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生活的家庭。



李军

OR--商业新媒体 】何巧梅告诉我太太她已经有两个月都睡不安稳了。

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政府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政府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

孩子始终是要上学的。当初下定决心要陪着孩子走北美的教育路线,刚刚开始适应这边的英语学习环境,马上又要面临着是否要回国躲避疫情。如果最终选择回去几个月,前面的时间和辛苦就都白费了,这对每个海外留学生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和本地居民不同的是,对于沈雨涵这样陪孩子读书的加拿大访客,医疗完全依赖于旅游医疗保险。万一在加拿大感染新冠病毒,就算不需要抢救,旅游医疗保险的上限都有可能不够支付全部医疗费。到时候拿到一份高额账单,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众多中国家庭通过移民或留学的方式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英国,像何巧梅、廖宁和沈雨涵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上也将面临成为“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许许多多高学历或者是高财富净值的家庭都有可能借助移民或留学的方式左右逢源:既能够保持母国的高收入水平,又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环境或良好的教育资源。这曾经是被很多人羡慕的一种两头取巧的生活方式。

但新冠疫情一来,“逆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的凸显出来,就逼迫这些之前左右逢源的家庭必须明确选择一边、放弃一边。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疫情应对策略,并带来了效果巨大差异的时候,最终选择在哪里对抗这场世纪“瘟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认为自己已经把根扎在了异国他乡的家庭,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传染病蔓延的冲击;认为自己只是异乡过客,根还在中国的移民,会选择全家回到中国,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移民在拿到新冠疫情出的这道考题的时候,或许会意识到选择背后的含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逆全球化”绝不只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在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各国在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不断降低的今天,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只是“逆全球化”突然全面加速的一个引爆点。

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界生活的家庭。就算是疫情最终过去,这种影响恐怕也不会迅速消失。

在开始转向日益疏远的世界格局中,对于那些游离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家庭,都或早或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终选择哪里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华为公司前CFO孟晚舟女士一家也曾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先生在加拿大看护孩子,而孟女士承担在中国打拼的角色。当然,在最近一年多的保释期间,孟女士和先生与孩子能够有幸一直在一起。在面对疫情的威胁时,孟女士一家也就不需要像其他“空中飞人”家庭一样做出选择了。

备注:何巧梅、廖宁、沈雨涵均为作者朋友的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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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家庭的选择题

发布日期:2020-05-22 09:38
摘要: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生活的家庭。



李军

OR--商业新媒体 】何巧梅告诉我太太她已经有两个月都睡不安稳了。

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政府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政府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

孩子始终是要上学的。当初下定决心要陪着孩子走北美的教育路线,刚刚开始适应这边的英语学习环境,马上又要面临着是否要回国躲避疫情。如果最终选择回去几个月,前面的时间和辛苦就都白费了,这对每个海外留学生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和本地居民不同的是,对于沈雨涵这样陪孩子读书的加拿大访客,医疗完全依赖于旅游医疗保险。万一在加拿大感染新冠病毒,就算不需要抢救,旅游医疗保险的上限都有可能不够支付全部医疗费。到时候拿到一份高额账单,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众多中国家庭通过移民或留学的方式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英国,像何巧梅、廖宁和沈雨涵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上也将面临成为“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许许多多高学历或者是高财富净值的家庭都有可能借助移民或留学的方式左右逢源:既能够保持母国的高收入水平,又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环境或良好的教育资源。这曾经是被很多人羡慕的一种两头取巧的生活方式。

但新冠疫情一来,“逆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的凸显出来,就逼迫这些之前左右逢源的家庭必须明确选择一边、放弃一边。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疫情应对策略,并带来了效果巨大差异的时候,最终选择在哪里对抗这场世纪“瘟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认为自己已经把根扎在了异国他乡的家庭,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传染病蔓延的冲击;认为自己只是异乡过客,根还在中国的移民,会选择全家回到中国,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移民在拿到新冠疫情出的这道考题的时候,或许会意识到选择背后的含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逆全球化”绝不只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在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各国在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不断降低的今天,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只是“逆全球化”突然全面加速的一个引爆点。

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界生活的家庭。就算是疫情最终过去,这种影响恐怕也不会迅速消失。

在开始转向日益疏远的世界格局中,对于那些游离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家庭,都或早或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终选择哪里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华为公司前CFO孟晚舟女士一家也曾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先生在加拿大看护孩子,而孟女士承担在中国打拼的角色。当然,在最近一年多的保释期间,孟女士和先生与孩子能够有幸一直在一起。在面对疫情的威胁时,孟女士一家也就不需要像其他“空中飞人”家庭一样做出选择了。

备注:何巧梅、廖宁、沈雨涵均为作者朋友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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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政府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政府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

孩子始终是要上学的。当初下定决心要陪着孩子走北美的教育路线,刚刚开始适应这边的英语学习环境,马上又要面临着是否要回国躲避疫情。如果最终选择回去几个月,前面的时间和辛苦就都白费了,这对每个海外留学生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和本地居民不同的是,对于沈雨涵这样陪孩子读书的加拿大访客,医疗完全依赖于旅游医疗保险。万一在加拿大感染新冠病毒,就算不需要抢救,旅游医疗保险的上限都有可能不够支付全部医疗费。到时候拿到一份高额账单,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众多中国家庭通过移民或留学的方式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英国,像何巧梅、廖宁和沈雨涵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上也将面临成为“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许许多多高学历或者是高财富净值的家庭都有可能借助移民或留学的方式左右逢源:既能够保持母国的高收入水平,又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环境或良好的教育资源。这曾经是被很多人羡慕的一种两头取巧的生活方式。

但新冠疫情一来,“逆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的凸显出来,就逼迫这些之前左右逢源的家庭必须明确选择一边、放弃一边。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疫情应对策略,并带来了效果巨大差异的时候,最终选择在哪里对抗这场世纪“瘟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认为自己已经把根扎在了异国他乡的家庭,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传染病蔓延的冲击;认为自己只是异乡过客,根还在中国的移民,会选择全家回到中国,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移民在拿到新冠疫情出的这道考题的时候,或许会意识到选择背后的含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逆全球化”绝不只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在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各国在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不断降低的今天,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只是“逆全球化”突然全面加速的一个引爆点。

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界生活的家庭。就算是疫情最终过去,这种影响恐怕也不会迅速消失。

在开始转向日益疏远的世界格局中,对于那些游离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家庭,都或早或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终选择哪里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华为公司前CFO孟晚舟女士一家也曾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先生在加拿大看护孩子,而孟女士承担在中国打拼的角色。当然,在最近一年多的保释期间,孟女士和先生与孩子能够有幸一直在一起。在面对疫情的威胁时,孟女士一家也就不需要像其他“空中飞人”家庭一样做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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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OR--商业新媒体 】何巧梅告诉我太太她已经有两个月都睡不安稳了。

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政府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政府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

孩子始终是要上学的。当初下定决心要陪着孩子走北美的教育路线,刚刚开始适应这边的英语学习环境,马上又要面临着是否要回国躲避疫情。如果最终选择回去几个月,前面的时间和辛苦就都白费了,这对每个海外留学生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和本地居民不同的是,对于沈雨涵这样陪孩子读书的加拿大访客,医疗完全依赖于旅游医疗保险。万一在加拿大感染新冠病毒,就算不需要抢救,旅游医疗保险的上限都有可能不够支付全部医疗费。到时候拿到一份高额账单,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众多中国家庭通过移民或留学的方式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英国,像何巧梅、廖宁和沈雨涵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上也将面临成为“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许许多多高学历或者是高财富净值的家庭都有可能借助移民或留学的方式左右逢源:既能够保持母国的高收入水平,又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环境或良好的教育资源。这曾经是被很多人羡慕的一种两头取巧的生活方式。

但新冠疫情一来,“逆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的凸显出来,就逼迫这些之前左右逢源的家庭必须明确选择一边、放弃一边。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疫情应对策略,并带来了效果巨大差异的时候,最终选择在哪里对抗这场世纪“瘟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认为自己已经把根扎在了异国他乡的家庭,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传染病蔓延的冲击;认为自己只是异乡过客,根还在中国的移民,会选择全家回到中国,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移民在拿到新冠疫情出的这道考题的时候,或许会意识到选择背后的含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逆全球化”绝不只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在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各国在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不断降低的今天,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只是“逆全球化”突然全面加速的一个引爆点。

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界生活的家庭。就算是疫情最终过去,这种影响恐怕也不会迅速消失。

在开始转向日益疏远的世界格局中,对于那些游离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家庭,都或早或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终选择哪里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华为公司前CFO孟晚舟女士一家也曾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先生在加拿大看护孩子,而孟女士承担在中国打拼的角色。当然,在最近一年多的保释期间,孟女士和先生与孩子能够有幸一直在一起。在面对疫情的威胁时,孟女士一家也就不需要像其他“空中飞人”家庭一样做出选择了。

备注:何巧梅、廖宁、沈雨涵均为作者朋友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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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何巧梅告诉我太太她已经有两个月都睡不安稳了。

记得春节期间她先生从国内来多伦多探亲,两家一起吃饭时还在感慨国内的新冠疫情怎么会波及面那么广。她先生3月初回国后,北美的新冠疫情发展急转直下。现在多伦多的学校全部改为网课,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看着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在担心。想回中国避一避,但现在已经是每周只有极少的航班,机票不仅是天价,而且买不到。更何况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国要冒太大的风险,回去后还要隔离十四天。与其这样,不如备齐物资足不出户,想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加拿大有很多类似她家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政府把他们称为“卫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妻子带着孩子们在加拿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轻松的生活环境,丈夫在国内打拼,成为家里的收入“顶梁柱”,并定期到加拿大探亲团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中年移民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加拿大找一份称心的专业工作难上加难,而且收入往往也不及国内原有的水平。

但新冠疫情一爆发,“空中飞人”们的生活节奏立即被各国政府的入境禁令所打乱。动作快的,会赶在禁令发布前一家团聚同心抗疫。动作慢的,可能就要像何巧梅一样,夫妻俩只能隔着太平洋“守望相助”了。

就算是那些动作快的“空中飞人”家庭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三月下旬,廖宁的先生让她带着孩子尽快飞回中国。但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坚决不愿意回去。一方面是孩子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回国后会面临互联网访问境外社交网路的限制,孩子等于要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们彻底隔绝;另一方面是回国后学校的网课可能由于网络连接的原因质量很差,那就肯定会影响下学期的成绩。在加拿大,高中各年级的成绩是申请大学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影响整整一学期的成绩对于孩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持续存在的旅行禁令,一回去就可能必须住上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决定对于大人和孩子都很纠结。最后廖宁还是决定陪孩子在加拿大安心“抗疫”,等待计划重新开放的9月份新学期到来。

最纠结的应该是沈雨涵了。她去年暑假陪着孩子以海外留学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在我太太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一所名列前茅、环境优雅的本地学校,并缴纳了几万元加币的留学学费。现在新冠疫情一来,按照她的话说,彻底变成了“两头不靠”。学校目前的网课象“放羊”一样,效果远远不如原来的课堂教学。但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回国,之前国内的学籍已经取消了,现在回国再联系新的学校重新插班上学几乎不可能。

孩子始终是要上学的。当初下定决心要陪着孩子走北美的教育路线,刚刚开始适应这边的英语学习环境,马上又要面临着是否要回国躲避疫情。如果最终选择回去几个月,前面的时间和辛苦就都白费了,这对每个海外留学生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和本地居民不同的是,对于沈雨涵这样陪孩子读书的加拿大访客,医疗完全依赖于旅游医疗保险。万一在加拿大感染新冠病毒,就算不需要抢救,旅游医疗保险的上限都有可能不够支付全部医疗费。到时候拿到一份高额账单,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众多中国家庭通过移民或留学的方式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英国,像何巧梅、廖宁和沈雨涵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上也将面临成为“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许许多多高学历或者是高财富净值的家庭都有可能借助移民或留学的方式左右逢源:既能够保持母国的高收入水平,又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环境或良好的教育资源。这曾经是被很多人羡慕的一种两头取巧的生活方式。

但新冠疫情一来,“逆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的凸显出来,就逼迫这些之前左右逢源的家庭必须明确选择一边、放弃一边。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采取截然不同的疫情应对策略,并带来了效果巨大差异的时候,最终选择在哪里对抗这场世纪“瘟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认为自己已经把根扎在了异国他乡的家庭,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传染病蔓延的冲击;认为自己只是异乡过客,根还在中国的移民,会选择全家回到中国,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这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移民在拿到新冠疫情出的这道考题的时候,或许会意识到选择背后的含义:此心安处是吾乡。

“逆全球化”绝不只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才开始的。在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各国在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不断降低的今天,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只是“逆全球化”突然全面加速的一个引爆点。

如果说“逆全球化”以前还只是出现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随着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逆全球化”现在已经开始深深影响所有跨国界生活的家庭。就算是疫情最终过去,这种影响恐怕也不会迅速消失。

在开始转向日益疏远的世界格局中,对于那些游离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移民家庭,都或早或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终选择哪里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华为公司前CFO孟晚舟女士一家也曾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家庭。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先生在加拿大看护孩子,而孟女士承担在中国打拼的角色。当然,在最近一年多的保释期间,孟女士和先生与孩子能够有幸一直在一起。在面对疫情的威胁时,孟女士一家也就不需要像其他“空中飞人”家庭一样做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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