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军认为,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互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刘娅

OR--商业新媒体 】魏军永远也忘不了30 多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的经历: 从全国人大离职的她即将去哈佛法学院读书,在旧金山的街头第一次看到了“curb cut”(人行道斜坡),这种位于十字路口的斜坡装置,让残障人士的出行大为便利,也让诸如拉箱子的行人,推婴儿车的人等受益。人行道斜坡并不是加州的首创,但是通过加州人民的呼吁,它变成了法律并且推广到全美国,让无数行人包括非残障的人士受益,还产生了一个专有词汇:“curb cut effect”。

“那时的美国,一切都让我新奇,更让我见识到了好的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的。”魏军说,“初来美国的我,第一次深入的阅读英美法系的经典书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从日常生活到读书工作,我学习着身边的一切。连看到公园里有各种品类的狗都要感叹一番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现在对这个国家有些失望,我觉得它的多元化、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荣光正在减弱。”

作为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1990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跨国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等法律业务。魏军说, 她加盟这所世界顶尖律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与该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念非常契合”。作为《钱伯斯》最佳国际贸易法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曾经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目前拥有2800多名律师,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中东、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近50个办事处开展业务,在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和劳动雇佣、以及业务重组和破产业务方面全球领先。

2002年,魏军成为了当时霍金路伟律所前身霍金豪根律所进入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从业30年来,我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不了解;也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全球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足。令我遗憾的是,看到中美关系近年的走向,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以后,感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都将成为常态,而这有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在魏军看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在“自毁长城”。“应该看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基本都是在美国上市的,也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回报。一旦这个法案通过,这种激进的做法将会一刀切的杜绝未来中国的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魏军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一共有17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总共审计了188家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4%。其中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4,000亿美元。

魏军表示,尽管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白宫签署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案,但是她认为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针对中国进行遏制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就算该法案不通过,美国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并购也将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企业。

“据我所知,中国和美国其实一直都在就审计监管方面进行谈判,”魏军说,“此法案明显过于激进了,瑞幸造假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魏军表示,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针对美国市场的并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往通过OTC交易的一些并购交易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此次新冠疫情后,鉴于保护国内供应链的考量,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出台各种法案收紧跨国并购。“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要做好长期“逆全球化”的准备。”

她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先从自查开始,加强在合规方面的投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最深的地方,”魏军表示,“我们总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以及合规性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在哪里上市,合规的要求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魏军则强调了“lobbying”(游说)的重要性。“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魏军表示,“国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众多,如何合理合规的表达自己,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跨境投资并购也一样,有专业人士帮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极为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法庭外,到法庭上,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管这个法案最后白宫方面能否放行,它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在形成,从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无论最终哪个党派上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短时间内将很难改变。越来越多的法案出台也都将会‘政治先行’,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魏军表示。

1990年,结束哈佛法学院学习的魏军在工作面试中屡屡碰壁。“有一次,我刚刚把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方看到我,说你是日本人啊,请进。我说抱歉,我是中国人。对方说我们不招中国人。我连房门都没进就被拒绝了。”今天,作为霍金路伟曾经唯一全球的华裔女性董事之一,魏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站在了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金字塔尖。“我经历过偏见,我不希望在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次被偏见蒙上了眼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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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路伟魏军:中国企业要做好“逆全球化”的准备

发布日期:2020-07-02 06:36
摘要:魏军认为,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互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刘娅

OR--商业新媒体 】魏军永远也忘不了30 多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的经历: 从全国人大离职的她即将去哈佛法学院读书,在旧金山的街头第一次看到了“curb cut”(人行道斜坡),这种位于十字路口的斜坡装置,让残障人士的出行大为便利,也让诸如拉箱子的行人,推婴儿车的人等受益。人行道斜坡并不是加州的首创,但是通过加州人民的呼吁,它变成了法律并且推广到全美国,让无数行人包括非残障的人士受益,还产生了一个专有词汇:“curb cut effect”。

“那时的美国,一切都让我新奇,更让我见识到了好的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的。”魏军说,“初来美国的我,第一次深入的阅读英美法系的经典书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从日常生活到读书工作,我学习着身边的一切。连看到公园里有各种品类的狗都要感叹一番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现在对这个国家有些失望,我觉得它的多元化、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荣光正在减弱。”

作为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1990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跨国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等法律业务。魏军说, 她加盟这所世界顶尖律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与该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念非常契合”。作为《钱伯斯》最佳国际贸易法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曾经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目前拥有2800多名律师,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中东、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近50个办事处开展业务,在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和劳动雇佣、以及业务重组和破产业务方面全球领先。

2002年,魏军成为了当时霍金路伟律所前身霍金豪根律所进入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从业30年来,我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不了解;也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全球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足。令我遗憾的是,看到中美关系近年的走向,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以后,感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都将成为常态,而这有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在魏军看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在“自毁长城”。“应该看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基本都是在美国上市的,也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回报。一旦这个法案通过,这种激进的做法将会一刀切的杜绝未来中国的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魏军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一共有17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总共审计了188家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4%。其中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4,000亿美元。

魏军表示,尽管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白宫签署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案,但是她认为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针对中国进行遏制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就算该法案不通过,美国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并购也将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企业。

“据我所知,中国和美国其实一直都在就审计监管方面进行谈判,”魏军说,“此法案明显过于激进了,瑞幸造假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魏军表示,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针对美国市场的并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往通过OTC交易的一些并购交易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此次新冠疫情后,鉴于保护国内供应链的考量,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出台各种法案收紧跨国并购。“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要做好长期“逆全球化”的准备。”

她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先从自查开始,加强在合规方面的投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最深的地方,”魏军表示,“我们总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以及合规性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在哪里上市,合规的要求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魏军则强调了“lobbying”(游说)的重要性。“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魏军表示,“国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众多,如何合理合规的表达自己,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跨境投资并购也一样,有专业人士帮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极为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法庭外,到法庭上,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管这个法案最后白宫方面能否放行,它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在形成,从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无论最终哪个党派上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短时间内将很难改变。越来越多的法案出台也都将会‘政治先行’,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魏军表示。

1990年,结束哈佛法学院学习的魏军在工作面试中屡屡碰壁。“有一次,我刚刚把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方看到我,说你是日本人啊,请进。我说抱歉,我是中国人。对方说我们不招中国人。我连房门都没进就被拒绝了。”今天,作为霍金路伟曾经唯一全球的华裔女性董事之一,魏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站在了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金字塔尖。“我经历过偏见,我不希望在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次被偏见蒙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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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美国,一切都让我新奇,更让我见识到了好的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的。”魏军说,“初来美国的我,第一次深入的阅读英美法系的经典书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从日常生活到读书工作,我学习着身边的一切。连看到公园里有各种品类的狗都要感叹一番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现在对这个国家有些失望,我觉得它的多元化、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荣光正在减弱。”

作为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1990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跨国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等法律业务。魏军说, 她加盟这所世界顶尖律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与该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念非常契合”。作为《钱伯斯》最佳国际贸易法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曾经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目前拥有2800多名律师,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中东、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近50个办事处开展业务,在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和劳动雇佣、以及业务重组和破产业务方面全球领先。

2002年,魏军成为了当时霍金路伟律所前身霍金豪根律所进入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从业30年来,我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不了解;也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全球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足。令我遗憾的是,看到中美关系近年的走向,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以后,感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都将成为常态,而这有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在魏军看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在“自毁长城”。“应该看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基本都是在美国上市的,也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回报。一旦这个法案通过,这种激进的做法将会一刀切的杜绝未来中国的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魏军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一共有17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总共审计了188家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4%。其中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4,000亿美元。

魏军表示,尽管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白宫签署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案,但是她认为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针对中国进行遏制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就算该法案不通过,美国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并购也将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企业。

“据我所知,中国和美国其实一直都在就审计监管方面进行谈判,”魏军说,“此法案明显过于激进了,瑞幸造假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魏军表示,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针对美国市场的并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往通过OTC交易的一些并购交易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此次新冠疫情后,鉴于保护国内供应链的考量,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出台各种法案收紧跨国并购。“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要做好长期“逆全球化”的准备。”

她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先从自查开始,加强在合规方面的投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最深的地方,”魏军表示,“我们总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以及合规性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在哪里上市,合规的要求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魏军则强调了“lobbying”(游说)的重要性。“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魏军表示,“国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众多,如何合理合规的表达自己,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跨境投资并购也一样,有专业人士帮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极为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法庭外,到法庭上,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管这个法案最后白宫方面能否放行,它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在形成,从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无论最终哪个党派上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短时间内将很难改变。越来越多的法案出台也都将会‘政治先行’,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魏军表示。

1990年,结束哈佛法学院学习的魏军在工作面试中屡屡碰壁。“有一次,我刚刚把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方看到我,说你是日本人啊,请进。我说抱歉,我是中国人。对方说我们不招中国人。我连房门都没进就被拒绝了。”今天,作为霍金路伟曾经唯一全球的华裔女性董事之一,魏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站在了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金字塔尖。“我经历过偏见,我不希望在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次被偏见蒙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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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7-02 06:36
摘要:魏军认为,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互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刘娅

OR--商业新媒体 】魏军永远也忘不了30 多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的经历: 从全国人大离职的她即将去哈佛法学院读书,在旧金山的街头第一次看到了“curb cut”(人行道斜坡),这种位于十字路口的斜坡装置,让残障人士的出行大为便利,也让诸如拉箱子的行人,推婴儿车的人等受益。人行道斜坡并不是加州的首创,但是通过加州人民的呼吁,它变成了法律并且推广到全美国,让无数行人包括非残障的人士受益,还产生了一个专有词汇:“curb cut effect”。

“那时的美国,一切都让我新奇,更让我见识到了好的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的。”魏军说,“初来美国的我,第一次深入的阅读英美法系的经典书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从日常生活到读书工作,我学习着身边的一切。连看到公园里有各种品类的狗都要感叹一番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现在对这个国家有些失望,我觉得它的多元化、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荣光正在减弱。”

作为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1990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跨国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等法律业务。魏军说, 她加盟这所世界顶尖律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与该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念非常契合”。作为《钱伯斯》最佳国际贸易法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曾经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目前拥有2800多名律师,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中东、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近50个办事处开展业务,在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和劳动雇佣、以及业务重组和破产业务方面全球领先。

2002年,魏军成为了当时霍金路伟律所前身霍金豪根律所进入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从业30年来,我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不了解;也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全球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足。令我遗憾的是,看到中美关系近年的走向,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以后,感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都将成为常态,而这有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在魏军看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在“自毁长城”。“应该看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基本都是在美国上市的,也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回报。一旦这个法案通过,这种激进的做法将会一刀切的杜绝未来中国的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魏军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一共有17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总共审计了188家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4%。其中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4,000亿美元。

魏军表示,尽管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白宫签署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案,但是她认为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针对中国进行遏制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就算该法案不通过,美国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并购也将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企业。

“据我所知,中国和美国其实一直都在就审计监管方面进行谈判,”魏军说,“此法案明显过于激进了,瑞幸造假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魏军表示,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针对美国市场的并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往通过OTC交易的一些并购交易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此次新冠疫情后,鉴于保护国内供应链的考量,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出台各种法案收紧跨国并购。“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要做好长期“逆全球化”的准备。”

她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先从自查开始,加强在合规方面的投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最深的地方,”魏军表示,“我们总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以及合规性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在哪里上市,合规的要求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魏军则强调了“lobbying”(游说)的重要性。“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魏军表示,“国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众多,如何合理合规的表达自己,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跨境投资并购也一样,有专业人士帮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极为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法庭外,到法庭上,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管这个法案最后白宫方面能否放行,它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在形成,从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无论最终哪个党派上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短时间内将很难改变。越来越多的法案出台也都将会‘政治先行’,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魏军表示。

1990年,结束哈佛法学院学习的魏军在工作面试中屡屡碰壁。“有一次,我刚刚把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方看到我,说你是日本人啊,请进。我说抱歉,我是中国人。对方说我们不招中国人。我连房门都没进就被拒绝了。”今天,作为霍金路伟曾经唯一全球的华裔女性董事之一,魏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站在了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金字塔尖。“我经历过偏见,我不希望在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次被偏见蒙上了眼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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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美国,一切都让我新奇,更让我见识到了好的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的。”魏军说,“初来美国的我,第一次深入的阅读英美法系的经典书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从日常生活到读书工作,我学习着身边的一切。连看到公园里有各种品类的狗都要感叹一番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现在对这个国家有些失望,我觉得它的多元化、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荣光正在减弱。”

作为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1990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跨国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等法律业务。魏军说, 她加盟这所世界顶尖律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与该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念非常契合”。作为《钱伯斯》最佳国际贸易法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曾经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目前拥有2800多名律师,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中东、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近50个办事处开展业务,在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和劳动雇佣、以及业务重组和破产业务方面全球领先。

2002年,魏军成为了当时霍金路伟律所前身霍金豪根律所进入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从业30年来,我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不了解;也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全球化所做出的努力与不足。令我遗憾的是,看到中美关系近年的走向,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以后,感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都将成为常态,而这有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在魏军看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在“自毁长城”。“应该看到,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基本都是在美国上市的,也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回报。一旦这个法案通过,这种激进的做法将会一刀切的杜绝未来中国的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魏军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一共有17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总共审计了188家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4%。其中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4,000亿美元。

魏军表示,尽管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白宫签署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案,但是她认为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针对中国进行遏制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就算该法案不通过,美国在资本市场和国际并购也将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企业。

“据我所知,中国和美国其实一直都在就审计监管方面进行谈判,”魏军说,“此法案明显过于激进了,瑞幸造假是一个导火索,主要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魏军表示,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针对美国市场的并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往通过OTC交易的一些并购交易也将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此次新冠疫情后,鉴于保护国内供应链的考量,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出台各种法案收紧跨国并购。“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要做好长期“逆全球化”的准备。”

她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先从自查开始,加强在合规方面的投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最深的地方,”魏军表示,“我们总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以及合规性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在哪里上市,合规的要求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魏军则强调了“lobbying”(游说)的重要性。“国际化不仅仅是业务国际化,更重要是观念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让对方明白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冲突,是解决跨境投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魏军表示,“国外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众多,如何合理合规的表达自己,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跨境投资并购也一样,有专业人士帮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极为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法庭外,到法庭上,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管这个法案最后白宫方面能否放行,它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在形成,从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无论最终哪个党派上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短时间内将很难改变。越来越多的法案出台也都将会‘政治先行’,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魏军表示。

1990年,结束哈佛法学院学习的魏军在工作面试中屡屡碰壁。“有一次,我刚刚把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方看到我,说你是日本人啊,请进。我说抱歉,我是中国人。对方说我们不招中国人。我连房门都没进就被拒绝了。”今天,作为霍金路伟曾经唯一全球的华裔女性董事之一,魏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站在了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金字塔尖。“我经历过偏见,我不希望在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次被偏见蒙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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