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绽放能动性,张扬思想的自由,发挥创造力。



秦朔

OR--商业新媒体0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记者: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0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记者: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0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04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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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和病毒,而是不能延续改革

发布日期:2020-06-22 11:20
摘要:中国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绽放能动性,张扬思想的自由,发挥创造力。



秦朔

OR--商业新媒体0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记者: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0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记者: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0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04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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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OR--商业新媒体0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记者: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0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记者: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0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04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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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和病毒,而是不能延续改革

发布日期:2020-06-22 11:20
摘要:中国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绽放能动性,张扬思想的自由,发挥创造力。



秦朔

OR--商业新媒体0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记者: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0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记者: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0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04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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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OR--商业新媒体0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记者: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0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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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0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04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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