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田涛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说:

“今天的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以下文章,取自田涛先生积淀8年而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为员工为何总是战斗力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田涛: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冒险的悖论:

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包括政治和社会混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

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躁狂,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华为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叠加、无比艰巨的。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过去100多年,西方有一批这样的伟大公司,它们既是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又将许多实验室的科技发明产业化、普及化,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引领了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今天的华为就是要有这样的野心、霸气,有这样的人类使命精神,在今后20 年、30 年,与那些身处技术前沿的世界领先企业一道,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做“盗火者”。

当然,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 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

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 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

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2015 年,华为明确规定,每年研发投入的20%~30% 要用到基础研究中。

探索是华为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

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

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我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

我从少年时期就看大量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传记,这些年看得比较多的是欧美企业家的传记。

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华为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吗?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 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

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

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

常量靠理性,变量靠想象力。我觉得对2012 实验室、海思来说,这两种东西都需要。但是,对今天的华为来说,变量之多之复杂不可想象,所以想象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组织对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对极端的想象力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欣赏度,是华为走向伟大或者平庸的相当重要的辨识标志。

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很早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地位,而且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还写了8本诗集。

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然而,客观地讲,至少过去500年,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有人统计,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贡献率不到1%”。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或是一家上市公司,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肯定不会。

没有人喜欢苦难,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华为面临着又一个艰难期,化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同样是持续和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宽度和力度,以更强大的创新实力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毋庸置疑,为人才、天才和疯子构建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组织氛围至为重要。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

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

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

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

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疯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啊,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

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

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

我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到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鸟笼文化,制度与流程把组织充分地格式化,貌似完美到无懈可击,但这样的笼子只能养金丝鸟、鹦鹉,让花言巧语者欢欣,却不创造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是马场文化,辽阔的草场,宽阔的栅栏,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原野自由竞蹄,却又有基本的规则约束。

给野马套上缰绳,让它成为战马;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他还是那个手持金箍棒的齐天英雄。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

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让自己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无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一大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入未来,宁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

同时,容忍甚至鼓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母。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小了。人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最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

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

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的,但比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面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一样展翅飞啊!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大家是否知道鹰的一个特征?老鹰大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羽毛变得很厚很沉,喙和爪子都已经老化,这时它会飞到悬崖上,在岩石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来,把羽毛拔掉,再等待几个月,让新的羽毛长出来,这样它就成为一只青春的鹰,一只充满活力的雄鹰。然后,它又会活30年。

老鹰的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自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一样进行自我革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自己,而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外部压力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面用一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人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因为他们是旗手,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最当亲爱的是“孩子”,他们单纯而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子”和天才,牵着孩子,一起奋力前行、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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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无非两种命运

发布日期:2020-07-03 16:05
摘要: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田涛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说:

“今天的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以下文章,取自田涛先生积淀8年而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为员工为何总是战斗力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田涛: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冒险的悖论:

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包括政治和社会混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

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躁狂,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华为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叠加、无比艰巨的。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过去100多年,西方有一批这样的伟大公司,它们既是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又将许多实验室的科技发明产业化、普及化,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引领了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今天的华为就是要有这样的野心、霸气,有这样的人类使命精神,在今后20 年、30 年,与那些身处技术前沿的世界领先企业一道,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做“盗火者”。

当然,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 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

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 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

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2015 年,华为明确规定,每年研发投入的20%~30% 要用到基础研究中。

探索是华为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

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

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我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

我从少年时期就看大量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传记,这些年看得比较多的是欧美企业家的传记。

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华为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吗?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 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

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

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

常量靠理性,变量靠想象力。我觉得对2012 实验室、海思来说,这两种东西都需要。但是,对今天的华为来说,变量之多之复杂不可想象,所以想象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组织对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对极端的想象力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欣赏度,是华为走向伟大或者平庸的相当重要的辨识标志。

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很早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地位,而且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还写了8本诗集。

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然而,客观地讲,至少过去500年,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有人统计,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贡献率不到1%”。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或是一家上市公司,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肯定不会。

没有人喜欢苦难,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华为面临着又一个艰难期,化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同样是持续和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宽度和力度,以更强大的创新实力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毋庸置疑,为人才、天才和疯子构建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组织氛围至为重要。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

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

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

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

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疯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啊,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

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

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

我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到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鸟笼文化,制度与流程把组织充分地格式化,貌似完美到无懈可击,但这样的笼子只能养金丝鸟、鹦鹉,让花言巧语者欢欣,却不创造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是马场文化,辽阔的草场,宽阔的栅栏,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原野自由竞蹄,却又有基本的规则约束。

给野马套上缰绳,让它成为战马;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他还是那个手持金箍棒的齐天英雄。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

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让自己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无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一大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入未来,宁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

同时,容忍甚至鼓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母。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小了。人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最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

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

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的,但比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面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一样展翅飞啊!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大家是否知道鹰的一个特征?老鹰大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羽毛变得很厚很沉,喙和爪子都已经老化,这时它会飞到悬崖上,在岩石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来,把羽毛拔掉,再等待几个月,让新的羽毛长出来,这样它就成为一只青春的鹰,一只充满活力的雄鹰。然后,它又会活30年。

老鹰的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自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一样进行自我革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自己,而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外部压力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面用一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人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因为他们是旗手,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最当亲爱的是“孩子”,他们单纯而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子”和天才,牵着孩子,一起奋力前行、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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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田涛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说:

“今天的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以下文章,取自田涛先生积淀8年而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为员工为何总是战斗力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田涛: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冒险的悖论:

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包括政治和社会混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

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躁狂,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华为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叠加、无比艰巨的。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过去100多年,西方有一批这样的伟大公司,它们既是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又将许多实验室的科技发明产业化、普及化,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引领了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今天的华为就是要有这样的野心、霸气,有这样的人类使命精神,在今后20 年、30 年,与那些身处技术前沿的世界领先企业一道,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做“盗火者”。

当然,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 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

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 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

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2015 年,华为明确规定,每年研发投入的20%~30% 要用到基础研究中。

探索是华为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

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

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我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

我从少年时期就看大量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传记,这些年看得比较多的是欧美企业家的传记。

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华为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吗?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 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

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

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

常量靠理性,变量靠想象力。我觉得对2012 实验室、海思来说,这两种东西都需要。但是,对今天的华为来说,变量之多之复杂不可想象,所以想象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组织对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对极端的想象力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欣赏度,是华为走向伟大或者平庸的相当重要的辨识标志。

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很早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地位,而且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还写了8本诗集。

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然而,客观地讲,至少过去500年,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有人统计,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贡献率不到1%”。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或是一家上市公司,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肯定不会。

没有人喜欢苦难,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华为面临着又一个艰难期,化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同样是持续和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宽度和力度,以更强大的创新实力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毋庸置疑,为人才、天才和疯子构建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组织氛围至为重要。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

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

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

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

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疯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啊,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

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

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

我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到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鸟笼文化,制度与流程把组织充分地格式化,貌似完美到无懈可击,但这样的笼子只能养金丝鸟、鹦鹉,让花言巧语者欢欣,却不创造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是马场文化,辽阔的草场,宽阔的栅栏,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原野自由竞蹄,却又有基本的规则约束。

给野马套上缰绳,让它成为战马;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他还是那个手持金箍棒的齐天英雄。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

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让自己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无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一大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入未来,宁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

同时,容忍甚至鼓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母。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小了。人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最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

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

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的,但比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面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一样展翅飞啊!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大家是否知道鹰的一个特征?老鹰大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羽毛变得很厚很沉,喙和爪子都已经老化,这时它会飞到悬崖上,在岩石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来,把羽毛拔掉,再等待几个月,让新的羽毛长出来,这样它就成为一只青春的鹰,一只充满活力的雄鹰。然后,它又会活30年。

老鹰的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自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一样进行自我革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自己,而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外部压力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面用一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人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因为他们是旗手,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最当亲爱的是“孩子”,他们单纯而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子”和天才,牵着孩子,一起奋力前行、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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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无非两种命运

发布日期:2020-07-03 16:05
摘要: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田涛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说:

“今天的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以下文章,取自田涛先生积淀8年而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为员工为何总是战斗力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田涛: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冒险的悖论:

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包括政治和社会混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

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躁狂,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华为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叠加、无比艰巨的。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过去100多年,西方有一批这样的伟大公司,它们既是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又将许多实验室的科技发明产业化、普及化,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引领了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今天的华为就是要有这样的野心、霸气,有这样的人类使命精神,在今后20 年、30 年,与那些身处技术前沿的世界领先企业一道,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做“盗火者”。

当然,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 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

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 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

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2015 年,华为明确规定,每年研发投入的20%~30% 要用到基础研究中。

探索是华为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

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

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我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

我从少年时期就看大量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传记,这些年看得比较多的是欧美企业家的传记。

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华为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吗?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 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

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

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

常量靠理性,变量靠想象力。我觉得对2012 实验室、海思来说,这两种东西都需要。但是,对今天的华为来说,变量之多之复杂不可想象,所以想象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组织对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对极端的想象力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欣赏度,是华为走向伟大或者平庸的相当重要的辨识标志。

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很早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地位,而且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还写了8本诗集。

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然而,客观地讲,至少过去500年,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有人统计,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贡献率不到1%”。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或是一家上市公司,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肯定不会。

没有人喜欢苦难,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华为面临着又一个艰难期,化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同样是持续和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宽度和力度,以更强大的创新实力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毋庸置疑,为人才、天才和疯子构建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组织氛围至为重要。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

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

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

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

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疯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啊,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

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

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

我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到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鸟笼文化,制度与流程把组织充分地格式化,貌似完美到无懈可击,但这样的笼子只能养金丝鸟、鹦鹉,让花言巧语者欢欣,却不创造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是马场文化,辽阔的草场,宽阔的栅栏,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原野自由竞蹄,却又有基本的规则约束。

给野马套上缰绳,让它成为战马;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他还是那个手持金箍棒的齐天英雄。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

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让自己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无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一大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入未来,宁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

同时,容忍甚至鼓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母。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小了。人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最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

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

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的,但比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面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一样展翅飞啊!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大家是否知道鹰的一个特征?老鹰大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羽毛变得很厚很沉,喙和爪子都已经老化,这时它会飞到悬崖上,在岩石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来,把羽毛拔掉,再等待几个月,让新的羽毛长出来,这样它就成为一只青春的鹰,一只充满活力的雄鹰。然后,它又会活30年。

老鹰的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自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一样进行自我革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自己,而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外部压力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面用一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人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因为他们是旗手,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最当亲爱的是“孩子”,他们单纯而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子”和天才,牵着孩子,一起奋力前行、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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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田涛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几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说:

“今天的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以下文章,取自田涛先生积淀8年而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为员工为何总是战斗力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田涛: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冒险的悖论:

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包括政治和社会混乱,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

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躁狂,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对于华为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叠加、无比艰巨的。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过去100多年,西方有一批这样的伟大公司,它们既是尖端技术的投资者,又将许多实验室的科技发明产业化、普及化,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引领了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今天的华为就是要有这样的野心、霸气,有这样的人类使命精神,在今后20 年、30 年,与那些身处技术前沿的世界领先企业一道,为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做“盗火者”。

当然,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 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

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 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

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2015 年,华为明确规定,每年研发投入的20%~30% 要用到基础研究中。

探索是华为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

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乔布斯。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

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我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

我从少年时期就看大量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传记,这些年看得比较多的是欧美企业家的传记。

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华为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吗?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 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

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

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

常量靠理性,变量靠想象力。我觉得对2012 实验室、海思来说,这两种东西都需要。但是,对今天的华为来说,变量之多之复杂不可想象,所以想象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组织对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对极端的想象力有多大的容忍度和欣赏度,是华为走向伟大或者平庸的相当重要的辨识标志。

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他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很早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地位,而且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还写了8本诗集。

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然而,客观地讲,至少过去500年,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有人统计,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贡献率不到1%”。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或是一家上市公司,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肯定不会。

没有人喜欢苦难,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的华为面临着又一个艰难期,化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同样是持续和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宽度和力度,以更强大的创新实力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毋庸置疑,为人才、天才和疯子构建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组织氛围至为重要。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

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

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

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

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疯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啊,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

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

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

我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到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鸟笼文化,制度与流程把组织充分地格式化,貌似完美到无懈可击,但这样的笼子只能养金丝鸟、鹦鹉,让花言巧语者欢欣,却不创造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是马场文化,辽阔的草场,宽阔的栅栏,马群在一望无际的原野自由竞蹄,却又有基本的规则约束。

给野马套上缰绳,让它成为战马;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他还是那个手持金箍棒的齐天英雄。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

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让自己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无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一大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入未来,宁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

同时,容忍甚至鼓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母。

但据我看到的一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小了。人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最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

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

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的,但比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面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一样展翅飞啊!华为就像一只已经活了30 年的老鹰,老鹰无非就两种命运,一种是老了,飞不动了,掉入深渊,另一种是雄鹰再生。

大家是否知道鹰的一个特征?老鹰大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羽毛变得很厚很沉,喙和爪子都已经老化,这时它会飞到悬崖上,在岩石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来,把羽毛拔掉,再等待几个月,让新的羽毛长出来,这样它就成为一只青春的鹰,一只充满活力的雄鹰。然后,它又会活30年。

老鹰的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自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一样进行自我革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自己,而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外部压力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面用一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人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因为他们是旗手,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最当亲爱的是“孩子”,他们单纯而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子”和天才,牵着孩子,一起奋力前行、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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