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撰文 |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1条评论,1人参与。

分享到:

文扬:疫情之下,游居文明也暴露了它的天性

发布日期:2020-03-26 08:00
摘要: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撰文 |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摘要: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撰文 |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1条评论,1人参与。

1条评论,1人参与。


最新资讯
OR


分享到:

文扬:疫情之下,游居文明也暴露了它的天性

发布日期:2020-03-26 08:00
摘要: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撰文 |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摘要: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撰文 |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1条评论,1人参与。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热门排行榜
OR

关注我们
OR




  OR | 商业新媒体
  地址:中国成都市高新区天华路299号
  邮编:610041
  手机:18982085896    邮箱:info@or123.net
网址:or123.net
© The O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