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

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都是总体战,但中国打了一场最顽强的阻击战,其他国家却跟不上,也学不成,有的是拖延战,有的是退避战,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战。

但COVID-19病毒大军仍在如创世洪水般席卷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后,一个新的“拐点”出现了,阻击战接近最后胜利的中国与胡乱应战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中国,境外反向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压力陡增!

这个“拐点”正式宣告了新阶段的到来:疫情面前,各国平等,“大流行”的医学规律只有一个,应对疫情的政治模式却各有不同。

中国客观上率先完成了一个示范——如何通过本国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turning the curve),从现在开始,则进入了全球如何通过不同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的新阶段。本轮疫情如何结束,总体代价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总体战”如何打,各国政治模式如何联动。

疫情发展曲线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驱动,曲线也基本上是“医学曲线”,各国都差不太多;但后半段的三个指标——峰值高度、拐点时间、下降速度——则事在人为,基本上是一条“政治曲线”。

新阶段的问题就是:各国的“政治曲线”如何形成?由各国“政治曲线”叠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线”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条类似于中国通过阻击战打出来的峰值低、拐点早、下降快的曲线?如果不能,那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代价会有多大?结局会有多坏?

“政治曲线”的决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从2月底开始的,如果将1月23日武汉封城视为中国阻击战正式打响,那么中国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月。

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世界各国都可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应对措施,都可以打一场类似的阻击战,那么从理论上讲,利用提前预警的这一个月,各国的疫情发展曲线至少都应该比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曲线更好,即如图2所示,新增确诊在达到1000之前即开始连续下降,并在一个月之内进入个位数区间,然后是连续多日零新增。

但现实是:只有“大中华圈”的少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这个规律,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一个月的预警时间里,不仅没有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曲线靠近,甚至朝着比中国武汉曲线还要恶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3月15日18时,意大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24747例,较3月14日18时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惊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开的和当前的,有没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不好说;有没有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但一两周后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也不好说。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实际情况就是:在中国以外,不仅没有出现普遍接近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国,也照样出现了比武汉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疫情发展的“医学曲线”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但全球抗疫大战的“政治曲线”却很可能要比中国总体战、阻击战的效果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在独自面对疫情、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就打赢了一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曲线”;而大多数国家后天学习比照着中国的样子做也做不成?中国早早给出了自己的“全国非湖北”这条成功路径也不沿着它走?

为什么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都已经昭示出各国疫情超出武汉疫情这个现实前景,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还在计划实行拖延战、退避战的战法,坐等本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以“群体免疫”论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义是让60%以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断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要说这在科学上是否成立,即使这条途径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达7.3%病亡率的实例已经摆在面前,整个欧洲准备接受相当于世界大战规模的人口损失吗?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各国“政治曲线”的形成?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国排队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而不是排队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自从出现了鲜明的中外对比之后,舆论场上就有了各种政治化的解释。如西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中国政府接近于无限责任;西方是体制不对结果负责,中国是体制对结果负全责;西方默认公民社会自行解决问题,中国默认政府应该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被两种制度原则所决定的两套东西。

但是,现实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这种工整对称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

再做个极端的假设,试想中国和西方对调一下政府,让英国或德国政府到中国来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他们的“群体免疫”策略,让中国政府到欧洲去指挥欧洲人民打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难想象,不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结果,两边的“假政府”还都会提前倒台。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很感慨地说,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不用说,具有这样高水平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民,欧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决定各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走向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人民,还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艾尔沃德说:“在进行疫情应对时,他们必须管理大量数据和大量的接触者。他们正在试图查找每一个病例,并在广阔的地区追踪7万个病例的每一个接触者,而且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跟踪他们,并管理所有这些数据。”这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大数据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欧洲也打不了。

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解释不能成立,决定“政治曲线”的真实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决于那些同时决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显

这不是小题大做,从历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来就是文明问题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人类认识微生物并学会采取科学的防御措施,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与瘟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正如汉斯•辛瑟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所描写的,“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场瘟疫之后就灭绝了,连只言片语的记录都没留下;即使没有灭绝,人口损失大半之后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济群岛约15万人口被一场麻疹消灭了4万人,这不过是1875年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悠久文明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延续至今,则必定是与瘟疫进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后的胜出者,非如此不会有今天。所以,当下的世界本不必对于这场2020年突发瘟疫大惊小怪,在历史老人眼中,每个现存文明历史上都曾身经百战,无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都干过到处传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过无妄之灾,没有谁是唯一祸根,也没有谁历史上一直清白。

扫荡了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骑兵带来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结核,是白人殖民者带来的。18世纪末黄热病的疫源地也许是西非,却是奴隶贸易造成的;20世纪初旧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当地华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但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记载却是在希腊。

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具体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正如本人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看起来天生就会。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抗击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必胜,实际上随着中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的触底,中国已经率先胜出。

注释: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同理,现在出现了一个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人员流动自由,抗疫政策的独立性和疫情发展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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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

发布日期:2020-03-19 07:48
摘要: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

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都是总体战,但中国打了一场最顽强的阻击战,其他国家却跟不上,也学不成,有的是拖延战,有的是退避战,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战。

但COVID-19病毒大军仍在如创世洪水般席卷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后,一个新的“拐点”出现了,阻击战接近最后胜利的中国与胡乱应战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中国,境外反向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压力陡增!

这个“拐点”正式宣告了新阶段的到来:疫情面前,各国平等,“大流行”的医学规律只有一个,应对疫情的政治模式却各有不同。

中国客观上率先完成了一个示范——如何通过本国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turning the curve),从现在开始,则进入了全球如何通过不同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的新阶段。本轮疫情如何结束,总体代价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总体战”如何打,各国政治模式如何联动。

疫情发展曲线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驱动,曲线也基本上是“医学曲线”,各国都差不太多;但后半段的三个指标——峰值高度、拐点时间、下降速度——则事在人为,基本上是一条“政治曲线”。

新阶段的问题就是:各国的“政治曲线”如何形成?由各国“政治曲线”叠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线”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条类似于中国通过阻击战打出来的峰值低、拐点早、下降快的曲线?如果不能,那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代价会有多大?结局会有多坏?

“政治曲线”的决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从2月底开始的,如果将1月23日武汉封城视为中国阻击战正式打响,那么中国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月。

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世界各国都可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应对措施,都可以打一场类似的阻击战,那么从理论上讲,利用提前预警的这一个月,各国的疫情发展曲线至少都应该比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曲线更好,即如图2所示,新增确诊在达到1000之前即开始连续下降,并在一个月之内进入个位数区间,然后是连续多日零新增。

但现实是:只有“大中华圈”的少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这个规律,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一个月的预警时间里,不仅没有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曲线靠近,甚至朝着比中国武汉曲线还要恶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3月15日18时,意大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24747例,较3月14日18时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惊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开的和当前的,有没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不好说;有没有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但一两周后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也不好说。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实际情况就是:在中国以外,不仅没有出现普遍接近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国,也照样出现了比武汉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疫情发展的“医学曲线”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但全球抗疫大战的“政治曲线”却很可能要比中国总体战、阻击战的效果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在独自面对疫情、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就打赢了一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曲线”;而大多数国家后天学习比照着中国的样子做也做不成?中国早早给出了自己的“全国非湖北”这条成功路径也不沿着它走?

为什么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都已经昭示出各国疫情超出武汉疫情这个现实前景,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还在计划实行拖延战、退避战的战法,坐等本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以“群体免疫”论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义是让60%以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断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要说这在科学上是否成立,即使这条途径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达7.3%病亡率的实例已经摆在面前,整个欧洲准备接受相当于世界大战规模的人口损失吗?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各国“政治曲线”的形成?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国排队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而不是排队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自从出现了鲜明的中外对比之后,舆论场上就有了各种政治化的解释。如西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中国政府接近于无限责任;西方是体制不对结果负责,中国是体制对结果负全责;西方默认公民社会自行解决问题,中国默认政府应该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被两种制度原则所决定的两套东西。

但是,现实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这种工整对称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

再做个极端的假设,试想中国和西方对调一下政府,让英国或德国政府到中国来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他们的“群体免疫”策略,让中国政府到欧洲去指挥欧洲人民打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难想象,不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结果,两边的“假政府”还都会提前倒台。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很感慨地说,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不用说,具有这样高水平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民,欧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决定各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走向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人民,还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艾尔沃德说:“在进行疫情应对时,他们必须管理大量数据和大量的接触者。他们正在试图查找每一个病例,并在广阔的地区追踪7万个病例的每一个接触者,而且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跟踪他们,并管理所有这些数据。”这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大数据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欧洲也打不了。

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解释不能成立,决定“政治曲线”的真实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决于那些同时决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显

这不是小题大做,从历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来就是文明问题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人类认识微生物并学会采取科学的防御措施,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与瘟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正如汉斯•辛瑟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所描写的,“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场瘟疫之后就灭绝了,连只言片语的记录都没留下;即使没有灭绝,人口损失大半之后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济群岛约15万人口被一场麻疹消灭了4万人,这不过是1875年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悠久文明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延续至今,则必定是与瘟疫进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后的胜出者,非如此不会有今天。所以,当下的世界本不必对于这场2020年突发瘟疫大惊小怪,在历史老人眼中,每个现存文明历史上都曾身经百战,无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都干过到处传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过无妄之灾,没有谁是唯一祸根,也没有谁历史上一直清白。

扫荡了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骑兵带来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结核,是白人殖民者带来的。18世纪末黄热病的疫源地也许是西非,却是奴隶贸易造成的;20世纪初旧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当地华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但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记载却是在希腊。

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具体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正如本人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看起来天生就会。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抗击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必胜,实际上随着中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的触底,中国已经率先胜出。

注释: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同理,现在出现了一个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人员流动自由,抗疫政策的独立性和疫情发展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

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都是总体战,但中国打了一场最顽强的阻击战,其他国家却跟不上,也学不成,有的是拖延战,有的是退避战,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战。

但COVID-19病毒大军仍在如创世洪水般席卷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后,一个新的“拐点”出现了,阻击战接近最后胜利的中国与胡乱应战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中国,境外反向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压力陡增!

这个“拐点”正式宣告了新阶段的到来:疫情面前,各国平等,“大流行”的医学规律只有一个,应对疫情的政治模式却各有不同。

中国客观上率先完成了一个示范——如何通过本国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turning the curve),从现在开始,则进入了全球如何通过不同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的新阶段。本轮疫情如何结束,总体代价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总体战”如何打,各国政治模式如何联动。

疫情发展曲线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驱动,曲线也基本上是“医学曲线”,各国都差不太多;但后半段的三个指标——峰值高度、拐点时间、下降速度——则事在人为,基本上是一条“政治曲线”。

新阶段的问题就是:各国的“政治曲线”如何形成?由各国“政治曲线”叠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线”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条类似于中国通过阻击战打出来的峰值低、拐点早、下降快的曲线?如果不能,那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代价会有多大?结局会有多坏?

“政治曲线”的决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从2月底开始的,如果将1月23日武汉封城视为中国阻击战正式打响,那么中国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月。

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世界各国都可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应对措施,都可以打一场类似的阻击战,那么从理论上讲,利用提前预警的这一个月,各国的疫情发展曲线至少都应该比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曲线更好,即如图2所示,新增确诊在达到1000之前即开始连续下降,并在一个月之内进入个位数区间,然后是连续多日零新增。

但现实是:只有“大中华圈”的少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这个规律,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一个月的预警时间里,不仅没有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曲线靠近,甚至朝着比中国武汉曲线还要恶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3月15日18时,意大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24747例,较3月14日18时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惊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开的和当前的,有没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不好说;有没有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但一两周后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也不好说。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实际情况就是:在中国以外,不仅没有出现普遍接近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国,也照样出现了比武汉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疫情发展的“医学曲线”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但全球抗疫大战的“政治曲线”却很可能要比中国总体战、阻击战的效果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在独自面对疫情、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就打赢了一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曲线”;而大多数国家后天学习比照着中国的样子做也做不成?中国早早给出了自己的“全国非湖北”这条成功路径也不沿着它走?

为什么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都已经昭示出各国疫情超出武汉疫情这个现实前景,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还在计划实行拖延战、退避战的战法,坐等本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以“群体免疫”论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义是让60%以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断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要说这在科学上是否成立,即使这条途径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达7.3%病亡率的实例已经摆在面前,整个欧洲准备接受相当于世界大战规模的人口损失吗?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各国“政治曲线”的形成?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国排队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而不是排队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自从出现了鲜明的中外对比之后,舆论场上就有了各种政治化的解释。如西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中国政府接近于无限责任;西方是体制不对结果负责,中国是体制对结果负全责;西方默认公民社会自行解决问题,中国默认政府应该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被两种制度原则所决定的两套东西。

但是,现实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这种工整对称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

再做个极端的假设,试想中国和西方对调一下政府,让英国或德国政府到中国来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他们的“群体免疫”策略,让中国政府到欧洲去指挥欧洲人民打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难想象,不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结果,两边的“假政府”还都会提前倒台。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很感慨地说,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不用说,具有这样高水平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民,欧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决定各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走向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人民,还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艾尔沃德说:“在进行疫情应对时,他们必须管理大量数据和大量的接触者。他们正在试图查找每一个病例,并在广阔的地区追踪7万个病例的每一个接触者,而且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跟踪他们,并管理所有这些数据。”这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大数据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欧洲也打不了。

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解释不能成立,决定“政治曲线”的真实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决于那些同时决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显

这不是小题大做,从历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来就是文明问题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人类认识微生物并学会采取科学的防御措施,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与瘟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正如汉斯•辛瑟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所描写的,“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场瘟疫之后就灭绝了,连只言片语的记录都没留下;即使没有灭绝,人口损失大半之后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济群岛约15万人口被一场麻疹消灭了4万人,这不过是1875年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悠久文明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延续至今,则必定是与瘟疫进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后的胜出者,非如此不会有今天。所以,当下的世界本不必对于这场2020年突发瘟疫大惊小怪,在历史老人眼中,每个现存文明历史上都曾身经百战,无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都干过到处传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过无妄之灾,没有谁是唯一祸根,也没有谁历史上一直清白。

扫荡了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骑兵带来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结核,是白人殖民者带来的。18世纪末黄热病的疫源地也许是西非,却是奴隶贸易造成的;20世纪初旧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当地华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但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记载却是在希腊。

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具体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正如本人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看起来天生就会。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抗击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必胜,实际上随着中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的触底,中国已经率先胜出。

注释: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同理,现在出现了一个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人员流动自由,抗疫政策的独立性和疫情发展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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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

发布日期:2020-03-19 07:48
摘要: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

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都是总体战,但中国打了一场最顽强的阻击战,其他国家却跟不上,也学不成,有的是拖延战,有的是退避战,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战。

但COVID-19病毒大军仍在如创世洪水般席卷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后,一个新的“拐点”出现了,阻击战接近最后胜利的中国与胡乱应战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中国,境外反向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压力陡增!

这个“拐点”正式宣告了新阶段的到来:疫情面前,各国平等,“大流行”的医学规律只有一个,应对疫情的政治模式却各有不同。

中国客观上率先完成了一个示范——如何通过本国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turning the curve),从现在开始,则进入了全球如何通过不同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的新阶段。本轮疫情如何结束,总体代价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总体战”如何打,各国政治模式如何联动。

疫情发展曲线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驱动,曲线也基本上是“医学曲线”,各国都差不太多;但后半段的三个指标——峰值高度、拐点时间、下降速度——则事在人为,基本上是一条“政治曲线”。

新阶段的问题就是:各国的“政治曲线”如何形成?由各国“政治曲线”叠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线”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条类似于中国通过阻击战打出来的峰值低、拐点早、下降快的曲线?如果不能,那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代价会有多大?结局会有多坏?

“政治曲线”的决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从2月底开始的,如果将1月23日武汉封城视为中国阻击战正式打响,那么中国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月。

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世界各国都可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应对措施,都可以打一场类似的阻击战,那么从理论上讲,利用提前预警的这一个月,各国的疫情发展曲线至少都应该比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曲线更好,即如图2所示,新增确诊在达到1000之前即开始连续下降,并在一个月之内进入个位数区间,然后是连续多日零新增。

但现实是:只有“大中华圈”的少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这个规律,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一个月的预警时间里,不仅没有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曲线靠近,甚至朝着比中国武汉曲线还要恶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3月15日18时,意大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24747例,较3月14日18时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惊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开的和当前的,有没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不好说;有没有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但一两周后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也不好说。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实际情况就是:在中国以外,不仅没有出现普遍接近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国,也照样出现了比武汉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疫情发展的“医学曲线”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但全球抗疫大战的“政治曲线”却很可能要比中国总体战、阻击战的效果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在独自面对疫情、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就打赢了一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曲线”;而大多数国家后天学习比照着中国的样子做也做不成?中国早早给出了自己的“全国非湖北”这条成功路径也不沿着它走?

为什么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都已经昭示出各国疫情超出武汉疫情这个现实前景,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还在计划实行拖延战、退避战的战法,坐等本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以“群体免疫”论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义是让60%以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断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要说这在科学上是否成立,即使这条途径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达7.3%病亡率的实例已经摆在面前,整个欧洲准备接受相当于世界大战规模的人口损失吗?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各国“政治曲线”的形成?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国排队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而不是排队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自从出现了鲜明的中外对比之后,舆论场上就有了各种政治化的解释。如西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中国政府接近于无限责任;西方是体制不对结果负责,中国是体制对结果负全责;西方默认公民社会自行解决问题,中国默认政府应该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被两种制度原则所决定的两套东西。

但是,现实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这种工整对称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

再做个极端的假设,试想中国和西方对调一下政府,让英国或德国政府到中国来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他们的“群体免疫”策略,让中国政府到欧洲去指挥欧洲人民打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难想象,不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结果,两边的“假政府”还都会提前倒台。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很感慨地说,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不用说,具有这样高水平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民,欧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决定各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走向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人民,还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艾尔沃德说:“在进行疫情应对时,他们必须管理大量数据和大量的接触者。他们正在试图查找每一个病例,并在广阔的地区追踪7万个病例的每一个接触者,而且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跟踪他们,并管理所有这些数据。”这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大数据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欧洲也打不了。

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解释不能成立,决定“政治曲线”的真实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决于那些同时决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显

这不是小题大做,从历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来就是文明问题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人类认识微生物并学会采取科学的防御措施,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与瘟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正如汉斯•辛瑟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所描写的,“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场瘟疫之后就灭绝了,连只言片语的记录都没留下;即使没有灭绝,人口损失大半之后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济群岛约15万人口被一场麻疹消灭了4万人,这不过是1875年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悠久文明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延续至今,则必定是与瘟疫进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后的胜出者,非如此不会有今天。所以,当下的世界本不必对于这场2020年突发瘟疫大惊小怪,在历史老人眼中,每个现存文明历史上都曾身经百战,无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都干过到处传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过无妄之灾,没有谁是唯一祸根,也没有谁历史上一直清白。

扫荡了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骑兵带来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结核,是白人殖民者带来的。18世纪末黄热病的疫源地也许是西非,却是奴隶贸易造成的;20世纪初旧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当地华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但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记载却是在希腊。

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具体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正如本人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看起来天生就会。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抗击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必胜,实际上随着中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的触底,中国已经率先胜出。

注释: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同理,现在出现了一个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人员流动自由,抗疫政策的独立性和疫情发展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OR--商业新媒体 】原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霉运,转眼间已成一场全球大考。

原以为吹哨和透明问题很重要,转眼间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比和竞争。

都是总体战,但中国打了一场最顽强的阻击战,其他国家却跟不上,也学不成,有的是拖延战,有的是退避战,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战。

但COVID-19病毒大军仍在如创世洪水般席卷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后,一个新的“拐点”出现了,阻击战接近最后胜利的中国与胡乱应战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双双超过中国,境外反向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压力陡增!

这个“拐点”正式宣告了新阶段的到来:疫情面前,各国平等,“大流行”的医学规律只有一个,应对疫情的政治模式却各有不同。

中国客观上率先完成了一个示范——如何通过本国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turning the curve),从现在开始,则进入了全球如何通过不同政治模式扭转曲线走向的新阶段。本轮疫情如何结束,总体代价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总体战”如何打,各国政治模式如何联动。

疫情发展曲线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驱动,曲线也基本上是“医学曲线”,各国都差不太多;但后半段的三个指标——峰值高度、拐点时间、下降速度——则事在人为,基本上是一条“政治曲线”。

新阶段的问题就是:各国的“政治曲线”如何形成?由各国“政治曲线”叠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线”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条类似于中国通过阻击战打出来的峰值低、拐点早、下降快的曲线?如果不能,那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代价会有多大?结局会有多坏?

“政治曲线”的决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从2月底开始的,如果将1月23日武汉封城视为中国阻击战正式打响,那么中国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月。

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世界各国都可以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应对措施,都可以打一场类似的阻击战,那么从理论上讲,利用提前预警的这一个月,各国的疫情发展曲线至少都应该比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曲线更好,即如图2所示,新增确诊在达到1000之前即开始连续下降,并在一个月之内进入个位数区间,然后是连续多日零新增。

但现实是:只有“大中华圈”的少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这个规律,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一个月的预警时间里,不仅没有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曲线靠近,甚至朝着比中国武汉曲线还要恶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3月15日18时,意大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24747例,较3月14日18时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惊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开的和当前的,有没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不好说;有没有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但一两周后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也不好说。总之,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实际情况就是:在中国以外,不仅没有出现普遍接近中国“全国非湖北”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国,也照样出现了比武汉疫情还要严重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疫情发展的“医学曲线”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但全球抗疫大战的“政治曲线”却很可能要比中国总体战、阻击战的效果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中国在独自面对疫情、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就打赢了一场抗疫总体战、阻击战,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政治曲线”;而大多数国家后天学习比照着中国的样子做也做不成?中国早早给出了自己的“全国非湖北”这条成功路径也不沿着它走?

为什么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疫情发展都已经昭示出各国疫情超出武汉疫情这个现实前景,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还在计划实行拖延战、退避战的战法,坐等本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以“群体免疫”论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义是让60%以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断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要说这在科学上是否成立,即使这条途径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达7.3%病亡率的实例已经摆在面前,整个欧洲准备接受相当于世界大战规模的人口损失吗?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各国“政治曲线”的形成?人命关天的重大时刻,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国排队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而不是排队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自从出现了鲜明的中外对比之后,舆论场上就有了各种政治化的解释。如西方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中国政府接近于无限责任;西方是体制不对结果负责,中国是体制对结果负全责;西方默认公民社会自行解决问题,中国默认政府应该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被两种制度原则所决定的两套东西。

但是,现实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这种工整对称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

再做个极端的假设,试想中国和西方对调一下政府,让英国或德国政府到中国来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他们的“群体免疫”策略,让中国政府到欧洲去指挥欧洲人民打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难想象,不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结果,两边的“假政府”还都会提前倒台。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很感慨地说,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不用说,具有这样高水平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民,欧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决定各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走向的,不仅是政府,还有人民,还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艾尔沃德说:“在进行疫情应对时,他们必须管理大量数据和大量的接触者。他们正在试图查找每一个病例,并在广阔的地区追踪7万个病例的每一个接触者,而且要知道他们在哪里,跟踪他们,并管理所有这些数据。”这种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大数据高科技时代的人民战争,欧洲也打不了。

所以,单纯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解释不能成立,决定“政治曲线”的真实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决于那些同时决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显

这不是小题大做,从历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来就是文明问题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人类认识微生物并学会采取科学的防御措施,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与瘟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正如汉斯•辛瑟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所描写的,“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场瘟疫之后就灭绝了,连只言片语的记录都没留下;即使没有灭绝,人口损失大半之后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济群岛约15万人口被一场麻疹消灭了4万人,这不过是1875年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悠久文明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延续至今,则必定是与瘟疫进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后的胜出者,非如此不会有今天。所以,当下的世界本不必对于这场2020年突发瘟疫大惊小怪,在历史老人眼中,每个现存文明历史上都曾身经百战,无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都干过到处传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过无妄之灾,没有谁是唯一祸根,也没有谁历史上一直清白。

扫荡了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骑兵带来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结核,是白人殖民者带来的。18世纪末黄热病的疫源地也许是西非,却是奴隶贸易造成的;20世纪初旧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当地华人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但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记载却是在希腊。

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具体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正如本人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看起来天生就会。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抗击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必胜,实际上随着中国疫情发展“政治曲线”的触底,中国已经率先胜出。

注释: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同理,现在出现了一个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人员流动自由,抗疫政策的独立性和疫情发展的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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