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梁海明

OR--商业新媒体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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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

发布日期:2020-07-06 06:46
摘要: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梁海明

OR--商业新媒体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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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梁海明

OR--商业新媒体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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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

发布日期:2020-07-06 06:46
摘要: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梁海明

OR--商业新媒体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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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



 梁海明

OR--商业新媒体 】港区国安法现已落地,香港似乎将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向“制度治港”下的“高度自治”。面临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是否依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国,只在观念上模糊接受中国的主权地位?是否依然持续婉拒或冷淡对待中国政府递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橄榄枝?是否还将紧抱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在经济上继续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

相信多数人心中的答案都是否定的。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问题在经济!)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一直被众多香港政商界人士沿用。多年来将香港深层次问题全都简单归纳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部分人试图通过花样繁多的经济数据、名词或掩人耳目,或自欺欺人,以达到为官避事,或让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目的。2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举措,无一能解决这个城市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让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香港问题的核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内外部的政治问题、政治角力。在外部,过去,美、英等国政府长期高调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制华筹码。今天,遏制中国崛起更已成美国政坛共识,美国作为进攻一方,已先后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未来还将陆续出招,赫然已把香港问题磨成利剑,随时剑指中国。作为防守一方,中国政府祭出港区国安法以铸盾,御敌于香港,并伺机反攻。中美之间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货物均采取了隔离措施,这除了是为抗疫外,也为中美脱钩的预期作了一场“压力测试”,检测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失去中国货物的承受力。而从更早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也在贸易战下迫不得已作出了一次对于美国的压力测试。不难预计的是,在未来这场无硝烟战争里,香港将继续作为双方的攻防之地,尤其是成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压力测试之地。

在内部,尽管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让香港街头暴力活动收敛,社会秩序恢复平稳,但香港各方力量重新恢复对话、互动的可能性则很小。对于港独人士、泛民政党及其支持者而言,虽在表面上示弱,实则绝对不会放弃斗争,不会舍弃过去一年在社会暴乱中尤其是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优势。在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引导和撑腰下,预料他们将采取新的对抗方式,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继续操纵民粹,谋求赢得立法会半数或以上的席位,延续政治抗争。建制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则会尽力抗衡,除了继续巩固其基本盘外,还将全开选举机器,冀可守住其在立法会席位。可以预料,今年立法会的选情将会异常激烈,且无论哪个阵营赢得立法会的选举,未来两个阵营仍将壁垒分明,彼此仇视,社会撕裂也难于修补。

如果是这样,那么未来的香港,如同隐性的战场!在内外政治较量无休无止下,香港“二次回归”论,只是空谈,即便再多几次“回归”也改变不了英、美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改变不了香港面临内外政治恶斗、社会撕裂日益加深的困局。

如果未来香港行政长官依然管治乏力,特区主要官员的远见和战略持续缺失,无力维护、改进香港的政治均衡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预见,中国中央政府可在香港基本法范围内,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调整为“制度治港、高度自治”。就如此次港区国安法般,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各项基本法允许的新法规制度在香港实施,以维护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后,再依靠这些新法规制度,让每任行政长官能够在既定的制度下,领导香港过渡一段有限的时间,直至2047年香港回归中国50年后再寻改变。

生活在如此大变局之下的多数香港市民,对时局有强烈的无力感,只能无奈地用“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也忧虑着香港的“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如今的“浮华盛世”,将成为他们和香港的“分手布景“。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是否真的如某些人士所言,“只要香港,不要香港人呢?”我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也更不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只有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才能够在香港继续保持与美国较量的本土优势。在厘清了香港问题的真相,并且在港区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稳定的基础上,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利用此局面,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着手解决香港拖延多年的各项深层次问题。未来香港不会成为一枚”弃子“,反而会被下成一步”活棋“。

第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在长远如何保持“国际化”的问题。

与许多人以为的香港未来会走向“内地化”刚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未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令香港“更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香港只有持续维持国际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才会是中国手中制敌机先的利器。具体而言,中国中央政府将在两个方面推动和协助特区政府施力,一是市场的更国际化,二是人才的更国际化。

虽然近期在美国中概股陆续回归香港,掀起新股热潮,有舆论忧虑恒生指数将越来越变成倚重中国内地科技、电商和资讯科技权重的Pure China Index(纯中国指数)。但事实上中概股回归香港只是一段插曲,香港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港交所更早已确定要规划成为The global markets leader in the Asian time-zone(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才是香港市场未来的面貌。

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会否阻挡国际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脚步?就显然是过虑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者更注重的因素是香港的社会秩序是否回复稳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可观的回报。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国安法更“辣”,而且各类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一直扰攘难休,若投资者们依然敢在纽约、伦敦投资,相信他们也不会抗拒对香港的投资。

因此,未来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一方面香港市场将大力拓展港股交易以外的业务,例如,发展以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与期权产品等以衍生品为主的全球化交易产品,提供更加丰富的国际化产品,吸引包括亚洲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会陆续出台更多扶助、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例如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ETF纳入深港通等,让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愈来愈大,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可靠、高效、便利的投资内地渠道,令他们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以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在人才的更国际化方面,未来香港将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为打击中国的发展,不惜用各种手段驱赶留美的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作为国际化程度远胜于中国内地的香港,在文化、生活习俗上对华裔科学家、人文学者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深陷“LV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欲振无力的情况下,中国将V增长,成为环球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将会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商贸投资门户,无疑在亚洲各地人才的眼中将更具魅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过去对国际人才的态度相当“佛系”,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乏善可陈。香港要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亟需借助中国内地的指导和经验,学习中国内地如海南、深圳等地方政府,如何把外来国际人才当作“宝“而非当”草“。在国际人才普遍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人才的地位极其关键与微妙,只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人才,就可显著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进而在与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或许是由于香港精英阶层受固有的Urban Bias(都市偏见)观念影响,高高在上,又或许是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自2017年7月上任以来,未有余力顾及贫困问题。香港的贫穷人口数量已经比几年前进一步攀升,达到约150万人,大概每5名香港人中就有1人贫困,创下10年来新高记录。正如全球所有的贫困问题一样,香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和转型发展的桎梏。

而另一边厢,中国中央政府在扶贫问题上颇见成效。中国内地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不但世界银行将此举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认为,中国扶贫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对于只剩2年多任期且政治能量已几乎消耗殆尽的香港特区政府而言,预料中国中央政府除了亲自教导特区政府“为人民服务”、“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外,还将会亲自示范教学如何展开扶贫工作。例如中国中央政府有可能参考澳门的“横琴模式”,在珠海、惠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拨地予香港,首先协助香港解决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就业和发展等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示范下,也希望香港特区官员能学懂“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香港推出真正有成效的扶贫措施,造福穷人也造福全社会。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香港产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23年来,香港政府都未能取得主导产业发展、经济转型的能力和权力。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掌控香港的经济命脉,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直到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太少,既无法控制核心的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主导产业转型,尤其是加大投资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能力显然不足。

再加上,特区政府一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鄙弃中国政府式的发展规划,认为只要本地工商界有发展的共识,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向前。时至今日,特区政府的上述理念早已告失败,殖民地时代以降的政商管治联盟经亦已告失效,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新的管治模式仍未形成,令产业升级转型陷入无人掌舵的尴尬状态。(具体内容详见拙作《透视香港的“问题”人群》 )

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要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初心应不变,预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主动督促、推动、指导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行为的主导能力,尤其是掌握主导香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行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动能来促进香港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同时,这也将逐步建立新的香港管治模式,通过扶倾济弱的政策,为香港市民创造更多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寻找新出路。

第四个深层次问题,是内地和香港相互了解,增进融合的问题。


过去一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泛民政党不仅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科技进行全局分析和发动舆论攻势,不少“和理非”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乃至多家大学的法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精通两文三语(中英文、汉语、英语、粤语),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文章、论文,不仅容易获得香港、外国的舆论支持,甚至在中国内地也有部分市场。他们的强大舆论力量几乎淹没了香港建制政党、蓝色阵营和中国内地学界的声音。

港区国安法在港实施之后,预计中国中央政府会将两地融合的课题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更多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成立港澳问题研究院、所或中心,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香港问题。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此前技不如人的窘境,向国际社会、舆论发出其它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希望通过更多的研究机构,进一步读懂香港这本难懂的书。

在英国统治逾百年后,两地文化隔阂相当深,令中国内地一直觉得“读不懂”香港。例如,中国内地社会以“士文化”为核心,民众心怀天下,精英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香港社会则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要中国内地的“士文化”明白香港的“商文化”不易,反之亦然。再如,中国内地的教育体系不仅教学生遵纪守法,更要教学生家国情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香港教育体系则仍延续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主要教学生”公民意识、奉公守法“,但在内地人看来,做人单讲奉公守法远远不够。更何况,部分香港人连法律都不愿遵守,还要所谓”违法达义“。又再如,不同于中国内地“事缓则圆“、”刚柔并济“的陆地法则,临海的香港自开埠以来,频繁遭遇天灾和人祸,令港人有“岛民”心态——多悲情、不从容、包容性低、感性而缺乏理性,容易轻信,以及在刻意的引导下诉诸行动。

中国内地推动更多研究资源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内地更了解香港,更理解香港人的心态,同时也将通过对“一国两制”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形成更浓厚的学科氛围,为中国中央政府未来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带来有益的参考。

反过来,如果未来香港也能增加更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异同、中国内地过去数十年的巨变阐释给更多的香港市民知晓,无疑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的互相理解和融合。

诚然,在任何领域,要改变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无论是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更国际化,还是人才更国际化,无论是改善官员的施政能力,还是进行扶贫、建立新的管治模式,在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下,这种改变更是加倍的困难。毕竟,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让中央政府“送大礼”,“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舍易求难要中央政府“授我以渔”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类登月时的著名演讲: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我们决定在这10年间登上月球并实现更多梦想,并非它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它们困难重重。因为这个目标将促进我们实现最佳的组织并测试我们顶尖的技术和力量,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推迟,因为这个挑战我们志在必得,其他的挑战也是如此。)

香港要实现这些艰难的改变,不可能只是为了挣脱困境,更是要树立起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更多人要“渔”而不要“鱼”的价值观,更多人要转型发展而非固守旧业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格局下,香港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改变动力。未来香港真正的改变,在冷眼旁观中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只为解围脱困的心态下也是不可能达成的,香港需要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愿景,那就是建成一个新生强大的香港,以助力一个真正强盛的中国!正如肯尼迪在另一演讲中所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脱胎换骨能否实现?未来香港的马能否跑得更快,舞能否跳得更欢?就让我们忘掉2019年,从2020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开始去想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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