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 曾经亲眼见证过大学里 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疫苗市场虽然由四大跨国制药企业掌控,但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国公司已跃上舞台。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大型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但冒险者们已经出发。

新冠病毒兵临城下。2020年1月底,春节尚未结束,艾棣维欣的团队就奔赴美国,和Inovio公司共同商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方案。此时,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们尚未宣布投入对新冠疫苗的研发中。

艾棣维欣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看不清楚疫情将如何发展。他出生于1957年,是中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曾赴美留学,之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疫情的发展不是我们能决定和预测的。如果这个疫情很早结束,对社会是个好事,我们研发疫苗也没影响。如果疫情不幸扩散的话,我们的疫苗有机会成为战胜它的武器。”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想法。

团队很快复工,开启了一系列实验。

和赛诺菲巴斯德、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成立于2009年的艾棣维欣是一家名气不
大的公司,至今没有已上市疫苗。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它立刻投入战场,背后是多年的技术积累。2009年,王宾发现学界对于传染病免疫学机理有了更多的进展,很多传统的技术无法解决的疫苗难题具备了可能性。王宾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亲眼见过大学里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一支疫苗的问世,其曲折的诞生历程。它受到资金和时间的约束,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目前,艾棣维欣正和美国疫苗研发机构Inovio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月,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满足新冠病毒疾病防控的要求。

目前该疫苗在美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月7日,Inovio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新冠病毒候选DNA疫苗INO-4800递交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这是全球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也是第一个DNA候选疫苗。王宾则表示,艾棣维欣正全力为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做准备。

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生死时速,除了艾棣维欣,全球有多支团队已经投入到了疫苗研发中。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中国科学报》则指出,估计全球从事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实验室100多个,有的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有的则已开始申请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如果能成功研发,将显著减轻全球性传染病引发的负担。“COVID-19大流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张和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他们在前线与病毒拼刺刀,我们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给他们送弹药。分工不同,但敌人是同一个。”

多个团队投入研发战场的背后,是全球疫苗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GSK、辉瑞、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疫苗市场一半以上,且地位难以撼动。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会是中国公司吗?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中国在医药领域的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有巨大销售潜力的国家,到低成本的生产供应基地,再到全球创新来源国之一。“中美都有疫苗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尽管进度很快,但是疫苗在开发过程中,所有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我们更多需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是否能够对广泛人群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回答,”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吴凤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现在,起跑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在临床上终端的真正真刀真枪比拼时候,在后半程的竞赛当中,中国企业仍有很大优势。”这是一次绝佳的跃入世界疫苗创新舞台中央的机会,而疫苗公司们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技术积累,将决定更久之后的商业化前途。

现在,属于艾棣维欣和疫苗机构们的舞台已经搭好:经费、人才、政策支持......“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研发。”王宾踌躇满志。

疫苗行业的魅力在于这并不是赢者通吃的行业。小型机构同样具有挑战严峻疾病的能力。研发难、生产质控要求高,构成了疫苗行业的高壁垒,低频消费的特点导致同类型产品间竞争残酷,但新加入公司也有撬动行业的能力。

此刻,全球范围内对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以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技术路线同步推进。艾棣维欣研发的DNA疫苗是核酸疫苗中的一种。核酸疫苗由于研发特性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能够在无需建立新的生产、纯化和验证方法以及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的疫苗,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也相对短。和灭活、减毒疫苗需要把无毒性病毒打入体内,激活免疫系统不同,核酸疫苗就相当于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制药厂”,让人体生成具有激发免疫反应的抗原蛋白。

在研发上,灭活、减毒等传统疫苗研制方法必须在极高的生物安全要求条件下完成,实验室要达到P3或P4级别,多个团队的争相研发,正造成实验室资源紧张。不过,核酸疫苗因为不需要分离病毒,对实验室的要求相对更低。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开发疫苗,比使用病毒实体进行试验的传统实验室做法,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目前,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支新冠疫苗均为核酸疫苗,分别为Moderna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和Inovio研发的DNA疫苗。

除了核酸疫苗,另一个具有希望的研发方案是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3月1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进入I期临床试验。4月9日,康希诺发布公告,根据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安全数据,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II期临床试验。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DNA细胞,“用来做疫苗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是对人体不致病的病毒。所谓腺病毒载体,好比把腺病毒作为卡车,来装其他病毒的一些部件,即抗原。把重组的腺病毒注射入人体,可以产生针对这些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斌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这样解释。开发了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的康希诺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宇学峰曾出国留学,此后他进入了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在该公司担任科学家、疫苗研究与生产主管。2019年,其招股说明书里,宇学峰曾经深情回忆公司创立那一刻的想法:“记得那是十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宽敞的后院中,我和一群疫苗领域的同事与好友们正在尽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会。当天艳阳高照,家人与孩子们欢声嬉戏;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这群在国外疫苗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和管理工作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又聊起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差距,那些中国与北美在疫苗产品工艺、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这些感受随着那段时间我们频繁回国考察而体会得愈发深刻。”

宇学峰和创始团队归国后在天津成立了康希诺,并成功研发出利用腺病毒作为病毒载体,将疫苗抗原传递至人类细胞的技术。此技术使公司在三年内,将埃博拉病毒疫苗由一个概念转化为获批准的产品,据灼识咨询报告,中国行业平均时间为12至15年。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埃博拉疫苗”研发加速。彼时,国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具备疫苗前期技术,急需产业转化平台,而康希诺是当时国内唯一拥有腺病毒载体的平台。“亮相舞台”的机会就这样给到了康希诺。

疫苗研发中的平台方法,相当于使用模块系统,适用于多种病毒的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帮助了康希诺和陈薇团队快速推进对新冠疫苗的研发。艾棣维欣战略总监刘晓雁认为,疫苗行业里的巨头公司和新兴研发公司都值得尊敬。她评价康希诺:“这家公司几年前通过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锻炼了自己的整个团队和平台,所以在研发新冠疫苗时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这也给了艾棣维欣启示,疫苗研发型公司应该通过项目积累自己的平台,这样可以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生物安全事件的时候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复星、三叶草等多家国内公司也开展了对疫苗的研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研发中,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什么时候正式启动临床?因为这就代表你前期所有工作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是临床结果的发布,如果多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吴凤岚这样说。谁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者?所有人仍等待临床试验结果给出的答案。

疫苗行业曾被视作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公益性行业。直到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西方生产商迎来大量需求,疫苗行业才开启一轮爆发性增长。中国疫苗行业的工业化起步更晚,进入市场化时代不到20年。1980年代末,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合作生产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时,中国的疫苗生产尚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当时的工程师们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美国工程师还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标准作业流程”(SOP)。

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产业发生的故事类似,中国民营疫苗产业一步步往前,摆脱了实力孱弱的状况。兰州所、长春所等七大所目前仍是我国疫苗系统核心的单位,承载了大量基础疫苗的生产任务,民营企业则更多地致力于创新疫苗研发。

疫苗行业正在进入长景气周期。“随着我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落地,疫苗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加上中国疫苗市场供不应求,多个创新型疫苗上市,且人口基数大,未来增长可期,预计十年后疫苗市场规模增长至千亿元。”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然在2019年12月的一份研报中这样指出。

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分析,因为传染病的增加,譬如流感、H1N1甲型流感、肝炎和埃博拉病毒,2019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达到540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倍。“随着更多的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的陆续上市,全球的疫苗市场增长潜力非常大,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6.6%。医疗领域的细分赛道中,增长潜力仅次于肿瘤。”吴凤岚这样说。

中国疫苗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改变。“国际上的疫苗行业寡头垄断是非常清楚的,四家企业占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我国的新型医疗市场其实还是一个多、小、散的局面,多家企业其实只能生产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疫苗品种。这种格局是不利于重磅的新医疗开发的,它限制了新疫苗的发展,”吴凤岚指出,“国内创新疫苗机构的壮大,一定会深刻改变疫苗行业格局。”

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2019年,在一家公益组织关于疫苗的闭门会议上,一名国内疫苗行业专家指出,中国疫苗能力的短板之一在于监管。“我们监管部门的职权、资源和能力不相匹配。从理想的状态下来说,凡是涉及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都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疫苗就是一个典型。”

此外,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导致对疫苗的信任度降低。“长生事件以后,民众的接种率确实受到影响,民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对中国疫苗质量的信心下降,而是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这名要求匿名的专家这样指出。

王宾则认为,媒体上充斥着对疫苗行业的误读。他认为,在全球疫苗技术创新上,中国仍需追赶,但中国疫苗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差。“大家认为疫苗行业高深莫测、容易出事故。这次新冠疫苗开发,中国公司的表现和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疫苗技术并不落后,我们行业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国外企业。”

为陷入困顿中的人类社会而战斗,王宾和他的团队充满使命感。艾棣维欣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前期的一些动物实验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是一项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我们要尽快地把疫苗推上市,让所有人不再这么恐慌,因为在既没有药物,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国家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封城。”中美合作研发,让他和团队除了白天工作,夜晚还需要和美国连线继续工作。“我们的合作开发相当于24小时都不间断。”刘晓雁说。

艾棣维欣2017年在苏州成立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从生物园区一间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到今天上千平米的研发实验室,三十多人的团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艾棣维欣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0年3月,公司获得了3000万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鹏鹞环保和瑞普生物。过去,艾棣维欣的发展并不能称作顺利。刘晓雁表示,艾棣维欣在研的核心品种包括呼吸道合包病毒(RSV)预防性疫苗、乙肝治疗性疫苗等。2013年,其中RSV预防性疫苗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立项支持,2018年,在国内外开展I期临床研究。但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疫苗行业获得资本认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对于许多起步阶段的疫苗研发类机构都是如此,”刘晓雁介绍,“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已有所改善,艾棣维欣累计完成了上亿元融资。”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不是一条坦途。王宾曾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我们曾经与美国惠氏公司进行了5年多的合作开发一个疫苗产品,但自从辉瑞公司将惠氏公司收购后,合作的项目未能继续下去。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技术成功转让。

在技术转让前,最艰难的是如何找到对你的技术感兴趣的公司。”王宾的坚持在于艾棣维欣不做能尽快创造收入的仿制药,而是一直投入对创新药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们的疫苗从未被验证过。推向临床,推向未来、推向市场,必然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便有机会将新冠疫苗研发成功,艾棣维欣仍面临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商业化能力、生产和质量控制能力等一系列挑战。

科研之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持续吸引、激励和挽留高素质的医药科研人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夺,我们所在的苏州生物园区好处是人才很多,但竞争力也很大,稍微放松,可能人才就流失了,”王宾说,一个公司有好技术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人执行,“有的时候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该找的人不一定马上能找到。”

他对技术话题侃侃而谈,对涉及公司管理和个人的话题则不感兴趣。用自己的生命为其他生命保驾护航,他毫无惧色。“在美国我研究的主要是HIV病毒,SARS期间我曾亲自连夜开车把实验用的SARS病毒样本从北京送到武汉病毒所,尽快分离病毒做研究。我们的新冠疫苗上临床时,我肯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申请进行注射的。”他不热衷于用慷慨激昂的词汇鼓舞员工或表达自我,驱动他往前的动力包含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怀,“接受了国家的栽培这么多年,练了一身本领,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肯定要敢于担当。”

王宾的目标是让艾棣维欣在全球创新疫苗领域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以疫苗和佐剂为核心的世界级免疫疗法生物医药公司。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把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但他认为,失败与否都不重要。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是参与一种艰苦和有重大建设性任务而带来的满足,即使遭到失败。“即使失败,这段经验也会很有价值,”他平静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最大能力,让更多人受益。”撰文/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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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寻找新冠疫苗

发布日期:2020-04-13 12:38
摘要: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 曾经亲眼见证过大学里 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疫苗市场虽然由四大跨国制药企业掌控,但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国公司已跃上舞台。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大型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但冒险者们已经出发。

新冠病毒兵临城下。2020年1月底,春节尚未结束,艾棣维欣的团队就奔赴美国,和Inovio公司共同商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方案。此时,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们尚未宣布投入对新冠疫苗的研发中。

艾棣维欣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看不清楚疫情将如何发展。他出生于1957年,是中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曾赴美留学,之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疫情的发展不是我们能决定和预测的。如果这个疫情很早结束,对社会是个好事,我们研发疫苗也没影响。如果疫情不幸扩散的话,我们的疫苗有机会成为战胜它的武器。”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想法。

团队很快复工,开启了一系列实验。

和赛诺菲巴斯德、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成立于2009年的艾棣维欣是一家名气不
大的公司,至今没有已上市疫苗。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它立刻投入战场,背后是多年的技术积累。2009年,王宾发现学界对于传染病免疫学机理有了更多的进展,很多传统的技术无法解决的疫苗难题具备了可能性。王宾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亲眼见过大学里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一支疫苗的问世,其曲折的诞生历程。它受到资金和时间的约束,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目前,艾棣维欣正和美国疫苗研发机构Inovio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月,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满足新冠病毒疾病防控的要求。

目前该疫苗在美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月7日,Inovio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新冠病毒候选DNA疫苗INO-4800递交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这是全球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也是第一个DNA候选疫苗。王宾则表示,艾棣维欣正全力为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做准备。

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生死时速,除了艾棣维欣,全球有多支团队已经投入到了疫苗研发中。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中国科学报》则指出,估计全球从事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实验室100多个,有的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有的则已开始申请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如果能成功研发,将显著减轻全球性传染病引发的负担。“COVID-19大流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张和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他们在前线与病毒拼刺刀,我们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给他们送弹药。分工不同,但敌人是同一个。”

多个团队投入研发战场的背后,是全球疫苗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GSK、辉瑞、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疫苗市场一半以上,且地位难以撼动。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会是中国公司吗?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中国在医药领域的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有巨大销售潜力的国家,到低成本的生产供应基地,再到全球创新来源国之一。“中美都有疫苗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尽管进度很快,但是疫苗在开发过程中,所有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我们更多需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是否能够对广泛人群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回答,”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吴凤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现在,起跑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在临床上终端的真正真刀真枪比拼时候,在后半程的竞赛当中,中国企业仍有很大优势。”这是一次绝佳的跃入世界疫苗创新舞台中央的机会,而疫苗公司们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技术积累,将决定更久之后的商业化前途。

现在,属于艾棣维欣和疫苗机构们的舞台已经搭好:经费、人才、政策支持......“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研发。”王宾踌躇满志。

疫苗行业的魅力在于这并不是赢者通吃的行业。小型机构同样具有挑战严峻疾病的能力。研发难、生产质控要求高,构成了疫苗行业的高壁垒,低频消费的特点导致同类型产品间竞争残酷,但新加入公司也有撬动行业的能力。

此刻,全球范围内对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以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技术路线同步推进。艾棣维欣研发的DNA疫苗是核酸疫苗中的一种。核酸疫苗由于研发特性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能够在无需建立新的生产、纯化和验证方法以及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的疫苗,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也相对短。和灭活、减毒疫苗需要把无毒性病毒打入体内,激活免疫系统不同,核酸疫苗就相当于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制药厂”,让人体生成具有激发免疫反应的抗原蛋白。

在研发上,灭活、减毒等传统疫苗研制方法必须在极高的生物安全要求条件下完成,实验室要达到P3或P4级别,多个团队的争相研发,正造成实验室资源紧张。不过,核酸疫苗因为不需要分离病毒,对实验室的要求相对更低。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开发疫苗,比使用病毒实体进行试验的传统实验室做法,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目前,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支新冠疫苗均为核酸疫苗,分别为Moderna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和Inovio研发的DNA疫苗。

除了核酸疫苗,另一个具有希望的研发方案是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3月1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进入I期临床试验。4月9日,康希诺发布公告,根据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安全数据,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II期临床试验。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DNA细胞,“用来做疫苗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是对人体不致病的病毒。所谓腺病毒载体,好比把腺病毒作为卡车,来装其他病毒的一些部件,即抗原。把重组的腺病毒注射入人体,可以产生针对这些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斌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这样解释。开发了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的康希诺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宇学峰曾出国留学,此后他进入了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在该公司担任科学家、疫苗研究与生产主管。2019年,其招股说明书里,宇学峰曾经深情回忆公司创立那一刻的想法:“记得那是十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宽敞的后院中,我和一群疫苗领域的同事与好友们正在尽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会。当天艳阳高照,家人与孩子们欢声嬉戏;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这群在国外疫苗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和管理工作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又聊起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差距,那些中国与北美在疫苗产品工艺、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这些感受随着那段时间我们频繁回国考察而体会得愈发深刻。”

宇学峰和创始团队归国后在天津成立了康希诺,并成功研发出利用腺病毒作为病毒载体,将疫苗抗原传递至人类细胞的技术。此技术使公司在三年内,将埃博拉病毒疫苗由一个概念转化为获批准的产品,据灼识咨询报告,中国行业平均时间为12至15年。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埃博拉疫苗”研发加速。彼时,国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具备疫苗前期技术,急需产业转化平台,而康希诺是当时国内唯一拥有腺病毒载体的平台。“亮相舞台”的机会就这样给到了康希诺。

疫苗研发中的平台方法,相当于使用模块系统,适用于多种病毒的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帮助了康希诺和陈薇团队快速推进对新冠疫苗的研发。艾棣维欣战略总监刘晓雁认为,疫苗行业里的巨头公司和新兴研发公司都值得尊敬。她评价康希诺:“这家公司几年前通过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锻炼了自己的整个团队和平台,所以在研发新冠疫苗时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这也给了艾棣维欣启示,疫苗研发型公司应该通过项目积累自己的平台,这样可以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生物安全事件的时候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复星、三叶草等多家国内公司也开展了对疫苗的研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研发中,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什么时候正式启动临床?因为这就代表你前期所有工作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是临床结果的发布,如果多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吴凤岚这样说。谁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者?所有人仍等待临床试验结果给出的答案。

疫苗行业曾被视作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公益性行业。直到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西方生产商迎来大量需求,疫苗行业才开启一轮爆发性增长。中国疫苗行业的工业化起步更晚,进入市场化时代不到20年。1980年代末,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合作生产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时,中国的疫苗生产尚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当时的工程师们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美国工程师还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标准作业流程”(SOP)。

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产业发生的故事类似,中国民营疫苗产业一步步往前,摆脱了实力孱弱的状况。兰州所、长春所等七大所目前仍是我国疫苗系统核心的单位,承载了大量基础疫苗的生产任务,民营企业则更多地致力于创新疫苗研发。

疫苗行业正在进入长景气周期。“随着我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落地,疫苗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加上中国疫苗市场供不应求,多个创新型疫苗上市,且人口基数大,未来增长可期,预计十年后疫苗市场规模增长至千亿元。”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然在2019年12月的一份研报中这样指出。

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分析,因为传染病的增加,譬如流感、H1N1甲型流感、肝炎和埃博拉病毒,2019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达到540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倍。“随着更多的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的陆续上市,全球的疫苗市场增长潜力非常大,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6.6%。医疗领域的细分赛道中,增长潜力仅次于肿瘤。”吴凤岚这样说。

中国疫苗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改变。“国际上的疫苗行业寡头垄断是非常清楚的,四家企业占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我国的新型医疗市场其实还是一个多、小、散的局面,多家企业其实只能生产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疫苗品种。这种格局是不利于重磅的新医疗开发的,它限制了新疫苗的发展,”吴凤岚指出,“国内创新疫苗机构的壮大,一定会深刻改变疫苗行业格局。”

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2019年,在一家公益组织关于疫苗的闭门会议上,一名国内疫苗行业专家指出,中国疫苗能力的短板之一在于监管。“我们监管部门的职权、资源和能力不相匹配。从理想的状态下来说,凡是涉及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都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疫苗就是一个典型。”

此外,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导致对疫苗的信任度降低。“长生事件以后,民众的接种率确实受到影响,民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对中国疫苗质量的信心下降,而是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这名要求匿名的专家这样指出。

王宾则认为,媒体上充斥着对疫苗行业的误读。他认为,在全球疫苗技术创新上,中国仍需追赶,但中国疫苗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差。“大家认为疫苗行业高深莫测、容易出事故。这次新冠疫苗开发,中国公司的表现和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疫苗技术并不落后,我们行业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国外企业。”

为陷入困顿中的人类社会而战斗,王宾和他的团队充满使命感。艾棣维欣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前期的一些动物实验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是一项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我们要尽快地把疫苗推上市,让所有人不再这么恐慌,因为在既没有药物,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国家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封城。”中美合作研发,让他和团队除了白天工作,夜晚还需要和美国连线继续工作。“我们的合作开发相当于24小时都不间断。”刘晓雁说。

艾棣维欣2017年在苏州成立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从生物园区一间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到今天上千平米的研发实验室,三十多人的团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艾棣维欣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0年3月,公司获得了3000万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鹏鹞环保和瑞普生物。过去,艾棣维欣的发展并不能称作顺利。刘晓雁表示,艾棣维欣在研的核心品种包括呼吸道合包病毒(RSV)预防性疫苗、乙肝治疗性疫苗等。2013年,其中RSV预防性疫苗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立项支持,2018年,在国内外开展I期临床研究。但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疫苗行业获得资本认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对于许多起步阶段的疫苗研发类机构都是如此,”刘晓雁介绍,“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已有所改善,艾棣维欣累计完成了上亿元融资。”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不是一条坦途。王宾曾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我们曾经与美国惠氏公司进行了5年多的合作开发一个疫苗产品,但自从辉瑞公司将惠氏公司收购后,合作的项目未能继续下去。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技术成功转让。

在技术转让前,最艰难的是如何找到对你的技术感兴趣的公司。”王宾的坚持在于艾棣维欣不做能尽快创造收入的仿制药,而是一直投入对创新药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们的疫苗从未被验证过。推向临床,推向未来、推向市场,必然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便有机会将新冠疫苗研发成功,艾棣维欣仍面临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商业化能力、生产和质量控制能力等一系列挑战。

科研之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持续吸引、激励和挽留高素质的医药科研人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夺,我们所在的苏州生物园区好处是人才很多,但竞争力也很大,稍微放松,可能人才就流失了,”王宾说,一个公司有好技术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人执行,“有的时候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该找的人不一定马上能找到。”

他对技术话题侃侃而谈,对涉及公司管理和个人的话题则不感兴趣。用自己的生命为其他生命保驾护航,他毫无惧色。“在美国我研究的主要是HIV病毒,SARS期间我曾亲自连夜开车把实验用的SARS病毒样本从北京送到武汉病毒所,尽快分离病毒做研究。我们的新冠疫苗上临床时,我肯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申请进行注射的。”他不热衷于用慷慨激昂的词汇鼓舞员工或表达自我,驱动他往前的动力包含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怀,“接受了国家的栽培这么多年,练了一身本领,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肯定要敢于担当。”

王宾的目标是让艾棣维欣在全球创新疫苗领域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以疫苗和佐剂为核心的世界级免疫疗法生物医药公司。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把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但他认为,失败与否都不重要。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是参与一种艰苦和有重大建设性任务而带来的满足,即使遭到失败。“即使失败,这段经验也会很有价值,”他平静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最大能力,让更多人受益。”撰文/李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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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 曾经亲眼见证过大学里 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疫苗市场虽然由四大跨国制药企业掌控,但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国公司已跃上舞台。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大型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但冒险者们已经出发。

新冠病毒兵临城下。2020年1月底,春节尚未结束,艾棣维欣的团队就奔赴美国,和Inovio公司共同商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方案。此时,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们尚未宣布投入对新冠疫苗的研发中。

艾棣维欣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看不清楚疫情将如何发展。他出生于1957年,是中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曾赴美留学,之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疫情的发展不是我们能决定和预测的。如果这个疫情很早结束,对社会是个好事,我们研发疫苗也没影响。如果疫情不幸扩散的话,我们的疫苗有机会成为战胜它的武器。”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想法。

团队很快复工,开启了一系列实验。

和赛诺菲巴斯德、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成立于2009年的艾棣维欣是一家名气不
大的公司,至今没有已上市疫苗。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它立刻投入战场,背后是多年的技术积累。2009年,王宾发现学界对于传染病免疫学机理有了更多的进展,很多传统的技术无法解决的疫苗难题具备了可能性。王宾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亲眼见过大学里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一支疫苗的问世,其曲折的诞生历程。它受到资金和时间的约束,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目前,艾棣维欣正和美国疫苗研发机构Inovio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月,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满足新冠病毒疾病防控的要求。

目前该疫苗在美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月7日,Inovio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新冠病毒候选DNA疫苗INO-4800递交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这是全球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也是第一个DNA候选疫苗。王宾则表示,艾棣维欣正全力为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做准备。

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生死时速,除了艾棣维欣,全球有多支团队已经投入到了疫苗研发中。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中国科学报》则指出,估计全球从事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实验室100多个,有的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有的则已开始申请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如果能成功研发,将显著减轻全球性传染病引发的负担。“COVID-19大流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张和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他们在前线与病毒拼刺刀,我们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给他们送弹药。分工不同,但敌人是同一个。”

多个团队投入研发战场的背后,是全球疫苗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GSK、辉瑞、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疫苗市场一半以上,且地位难以撼动。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会是中国公司吗?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中国在医药领域的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有巨大销售潜力的国家,到低成本的生产供应基地,再到全球创新来源国之一。“中美都有疫苗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尽管进度很快,但是疫苗在开发过程中,所有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我们更多需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是否能够对广泛人群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回答,”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吴凤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现在,起跑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在临床上终端的真正真刀真枪比拼时候,在后半程的竞赛当中,中国企业仍有很大优势。”这是一次绝佳的跃入世界疫苗创新舞台中央的机会,而疫苗公司们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技术积累,将决定更久之后的商业化前途。

现在,属于艾棣维欣和疫苗机构们的舞台已经搭好:经费、人才、政策支持......“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研发。”王宾踌躇满志。

疫苗行业的魅力在于这并不是赢者通吃的行业。小型机构同样具有挑战严峻疾病的能力。研发难、生产质控要求高,构成了疫苗行业的高壁垒,低频消费的特点导致同类型产品间竞争残酷,但新加入公司也有撬动行业的能力。

此刻,全球范围内对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以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技术路线同步推进。艾棣维欣研发的DNA疫苗是核酸疫苗中的一种。核酸疫苗由于研发特性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能够在无需建立新的生产、纯化和验证方法以及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的疫苗,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也相对短。和灭活、减毒疫苗需要把无毒性病毒打入体内,激活免疫系统不同,核酸疫苗就相当于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制药厂”,让人体生成具有激发免疫反应的抗原蛋白。

在研发上,灭活、减毒等传统疫苗研制方法必须在极高的生物安全要求条件下完成,实验室要达到P3或P4级别,多个团队的争相研发,正造成实验室资源紧张。不过,核酸疫苗因为不需要分离病毒,对实验室的要求相对更低。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开发疫苗,比使用病毒实体进行试验的传统实验室做法,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目前,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支新冠疫苗均为核酸疫苗,分别为Moderna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和Inovio研发的DNA疫苗。

除了核酸疫苗,另一个具有希望的研发方案是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3月1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进入I期临床试验。4月9日,康希诺发布公告,根据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安全数据,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II期临床试验。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DNA细胞,“用来做疫苗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是对人体不致病的病毒。所谓腺病毒载体,好比把腺病毒作为卡车,来装其他病毒的一些部件,即抗原。把重组的腺病毒注射入人体,可以产生针对这些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斌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这样解释。开发了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的康希诺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宇学峰曾出国留学,此后他进入了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在该公司担任科学家、疫苗研究与生产主管。2019年,其招股说明书里,宇学峰曾经深情回忆公司创立那一刻的想法:“记得那是十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宽敞的后院中,我和一群疫苗领域的同事与好友们正在尽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会。当天艳阳高照,家人与孩子们欢声嬉戏;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这群在国外疫苗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和管理工作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又聊起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差距,那些中国与北美在疫苗产品工艺、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这些感受随着那段时间我们频繁回国考察而体会得愈发深刻。”

宇学峰和创始团队归国后在天津成立了康希诺,并成功研发出利用腺病毒作为病毒载体,将疫苗抗原传递至人类细胞的技术。此技术使公司在三年内,将埃博拉病毒疫苗由一个概念转化为获批准的产品,据灼识咨询报告,中国行业平均时间为12至15年。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埃博拉疫苗”研发加速。彼时,国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具备疫苗前期技术,急需产业转化平台,而康希诺是当时国内唯一拥有腺病毒载体的平台。“亮相舞台”的机会就这样给到了康希诺。

疫苗研发中的平台方法,相当于使用模块系统,适用于多种病毒的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帮助了康希诺和陈薇团队快速推进对新冠疫苗的研发。艾棣维欣战略总监刘晓雁认为,疫苗行业里的巨头公司和新兴研发公司都值得尊敬。她评价康希诺:“这家公司几年前通过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锻炼了自己的整个团队和平台,所以在研发新冠疫苗时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这也给了艾棣维欣启示,疫苗研发型公司应该通过项目积累自己的平台,这样可以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生物安全事件的时候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复星、三叶草等多家国内公司也开展了对疫苗的研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研发中,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什么时候正式启动临床?因为这就代表你前期所有工作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是临床结果的发布,如果多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吴凤岚这样说。谁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者?所有人仍等待临床试验结果给出的答案。

疫苗行业曾被视作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公益性行业。直到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西方生产商迎来大量需求,疫苗行业才开启一轮爆发性增长。中国疫苗行业的工业化起步更晚,进入市场化时代不到20年。1980年代末,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合作生产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时,中国的疫苗生产尚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当时的工程师们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美国工程师还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标准作业流程”(SOP)。

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产业发生的故事类似,中国民营疫苗产业一步步往前,摆脱了实力孱弱的状况。兰州所、长春所等七大所目前仍是我国疫苗系统核心的单位,承载了大量基础疫苗的生产任务,民营企业则更多地致力于创新疫苗研发。

疫苗行业正在进入长景气周期。“随着我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落地,疫苗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加上中国疫苗市场供不应求,多个创新型疫苗上市,且人口基数大,未来增长可期,预计十年后疫苗市场规模增长至千亿元。”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然在2019年12月的一份研报中这样指出。

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分析,因为传染病的增加,譬如流感、H1N1甲型流感、肝炎和埃博拉病毒,2019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达到540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倍。“随着更多的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的陆续上市,全球的疫苗市场增长潜力非常大,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6.6%。医疗领域的细分赛道中,增长潜力仅次于肿瘤。”吴凤岚这样说。

中国疫苗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改变。“国际上的疫苗行业寡头垄断是非常清楚的,四家企业占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我国的新型医疗市场其实还是一个多、小、散的局面,多家企业其实只能生产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疫苗品种。这种格局是不利于重磅的新医疗开发的,它限制了新疫苗的发展,”吴凤岚指出,“国内创新疫苗机构的壮大,一定会深刻改变疫苗行业格局。”

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2019年,在一家公益组织关于疫苗的闭门会议上,一名国内疫苗行业专家指出,中国疫苗能力的短板之一在于监管。“我们监管部门的职权、资源和能力不相匹配。从理想的状态下来说,凡是涉及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都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疫苗就是一个典型。”

此外,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导致对疫苗的信任度降低。“长生事件以后,民众的接种率确实受到影响,民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对中国疫苗质量的信心下降,而是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这名要求匿名的专家这样指出。

王宾则认为,媒体上充斥着对疫苗行业的误读。他认为,在全球疫苗技术创新上,中国仍需追赶,但中国疫苗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差。“大家认为疫苗行业高深莫测、容易出事故。这次新冠疫苗开发,中国公司的表现和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疫苗技术并不落后,我们行业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国外企业。”

为陷入困顿中的人类社会而战斗,王宾和他的团队充满使命感。艾棣维欣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前期的一些动物实验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是一项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我们要尽快地把疫苗推上市,让所有人不再这么恐慌,因为在既没有药物,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国家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封城。”中美合作研发,让他和团队除了白天工作,夜晚还需要和美国连线继续工作。“我们的合作开发相当于24小时都不间断。”刘晓雁说。

艾棣维欣2017年在苏州成立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从生物园区一间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到今天上千平米的研发实验室,三十多人的团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艾棣维欣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0年3月,公司获得了3000万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鹏鹞环保和瑞普生物。过去,艾棣维欣的发展并不能称作顺利。刘晓雁表示,艾棣维欣在研的核心品种包括呼吸道合包病毒(RSV)预防性疫苗、乙肝治疗性疫苗等。2013年,其中RSV预防性疫苗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立项支持,2018年,在国内外开展I期临床研究。但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疫苗行业获得资本认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对于许多起步阶段的疫苗研发类机构都是如此,”刘晓雁介绍,“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已有所改善,艾棣维欣累计完成了上亿元融资。”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不是一条坦途。王宾曾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我们曾经与美国惠氏公司进行了5年多的合作开发一个疫苗产品,但自从辉瑞公司将惠氏公司收购后,合作的项目未能继续下去。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技术成功转让。

在技术转让前,最艰难的是如何找到对你的技术感兴趣的公司。”王宾的坚持在于艾棣维欣不做能尽快创造收入的仿制药,而是一直投入对创新药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们的疫苗从未被验证过。推向临床,推向未来、推向市场,必然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便有机会将新冠疫苗研发成功,艾棣维欣仍面临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商业化能力、生产和质量控制能力等一系列挑战。

科研之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持续吸引、激励和挽留高素质的医药科研人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夺,我们所在的苏州生物园区好处是人才很多,但竞争力也很大,稍微放松,可能人才就流失了,”王宾说,一个公司有好技术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人执行,“有的时候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该找的人不一定马上能找到。”

他对技术话题侃侃而谈,对涉及公司管理和个人的话题则不感兴趣。用自己的生命为其他生命保驾护航,他毫无惧色。“在美国我研究的主要是HIV病毒,SARS期间我曾亲自连夜开车把实验用的SARS病毒样本从北京送到武汉病毒所,尽快分离病毒做研究。我们的新冠疫苗上临床时,我肯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申请进行注射的。”他不热衷于用慷慨激昂的词汇鼓舞员工或表达自我,驱动他往前的动力包含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怀,“接受了国家的栽培这么多年,练了一身本领,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肯定要敢于担当。”

王宾的目标是让艾棣维欣在全球创新疫苗领域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以疫苗和佐剂为核心的世界级免疫疗法生物医药公司。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把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但他认为,失败与否都不重要。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是参与一种艰苦和有重大建设性任务而带来的满足,即使遭到失败。“即使失败,这段经验也会很有价值,”他平静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最大能力,让更多人受益。”撰文/李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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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寻找新冠疫苗

发布日期:2020-04-13 12:38
摘要: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 曾经亲眼见证过大学里 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疫苗市场虽然由四大跨国制药企业掌控,但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国公司已跃上舞台。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大型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但冒险者们已经出发。

新冠病毒兵临城下。2020年1月底,春节尚未结束,艾棣维欣的团队就奔赴美国,和Inovio公司共同商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方案。此时,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们尚未宣布投入对新冠疫苗的研发中。

艾棣维欣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看不清楚疫情将如何发展。他出生于1957年,是中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曾赴美留学,之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疫情的发展不是我们能决定和预测的。如果这个疫情很早结束,对社会是个好事,我们研发疫苗也没影响。如果疫情不幸扩散的话,我们的疫苗有机会成为战胜它的武器。”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想法。

团队很快复工,开启了一系列实验。

和赛诺菲巴斯德、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成立于2009年的艾棣维欣是一家名气不
大的公司,至今没有已上市疫苗。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它立刻投入战场,背后是多年的技术积累。2009年,王宾发现学界对于传染病免疫学机理有了更多的进展,很多传统的技术无法解决的疫苗难题具备了可能性。王宾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亲眼见过大学里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一支疫苗的问世,其曲折的诞生历程。它受到资金和时间的约束,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目前,艾棣维欣正和美国疫苗研发机构Inovio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月,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满足新冠病毒疾病防控的要求。

目前该疫苗在美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月7日,Inovio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新冠病毒候选DNA疫苗INO-4800递交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这是全球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也是第一个DNA候选疫苗。王宾则表示,艾棣维欣正全力为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做准备。

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生死时速,除了艾棣维欣,全球有多支团队已经投入到了疫苗研发中。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中国科学报》则指出,估计全球从事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实验室100多个,有的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有的则已开始申请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如果能成功研发,将显著减轻全球性传染病引发的负担。“COVID-19大流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张和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他们在前线与病毒拼刺刀,我们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给他们送弹药。分工不同,但敌人是同一个。”

多个团队投入研发战场的背后,是全球疫苗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GSK、辉瑞、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疫苗市场一半以上,且地位难以撼动。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会是中国公司吗?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中国在医药领域的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有巨大销售潜力的国家,到低成本的生产供应基地,再到全球创新来源国之一。“中美都有疫苗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尽管进度很快,但是疫苗在开发过程中,所有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我们更多需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是否能够对广泛人群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回答,”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吴凤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现在,起跑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在临床上终端的真正真刀真枪比拼时候,在后半程的竞赛当中,中国企业仍有很大优势。”这是一次绝佳的跃入世界疫苗创新舞台中央的机会,而疫苗公司们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技术积累,将决定更久之后的商业化前途。

现在,属于艾棣维欣和疫苗机构们的舞台已经搭好:经费、人才、政策支持......“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研发。”王宾踌躇满志。

疫苗行业的魅力在于这并不是赢者通吃的行业。小型机构同样具有挑战严峻疾病的能力。研发难、生产质控要求高,构成了疫苗行业的高壁垒,低频消费的特点导致同类型产品间竞争残酷,但新加入公司也有撬动行业的能力。

此刻,全球范围内对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以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技术路线同步推进。艾棣维欣研发的DNA疫苗是核酸疫苗中的一种。核酸疫苗由于研发特性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能够在无需建立新的生产、纯化和验证方法以及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的疫苗,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也相对短。和灭活、减毒疫苗需要把无毒性病毒打入体内,激活免疫系统不同,核酸疫苗就相当于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制药厂”,让人体生成具有激发免疫反应的抗原蛋白。

在研发上,灭活、减毒等传统疫苗研制方法必须在极高的生物安全要求条件下完成,实验室要达到P3或P4级别,多个团队的争相研发,正造成实验室资源紧张。不过,核酸疫苗因为不需要分离病毒,对实验室的要求相对更低。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开发疫苗,比使用病毒实体进行试验的传统实验室做法,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目前,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支新冠疫苗均为核酸疫苗,分别为Moderna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和Inovio研发的DNA疫苗。

除了核酸疫苗,另一个具有希望的研发方案是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3月1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进入I期临床试验。4月9日,康希诺发布公告,根据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安全数据,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II期临床试验。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DNA细胞,“用来做疫苗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是对人体不致病的病毒。所谓腺病毒载体,好比把腺病毒作为卡车,来装其他病毒的一些部件,即抗原。把重组的腺病毒注射入人体,可以产生针对这些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斌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这样解释。开发了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的康希诺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宇学峰曾出国留学,此后他进入了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在该公司担任科学家、疫苗研究与生产主管。2019年,其招股说明书里,宇学峰曾经深情回忆公司创立那一刻的想法:“记得那是十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宽敞的后院中,我和一群疫苗领域的同事与好友们正在尽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会。当天艳阳高照,家人与孩子们欢声嬉戏;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这群在国外疫苗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和管理工作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又聊起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差距,那些中国与北美在疫苗产品工艺、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这些感受随着那段时间我们频繁回国考察而体会得愈发深刻。”

宇学峰和创始团队归国后在天津成立了康希诺,并成功研发出利用腺病毒作为病毒载体,将疫苗抗原传递至人类细胞的技术。此技术使公司在三年内,将埃博拉病毒疫苗由一个概念转化为获批准的产品,据灼识咨询报告,中国行业平均时间为12至15年。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埃博拉疫苗”研发加速。彼时,国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具备疫苗前期技术,急需产业转化平台,而康希诺是当时国内唯一拥有腺病毒载体的平台。“亮相舞台”的机会就这样给到了康希诺。

疫苗研发中的平台方法,相当于使用模块系统,适用于多种病毒的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帮助了康希诺和陈薇团队快速推进对新冠疫苗的研发。艾棣维欣战略总监刘晓雁认为,疫苗行业里的巨头公司和新兴研发公司都值得尊敬。她评价康希诺:“这家公司几年前通过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锻炼了自己的整个团队和平台,所以在研发新冠疫苗时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这也给了艾棣维欣启示,疫苗研发型公司应该通过项目积累自己的平台,这样可以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生物安全事件的时候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复星、三叶草等多家国内公司也开展了对疫苗的研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研发中,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什么时候正式启动临床?因为这就代表你前期所有工作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是临床结果的发布,如果多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吴凤岚这样说。谁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者?所有人仍等待临床试验结果给出的答案。

疫苗行业曾被视作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公益性行业。直到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西方生产商迎来大量需求,疫苗行业才开启一轮爆发性增长。中国疫苗行业的工业化起步更晚,进入市场化时代不到20年。1980年代末,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合作生产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时,中国的疫苗生产尚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当时的工程师们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美国工程师还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标准作业流程”(SOP)。

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产业发生的故事类似,中国民营疫苗产业一步步往前,摆脱了实力孱弱的状况。兰州所、长春所等七大所目前仍是我国疫苗系统核心的单位,承载了大量基础疫苗的生产任务,民营企业则更多地致力于创新疫苗研发。

疫苗行业正在进入长景气周期。“随着我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落地,疫苗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加上中国疫苗市场供不应求,多个创新型疫苗上市,且人口基数大,未来增长可期,预计十年后疫苗市场规模增长至千亿元。”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然在2019年12月的一份研报中这样指出。

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分析,因为传染病的增加,譬如流感、H1N1甲型流感、肝炎和埃博拉病毒,2019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达到540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倍。“随着更多的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的陆续上市,全球的疫苗市场增长潜力非常大,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6.6%。医疗领域的细分赛道中,增长潜力仅次于肿瘤。”吴凤岚这样说。

中国疫苗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改变。“国际上的疫苗行业寡头垄断是非常清楚的,四家企业占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我国的新型医疗市场其实还是一个多、小、散的局面,多家企业其实只能生产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疫苗品种。这种格局是不利于重磅的新医疗开发的,它限制了新疫苗的发展,”吴凤岚指出,“国内创新疫苗机构的壮大,一定会深刻改变疫苗行业格局。”

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2019年,在一家公益组织关于疫苗的闭门会议上,一名国内疫苗行业专家指出,中国疫苗能力的短板之一在于监管。“我们监管部门的职权、资源和能力不相匹配。从理想的状态下来说,凡是涉及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都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疫苗就是一个典型。”

此外,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导致对疫苗的信任度降低。“长生事件以后,民众的接种率确实受到影响,民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对中国疫苗质量的信心下降,而是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这名要求匿名的专家这样指出。

王宾则认为,媒体上充斥着对疫苗行业的误读。他认为,在全球疫苗技术创新上,中国仍需追赶,但中国疫苗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差。“大家认为疫苗行业高深莫测、容易出事故。这次新冠疫苗开发,中国公司的表现和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疫苗技术并不落后,我们行业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国外企业。”

为陷入困顿中的人类社会而战斗,王宾和他的团队充满使命感。艾棣维欣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前期的一些动物实验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是一项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我们要尽快地把疫苗推上市,让所有人不再这么恐慌,因为在既没有药物,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国家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封城。”中美合作研发,让他和团队除了白天工作,夜晚还需要和美国连线继续工作。“我们的合作开发相当于24小时都不间断。”刘晓雁说。

艾棣维欣2017年在苏州成立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从生物园区一间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到今天上千平米的研发实验室,三十多人的团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艾棣维欣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0年3月,公司获得了3000万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鹏鹞环保和瑞普生物。过去,艾棣维欣的发展并不能称作顺利。刘晓雁表示,艾棣维欣在研的核心品种包括呼吸道合包病毒(RSV)预防性疫苗、乙肝治疗性疫苗等。2013年,其中RSV预防性疫苗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立项支持,2018年,在国内外开展I期临床研究。但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疫苗行业获得资本认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对于许多起步阶段的疫苗研发类机构都是如此,”刘晓雁介绍,“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已有所改善,艾棣维欣累计完成了上亿元融资。”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不是一条坦途。王宾曾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我们曾经与美国惠氏公司进行了5年多的合作开发一个疫苗产品,但自从辉瑞公司将惠氏公司收购后,合作的项目未能继续下去。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技术成功转让。

在技术转让前,最艰难的是如何找到对你的技术感兴趣的公司。”王宾的坚持在于艾棣维欣不做能尽快创造收入的仿制药,而是一直投入对创新药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们的疫苗从未被验证过。推向临床,推向未来、推向市场,必然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便有机会将新冠疫苗研发成功,艾棣维欣仍面临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商业化能力、生产和质量控制能力等一系列挑战。

科研之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持续吸引、激励和挽留高素质的医药科研人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夺,我们所在的苏州生物园区好处是人才很多,但竞争力也很大,稍微放松,可能人才就流失了,”王宾说,一个公司有好技术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人执行,“有的时候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该找的人不一定马上能找到。”

他对技术话题侃侃而谈,对涉及公司管理和个人的话题则不感兴趣。用自己的生命为其他生命保驾护航,他毫无惧色。“在美国我研究的主要是HIV病毒,SARS期间我曾亲自连夜开车把实验用的SARS病毒样本从北京送到武汉病毒所,尽快分离病毒做研究。我们的新冠疫苗上临床时,我肯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申请进行注射的。”他不热衷于用慷慨激昂的词汇鼓舞员工或表达自我,驱动他往前的动力包含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怀,“接受了国家的栽培这么多年,练了一身本领,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肯定要敢于担当。”

王宾的目标是让艾棣维欣在全球创新疫苗领域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以疫苗和佐剂为核心的世界级免疫疗法生物医药公司。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把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但他认为,失败与否都不重要。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是参与一种艰苦和有重大建设性任务而带来的满足,即使遭到失败。“即使失败,这段经验也会很有价值,”他平静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最大能力,让更多人受益。”撰文/李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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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 曾经亲眼见证过大学里 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疫苗市场虽然由四大跨国制药企业掌控,但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国公司已跃上舞台。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大型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但冒险者们已经出发。

新冠病毒兵临城下。2020年1月底,春节尚未结束,艾棣维欣的团队就奔赴美国,和Inovio公司共同商讨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方案。此时,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们尚未宣布投入对新冠疫苗的研发中。

艾棣维欣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荣誉教授王宾看不清楚疫情将如何发展。他出生于1957年,是中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曾赴美留学,之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疫情的发展不是我们能决定和预测的。如果这个疫情很早结束,对社会是个好事,我们研发疫苗也没影响。如果疫情不幸扩散的话,我们的疫苗有机会成为战胜它的武器。”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想法。

团队很快复工,开启了一系列实验。

和赛诺菲巴斯德、辉瑞等跨国药企相比,成立于2009年的艾棣维欣是一家名气不
大的公司,至今没有已上市疫苗。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它立刻投入战场,背后是多年的技术积累。2009年,王宾发现学界对于传染病免疫学机理有了更多的进展,很多传统的技术无法解决的疫苗难题具备了可能性。王宾在美国留学时,曾经亲眼见过大学里的技术专利商业化的过程,他决定在中国开始同样的实践。

一支疫苗的问世,其曲折的诞生历程。它受到资金和时间的约束,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目前,艾棣维欣正和美国疫苗研发机构Inovio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月,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满足新冠病毒疾病防控的要求。

目前该疫苗在美国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月7日,Inovio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接受该公司为新冠病毒候选DNA疫苗INO-4800递交的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这是全球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也是第一个DNA候选疫苗。王宾则表示,艾棣维欣正全力为疫苗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做准备。

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生死时速,除了艾棣维欣,全球有多支团队已经投入到了疫苗研发中。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中国科学报》则指出,估计全球从事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实验室100多个,有的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有的则已开始申请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如果能成功研发,将显著减轻全球性传染病引发的负担。“COVID-19大流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张和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他们在前线与病毒拼刺刀,我们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给他们送弹药。分工不同,但敌人是同一个。”

多个团队投入研发战场的背后,是全球疫苗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GSK、辉瑞、赛诺菲巴斯德、默沙东四大巨头占据了全球疫苗市场一半以上,且地位难以撼动。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药企相比,中小公司投入疫苗开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会是中国公司吗?

普华永道指出,当前中国在医药领域的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有巨大销售潜力的国家,到低成本的生产供应基地,再到全球创新来源国之一。“中美都有疫苗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尽管进度很快,但是疫苗在开发过程中,所有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我们更多需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是否能够对广泛人群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回答,”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组副总裁吴凤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现在,起跑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在临床上终端的真正真刀真枪比拼时候,在后半程的竞赛当中,中国企业仍有很大优势。”这是一次绝佳的跃入世界疫苗创新舞台中央的机会,而疫苗公司们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技术积累,将决定更久之后的商业化前途。

现在,属于艾棣维欣和疫苗机构们的舞台已经搭好:经费、人才、政策支持......“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研发。”王宾踌躇满志。

疫苗行业的魅力在于这并不是赢者通吃的行业。小型机构同样具有挑战严峻疾病的能力。研发难、生产质控要求高,构成了疫苗行业的高壁垒,低频消费的特点导致同类型产品间竞争残酷,但新加入公司也有撬动行业的能力。

此刻,全球范围内对于新冠疫苗的研发以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等技术路线同步推进。艾棣维欣研发的DNA疫苗是核酸疫苗中的一种。核酸疫苗由于研发特性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能够在无需建立新的生产、纯化和验证方法以及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的疫苗,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也相对短。和灭活、减毒疫苗需要把无毒性病毒打入体内,激活免疫系统不同,核酸疫苗就相当于在人体内形成一个“制药厂”,让人体生成具有激发免疫反应的抗原蛋白。

在研发上,灭活、减毒等传统疫苗研制方法必须在极高的生物安全要求条件下完成,实验室要达到P3或P4级别,多个团队的争相研发,正造成实验室资源紧张。不过,核酸疫苗因为不需要分离病毒,对实验室的要求相对更低。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开发疫苗,比使用病毒实体进行试验的传统实验室做法,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目前,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支新冠疫苗均为核酸疫苗,分别为Moderna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和Inovio研发的DNA疫苗。

除了核酸疫苗,另一个具有希望的研发方案是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3月1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联合开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进入I期临床试验。4月9日,康希诺发布公告,根据I期临床试验的初步安全数据,计划于近期在中国展开II期临床试验。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DNA细胞,“用来做疫苗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是对人体不致病的病毒。所谓腺病毒载体,好比把腺病毒作为卡车,来装其他病毒的一些部件,即抗原。把重组的腺病毒注射入人体,可以产生针对这些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斌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这样解释。开发了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的康希诺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宇学峰曾出国留学,此后他进入了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在该公司担任科学家、疫苗研究与生产主管。2019年,其招股说明书里,宇学峰曾经深情回忆公司创立那一刻的想法:“记得那是十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宽敞的后院中,我和一群疫苗领域的同事与好友们正在尽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会。当天艳阳高照,家人与孩子们欢声嬉戏;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这群在国外疫苗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和管理工作的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又聊起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差距,那些中国与北美在疫苗产品工艺、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这些感受随着那段时间我们频繁回国考察而体会得愈发深刻。”

宇学峰和创始团队归国后在天津成立了康希诺,并成功研发出利用腺病毒作为病毒载体,将疫苗抗原传递至人类细胞的技术。此技术使公司在三年内,将埃博拉病毒疫苗由一个概念转化为获批准的产品,据灼识咨询报告,中国行业平均时间为12至15年。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埃博拉疫苗”研发加速。彼时,国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具备疫苗前期技术,急需产业转化平台,而康希诺是当时国内唯一拥有腺病毒载体的平台。“亮相舞台”的机会就这样给到了康希诺。

疫苗研发中的平台方法,相当于使用模块系统,适用于多种病毒的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帮助了康希诺和陈薇团队快速推进对新冠疫苗的研发。艾棣维欣战略总监刘晓雁认为,疫苗行业里的巨头公司和新兴研发公司都值得尊敬。她评价康希诺:“这家公司几年前通过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锻炼了自己的整个团队和平台,所以在研发新冠疫苗时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这也给了艾棣维欣启示,疫苗研发型公司应该通过项目积累自己的平台,这样可以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生物安全事件的时候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复星、三叶草等多家国内公司也开展了对疫苗的研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研发中,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什么时候正式启动临床?因为这就代表你前期所有工作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是临床结果的发布,如果多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吴凤岚这样说。谁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者?所有人仍等待临床试验结果给出的答案。

疫苗行业曾被视作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公益性行业。直到苏联解体,苏联阵营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西方生产商迎来大量需求,疫苗行业才开启一轮爆发性增长。中国疫苗行业的工业化起步更晚,进入市场化时代不到20年。1980年代末,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合作生产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时,中国的疫苗生产尚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能力。当时的工程师们驾着马车,手工搬运机械,美国工程师还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标准作业流程”(SOP)。

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产业发生的故事类似,中国民营疫苗产业一步步往前,摆脱了实力孱弱的状况。兰州所、长春所等七大所目前仍是我国疫苗系统核心的单位,承载了大量基础疫苗的生产任务,民营企业则更多地致力于创新疫苗研发。

疫苗行业正在进入长景气周期。“随着我国疫苗管理法首次落地,疫苗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加上中国疫苗市场供不应求,多个创新型疫苗上市,且人口基数大,未来增长可期,预计十年后疫苗市场规模增长至千亿元。”长城证券分析师赵浩然在2019年12月的一份研报中这样指出。

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分析,因为传染病的增加,譬如流感、H1N1甲型流感、肝炎和埃博拉病毒,2019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达到540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倍。“随着更多的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的陆续上市,全球的疫苗市场增长潜力非常大,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6.6%。医疗领域的细分赛道中,增长潜力仅次于肿瘤。”吴凤岚这样说。

中国疫苗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改变。“国际上的疫苗行业寡头垄断是非常清楚的,四家企业占领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我国的新型医疗市场其实还是一个多、小、散的局面,多家企业其实只能生产一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疫苗品种。这种格局是不利于重磅的新医疗开发的,它限制了新疫苗的发展,”吴凤岚指出,“国内创新疫苗机构的壮大,一定会深刻改变疫苗行业格局。”

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2019年,在一家公益组织关于疫苗的闭门会议上,一名国内疫苗行业专家指出,中国疫苗能力的短板之一在于监管。“我们监管部门的职权、资源和能力不相匹配。从理想的状态下来说,凡是涉及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都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疫苗就是一个典型。”

此外,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等负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疫苗质量的疑虑,导致对疫苗的信任度降低。“长生事件以后,民众的接种率确实受到影响,民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对中国疫苗质量的信心下降,而是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这名要求匿名的专家这样指出。

王宾则认为,媒体上充斥着对疫苗行业的误读。他认为,在全球疫苗技术创新上,中国仍需追赶,但中国疫苗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差。“大家认为疫苗行业高深莫测、容易出事故。这次新冠疫苗开发,中国公司的表现和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疫苗技术并不落后,我们行业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国外企业。”

为陷入困顿中的人类社会而战斗,王宾和他的团队充满使命感。艾棣维欣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在前期的一些动物实验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他很有信心地说。

这是一项保存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我们要尽快地把疫苗推上市,让所有人不再这么恐慌,因为在既没有药物,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国家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封城。”中美合作研发,让他和团队除了白天工作,夜晚还需要和美国连线继续工作。“我们的合作开发相当于24小时都不间断。”刘晓雁说。

艾棣维欣2017年在苏州成立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从生物园区一间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到今天上千平米的研发实验室,三十多人的团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艾棣维欣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0年3月,公司获得了3000万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鹏鹞环保和瑞普生物。过去,艾棣维欣的发展并不能称作顺利。刘晓雁表示,艾棣维欣在研的核心品种包括呼吸道合包病毒(RSV)预防性疫苗、乙肝治疗性疫苗等。2013年,其中RSV预防性疫苗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立项支持,2018年,在国内外开展I期临床研究。但研制和开发疫苗是一项高风险且代价高昂的投资,疫苗行业获得资本认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对于许多起步阶段的疫苗研发类机构都是如此,”刘晓雁介绍,“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已有所改善,艾棣维欣累计完成了上亿元融资。”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不是一条坦途。王宾曾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我们曾经与美国惠氏公司进行了5年多的合作开发一个疫苗产品,但自从辉瑞公司将惠氏公司收购后,合作的项目未能继续下去。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技术成功转让。

在技术转让前,最艰难的是如何找到对你的技术感兴趣的公司。”王宾的坚持在于艾棣维欣不做能尽快创造收入的仿制药,而是一直投入对创新药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们的疫苗从未被验证过。推向临床,推向未来、推向市场,必然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便有机会将新冠疫苗研发成功,艾棣维欣仍面临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商业化能力、生产和质量控制能力等一系列挑战。

科研之外,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持续吸引、激励和挽留高素质的医药科研人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争夺,我们所在的苏州生物园区好处是人才很多,但竞争力也很大,稍微放松,可能人才就流失了,”王宾说,一个公司有好技术以外,最重要的是有人执行,“有的时候我觉得速度不够快,该找的人不一定马上能找到。”

他对技术话题侃侃而谈,对涉及公司管理和个人的话题则不感兴趣。用自己的生命为其他生命保驾护航,他毫无惧色。“在美国我研究的主要是HIV病毒,SARS期间我曾亲自连夜开车把实验用的SARS病毒样本从北京送到武汉病毒所,尽快分离病毒做研究。我们的新冠疫苗上临床时,我肯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申请进行注射的。”他不热衷于用慷慨激昂的词汇鼓舞员工或表达自我,驱动他往前的动力包含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怀,“接受了国家的栽培这么多年,练了一身本领,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肯定要敢于担当。”

王宾的目标是让艾棣维欣在全球创新疫苗领域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以疫苗和佐剂为核心的世界级免疫疗法生物医药公司。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把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但他认为,失败与否都不重要。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是参与一种艰苦和有重大建设性任务而带来的满足,即使遭到失败。“即使失败,这段经验也会很有价值,”他平静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最大能力,让更多人受益。”撰文/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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