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撰文 | 子思

OR--商业新媒体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2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3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5。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6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7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8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12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13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14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15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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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谁寄生于谁?

发布日期:2020-02-27 10:37
摘要: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撰文 | 子思

OR--商业新媒体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2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3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5。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6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7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8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12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13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14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15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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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撰文 | 子思

OR--商业新媒体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2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3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5。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6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7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8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12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13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14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15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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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谁寄生于谁?

发布日期:2020-02-27 10:37
摘要: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撰文 | 子思

OR--商业新媒体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2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3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5。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6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7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8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12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13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14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15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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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撰文 | 子思

OR--商业新媒体 】非常时期,非常思维。

今天这个世界,只要出现了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又明显有利于美国,一个流行已久的老问题就会冒出来。

正如一位波兰国际关系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说,“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美国就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且受冲击力度尚不明确。那么力量平衡可能会暂时朝美国倾斜。”

外国的危机,美国的收益,历史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欧洲倒下了,美国成为唯一的大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界倒下了,美国成了更大的大赢家;冷战结束,苏东集团倒下了,美国几乎迎来了单极世界。还有先后波及世界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小国家成片倒下,美国继续赢,即使在波及自身的危机中也依然屹立不倒。

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在急不可耐地期待历史重演。一位定居在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有一股十分怪异的邪恶力量正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攻击”。

问题的提出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重新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受到美国国家行为的强烈影响,其影响力的能级,与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并不完全匹配。

中美贸易争端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从此之后,香港的修例风波、台湾的民进党连任、南海的主权争端、西部的边疆安全、舆论场的厮杀叫喊......中国这两年来的风风雨雨,说来说去背后其实都是美国。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它能够长期独步天下、唯我独尊?

若单从实力上看,按说美国冷战后短暂的单极超级大国时代早已提前结束了,进入了相对衰落期,特别与中国对比,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美国实际上开始落后了。确切说,今天的美国只是在多极世界中还保持着一定相对优势的一个世界强国。

所谓世界强国(World Power),有一个经典政治学的定义——“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或主体”。依此定义,今天世界上有多个世界强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但美国却是一个最典型的世界强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原则强加到了几乎所有国家头上,其本质就是动用威胁手段迫使各国,无论盟国友邦还是竞争对手,都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利益。

而世界各国对此无可奈何。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美国那一部分并不很大甚至还在迅速减小的相对优势,仍然可以让它拥有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这个可以称之为“美国独特超级权力”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以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发生了相对衰落的国家,往往不被看好,随着被新兴大国超越的可能性增大,其影响力往往会提前消失。而这不能解释当下美国的情况。

另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理论,是说美国的独特影响力来自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义感召力,正是由于美国的道义力量而不是国家实力,使之成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国,指引前进方向的灯塔国,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种理论属于超现实类,但因为非常有利于美国,所以曾被美国学者和媒体大力宣扬推广,一度盛行于全世界。

但由于该理论太过简陋肤浅,漏洞百出,而且又被美国自己的强盗行径一次次戳破,所以目前已失去了市场,只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相互传播;这个人群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知该理论是谎言但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传播,另一部分则是看不出该理论的真假继续在无知中胡言乱语。

介于上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解释之间,还有一些由多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混合理论,比如关于美国霸权的军事+金融+舆论“三位一体”论,或美军+美元+美债“三美”论,或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美国创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四大支柱”论,或美国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四大力量”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这些多因素理论都不错,而且有一点很正确,无论“三个......”还是“四个......”,其中都包括了作为金融工具的美元这个要素,都注意到了金融和货币在美国霸权当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归纳合并基本要素,使基本概念个数最少,让理论看起来更容易把握,更具有解释力呢?

值此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本文也提供一个非常理论,只使用两个基本概念,来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美国、透视美国的实用理论。

两个美国

先给出结论: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两个强国的叠加。正是这个叠加,让美国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1+1>2的超级权力。

这个结论,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法得出来,因为理论上人们都假定每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没有两个国家叠加在一起这种奇怪概念。

但如果突破一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合在一起,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等概念引入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范畴,那么某种新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根据资本主义理论,所谓资本,就是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金钱,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被期望获取利润的资本投资所驱动。而一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发明出了各种制度可以方便地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如资产价值的测算、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转让、资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等等。

世人公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围绕着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为资本家、大资本家、特别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们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

谁是世界级的超大资本家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集团,比历史上出现过大多数贵族集团还要小。贵族集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而超大资本家集团,在这里借用一下王湘穗教授的术语,则是一个建立在“币缘”关系上的精英圈子。其中的成员,即那些超大资本家,可以称之为币缘贵族。

币缘贵族的财富不再是大片的土地而是大量的货币,因此他们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之间有一些根本上的区别。

第一,土地贵族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如中世纪法国那些家族姓氏当中带“德”字的贵族,追溯其祖先,大都是当年入侵这块土地并随意圈地占领的日耳曼武士。再例如英国王室的先祖征服者威廉,占领了英格兰之后将所占领土分配给他的老兵们,就成了后世英国贵族的起源。但币缘贵族不需要土地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浪潮一起应运而生,通过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等活动积累起大量财富,把老的土地贵族们远远甩到了时代的后面,其财富规模不仅超过了最大的贵族领地的价值,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1818年,法国因为要偿还战争欠款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其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此话不是故作玄虚,银行不仅代替了领地和庄园,甚至代替了国家。

第二,由于币缘贵族们都藏身在了银行股东的名册里,因此这个集团整体上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隐形人。每年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并不代表币缘贵族集团全体,而只是其整体面相的一部分;因为财富的总量并不直接等于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主要来自于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世界的能力。“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只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才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币缘贵族集团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

第三,控制和操纵货币,只需要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网络就可以了,若包括工业和商业等业务,也只需要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市场,总之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国家。因此,币缘贵族们不再以“法国贵族”、“英国贵族”、“波兰贵族”这种与某个特定国家相联系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游离在各国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日本策略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我们很难指定全球性公司的国籍,他们升起的是客户的旗帜,而不是自己的国旗。”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币缘贵族出于自身利益自动集合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不构成一个国家,但财富和权势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大;他们不属于一个国家,但他们选择了美国这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某些特别优势的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集团寄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它不属于美国,美国只是它的宿主。

通过这样的透视,美国的面貌就更清楚了。

作为列国之一的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有它的地缘基础,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所以可将这个普通美国称为“地缘美国”;但由于它身上还寄生了一个币缘贵族集团,成为了一个复合国家,所以可将这个特殊美国称为“币缘美国”。真正的美国,实际上是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这两个美国的二合一。

两者相互关系

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的二合一,让美国表现出一些复杂变化的国家行为,并产生出一种超级权力。

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从一开始就叠加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地缘美国的国父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等人,国庆日是1776年的7月4日,那一天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而币缘美国也有其创建者,如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等人,“国庆日”可以确定为1913年12月23日,那一天以J·P·摩根为首的金融托拉斯小集团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基础的《联邦储蓄法》,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由私人机构组建的美联储,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正式宣告美联储成立。

从此以后,美国就再也不是当初建国时的那个美国了。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很喜欢把美国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用一个充满道义感的光辉故事从头到尾串接起来,好像国父们的理想一直都被遵循,《独立宣言》中的建国原则也始终没变。而历史事实是,华尔街早已通过一次次“政变”改造了美国,不正视这个事实,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

正视基本事实并不难,两个美国的分野清晰可见:地缘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特区,币缘美国的首都是华尔街。前者通过联邦政府控制着美国的各州,并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后者通过美联储控制着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并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华盛顿特区和华尔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美元这一同时服务于两个美国各自利益的金融工具。

为方便叙述,下面就将币缘美国称为华尔街美国,将地缘美国称为华盛顿美国。

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性质,华尔街是内部人小圈子,所以华尔街美国可以摆脱公开其内部信息的义务,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掩盖在其商业活动当中。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它内部充满了各种阴谋,华尔街美国自诞生之后即以一种不受公众监督的方式,运用自己巨大的金融权力攫取巨量的财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紧接在1913年华尔街美国诞生之后,卷入了大战的英国政府1914年10月向美国派出代表团,寻求军用物资的供给,由于当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于是代表团决定委托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开始。由于当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反战的民主党手中,美国政府还坚持着中立政策,从一战中大发横财的“国运”实际上最初是华尔街美国所独享的。在一段短暂的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除此之外,出于避险考虑,黄金从1914年底就开始大量回流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的地下金库里了。

将新生的华尔街美国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们会发现,这个由华尔街所代表的行为体与一次大战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直接、更为深入。

交战的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德国在华尔街展开博弈,争取得到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的查尔斯·施瓦布的支持,但施瓦布断然拒绝了德国人开出的天价,向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并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转入信托,确保该公司不会被收购。英国海军上将费雪勋爵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而在对方,德国将军冯·鲁道夫则将摩根公司负责军工产品采购的高级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称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4]

但华尔街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仅仅1%的手续费这一项,摩根家族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这也难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版本:是“死亡商人”(指军火商)和“华尔街”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通过贩卖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当然,华尔街美国也不是自始至终独享战争红利。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从战前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一举翻身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这时,随着欧洲那些曾经的“明灯”先后熄灭,美国成了唯一的大赢家,华尔街美国成为了最强大的金融强权,华盛顿美国也成为了最强大的工业强权。

一战这一个回合,奠定了此后一百多年历史上两个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华尔街完全属于美国,脱离白宫和国会做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摩根等私人金融公司,不顾美国政府的严格中立政策,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这种甚至可以按“叛国罪”论处的行为。只有把华尔街理解为另一个美国——华尔街美国——的首都,并不真正属于这一个美国——华盛顿美国,才能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华尔街美国的“国民”与规模

华尔街美国既然是一个虚拟的币缘国家,其“国民”只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关系而虚拟地归属,那么他们就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居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任何一国或多国的国籍。

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即那些最大的币缘贵族,“大隐隐于市”,无法像一国的国民那样统计出来。但通过分析研究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还是可以大体上描述出来一个基本轮廓。

根据法国研究人员2007年的一项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企业网络中心具有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部分,大约由1300多家交叉持股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而这个关联部分的核心,是大约700多个通过持有50%以上的股票而享有最大的控制权的所有者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研究发现,“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 [5] 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还可以分辨出大约150家左右“既属于核心部分又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跨国企业”。在这150家企业排名前50的企业中,按行业分,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4家控股公司;按地域分,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用研究者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本国际”,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来自于美国独立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据他所说,他花了38年的时间分辨出了一个由150家大公司构成的“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而瑞典研究人员通过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个由1300家公司构成的“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中的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无论是称之为“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还是称之为“资本国际”,总之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他们就构成了华尔街美国的核心“国民”。如果按照150家企业的规模来计算,合计的全年营业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两国GDP之和,资本总额大约是150万亿,是全球GDP总和的2倍。

这就是美国时不时展现出来的“超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当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目标一致时,组合起来的权力实际上天下无敌。

为什么华尔街会有“大到不能倒”的效应?在它导致了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对肇事者进行救助?反过来,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接近2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超过了全年的GDP总额,它还能一届接一届持续举债度日?为什么一方面华尔街的虚拟经济和美国的实体经济互不相关,各走各的轨道,另一方面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有高官频繁互换的“旋转门”?

只有看到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者之间既分离又组合的特殊关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华尔街美国与中国

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的二合一,是一个简明实用的理论,应用这一理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近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首先认识到,华尔街美国的利益就是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币缘贵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通过投资中国而增殖还是通过投资美国或投资世界其他地方而增殖,没有区别,全看增殖率的高低。因此,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缘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冲突,对于华尔街美国来说,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如果存在着不一致——在地缘上围堵中国只符合华盛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符合甚至还有损于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不会看到一个目标清晰、行动一致、前后连贯的美国对华政策。

将美国区分为华尔街美国和华盛顿美国两部分,也就不会一再出现“美国很好”或“美国很坏”、“美国很强大”或“美国不行了”这类简单化、二元化、极端化的判断,关于美国的研究也可以更学术一些,对于美国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难以理解之处也有了更好的分析工具。

例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表面看起来明显是一个地缘政治行为,重点表现在环绕中国形成军事基地包围圈、重新构建印太区域战略、重新调整美国在本地区的海空军兵力布局等等。但谁都明白,这些战略调整并不会直接导向军事行动,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中美两个核大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华盛顿美国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为华尔街美国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一种行为,似乎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华尔街美国投资中国的金融战略也实行了40多年,投资的当前收益是多少、未来收益将是多少、如何才能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些大账都是要仔细盘算的。这是华尔街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表面上看到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爆发战争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战争财,它决不会犹豫;如果中国崩溃能让华尔街美国大发崩溃财,它也决不会犹豫;但目前来看,这两种发财机会都不存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应该已经让华尔街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什么主义)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什么模式),是非常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投资收益率也是符合期望的。

所以,奥巴马八年,“重返亚太”只是摆摆样子,并不当真向着中美军事对抗方向推进。

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因为他所说的“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显然是指华尔街美国之外的那个美国。在他眼里,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华盛顿美国在华尔街美国长期以来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已经衰落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从本质上说,2016年兴起的“特朗普运动”,代表的就是华盛顿美国对华尔街美国长期压迫的最新反抗。

为什么会有中美贸易战?特朗普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与华尔街美国的经济双赢,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华盛顿美国的一赢一输,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特朗普的政策集中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工人的工作回流美国,这与此前华尔街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有两年后的《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场三方之间的三角谈判,最终的谈判结果,尤其是华尔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那部分,在协议文本的第四章当中体现了出来。直到三方都各得其所之后,协议就出来了。

当然,认为中国与华尔街美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双方是友好和互信的。事实上,在全球的政治光谱当中,中国和华尔街美国恰好处在左右两个顶端,互为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对手。这个对立双方在目前阶段之所以还没有转入冲突对抗,只是一个暂时的利益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形势将发生巨变。

最近几年,美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当中公开反中、激烈反中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实毫不奇怪。只要将这些言论理解为背后出自华尔街美国的指使,代表了华尔街美国的意志,反而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2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3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5。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6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7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8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12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13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14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15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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