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

高考的嬗变

当然,今天高考的难度,不要说比起科举时代,就是比起早期高考,也是云泥之别;但是抛开表象,其精神内核与作用,却一脉相传。

寒窗苦读十年,考场努力发挥,好不容易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走向城市,开始自己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这是多数幸运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路径。一场场高考考试背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可以说决定不少人的人生,从军事化管理的衡水高中到各种为应试而比拼的父母家庭。

本质上,高考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旧有着和过去科举金榜题名类似的晕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时代。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干部身份意味着体制的认可,大学生(中专)是预备干部的一份子。甚至,在2002年以前,大、中专统招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干部身份。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但是仍旧是不少岗位的敲门砖。即使在今天,在就业、公务员、落户等重要事项下,核定人才方面,学历仍旧是主要门槛。就像苟晶,媒体报道,她日后在互联网发达的杭州工作,可以说赶上互联网红利期。她早年,也曾经海投过阿里巴巴的多个岗位,最终因学历太低而无缘。

对比之下,冒名顶替者,往往家中小有资源,所以考上大学之后,往往也走上了体制内工作,吃公粮拿编制。比如媒体报道,假的王丽丽陈某,在顶替真的王丽丽之后,毕业后成为副科级领导。

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高考的竞争激烈本质,仍旧没有降低。区别无非在于,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如果说,过去上一个大学就有比较好的出路,以后可能要上好一点大学,才可能有过得去的出路——对应的社会指标,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价格,一路上扬。

这一变化,其实就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软阶层社会——所谓软阶层,也就是城市的阶层地位可能下移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比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996社畜、看不见的二本学生、青椒蚁族等等,并非在制造焦虑,而是现实的社会阶层下沉状况写照。

某种意义上,学历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进步,是身份政治瓦解下的社会多元化生态。比如媒体报道,苟晶没有进入阿里巴巴,却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学历,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的电商行业,获得生活的成功。

不用说,背后艰辛不言而喻,这更不是今天可以对昔日冒名顶替者“一笑而过”的理由。令人不平的是,苟晶因为公开冒名顶替者,有的亲友在老家受到影响,她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这不是她的过失,却是某些人耻辱。

真相已经迟到,不应该再缺席

迟来的正义,第一口滋味,其实不乏苦涩,酸涩。

这些年媒体爆出的被顶替者,大多是女性。她们中的多数,往往是时隔多年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她们的人生,因此与可能的阶层跃迁失之交臂。

除了是女性,她们还有什么特点?不难注意到,她们多数来自农村,父母家族,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因此,当日常表现不错的她们,遭遇意外的名落孙山之际,她们往往放弃求学,不再深究,将一切归咎于自身考试发挥失常——真相却是,她们属于被冒名顶替者早早选中的目标。

农村女性,获得教育的环境并不友善,取得好成绩几率本来就不高。一旦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往往低于男性,往往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放弃继续求学,选择继续在农村或者打工。

多数情况下,这些小镇青年尤其女性,当遭遇命运意外挫折或者正常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缺乏足够的自信与资源去质疑。当然,她们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过得也不错,但这不是坏人心安理得的理由,更不是看客阻止她们获得真相的理由。

比起善良的人,恶人往往更能度量利害关系——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好欺负,显然是一个标准。高考冒名顶替,听起来很魔幻,要完成这一操作,可能需要涉及成绩、户籍、档案等不同环节,涉及的部门也就更多了。

这背后显然是存在制度性的弊端与权力的上下其手,但是请注意,不要夸张这些人的能量,更应该将地方性问题上升到全局————从腐败量级而言,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但是他们却能对直接受害的家庭造成无尽的伤害。

核心在于,无论阶层趋势如何固化,高考,毕竟是中国阶层跃迁最受重视的门槛——当然,对于不少硬阶层,其实越来越不玩高考这个游戏了。比如富豪子女,不少会申请海外学校,海归精英子女,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特招生行列。

这些通道,显然对于多数软阶层并不现实。也正因此,高考的公平,始终牵动人心。

过去,我常常谈软阶层种种无奈,但是苟晶们的最好出路,还是通过高考,成为城市软阶层。就像一位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的留言,“其实就像投资股票一样,除了做多没有其他选择;高考又是普通人晋升阶层的唯一途径……”高考可以算是一个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因此,高考无小事。

如果今天我们谈高考冒名顶替,还要列举大清律,谈到保护幼女,还要追溯大宋律,真的会让人有穿越感。冒名顶替,事关底层,希望这件事不要又一次不了了之。毕竟,都2020年了?都2020年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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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冒名顶替背后的阶层之轮

发布日期:2020-06-29 05:52
摘要: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

高考的嬗变

当然,今天高考的难度,不要说比起科举时代,就是比起早期高考,也是云泥之别;但是抛开表象,其精神内核与作用,却一脉相传。

寒窗苦读十年,考场努力发挥,好不容易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走向城市,开始自己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这是多数幸运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路径。一场场高考考试背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可以说决定不少人的人生,从军事化管理的衡水高中到各种为应试而比拼的父母家庭。

本质上,高考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旧有着和过去科举金榜题名类似的晕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时代。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干部身份意味着体制的认可,大学生(中专)是预备干部的一份子。甚至,在2002年以前,大、中专统招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干部身份。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但是仍旧是不少岗位的敲门砖。即使在今天,在就业、公务员、落户等重要事项下,核定人才方面,学历仍旧是主要门槛。就像苟晶,媒体报道,她日后在互联网发达的杭州工作,可以说赶上互联网红利期。她早年,也曾经海投过阿里巴巴的多个岗位,最终因学历太低而无缘。

对比之下,冒名顶替者,往往家中小有资源,所以考上大学之后,往往也走上了体制内工作,吃公粮拿编制。比如媒体报道,假的王丽丽陈某,在顶替真的王丽丽之后,毕业后成为副科级领导。

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高考的竞争激烈本质,仍旧没有降低。区别无非在于,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如果说,过去上一个大学就有比较好的出路,以后可能要上好一点大学,才可能有过得去的出路——对应的社会指标,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价格,一路上扬。

这一变化,其实就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软阶层社会——所谓软阶层,也就是城市的阶层地位可能下移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比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996社畜、看不见的二本学生、青椒蚁族等等,并非在制造焦虑,而是现实的社会阶层下沉状况写照。

某种意义上,学历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进步,是身份政治瓦解下的社会多元化生态。比如媒体报道,苟晶没有进入阿里巴巴,却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学历,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的电商行业,获得生活的成功。

不用说,背后艰辛不言而喻,这更不是今天可以对昔日冒名顶替者“一笑而过”的理由。令人不平的是,苟晶因为公开冒名顶替者,有的亲友在老家受到影响,她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这不是她的过失,却是某些人耻辱。

真相已经迟到,不应该再缺席

迟来的正义,第一口滋味,其实不乏苦涩,酸涩。

这些年媒体爆出的被顶替者,大多是女性。她们中的多数,往往是时隔多年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她们的人生,因此与可能的阶层跃迁失之交臂。

除了是女性,她们还有什么特点?不难注意到,她们多数来自农村,父母家族,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因此,当日常表现不错的她们,遭遇意外的名落孙山之际,她们往往放弃求学,不再深究,将一切归咎于自身考试发挥失常——真相却是,她们属于被冒名顶替者早早选中的目标。

农村女性,获得教育的环境并不友善,取得好成绩几率本来就不高。一旦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往往低于男性,往往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放弃继续求学,选择继续在农村或者打工。

多数情况下,这些小镇青年尤其女性,当遭遇命运意外挫折或者正常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缺乏足够的自信与资源去质疑。当然,她们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过得也不错,但这不是坏人心安理得的理由,更不是看客阻止她们获得真相的理由。

比起善良的人,恶人往往更能度量利害关系——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好欺负,显然是一个标准。高考冒名顶替,听起来很魔幻,要完成这一操作,可能需要涉及成绩、户籍、档案等不同环节,涉及的部门也就更多了。

这背后显然是存在制度性的弊端与权力的上下其手,但是请注意,不要夸张这些人的能量,更应该将地方性问题上升到全局————从腐败量级而言,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但是他们却能对直接受害的家庭造成无尽的伤害。

核心在于,无论阶层趋势如何固化,高考,毕竟是中国阶层跃迁最受重视的门槛——当然,对于不少硬阶层,其实越来越不玩高考这个游戏了。比如富豪子女,不少会申请海外学校,海归精英子女,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特招生行列。

这些通道,显然对于多数软阶层并不现实。也正因此,高考的公平,始终牵动人心。

过去,我常常谈软阶层种种无奈,但是苟晶们的最好出路,还是通过高考,成为城市软阶层。就像一位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的留言,“其实就像投资股票一样,除了做多没有其他选择;高考又是普通人晋升阶层的唯一途径……”高考可以算是一个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因此,高考无小事。

如果今天我们谈高考冒名顶替,还要列举大清律,谈到保护幼女,还要追溯大宋律,真的会让人有穿越感。冒名顶替,事关底层,希望这件事不要又一次不了了之。毕竟,都2020年了?都2020年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

高考的嬗变

当然,今天高考的难度,不要说比起科举时代,就是比起早期高考,也是云泥之别;但是抛开表象,其精神内核与作用,却一脉相传。

寒窗苦读十年,考场努力发挥,好不容易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走向城市,开始自己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这是多数幸运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路径。一场场高考考试背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可以说决定不少人的人生,从军事化管理的衡水高中到各种为应试而比拼的父母家庭。

本质上,高考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旧有着和过去科举金榜题名类似的晕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时代。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干部身份意味着体制的认可,大学生(中专)是预备干部的一份子。甚至,在2002年以前,大、中专统招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干部身份。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但是仍旧是不少岗位的敲门砖。即使在今天,在就业、公务员、落户等重要事项下,核定人才方面,学历仍旧是主要门槛。就像苟晶,媒体报道,她日后在互联网发达的杭州工作,可以说赶上互联网红利期。她早年,也曾经海投过阿里巴巴的多个岗位,最终因学历太低而无缘。

对比之下,冒名顶替者,往往家中小有资源,所以考上大学之后,往往也走上了体制内工作,吃公粮拿编制。比如媒体报道,假的王丽丽陈某,在顶替真的王丽丽之后,毕业后成为副科级领导。

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高考的竞争激烈本质,仍旧没有降低。区别无非在于,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如果说,过去上一个大学就有比较好的出路,以后可能要上好一点大学,才可能有过得去的出路——对应的社会指标,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价格,一路上扬。

这一变化,其实就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软阶层社会——所谓软阶层,也就是城市的阶层地位可能下移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比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996社畜、看不见的二本学生、青椒蚁族等等,并非在制造焦虑,而是现实的社会阶层下沉状况写照。

某种意义上,学历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进步,是身份政治瓦解下的社会多元化生态。比如媒体报道,苟晶没有进入阿里巴巴,却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学历,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的电商行业,获得生活的成功。

不用说,背后艰辛不言而喻,这更不是今天可以对昔日冒名顶替者“一笑而过”的理由。令人不平的是,苟晶因为公开冒名顶替者,有的亲友在老家受到影响,她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这不是她的过失,却是某些人耻辱。

真相已经迟到,不应该再缺席

迟来的正义,第一口滋味,其实不乏苦涩,酸涩。

这些年媒体爆出的被顶替者,大多是女性。她们中的多数,往往是时隔多年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她们的人生,因此与可能的阶层跃迁失之交臂。

除了是女性,她们还有什么特点?不难注意到,她们多数来自农村,父母家族,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因此,当日常表现不错的她们,遭遇意外的名落孙山之际,她们往往放弃求学,不再深究,将一切归咎于自身考试发挥失常——真相却是,她们属于被冒名顶替者早早选中的目标。

农村女性,获得教育的环境并不友善,取得好成绩几率本来就不高。一旦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往往低于男性,往往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放弃继续求学,选择继续在农村或者打工。

多数情况下,这些小镇青年尤其女性,当遭遇命运意外挫折或者正常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缺乏足够的自信与资源去质疑。当然,她们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过得也不错,但这不是坏人心安理得的理由,更不是看客阻止她们获得真相的理由。

比起善良的人,恶人往往更能度量利害关系——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好欺负,显然是一个标准。高考冒名顶替,听起来很魔幻,要完成这一操作,可能需要涉及成绩、户籍、档案等不同环节,涉及的部门也就更多了。

这背后显然是存在制度性的弊端与权力的上下其手,但是请注意,不要夸张这些人的能量,更应该将地方性问题上升到全局————从腐败量级而言,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但是他们却能对直接受害的家庭造成无尽的伤害。

核心在于,无论阶层趋势如何固化,高考,毕竟是中国阶层跃迁最受重视的门槛——当然,对于不少硬阶层,其实越来越不玩高考这个游戏了。比如富豪子女,不少会申请海外学校,海归精英子女,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特招生行列。

这些通道,显然对于多数软阶层并不现实。也正因此,高考的公平,始终牵动人心。

过去,我常常谈软阶层种种无奈,但是苟晶们的最好出路,还是通过高考,成为城市软阶层。就像一位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的留言,“其实就像投资股票一样,除了做多没有其他选择;高考又是普通人晋升阶层的唯一途径……”高考可以算是一个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因此,高考无小事。

如果今天我们谈高考冒名顶替,还要列举大清律,谈到保护幼女,还要追溯大宋律,真的会让人有穿越感。冒名顶替,事关底层,希望这件事不要又一次不了了之。毕竟,都2020年了?都2020年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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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6-29 05:52
摘要: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

高考的嬗变

当然,今天高考的难度,不要说比起科举时代,就是比起早期高考,也是云泥之别;但是抛开表象,其精神内核与作用,却一脉相传。

寒窗苦读十年,考场努力发挥,好不容易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走向城市,开始自己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这是多数幸运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路径。一场场高考考试背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可以说决定不少人的人生,从军事化管理的衡水高中到各种为应试而比拼的父母家庭。

本质上,高考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旧有着和过去科举金榜题名类似的晕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时代。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干部身份意味着体制的认可,大学生(中专)是预备干部的一份子。甚至,在2002年以前,大、中专统招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干部身份。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但是仍旧是不少岗位的敲门砖。即使在今天,在就业、公务员、落户等重要事项下,核定人才方面,学历仍旧是主要门槛。就像苟晶,媒体报道,她日后在互联网发达的杭州工作,可以说赶上互联网红利期。她早年,也曾经海投过阿里巴巴的多个岗位,最终因学历太低而无缘。

对比之下,冒名顶替者,往往家中小有资源,所以考上大学之后,往往也走上了体制内工作,吃公粮拿编制。比如媒体报道,假的王丽丽陈某,在顶替真的王丽丽之后,毕业后成为副科级领导。

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高考的竞争激烈本质,仍旧没有降低。区别无非在于,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如果说,过去上一个大学就有比较好的出路,以后可能要上好一点大学,才可能有过得去的出路——对应的社会指标,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价格,一路上扬。

这一变化,其实就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软阶层社会——所谓软阶层,也就是城市的阶层地位可能下移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比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996社畜、看不见的二本学生、青椒蚁族等等,并非在制造焦虑,而是现实的社会阶层下沉状况写照。

某种意义上,学历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进步,是身份政治瓦解下的社会多元化生态。比如媒体报道,苟晶没有进入阿里巴巴,却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学历,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的电商行业,获得生活的成功。

不用说,背后艰辛不言而喻,这更不是今天可以对昔日冒名顶替者“一笑而过”的理由。令人不平的是,苟晶因为公开冒名顶替者,有的亲友在老家受到影响,她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这不是她的过失,却是某些人耻辱。

真相已经迟到,不应该再缺席

迟来的正义,第一口滋味,其实不乏苦涩,酸涩。

这些年媒体爆出的被顶替者,大多是女性。她们中的多数,往往是时隔多年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她们的人生,因此与可能的阶层跃迁失之交臂。

除了是女性,她们还有什么特点?不难注意到,她们多数来自农村,父母家族,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因此,当日常表现不错的她们,遭遇意外的名落孙山之际,她们往往放弃求学,不再深究,将一切归咎于自身考试发挥失常——真相却是,她们属于被冒名顶替者早早选中的目标。

农村女性,获得教育的环境并不友善,取得好成绩几率本来就不高。一旦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往往低于男性,往往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放弃继续求学,选择继续在农村或者打工。

多数情况下,这些小镇青年尤其女性,当遭遇命运意外挫折或者正常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缺乏足够的自信与资源去质疑。当然,她们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过得也不错,但这不是坏人心安理得的理由,更不是看客阻止她们获得真相的理由。

比起善良的人,恶人往往更能度量利害关系——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好欺负,显然是一个标准。高考冒名顶替,听起来很魔幻,要完成这一操作,可能需要涉及成绩、户籍、档案等不同环节,涉及的部门也就更多了。

这背后显然是存在制度性的弊端与权力的上下其手,但是请注意,不要夸张这些人的能量,更应该将地方性问题上升到全局————从腐败量级而言,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但是他们却能对直接受害的家庭造成无尽的伤害。

核心在于,无论阶层趋势如何固化,高考,毕竟是中国阶层跃迁最受重视的门槛——当然,对于不少硬阶层,其实越来越不玩高考这个游戏了。比如富豪子女,不少会申请海外学校,海归精英子女,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特招生行列。

这些通道,显然对于多数软阶层并不现实。也正因此,高考的公平,始终牵动人心。

过去,我常常谈软阶层种种无奈,但是苟晶们的最好出路,还是通过高考,成为城市软阶层。就像一位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的留言,“其实就像投资股票一样,除了做多没有其他选择;高考又是普通人晋升阶层的唯一途径……”高考可以算是一个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因此,高考无小事。

如果今天我们谈高考冒名顶替,还要列举大清律,谈到保护幼女,还要追溯大宋律,真的会让人有穿越感。冒名顶替,事关底层,希望这件事不要又一次不了了之。毕竟,都2020年了?都2020年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高考冒名顶替为何备受关注?和科举类似,高考是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也是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苟晶,陈春秀,王丽丽……

这几个看起来平淡的名字,背后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她们是最近几年媒体新闻主角,共同点之一,都是经历了多数人想象不到的命运——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

这件事引发了社交媒体不少讨论,从人性、制度等方面多有人谈及。这件事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核心在于,它激发了多数人的共情——高考,是多数中国人最普遍的阶层通道。

高考与科举

不少人认为,高考的意义在于选出高分者。

的确,高考之类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阶层筛子,不仅仅是选拔合适的对象,更是在剔除候选者。被选中者,完成阶层跃升或者延续,失败者,阶层下移。可以说,高考竞争的背后,是阶层攀爬。

直到今天,高考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关于教育,更关于阶层。而且,很大程度上,高考是中国中下阶层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的阶层通道。

不仅中国,放眼整个东亚社会,都有类似的考试焦虑,一考定终生的思维定式,曾经统治多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可见,高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历史文化积累,内嵌到东亚社会方方面面,从结构到肌理,都有涉及。

高考的内核,部分脱胎于科举。科举制度与中国历史转型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数千年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完成大一统构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设起步较早,郡县化瓦解了原本的封建贵族势力。这意味着需要大量官僚系统。秦汉之后,魏晋时代是世家大族占优时代,高官显贵,往往被大家族垄断,即使曹丕做了“九品中正法”,仍旧难以摆脱重家世的影响,因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法,也就是说,寒门难以出头,士族很难沦落下层。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瓦解,科举制度出现,伴随着皇权对于贵族集团的压倒性优势。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唯才是举的观点深入人心,门第不再重要。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亲自进行殿试。表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舞弊,使得入选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如此一来,皇权为科举的公平保驾护航,士大夫以科举为人生晋升之阶。科举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直到清末才取消。

到今天,科举的形式虽然去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仍旧在。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是权力的一种,而考试也是权力形式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考试,我们得到了作为权力的知识,也成为“可算度的人”。

如何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弊端在于考试内容,比如看重八股之类。其实比起内容,科举制度本身更耐人寻味。

科举制度设计中,平等是主要动机。科举制这样的选拔制度,客观上为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造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精神。结果是,读书人以科举为核心,自甘成为皇权的陪衬。

高考的嬗变

当然,今天高考的难度,不要说比起科举时代,就是比起早期高考,也是云泥之别;但是抛开表象,其精神内核与作用,却一脉相传。

寒窗苦读十年,考场努力发挥,好不容易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走向城市,开始自己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这是多数幸运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路径。一场场高考考试背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可以说决定不少人的人生,从军事化管理的衡水高中到各种为应试而比拼的父母家庭。

本质上,高考放在当下语境中,仍旧有着和过去科举金榜题名类似的晕环。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时代。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干部身份意味着体制的认可,大学生(中专)是预备干部的一份子。甚至,在2002年以前,大、中专统招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干部身份。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但是仍旧是不少岗位的敲门砖。即使在今天,在就业、公务员、落户等重要事项下,核定人才方面,学历仍旧是主要门槛。就像苟晶,媒体报道,她日后在互联网发达的杭州工作,可以说赶上互联网红利期。她早年,也曾经海投过阿里巴巴的多个岗位,最终因学历太低而无缘。

对比之下,冒名顶替者,往往家中小有资源,所以考上大学之后,往往也走上了体制内工作,吃公粮拿编制。比如媒体报道,假的王丽丽陈某,在顶替真的王丽丽之后,毕业后成为副科级领导。

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高考的竞争激烈本质,仍旧没有降低。区别无非在于,文凭的含金量在降低:如果说,过去上一个大学就有比较好的出路,以后可能要上好一点大学,才可能有过得去的出路——对应的社会指标,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价格,一路上扬。

这一变化,其实就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软阶层社会——所谓软阶层,也就是城市的阶层地位可能下移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词,比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996社畜、看不见的二本学生、青椒蚁族等等,并非在制造焦虑,而是现实的社会阶层下沉状况写照。

某种意义上,学历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进步,是身份政治瓦解下的社会多元化生态。比如媒体报道,苟晶没有进入阿里巴巴,却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学历,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的电商行业,获得生活的成功。

不用说,背后艰辛不言而喻,这更不是今天可以对昔日冒名顶替者“一笑而过”的理由。令人不平的是,苟晶因为公开冒名顶替者,有的亲友在老家受到影响,她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这不是她的过失,却是某些人耻辱。

真相已经迟到,不应该再缺席

迟来的正义,第一口滋味,其实不乏苦涩,酸涩。

这些年媒体爆出的被顶替者,大多是女性。她们中的多数,往往是时隔多年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她们的人生,因此与可能的阶层跃迁失之交臂。

除了是女性,她们还有什么特点?不难注意到,她们多数来自农村,父母家族,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因此,当日常表现不错的她们,遭遇意外的名落孙山之际,她们往往放弃求学,不再深究,将一切归咎于自身考试发挥失常——真相却是,她们属于被冒名顶替者早早选中的目标。

农村女性,获得教育的环境并不友善,取得好成绩几率本来就不高。一旦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们得到继续教育的机会往往低于男性,往往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放弃继续求学,选择继续在农村或者打工。

多数情况下,这些小镇青年尤其女性,当遭遇命运意外挫折或者正常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缺乏足够的自信与资源去质疑。当然,她们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过得也不错,但这不是坏人心安理得的理由,更不是看客阻止她们获得真相的理由。

比起善良的人,恶人往往更能度量利害关系——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好欺负,显然是一个标准。高考冒名顶替,听起来很魔幻,要完成这一操作,可能需要涉及成绩、户籍、档案等不同环节,涉及的部门也就更多了。

这背后显然是存在制度性的弊端与权力的上下其手,但是请注意,不要夸张这些人的能量,更应该将地方性问题上升到全局————从腐败量级而言,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但是他们却能对直接受害的家庭造成无尽的伤害。

核心在于,无论阶层趋势如何固化,高考,毕竟是中国阶层跃迁最受重视的门槛——当然,对于不少硬阶层,其实越来越不玩高考这个游戏了。比如富豪子女,不少会申请海外学校,海归精英子女,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特招生行列。

这些通道,显然对于多数软阶层并不现实。也正因此,高考的公平,始终牵动人心。

过去,我常常谈软阶层种种无奈,但是苟晶们的最好出路,还是通过高考,成为城市软阶层。就像一位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的留言,“其实就像投资股票一样,除了做多没有其他选择;高考又是普通人晋升阶层的唯一途径……”高考可以算是一个软阶层社会关于平等的最后遮羞布,因此,高考无小事。

如果今天我们谈高考冒名顶替,还要列举大清律,谈到保护幼女,还要追溯大宋律,真的会让人有穿越感。冒名顶替,事关底层,希望这件事不要又一次不了了之。毕竟,都2020年了?都20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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