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纽约,口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却并非如此。然而考虑到其他差异,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吉莲•邰蒂

OR--商业新媒体 】上周末,我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更快乐的新冠疫情前时期这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旅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我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纽约(我住的城市)登上一架飞机,去伦敦看望我的另一个女儿。

令我欣慰的是,旅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机场空空荡荡,飞机半满,机组人员好心地给我拿了一大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我被要求戴上口罩,用吸管大口地喝着。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达伦敦时,会受到一种微妙但引人注目的文化冲击。在纽约,口罩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路标上写着“不戴口罩外出?别想!”建筑物上贴有更加礼貌的告示,警告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我在曼哈顿街头看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蒙着脸。陌生人有时会对不戴口罩的人喊叫。

事实上,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最近几个月我甚至在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口罩,几乎是一个人沿着曼哈顿的东河骑行。我女儿已经开始在网上购买“时尚口罩”(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学校告诉她,当她们回到课堂时必须戴上口罩,她还想显得很酷)。

伦敦不是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4月底,只有25%的英国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相比之下,66%的美国人戴口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伦敦,我们几乎是街上或商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人;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这些地方戴口罩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似乎也有一些人没戴口罩。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肢体语言的对比。在纽约,人们站在相距六英尺的地方几乎成了本能。在伦敦,“本能”距离似乎小得多。

结果,当我和我女儿带着我们纽约的生活习惯(和口罩),自然而然地避开街上的人时,我们引来了不满的目光。也许伦敦人把我们的行为解读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传染性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出发前在纽约以及到达时在伦敦都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曼哈顿安排检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伦敦却极其困难和昂贵)。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就此认为纽约在防范新冠疫情总体政策上比伦敦更严格,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做出任何判断了。美国其他地区一直非常宽松(这是美国南部感染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与伦敦的朋友交谈后,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比纽约人更严谨。在整个危机期间,我的纽约朋友们在散步时一直注意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最近,我在伦敦的朋友还没有这样做。

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点外卖,而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英国人现在更不可能点外卖。许多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进入自己家的纸板包装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甚至隔离);我认识的大多数纽约人都不是这样。因此,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但是,撇开其他不谈,这些细微的差异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所有人根据我们直接看到的周围事物来定义常态。缩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物理范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范围也缩小了。

其次,它还显示了我们对“常态”的看法是多么容易改变。三个月前,我认为戴口罩只会在日本或新加坡等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现在,粗鲁且信奉个人主义的纽约人也接受了它,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如果政府官员想继续抗击新冠疫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微妙的、具体的行为模式,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以纽约为例,我怀疑戴口罩政策的真正好处是,口罩不仅能防止病毒的扩散,还能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它们是公民责任的象征和提醒。

其他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管怎样,人类学家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在一本适时出版的新书《不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化”的习惯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除非我们去旅行。在伦敦呆了几天后,我开始“忘记”出门时戴口罩。当我回到纽约,我将不得不重新养成我的习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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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伦敦:疫情中感受到的文化冲击

发布日期:2020-07-10 07:26
摘要:在纽约,口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却并非如此。然而考虑到其他差异,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吉莲•邰蒂

OR--商业新媒体 】上周末,我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更快乐的新冠疫情前时期这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旅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我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纽约(我住的城市)登上一架飞机,去伦敦看望我的另一个女儿。

令我欣慰的是,旅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机场空空荡荡,飞机半满,机组人员好心地给我拿了一大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我被要求戴上口罩,用吸管大口地喝着。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达伦敦时,会受到一种微妙但引人注目的文化冲击。在纽约,口罩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路标上写着“不戴口罩外出?别想!”建筑物上贴有更加礼貌的告示,警告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我在曼哈顿街头看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蒙着脸。陌生人有时会对不戴口罩的人喊叫。

事实上,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最近几个月我甚至在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口罩,几乎是一个人沿着曼哈顿的东河骑行。我女儿已经开始在网上购买“时尚口罩”(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学校告诉她,当她们回到课堂时必须戴上口罩,她还想显得很酷)。

伦敦不是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4月底,只有25%的英国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相比之下,66%的美国人戴口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伦敦,我们几乎是街上或商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人;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这些地方戴口罩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似乎也有一些人没戴口罩。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肢体语言的对比。在纽约,人们站在相距六英尺的地方几乎成了本能。在伦敦,“本能”距离似乎小得多。

结果,当我和我女儿带着我们纽约的生活习惯(和口罩),自然而然地避开街上的人时,我们引来了不满的目光。也许伦敦人把我们的行为解读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传染性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出发前在纽约以及到达时在伦敦都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曼哈顿安排检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伦敦却极其困难和昂贵)。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就此认为纽约在防范新冠疫情总体政策上比伦敦更严格,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做出任何判断了。美国其他地区一直非常宽松(这是美国南部感染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与伦敦的朋友交谈后,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比纽约人更严谨。在整个危机期间,我的纽约朋友们在散步时一直注意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最近,我在伦敦的朋友还没有这样做。

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点外卖,而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英国人现在更不可能点外卖。许多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进入自己家的纸板包装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甚至隔离);我认识的大多数纽约人都不是这样。因此,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但是,撇开其他不谈,这些细微的差异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所有人根据我们直接看到的周围事物来定义常态。缩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物理范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范围也缩小了。

其次,它还显示了我们对“常态”的看法是多么容易改变。三个月前,我认为戴口罩只会在日本或新加坡等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现在,粗鲁且信奉个人主义的纽约人也接受了它,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如果政府官员想继续抗击新冠疫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微妙的、具体的行为模式,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以纽约为例,我怀疑戴口罩政策的真正好处是,口罩不仅能防止病毒的扩散,还能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它们是公民责任的象征和提醒。

其他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管怎样,人类学家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在一本适时出版的新书《不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化”的习惯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除非我们去旅行。在伦敦呆了几天后,我开始“忘记”出门时戴口罩。当我回到纽约,我将不得不重新养成我的习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在纽约,口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却并非如此。然而考虑到其他差异,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吉莲•邰蒂

OR--商业新媒体 】上周末,我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更快乐的新冠疫情前时期这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旅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我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纽约(我住的城市)登上一架飞机,去伦敦看望我的另一个女儿。

令我欣慰的是,旅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机场空空荡荡,飞机半满,机组人员好心地给我拿了一大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我被要求戴上口罩,用吸管大口地喝着。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达伦敦时,会受到一种微妙但引人注目的文化冲击。在纽约,口罩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路标上写着“不戴口罩外出?别想!”建筑物上贴有更加礼貌的告示,警告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我在曼哈顿街头看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蒙着脸。陌生人有时会对不戴口罩的人喊叫。

事实上,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最近几个月我甚至在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口罩,几乎是一个人沿着曼哈顿的东河骑行。我女儿已经开始在网上购买“时尚口罩”(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学校告诉她,当她们回到课堂时必须戴上口罩,她还想显得很酷)。

伦敦不是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4月底,只有25%的英国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相比之下,66%的美国人戴口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伦敦,我们几乎是街上或商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人;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这些地方戴口罩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似乎也有一些人没戴口罩。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肢体语言的对比。在纽约,人们站在相距六英尺的地方几乎成了本能。在伦敦,“本能”距离似乎小得多。

结果,当我和我女儿带着我们纽约的生活习惯(和口罩),自然而然地避开街上的人时,我们引来了不满的目光。也许伦敦人把我们的行为解读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传染性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出发前在纽约以及到达时在伦敦都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曼哈顿安排检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伦敦却极其困难和昂贵)。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就此认为纽约在防范新冠疫情总体政策上比伦敦更严格,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做出任何判断了。美国其他地区一直非常宽松(这是美国南部感染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与伦敦的朋友交谈后,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比纽约人更严谨。在整个危机期间,我的纽约朋友们在散步时一直注意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最近,我在伦敦的朋友还没有这样做。

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点外卖,而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英国人现在更不可能点外卖。许多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进入自己家的纸板包装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甚至隔离);我认识的大多数纽约人都不是这样。因此,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但是,撇开其他不谈,这些细微的差异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所有人根据我们直接看到的周围事物来定义常态。缩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物理范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范围也缩小了。

其次,它还显示了我们对“常态”的看法是多么容易改变。三个月前,我认为戴口罩只会在日本或新加坡等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现在,粗鲁且信奉个人主义的纽约人也接受了它,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如果政府官员想继续抗击新冠疫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微妙的、具体的行为模式,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以纽约为例,我怀疑戴口罩政策的真正好处是,口罩不仅能防止病毒的扩散,还能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它们是公民责任的象征和提醒。

其他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管怎样,人类学家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在一本适时出版的新书《不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化”的习惯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除非我们去旅行。在伦敦呆了几天后,我开始“忘记”出门时戴口罩。当我回到纽约,我将不得不重新养成我的习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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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伦敦:疫情中感受到的文化冲击

发布日期:2020-07-10 07:26
摘要:在纽约,口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却并非如此。然而考虑到其他差异,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吉莲•邰蒂

OR--商业新媒体 】上周末,我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更快乐的新冠疫情前时期这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旅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我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纽约(我住的城市)登上一架飞机,去伦敦看望我的另一个女儿。

令我欣慰的是,旅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机场空空荡荡,飞机半满,机组人员好心地给我拿了一大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我被要求戴上口罩,用吸管大口地喝着。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达伦敦时,会受到一种微妙但引人注目的文化冲击。在纽约,口罩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路标上写着“不戴口罩外出?别想!”建筑物上贴有更加礼貌的告示,警告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我在曼哈顿街头看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蒙着脸。陌生人有时会对不戴口罩的人喊叫。

事实上,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最近几个月我甚至在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口罩,几乎是一个人沿着曼哈顿的东河骑行。我女儿已经开始在网上购买“时尚口罩”(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学校告诉她,当她们回到课堂时必须戴上口罩,她还想显得很酷)。

伦敦不是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4月底,只有25%的英国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相比之下,66%的美国人戴口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伦敦,我们几乎是街上或商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人;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这些地方戴口罩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似乎也有一些人没戴口罩。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肢体语言的对比。在纽约,人们站在相距六英尺的地方几乎成了本能。在伦敦,“本能”距离似乎小得多。

结果,当我和我女儿带着我们纽约的生活习惯(和口罩),自然而然地避开街上的人时,我们引来了不满的目光。也许伦敦人把我们的行为解读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传染性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出发前在纽约以及到达时在伦敦都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曼哈顿安排检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伦敦却极其困难和昂贵)。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就此认为纽约在防范新冠疫情总体政策上比伦敦更严格,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做出任何判断了。美国其他地区一直非常宽松(这是美国南部感染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与伦敦的朋友交谈后,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比纽约人更严谨。在整个危机期间,我的纽约朋友们在散步时一直注意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最近,我在伦敦的朋友还没有这样做。

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点外卖,而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英国人现在更不可能点外卖。许多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进入自己家的纸板包装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甚至隔离);我认识的大多数纽约人都不是这样。因此,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但是,撇开其他不谈,这些细微的差异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所有人根据我们直接看到的周围事物来定义常态。缩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物理范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范围也缩小了。

其次,它还显示了我们对“常态”的看法是多么容易改变。三个月前,我认为戴口罩只会在日本或新加坡等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现在,粗鲁且信奉个人主义的纽约人也接受了它,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如果政府官员想继续抗击新冠疫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微妙的、具体的行为模式,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以纽约为例,我怀疑戴口罩政策的真正好处是,口罩不仅能防止病毒的扩散,还能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它们是公民责任的象征和提醒。

其他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管怎样,人类学家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在一本适时出版的新书《不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化”的习惯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除非我们去旅行。在伦敦呆了几天后,我开始“忘记”出门时戴口罩。当我回到纽约,我将不得不重新养成我的习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在纽约,口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却并非如此。然而考虑到其他差异,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吉莲•邰蒂

OR--商业新媒体 】上周末,我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更快乐的新冠疫情前时期这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旅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我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纽约(我住的城市)登上一架飞机,去伦敦看望我的另一个女儿。

令我欣慰的是,旅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机场空空荡荡,飞机半满,机组人员好心地给我拿了一大杯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我被要求戴上口罩,用吸管大口地喝着。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达伦敦时,会受到一种微妙但引人注目的文化冲击。在纽约,口罩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路标上写着“不戴口罩外出?别想!”建筑物上贴有更加礼貌的告示,警告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使没有这些限制,我在曼哈顿街头看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蒙着脸。陌生人有时会对不戴口罩的人喊叫。

事实上,我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以至于最近几个月我甚至在骑自行车时都戴着口罩,几乎是一个人沿着曼哈顿的东河骑行。我女儿已经开始在网上购买“时尚口罩”(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学校告诉她,当她们回到课堂时必须戴上口罩,她还想显得很酷)。

伦敦不是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4月底,只有25%的英国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相比之下,66%的美国人戴口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在伦敦,我们几乎是街上或商店里唯一戴口罩的人;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这些地方戴口罩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似乎也有一些人没戴口罩。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肢体语言的对比。在纽约,人们站在相距六英尺的地方几乎成了本能。在伦敦,“本能”距离似乎小得多。

结果,当我和我女儿带着我们纽约的生活习惯(和口罩),自然而然地避开街上的人时,我们引来了不满的目光。也许伦敦人把我们的行为解读为我们认为自己有传染性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出发前在纽约以及到达时在伦敦都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曼哈顿安排检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伦敦却极其困难和昂贵)。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就此认为纽约在防范新冠疫情总体政策上比伦敦更严格,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做出任何判断了。美国其他地区一直非常宽松(这是美国南部感染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与伦敦的朋友交谈后,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比纽约人更严谨。在整个危机期间,我的纽约朋友们在散步时一直注意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最近,我在伦敦的朋友还没有这样做。

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点外卖,而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英国人现在更不可能点外卖。许多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进入自己家的纸板包装进行了严格的消毒(甚至隔离);我认识的大多数纽约人都不是这样。因此,很难判断哪个城市更“安全”。

但是,撇开其他不谈,这些细微的差异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是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我们所有人根据我们直接看到的周围事物来定义常态。缩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物理范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范围也缩小了。

其次,它还显示了我们对“常态”的看法是多么容易改变。三个月前,我认为戴口罩只会在日本或新加坡等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现在,粗鲁且信奉个人主义的纽约人也接受了它,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如果政府官员想继续抗击新冠疫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微妙的、具体的行为模式,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政策。

以纽约为例,我怀疑戴口罩政策的真正好处是,口罩不仅能防止病毒的扩散,还能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它们是公民责任的象征和提醒。

其他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管怎样,人类学家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在一本适时出版的新书《不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Not Thinking)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化”的习惯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除非我们去旅行。在伦敦呆了几天后,我开始“忘记”出门时戴口罩。当我回到纽约,我将不得不重新养成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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