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股市暴跌并不真正关乎新冠疫情,后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撰文 |  拉娜•福鲁哈尔

OR--商业新媒体 】如今观察市场就像观察悲伤的七个阶段——震惊、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试探,最后是接受。我们显然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这实际上并不真正关乎冠状病毒;疫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美国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全球债务堆积、信贷质量下降,而数十年的低利率将资产价格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投资者、政客和央行官员不愿接受这一点,这不只是人类回避痛苦的自然趋势的一个事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师卢克•格罗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时事通讯《一叶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对这一点进行了无情的量化。美国经济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消费者支出。但是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仅仅基于他们的收入。我们的个人消费也与我们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财富预期挂钩。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财富极度依赖这些资产价格的通胀。按照格罗姆恩的计算,资本净收益加上来自个人退休账户的应税分配,相当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的200%。

这未必意味着人们从自己的退休账户提款出来购买洗手液、瓶装水和口罩。但格罗姆认为,这确实意味着“从数学上讲,如果资产价格下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无法增长”。

难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个基点。此举带来了惊吓市场的可预见风险——而情况确实如此。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动的根本风险被视为更大。

央行行长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货币刺激来解决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碍。但在美国,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个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依赖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的经济体。这进而让消费者(以及选民)看不太清楚一个现实:最底层80%的人的平均实际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医保、教育和住房——已经变得在价格上难以承受。

以此为背景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华尔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提并论的不老实尝试,令人细思极恐。标普500指数的价值,与其说是衡量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还不如说是衡量少数科技公司的财富和2017年减税价值的指标;后一项占2012年至今企业利润总增长的三分之二。

但股价上涨代表着收入最高的5%人群缴纳超出比例的所得税;他们向政府贡献60%的所得税收入。鉴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税收收入和GDP增长两方面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美联储不会无限期降息的情形。经济生存严重依赖于市场。

不一定非得如此,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打造了一个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经济体。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推动的政策变化的结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台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股票回购,尽管这种操作此前被认为是市场操纵;还有为股票期权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决定,让已经很幸运的人能够获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定额给付养老金转向定额供款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方式,将众多美国人的未来与市场起伏捆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得到一个“神话”的支持,即股价是一家公司(最终而言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终极指标。

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有很久不是这样了,上周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突显了这一点。他曾经代表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衰落。2008年危机后变得明显的是,当年韦尔奇执掌的GE的股价受到债务和杠杆的人为提振。

韦尔奇最终摒弃了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这次市场低迷会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资产泡沫驱动的经济体,还能运行多久?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可能会给我们答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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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美国经济

发布日期:2020-03-10 18:30
摘要:美国股市暴跌并不真正关乎新冠疫情,后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撰文 |  拉娜•福鲁哈尔

OR--商业新媒体 】如今观察市场就像观察悲伤的七个阶段——震惊、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试探,最后是接受。我们显然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这实际上并不真正关乎冠状病毒;疫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美国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全球债务堆积、信贷质量下降,而数十年的低利率将资产价格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投资者、政客和央行官员不愿接受这一点,这不只是人类回避痛苦的自然趋势的一个事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师卢克•格罗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时事通讯《一叶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对这一点进行了无情的量化。美国经济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消费者支出。但是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仅仅基于他们的收入。我们的个人消费也与我们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财富预期挂钩。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财富极度依赖这些资产价格的通胀。按照格罗姆恩的计算,资本净收益加上来自个人退休账户的应税分配,相当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的200%。

这未必意味着人们从自己的退休账户提款出来购买洗手液、瓶装水和口罩。但格罗姆认为,这确实意味着“从数学上讲,如果资产价格下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无法增长”。

难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个基点。此举带来了惊吓市场的可预见风险——而情况确实如此。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动的根本风险被视为更大。

央行行长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货币刺激来解决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碍。但在美国,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个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依赖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的经济体。这进而让消费者(以及选民)看不太清楚一个现实:最底层80%的人的平均实际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医保、教育和住房——已经变得在价格上难以承受。

以此为背景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华尔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提并论的不老实尝试,令人细思极恐。标普500指数的价值,与其说是衡量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还不如说是衡量少数科技公司的财富和2017年减税价值的指标;后一项占2012年至今企业利润总增长的三分之二。

但股价上涨代表着收入最高的5%人群缴纳超出比例的所得税;他们向政府贡献60%的所得税收入。鉴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税收收入和GDP增长两方面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美联储不会无限期降息的情形。经济生存严重依赖于市场。

不一定非得如此,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打造了一个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经济体。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推动的政策变化的结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台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股票回购,尽管这种操作此前被认为是市场操纵;还有为股票期权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决定,让已经很幸运的人能够获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定额给付养老金转向定额供款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方式,将众多美国人的未来与市场起伏捆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得到一个“神话”的支持,即股价是一家公司(最终而言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终极指标。

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有很久不是这样了,上周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突显了这一点。他曾经代表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衰落。2008年危机后变得明显的是,当年韦尔奇执掌的GE的股价受到债务和杠杆的人为提振。

韦尔奇最终摒弃了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这次市场低迷会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资产泡沫驱动的经济体,还能运行多久?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可能会给我们答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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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拉娜•福鲁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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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政客和央行官员不愿接受这一点,这不只是人类回避痛苦的自然趋势的一个事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师卢克•格罗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时事通讯《一叶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对这一点进行了无情的量化。美国经济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消费者支出。但是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仅仅基于他们的收入。我们的个人消费也与我们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财富预期挂钩。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财富极度依赖这些资产价格的通胀。按照格罗姆恩的计算,资本净收益加上来自个人退休账户的应税分配,相当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的200%。

这未必意味着人们从自己的退休账户提款出来购买洗手液、瓶装水和口罩。但格罗姆认为,这确实意味着“从数学上讲,如果资产价格下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无法增长”。

难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个基点。此举带来了惊吓市场的可预见风险——而情况确实如此。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动的根本风险被视为更大。

央行行长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货币刺激来解决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碍。但在美国,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个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依赖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的经济体。这进而让消费者(以及选民)看不太清楚一个现实:最底层80%的人的平均实际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医保、教育和住房——已经变得在价格上难以承受。

以此为背景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华尔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提并论的不老实尝试,令人细思极恐。标普500指数的价值,与其说是衡量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还不如说是衡量少数科技公司的财富和2017年减税价值的指标;后一项占2012年至今企业利润总增长的三分之二。

但股价上涨代表着收入最高的5%人群缴纳超出比例的所得税;他们向政府贡献60%的所得税收入。鉴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税收收入和GDP增长两方面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美联储不会无限期降息的情形。经济生存严重依赖于市场。

不一定非得如此,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打造了一个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经济体。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推动的政策变化的结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台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股票回购,尽管这种操作此前被认为是市场操纵;还有为股票期权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决定,让已经很幸运的人能够获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定额给付养老金转向定额供款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方式,将众多美国人的未来与市场起伏捆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得到一个“神话”的支持,即股价是一家公司(最终而言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终极指标。

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有很久不是这样了,上周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突显了这一点。他曾经代表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衰落。2008年危机后变得明显的是,当年韦尔奇执掌的GE的股价受到债务和杠杆的人为提振。

韦尔奇最终摒弃了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这次市场低迷会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资产泡沫驱动的经济体,还能运行多久?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可能会给我们答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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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3-10 18:30
摘要:美国股市暴跌并不真正关乎新冠疫情,后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撰文 |  拉娜•福鲁哈尔

OR--商业新媒体 】如今观察市场就像观察悲伤的七个阶段——震惊、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试探,最后是接受。我们显然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这实际上并不真正关乎冠状病毒;疫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美国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全球债务堆积、信贷质量下降,而数十年的低利率将资产价格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投资者、政客和央行官员不愿接受这一点,这不只是人类回避痛苦的自然趋势的一个事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师卢克•格罗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时事通讯《一叶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对这一点进行了无情的量化。美国经济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消费者支出。但是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仅仅基于他们的收入。我们的个人消费也与我们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财富预期挂钩。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财富极度依赖这些资产价格的通胀。按照格罗姆恩的计算,资本净收益加上来自个人退休账户的应税分配,相当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的200%。

这未必意味着人们从自己的退休账户提款出来购买洗手液、瓶装水和口罩。但格罗姆认为,这确实意味着“从数学上讲,如果资产价格下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无法增长”。

难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个基点。此举带来了惊吓市场的可预见风险——而情况确实如此。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动的根本风险被视为更大。

央行行长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货币刺激来解决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碍。但在美国,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个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依赖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的经济体。这进而让消费者(以及选民)看不太清楚一个现实:最底层80%的人的平均实际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医保、教育和住房——已经变得在价格上难以承受。

以此为背景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华尔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提并论的不老实尝试,令人细思极恐。标普500指数的价值,与其说是衡量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还不如说是衡量少数科技公司的财富和2017年减税价值的指标;后一项占2012年至今企业利润总增长的三分之二。

但股价上涨代表着收入最高的5%人群缴纳超出比例的所得税;他们向政府贡献60%的所得税收入。鉴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税收收入和GDP增长两方面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美联储不会无限期降息的情形。经济生存严重依赖于市场。

不一定非得如此,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打造了一个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经济体。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推动的政策变化的结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台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股票回购,尽管这种操作此前被认为是市场操纵;还有为股票期权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决定,让已经很幸运的人能够获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定额给付养老金转向定额供款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方式,将众多美国人的未来与市场起伏捆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得到一个“神话”的支持,即股价是一家公司(最终而言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终极指标。

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有很久不是这样了,上周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突显了这一点。他曾经代表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衰落。2008年危机后变得明显的是,当年韦尔奇执掌的GE的股价受到债务和杠杆的人为提振。

韦尔奇最终摒弃了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这次市场低迷会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资产泡沫驱动的经济体,还能运行多久?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可能会给我们答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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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股市暴跌并不真正关乎新冠疫情,后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撰文 |  拉娜•福鲁哈尔

OR--商业新媒体 】如今观察市场就像观察悲伤的七个阶段——震惊、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试探,最后是接受。我们显然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这实际上并不真正关乎冠状病毒;疫情只是触发了我预计已久的回调。美国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全球债务堆积、信贷质量下降,而数十年的低利率将资产价格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投资者、政客和央行官员不愿接受这一点,这不只是人类回避痛苦的自然趋势的一个事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国经济现在依赖资产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师卢克•格罗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时事通讯《一叶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对这一点进行了无情的量化。美国经济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消费者支出。但是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仅仅基于他们的收入。我们的个人消费也与我们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财富预期挂钩。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财富极度依赖这些资产价格的通胀。按照格罗姆恩的计算,资本净收益加上来自个人退休账户的应税分配,相当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的200%。

这未必意味着人们从自己的退休账户提款出来购买洗手液、瓶装水和口罩。但格罗姆认为,这确实意味着“从数学上讲,如果资产价格下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无法增长”。

难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个基点。此举带来了惊吓市场的可预见风险——而情况确实如此。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动的根本风险被视为更大。

央行行长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通过货币刺激来解决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碍。但在美国,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个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依赖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的经济体。这进而让消费者(以及选民)看不太清楚一个现实:最底层80%的人的平均实际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让人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医保、教育和住房——已经变得在价格上难以承受。

以此为背景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将华尔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提并论的不老实尝试,令人细思极恐。标普500指数的价值,与其说是衡量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还不如说是衡量少数科技公司的财富和2017年减税价值的指标;后一项占2012年至今企业利润总增长的三分之二。

但股价上涨代表着收入最高的5%人群缴纳超出比例的所得税;他们向政府贡献60%的所得税收入。鉴于资产价格上涨对税收收入和GDP增长两方面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美联储不会无限期降息的情形。经济生存严重依赖于市场。

不一定非得如此,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打造了一个危险地依赖华尔街的经济体。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推动的政策变化的结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台的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股票回购,尽管这种操作此前被认为是市场操纵;还有为股票期权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决定,让已经很幸运的人能够获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定额给付养老金转向定额供款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方式,将众多美国人的未来与市场起伏捆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得到一个“神话”的支持,即股价是一家公司(最终而言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终极指标。

我认为实际情况已经有很久不是这样了,上周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突显了这一点。他曾经代表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衰落。2008年危机后变得明显的是,当年韦尔奇执掌的GE的股价受到债务和杠杆的人为提振。

韦尔奇最终摒弃了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这次市场低迷会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资产泡沫驱动的经济体,还能运行多久?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可能会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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