公司主流的做法,可以看出双总部模式其实是属于昙花一现的少数派,只会在当时特定的时间段有效,而且需要所在两国经济环境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能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ikTok因为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身份规避了封杀,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全球化中的得分项,但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最终与中国失去关系,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反之,如果TikTok设立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后并没有躲过封杀,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些美国极端言论就认为,即使TikTok卖给美国公司都无法避免被封杀的命运。

因而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从内心产生真正信任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发展到最后则两边可能都不会讨好,千万不要将之看成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成本巨大、链条过长,也不一定适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只能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探索尝试,或者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出海传媒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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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TikTok换新身份的做法是否能真正避免被封杀,其遭遇至少说明,面对全球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中美不可避免的“脱钩”,尽管中国公司之前可以在国际化上做各种努力,如聘用外籍高管、把服务器放在海外、进行本地化运营开发等,但在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大棒下,现在这些手段可能会统统失灵。

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身份归属问题——要么寻找到更具有创新思维的治理模式来解决,要么干脆退回中国市场。

“伞形结构”模式是主流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TikTok无论建立海外总部或分拆美国公司,都是在中国市场之外再建一套独立运转的管理体系,从人力、财务、运营、产品、数据等方面和本土完全区分——这实际就是“双总部”模式,以国内和海外两套身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式和多数跨国公司采用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伞形结构”,即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该总部输出品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高管人才等,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当地企业,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在统一的总部下,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群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成熟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欧美的可口可乐、宝洁、苹果,还是亚洲的三星、丰田、佳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其特点是能在全球消费者和客户面前形成统一形象及认知、在全球市场能形成有效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统一财务报表等等。

而中国公司出海后,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形结构”。无论国企央企,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把唯一总部设在国内,然后在海外市场再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总部的作用也和欧美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逐步趋向职能化,家乡市场的具体经营业务则会规划到“中国区”这样的设置结构中。这一点在很多出海公司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小米、TCL、华为等。

双总部模式是少数

在现在的新局下,采用“伞形结构”的确让一些中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后,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识,反应的正是这种窘境。随着小米在印度业务的扩大,或许其需要有全新的身份表述,来面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消费者。

双总部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决方案并非TikTok首创,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也确实得到了所在两国政府、社会和本市场的支持,但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全球化畅行无阻的时代,且设立初衷和现在的逻辑有本质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最初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分别在荷兰和英国上市的公司组成——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60%和40%,两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董事和遵循的法律。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直到2004年壳牌集团的油气储量虚报丑闻爆发后,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2005年两家公司才正式合二为一,实行单一董事会体系,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壳牌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时期,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和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两个总部合并,主要原因还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壳牌设立双总部模式更多是出于平衡不同利益方的考虑,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双总部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期间并没有逆全球化的因素存在。

难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参考壳牌的个案以及跨国公司主流的做法,可以看出双总部模式其实是属于昙花一现的少数派,只会在当时特定的时间段有效,而且需要所在两国经济环境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能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ikTok因为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身份规避了封杀,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全球化中的得分项,但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最终与中国失去关系,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反之,如果TikTok设立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后并没有躲过封杀,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些美国极端言论就认为,即使TikTok卖给美国公司都无法避免被封杀的命运。

因而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从内心产生真正信任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发展到最后则两边可能都不会讨好,千万不要将之看成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成本巨大、链条过长,也不一定适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只能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探索尝试,或者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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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7-17 06:32
摘要:在如今“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将之视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黄河

OR--商业新媒体 】TikTok可能被美国封杀的传闻出来后,其加速了去中国化的步伐。从去年开始TikTok就被传将建立海外总部,而今再传将分拆出美国公司。如果说一年前这是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那么现在,更像是为规避他国政策风险而被动求生。

且不论TikTok换新身份的做法是否能真正避免被封杀,其遭遇至少说明,面对全球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中美不可避免的“脱钩”,尽管中国公司之前可以在国际化上做各种努力,如聘用外籍高管、把服务器放在海外、进行本地化运营开发等,但在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大棒下,现在这些手段可能会统统失灵。

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身份归属问题——要么寻找到更具有创新思维的治理模式来解决,要么干脆退回中国市场。

“伞形结构”模式是主流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TikTok无论建立海外总部或分拆美国公司,都是在中国市场之外再建一套独立运转的管理体系,从人力、财务、运营、产品、数据等方面和本土完全区分——这实际就是“双总部”模式,以国内和海外两套身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式和多数跨国公司采用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伞形结构”,即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该总部输出品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高管人才等,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当地企业,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在统一的总部下,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群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成熟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欧美的可口可乐、宝洁、苹果,还是亚洲的三星、丰田、佳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其特点是能在全球消费者和客户面前形成统一形象及认知、在全球市场能形成有效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统一财务报表等等。

而中国公司出海后,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形结构”。无论国企央企,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把唯一总部设在国内,然后在海外市场再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总部的作用也和欧美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逐步趋向职能化,家乡市场的具体经营业务则会规划到“中国区”这样的设置结构中。这一点在很多出海公司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小米、TCL、华为等。

双总部模式是少数

在现在的新局下,采用“伞形结构”的确让一些中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后,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识,反应的正是这种窘境。随着小米在印度业务的扩大,或许其需要有全新的身份表述,来面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消费者。

双总部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决方案并非TikTok首创,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也确实得到了所在两国政府、社会和本市场的支持,但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全球化畅行无阻的时代,且设立初衷和现在的逻辑有本质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最初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分别在荷兰和英国上市的公司组成——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60%和40%,两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董事和遵循的法律。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直到2004年壳牌集团的油气储量虚报丑闻爆发后,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2005年两家公司才正式合二为一,实行单一董事会体系,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壳牌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时期,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和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两个总部合并,主要原因还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壳牌设立双总部模式更多是出于平衡不同利益方的考虑,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双总部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期间并没有逆全球化的因素存在。

难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参考壳牌的个案以及跨国公司主流的做法,可以看出双总部模式其实是属于昙花一现的少数派,只会在当时特定的时间段有效,而且需要所在两国经济环境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能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ikTok因为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身份规避了封杀,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全球化中的得分项,但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最终与中国失去关系,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反之,如果TikTok设立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后并没有躲过封杀,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些美国极端言论就认为,即使TikTok卖给美国公司都无法避免被封杀的命运。

因而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从内心产生真正信任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发展到最后则两边可能都不会讨好,千万不要将之看成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成本巨大、链条过长,也不一定适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只能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探索尝试,或者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出海传媒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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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OR--商业新媒体 】TikTok可能被美国封杀的传闻出来后,其加速了去中国化的步伐。从去年开始TikTok就被传将建立海外总部,而今再传将分拆出美国公司。如果说一年前这是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那么现在,更像是为规避他国政策风险而被动求生。

且不论TikTok换新身份的做法是否能真正避免被封杀,其遭遇至少说明,面对全球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中美不可避免的“脱钩”,尽管中国公司之前可以在国际化上做各种努力,如聘用外籍高管、把服务器放在海外、进行本地化运营开发等,但在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大棒下,现在这些手段可能会统统失灵。

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身份归属问题——要么寻找到更具有创新思维的治理模式来解决,要么干脆退回中国市场。

“伞形结构”模式是主流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TikTok无论建立海外总部或分拆美国公司,都是在中国市场之外再建一套独立运转的管理体系,从人力、财务、运营、产品、数据等方面和本土完全区分——这实际就是“双总部”模式,以国内和海外两套身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式和多数跨国公司采用的主流模式并不一致。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的都是“伞形结构”,即在母国市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唯一总部,该总部输出品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高管人才等,并在全球各地直接投资控股或参股当地企业,从而形成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在统一的总部下,全球各地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群体形象就如同一把打开的伞,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成熟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欧美的可口可乐、宝洁、苹果,还是亚洲的三星、丰田、佳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其特点是能在全球消费者和客户面前形成统一形象及认知、在全球市场能形成有效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统一财务报表等等。

而中国公司出海后,大多也是采取这样的“伞形结构”。无论国企央企,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把唯一总部设在国内,然后在海外市场再采取本地化的策略。总部的作用也和欧美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逐步趋向职能化,家乡市场的具体经营业务则会规划到“中国区”这样的设置结构中。这一点在很多出海公司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小米、TCL、华为等。

双总部模式是少数

在现在的新局下,采用“伞形结构”的确让一些中国公司遇到了麻烦。在印度出现抵制中国产品的情况后,小米着急地打出“Made in India”的标识,反应的正是这种窘境。随着小米在印度业务的扩大,或许其需要有全新的身份表述,来面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消费者。

双总部模式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解决方案并非TikTok首创,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也确实得到了所在两国政府、社会和本市场的支持,但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全球化畅行无阻的时代,且设立初衷和现在的逻辑有本质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最初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分别在荷兰和英国上市的公司组成——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60%和40%,两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董事和遵循的法律。这种模式存在了百年之久,直到2004年壳牌集团的油气储量虚报丑闻爆发后,在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2005年两家公司才正式合二为一,实行单一董事会体系,取代了双总部制。

在壳牌双总部模式运行的时期,双重身份让其享受到两国税收、避免歧视性贸易限制和转移价格等多种优势,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安全”方面的质疑。两个总部合并,主要原因还是自由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壳牌设立双总部模式更多是出于平衡不同利益方的考虑,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双总部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期间并没有逆全球化的因素存在。

难以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参考壳牌的个案以及跨国公司主流的做法,可以看出双总部模式其实是属于昙花一现的少数派,只会在当时特定的时间段有效,而且需要所在两国经济环境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下再采用双总部模式,就变成了一把需要极高技巧才能驾驭的双刃剑。

如果TikTok因为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身份规避了封杀,那么这种“非中国公司”的属性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是全球化中的得分项,但其与国内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还会受到国内相关政策的监管、国内管理部门是否乐意看到一家中国土壤培养的公司最终与中国失去关系,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反之,如果TikTok设立海外总部或美国公司后并没有躲过封杀,而且各种游说也无法改变结果,那么这种结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些美国极端言论就认为,即使TikTok卖给美国公司都无法避免被封杀的命运。

因而在如今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双总部模式很难让美国相关方从内心产生真正信任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发展到最后则两边可能都不会讨好,千万不要将之看成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而且这种模式因为涉及成本巨大、链条过长,也不一定适用其他出海的中国公司,只能视为在不确定的全球商业新环境下的一种探索尝试,或者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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