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撰文 | 李海涛

OR--商业新媒体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流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6.1%,相较前一年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如果从分季度数据看,呈现逐季环比走低态势,截止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0%,已经贴近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0-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下限。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内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力在2019年都有所失色。

消费增速继续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到8.0%。从限额以上企业数据看,对整体消费盘子影响最大的汽车类消费的下行态势已经有所缓解,同比降幅从2018年的-2.4%收窄到-0.8%。

地产投资呈现韧性,制造业下滑严重。过去长时间以来作为中国增长最重要引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4%,同比继续放缓0.5个百分点。从内部的三大主要项目看:虽然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并未松动,但房地产投资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韧性,全年同比增长9.9%,甚至同比提升了0.4个百分点;在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下,基建投资全年同比增长3.3%,同比提升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下滑成为投资的最大拖累,全年仅增长了3.1%,同比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是经济的最大拖累。美元口径计价的进出口金额在2019年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同比下降2.7%。

事实上,中国经济本轮增长的放缓始自2018年下半年,除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短周期的压力。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压低了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增速,金融条件从扩张转为紧缩,为经济增长带来压力。2017年11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内的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新规共29条,主要针对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监管标准上的明确和统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此后作为衡量中国整体金融条件最重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从2017年11月的14.5%持续下行,2018年12月最低触及10.3%的低点。

从历史数据看,社融存量规模的同比增速通常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较好领先指标,在金融条件转为收缩后,通常2-3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也将出现拐点。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8年3月,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对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美双方多次相互加征惩罚性关税,税率持续抬升,“外需”的走弱同时也带动了投资、就业、消费需求等的联动效应,同时对于制造业产业外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走弱也与此相关。

中国经济在2019年遭遇了不小的逆风,向前看,20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站在2020年伊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更多更加积极的信号,基于这些信号,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有条件维持相对稳健的较高增速。

一方面,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金融条件从2019年初再次转向扩张。自2018年年中以来,整体货币政策基调已经重新转向宽松,继2018年3月底第一次降准以来,中国央行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bp和150个bp,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估算本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财政政策上,2019年中央政府不断推进多轮减税降费,例如年初对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引进6项专项附加扣除;4月进行增值税改革,调降税率同时增加进项抵扣等,有效减轻了居民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要通过地方专项债的方式进行扩张。在多种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2019年初就见到拐点,全年同比增长10.7%,同比2018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20年之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计外需压力将有所缓解。1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举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由刘鹤副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致的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在2020和2021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方将从2月14日起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5%降低到7.5%。双方还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意见。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有望在短期内显著缓解外需不振对于中国增长带来的压力,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总金额和国内制造业投资重拾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2020年中国经济“开门红”的最大威胁,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本次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仍处于扩散阶段,已经开始对春节旺季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需求构成影响,而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春节后的工业生产开工可能也将受到冲击。但整体看我们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能够为解决疫情提供支持,如果疫情持续,我们认为政府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宽松的空间,预计经济总盘子能够继续维持稳健增长。

我们认为2020年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等领域,中国都有相当多值得期待的亮点。

金融改革:行至中途

201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转折之年,此后监管者推动下,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展望202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只是“行至中途”,还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预计内部的深化改革与对外的推动开放将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201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将重心放在金融创新与自由化上,例如证券行业连续召开创新大会,在多个业务条线上持续推动创新,行业杠杆率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信托为代表的多元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牌照优势,迅速做大规模,成长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但这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最终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例如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通过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模式,将大量的资产通过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出表,导致所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牌照优势和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力度的差异,进行跨市场的监管套利,以帮助银行规避对资本监管的约束。但这些影子银行部门累积了过高的隐性杠杆,一旦这些表外资产出现风险,银行同样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表现出对这些金融市场风险的关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整体政策基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宣布将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原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上建立起一个混业监管的协调机制,从而杜绝跨市场的监管套利。2017年同时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监管措施,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1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这一纲领性文件直接宣告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时代。

2018-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迎来了各类风险暴露和释放的窗口期,在金融条件紧缩的初期,实体企业最先承压,特别是在整体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民营企业,不断传出违约风险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超过150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本金规模接近1200亿元,其中约40家发行人属于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从这些违约主体的分布规律上看,民营企业违约的趋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影响下,民企原本就只能获得边际剩余的金融资源,一旦全社会的金融条件转为收缩,民企则最先受损。

2019年的风险暴露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行业本身,5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对一家总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的中型城商行——包商银行实行接管,这体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置风险的决心。

展望202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将如何推进?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包括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化解金融风险的收官、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不断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量”的宽松,我们预计2020年这种宽松将更多体现在“价”上,即通过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打通资金价格的传导渠道,进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提及“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切换方案”,12月28日央行正式发布公告,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基准切换工作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原则上于8月31日之前完成。将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切换到LPR能够加强官方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联动的灵活性,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利率。

资管新规的实行即将进入收官之年,预计存量资产的处理将更加灵活。2017年发布的资管新规中将2020年作为收关之年,在央行发布的2019年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将2019 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承上启下年份,而将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要求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向治本过渡。可能仍然会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出清,但预计监管处置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也将在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在中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混业经营的更高监管协调机制之后,我们认为留给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套利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未来预计表外资产收缩和回表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创板的推出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借鉴科创板顺利落地的经验,证券法的修订稿中对于试点注册制的讨论也进行了扩大,预计新三板、创业板也将有望试点注册制。20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更多聚焦于发行制度改革上,预计2020年除发行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外,在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上也将有较大动作落地。例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监管松绑、对于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扩容、对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细化等,都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所在。

2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完全开放的“元年”。根据国务院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中国将加快允许外资控股的时间表,在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头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陆续拿到了控股牌照,预计从2020年开始,中资金融机构将和全球化巨头同场竞技,在“鲶鱼效应”的压力下,能否真正将深耕多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转化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留住客户,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将是所有中资本土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旺盛,无论从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是从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旅行消费规模,都可见一斑。

根据贝恩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体容量在2018年达到约230亿欧元,预计在2030年之前还能够维持每年约9-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全球主要奢侈品牌在90年代之后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贡献了主要增量。

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的购买力还体现在旅行消费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国籍划分,来自中国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占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25%,到2018年进一步达到32%,已经超过占比22%的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根据尼尔森2017年调查数据,中国游客人均海外购物消费金额为762美元,是非中国游客的1.6倍。根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已经成为韩国免税市场上第一大消费者来源,2018年合计消费超过800亿人民币,占比达到73.4%。

除去对于全球化奢侈品的追捧,中国本土化的奢侈品牌也正在孕育之中,茅台酒作为中国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单一奢侈品牌,终端零售价已经稳步上涨到2000-3000元,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美名酒,跻身一线奢侈品行列。而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股价更是十年上涨十倍,成为沪深两市市值第四的股票,也超越了欧洲老牌烈性酒公司——帝亚吉欧,成为全球“酒王”。

在经济总量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在2019年完成了另一重要成就——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预计服务类消费需求占比将稳步上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海外市场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整体消费篮子中商品类消费的占比将有所下降,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占比将快速提升,必选类消费占比走低而可选类消费占比走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大众消费的能力也不容小觑,电商整体市场在已经如此高的基数之上仍然能够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2019年淘宝“双十一”总交易金额仍然能够同比增长25.7%到2684亿元人民币。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低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9年达到9.0%,持续超越城镇居民。作为中国大众消费代表的拼多多,凭借自身独特的客群定位和定价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入口快速获客,主打“极致低价”和“社交拼团”,硬是在中国已经由淘宝、京东等巨头高度垄断的电商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根据极光大数据,2018年近65%的拼多多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可以说拼多多的崛起正是全民购买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除了旺盛的购买力之外,中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模式上的持续创新。在高端消费领域,免税渠道的发展将引领境外消费的回流热潮;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看到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的模式已经帮助一些过去渠道力偏弱的品牌重获新生。

中国消费者旅游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背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例如中国针对进口商品征收了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也是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亚洲作为新兴市场,通常奢侈品购买频次较低,因此海外品牌通常在亚洲定价相较于欧美市场更高。根据贝恩统计数据,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有73%发生在境外。但我们认为,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欧美品牌已经开始逐渐拉平亚洲市场定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免税消费渠道正在快速发展,例如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多入境免税店的开设等政策预计未来都将持续做大、做活中国免税消费市场。

2017-2018年以来,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通过“内容+补贴”的战略,持续吸引用户流量,同时吸引了大量头部的大V成为网红,头部网红动辄拥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已经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意见领袖。从调研数据看,这些头部网红的粉丝购买力相当强,在经历了广告、打赏等变现模式后,主要头部网红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电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上,网红直播异军突起,在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中,有超过50%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对于部分渠道影响力更大的细分消费行业而言,网红带货这一营销手段的使用次数增长更快,例如食品行业增长超过90%,美妆行业增长超过80%。

先进制造:砥砺前行

“中国制造”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虽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关于制造业外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从最终结果上看,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中国这样高质量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手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和海外市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小米、华为等企业都先后在印度、巴西等地建厂,以平衡自身的投资组合,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2017年开始手机企业的供应商开始向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当地政府希望手机企业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达标,导致多种部件和原材料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加上关税,印度本土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巴西同样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得益于关税的见面,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之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价格将最低降低30%,但最终售价不仅比美国高了将近一倍,背后核心原因也正是生产技术低下造成的良率偏低拉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从内部结构看,虽然医药、电子、专用设备等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越钢铁、纺织等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已经持续多年,但如果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例如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中,中国企业虽然市占率领先,但利润率远低于美日同行,表明中国企业目前仍然聚焦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2018年9月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将中国和日本在50个领域的竞争实力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日本表现,但在机器人和工业机械、高速铁路、医疗机器人、汽车等老牌制造业领域,日本仍然更胜一筹。预计随着更多产业政策的落地,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仍将延续,特别地,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也将有望加速这一进程,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开支,增强“硬实力”。

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面旗帜,得益于政府持续多年的大力推广和包括补贴、免税、路权优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总量快速增长,根据Marklines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3年的1.9万辆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22.9万辆,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30%,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中国在201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从整车厂数据看,在2018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二十大新能源车型中,有13种车型由中国厂商制造,包括比亚迪、奇瑞、北汽、上汽、吉利等车型均榜上有名。从产业链条最重要的环节——动力电池看,中国本土厂商宁德时代(CATL)在2018年市占率已经达到21.9%,事实上早在2017年宁德时代就超越了日本电池厂商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另一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市场份额也已经排在第三名,超过LG化学和三星电子等韩国电池厂商。

展望2020年,新能源汽车预计仍将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3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向客户交付第二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这是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组装基地,自2019年初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投入生产,远远超出海外媒体、甚至是埃隆•马斯克自己的预期。预计随着特斯拉这条“鲶鱼”游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整车厂和供应商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去。

科技创新:迎头赶上

2019年以来5G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正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从落后欧美,到保持同步,甚至能够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回望A股市场,科技行业无疑是2019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企业在5G时代的脱颖而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3G时代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4G时代的移动通讯主要制式为FDD-LTE以及TD-LTE。其中TD-LTE是我国主导发展基于TDD的LTE技术。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

5G时代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IPlytics统计数据,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位居榜首。紧接着是韩国占25%。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望在5G普及过程中走在全球前列。

借助5G,中国有望在消费者应用和工业应用上加速迭代。5G时代将有望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通过向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流畅的用户体验,从而衍生出包括VR、AR等在内的更多消费场景。例如中国广电同样获颁了一块5G商用牌照,未来广播电视行业也将有望受益于5G基数对于现有宽带接入场景和移动互联网的升级,通过超高清视频等新的娱乐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在工业化应用场景上,由于5G网络的峰值速率高达20Gbps, 体验速率可达1Gbps,空口时延小于1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百万设备,可支持每小时500km以上的移动速度。高性能的 5G网络可承载对网络有特殊需求的行业应用场景,为许多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物联网通信能够将更多终端接入网络,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智慧家居、远程控制等;超可靠低时延通信能够大大提升通信的精度,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电网、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

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推动和二维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下,中国电子支付快速普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电子支付渗透率领先。凭借支付入口,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已经进行了15年左右的产品服务创新与迭代,目前已经能够满足包括小微贷款、财富管理、保险、证券交易等在内的消费者一揽子金融需求。

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企业,从而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根据2019年12月蚂蚁金服提出的三大战略,“全球化”也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蚂蚁金服正在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分享,帮助大量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满足他们对于数字科技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支付宝通过“技术输出+合作伙伴”模式,已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成当地人首选的电子钱包。例如在支付宝的投资和帮助下,印度本地电子钱包——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不到3000万,发展到如今超过4个亿,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预计随着消费者服务科技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仍将引领行业创新和进化。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过去的创新投入显得并不足够,当行业发生巨变之时,过去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往往将最先承压,例如医药和汽车行业就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医药行业的变革来自政策环境的变动。由于行业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仿制药,而由于新药的行政审批流程过长和原研药过强的专利保护,仿制药在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售价,因此对于中国药企而言,投入研发开支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分销渠道结构扭曲,从药厂到终端医院需要经过经销商层层加价,销售在产业链条中利润空间过大,形成了灰色的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对于中国医药企业而言,长久以来呈现出“重销售而轻研发”的特点,将大量费用投入销售而非研发。但从2018年以来,在带量采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之下,创新药和仿制药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由于大幅降价,仿制药企业未来可能沦为一般制造业,只有真正创新的药企才能在原研药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汽车行业的威胁来自于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过去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更多采用的是通过“逆向研发”的方式,依靠模仿而开发新的车型。但目前看,这一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全面向外资开放汽车市场,本土车企将直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只有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即所谓“硬核创新”,甚至主动寻求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合作,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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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什么值得期待?

发布日期:2020-02-20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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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6.1%,相较前一年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如果从分季度数据看,呈现逐季环比走低态势,截止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0%,已经贴近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0-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下限。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内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力在2019年都有所失色。

消费增速继续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到8.0%。从限额以上企业数据看,对整体消费盘子影响最大的汽车类消费的下行态势已经有所缓解,同比降幅从2018年的-2.4%收窄到-0.8%。

地产投资呈现韧性,制造业下滑严重。过去长时间以来作为中国增长最重要引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4%,同比继续放缓0.5个百分点。从内部的三大主要项目看:虽然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并未松动,但房地产投资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韧性,全年同比增长9.9%,甚至同比提升了0.4个百分点;在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下,基建投资全年同比增长3.3%,同比提升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下滑成为投资的最大拖累,全年仅增长了3.1%,同比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是经济的最大拖累。美元口径计价的进出口金额在2019年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同比下降2.7%。

事实上,中国经济本轮增长的放缓始自2018年下半年,除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短周期的压力。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压低了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增速,金融条件从扩张转为紧缩,为经济增长带来压力。2017年11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内的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新规共29条,主要针对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监管标准上的明确和统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此后作为衡量中国整体金融条件最重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从2017年11月的14.5%持续下行,2018年12月最低触及10.3%的低点。

从历史数据看,社融存量规模的同比增速通常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较好领先指标,在金融条件转为收缩后,通常2-3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也将出现拐点。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8年3月,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对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美双方多次相互加征惩罚性关税,税率持续抬升,“外需”的走弱同时也带动了投资、就业、消费需求等的联动效应,同时对于制造业产业外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走弱也与此相关。

中国经济在2019年遭遇了不小的逆风,向前看,20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站在2020年伊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更多更加积极的信号,基于这些信号,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有条件维持相对稳健的较高增速。

一方面,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金融条件从2019年初再次转向扩张。自2018年年中以来,整体货币政策基调已经重新转向宽松,继2018年3月底第一次降准以来,中国央行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bp和150个bp,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估算本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财政政策上,2019年中央政府不断推进多轮减税降费,例如年初对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引进6项专项附加扣除;4月进行增值税改革,调降税率同时增加进项抵扣等,有效减轻了居民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要通过地方专项债的方式进行扩张。在多种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2019年初就见到拐点,全年同比增长10.7%,同比2018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20年之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计外需压力将有所缓解。1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举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由刘鹤副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致的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在2020和2021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方将从2月14日起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5%降低到7.5%。双方还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意见。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有望在短期内显著缓解外需不振对于中国增长带来的压力,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总金额和国内制造业投资重拾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2020年中国经济“开门红”的最大威胁,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本次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仍处于扩散阶段,已经开始对春节旺季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需求构成影响,而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春节后的工业生产开工可能也将受到冲击。但整体看我们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能够为解决疫情提供支持,如果疫情持续,我们认为政府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宽松的空间,预计经济总盘子能够继续维持稳健增长。

我们认为2020年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等领域,中国都有相当多值得期待的亮点。

金融改革:行至中途

201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转折之年,此后监管者推动下,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展望202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只是“行至中途”,还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预计内部的深化改革与对外的推动开放将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201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将重心放在金融创新与自由化上,例如证券行业连续召开创新大会,在多个业务条线上持续推动创新,行业杠杆率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信托为代表的多元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牌照优势,迅速做大规模,成长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但这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最终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例如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通过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模式,将大量的资产通过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出表,导致所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牌照优势和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力度的差异,进行跨市场的监管套利,以帮助银行规避对资本监管的约束。但这些影子银行部门累积了过高的隐性杠杆,一旦这些表外资产出现风险,银行同样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表现出对这些金融市场风险的关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整体政策基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宣布将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原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上建立起一个混业监管的协调机制,从而杜绝跨市场的监管套利。2017年同时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监管措施,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1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这一纲领性文件直接宣告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时代。

2018-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迎来了各类风险暴露和释放的窗口期,在金融条件紧缩的初期,实体企业最先承压,特别是在整体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民营企业,不断传出违约风险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超过150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本金规模接近1200亿元,其中约40家发行人属于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从这些违约主体的分布规律上看,民营企业违约的趋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影响下,民企原本就只能获得边际剩余的金融资源,一旦全社会的金融条件转为收缩,民企则最先受损。

2019年的风险暴露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行业本身,5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对一家总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的中型城商行——包商银行实行接管,这体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置风险的决心。

展望202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将如何推进?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包括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化解金融风险的收官、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不断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量”的宽松,我们预计2020年这种宽松将更多体现在“价”上,即通过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打通资金价格的传导渠道,进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提及“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切换方案”,12月28日央行正式发布公告,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基准切换工作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原则上于8月31日之前完成。将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切换到LPR能够加强官方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联动的灵活性,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利率。

资管新规的实行即将进入收官之年,预计存量资产的处理将更加灵活。2017年发布的资管新规中将2020年作为收关之年,在央行发布的2019年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将2019 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承上启下年份,而将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要求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向治本过渡。可能仍然会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出清,但预计监管处置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也将在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在中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混业经营的更高监管协调机制之后,我们认为留给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套利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未来预计表外资产收缩和回表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创板的推出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借鉴科创板顺利落地的经验,证券法的修订稿中对于试点注册制的讨论也进行了扩大,预计新三板、创业板也将有望试点注册制。20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更多聚焦于发行制度改革上,预计2020年除发行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外,在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上也将有较大动作落地。例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监管松绑、对于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扩容、对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细化等,都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所在。

2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完全开放的“元年”。根据国务院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中国将加快允许外资控股的时间表,在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头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陆续拿到了控股牌照,预计从2020年开始,中资金融机构将和全球化巨头同场竞技,在“鲶鱼效应”的压力下,能否真正将深耕多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转化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留住客户,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将是所有中资本土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旺盛,无论从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是从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旅行消费规模,都可见一斑。

根据贝恩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体容量在2018年达到约230亿欧元,预计在2030年之前还能够维持每年约9-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全球主要奢侈品牌在90年代之后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贡献了主要增量。

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的购买力还体现在旅行消费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国籍划分,来自中国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占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25%,到2018年进一步达到32%,已经超过占比22%的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根据尼尔森2017年调查数据,中国游客人均海外购物消费金额为762美元,是非中国游客的1.6倍。根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已经成为韩国免税市场上第一大消费者来源,2018年合计消费超过800亿人民币,占比达到73.4%。

除去对于全球化奢侈品的追捧,中国本土化的奢侈品牌也正在孕育之中,茅台酒作为中国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单一奢侈品牌,终端零售价已经稳步上涨到2000-3000元,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美名酒,跻身一线奢侈品行列。而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股价更是十年上涨十倍,成为沪深两市市值第四的股票,也超越了欧洲老牌烈性酒公司——帝亚吉欧,成为全球“酒王”。

在经济总量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在2019年完成了另一重要成就——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预计服务类消费需求占比将稳步上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海外市场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整体消费篮子中商品类消费的占比将有所下降,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占比将快速提升,必选类消费占比走低而可选类消费占比走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大众消费的能力也不容小觑,电商整体市场在已经如此高的基数之上仍然能够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2019年淘宝“双十一”总交易金额仍然能够同比增长25.7%到2684亿元人民币。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低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9年达到9.0%,持续超越城镇居民。作为中国大众消费代表的拼多多,凭借自身独特的客群定位和定价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入口快速获客,主打“极致低价”和“社交拼团”,硬是在中国已经由淘宝、京东等巨头高度垄断的电商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根据极光大数据,2018年近65%的拼多多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可以说拼多多的崛起正是全民购买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除了旺盛的购买力之外,中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模式上的持续创新。在高端消费领域,免税渠道的发展将引领境外消费的回流热潮;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看到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的模式已经帮助一些过去渠道力偏弱的品牌重获新生。

中国消费者旅游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背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例如中国针对进口商品征收了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也是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亚洲作为新兴市场,通常奢侈品购买频次较低,因此海外品牌通常在亚洲定价相较于欧美市场更高。根据贝恩统计数据,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有73%发生在境外。但我们认为,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欧美品牌已经开始逐渐拉平亚洲市场定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免税消费渠道正在快速发展,例如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多入境免税店的开设等政策预计未来都将持续做大、做活中国免税消费市场。

2017-2018年以来,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通过“内容+补贴”的战略,持续吸引用户流量,同时吸引了大量头部的大V成为网红,头部网红动辄拥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已经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意见领袖。从调研数据看,这些头部网红的粉丝购买力相当强,在经历了广告、打赏等变现模式后,主要头部网红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电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上,网红直播异军突起,在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中,有超过50%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对于部分渠道影响力更大的细分消费行业而言,网红带货这一营销手段的使用次数增长更快,例如食品行业增长超过90%,美妆行业增长超过80%。

先进制造:砥砺前行

“中国制造”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虽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关于制造业外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从最终结果上看,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中国这样高质量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手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和海外市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小米、华为等企业都先后在印度、巴西等地建厂,以平衡自身的投资组合,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2017年开始手机企业的供应商开始向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当地政府希望手机企业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达标,导致多种部件和原材料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加上关税,印度本土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巴西同样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得益于关税的见面,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之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价格将最低降低30%,但最终售价不仅比美国高了将近一倍,背后核心原因也正是生产技术低下造成的良率偏低拉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从内部结构看,虽然医药、电子、专用设备等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越钢铁、纺织等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已经持续多年,但如果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例如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中,中国企业虽然市占率领先,但利润率远低于美日同行,表明中国企业目前仍然聚焦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2018年9月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将中国和日本在50个领域的竞争实力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日本表现,但在机器人和工业机械、高速铁路、医疗机器人、汽车等老牌制造业领域,日本仍然更胜一筹。预计随着更多产业政策的落地,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仍将延续,特别地,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也将有望加速这一进程,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开支,增强“硬实力”。

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面旗帜,得益于政府持续多年的大力推广和包括补贴、免税、路权优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总量快速增长,根据Marklines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3年的1.9万辆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22.9万辆,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30%,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中国在201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从整车厂数据看,在2018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二十大新能源车型中,有13种车型由中国厂商制造,包括比亚迪、奇瑞、北汽、上汽、吉利等车型均榜上有名。从产业链条最重要的环节——动力电池看,中国本土厂商宁德时代(CATL)在2018年市占率已经达到21.9%,事实上早在2017年宁德时代就超越了日本电池厂商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另一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市场份额也已经排在第三名,超过LG化学和三星电子等韩国电池厂商。

展望2020年,新能源汽车预计仍将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3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向客户交付第二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这是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组装基地,自2019年初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投入生产,远远超出海外媒体、甚至是埃隆•马斯克自己的预期。预计随着特斯拉这条“鲶鱼”游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整车厂和供应商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去。

科技创新:迎头赶上

2019年以来5G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正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从落后欧美,到保持同步,甚至能够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回望A股市场,科技行业无疑是2019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企业在5G时代的脱颖而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3G时代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4G时代的移动通讯主要制式为FDD-LTE以及TD-LTE。其中TD-LTE是我国主导发展基于TDD的LTE技术。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

5G时代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IPlytics统计数据,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位居榜首。紧接着是韩国占25%。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望在5G普及过程中走在全球前列。

借助5G,中国有望在消费者应用和工业应用上加速迭代。5G时代将有望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通过向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流畅的用户体验,从而衍生出包括VR、AR等在内的更多消费场景。例如中国广电同样获颁了一块5G商用牌照,未来广播电视行业也将有望受益于5G基数对于现有宽带接入场景和移动互联网的升级,通过超高清视频等新的娱乐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在工业化应用场景上,由于5G网络的峰值速率高达20Gbps, 体验速率可达1Gbps,空口时延小于1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百万设备,可支持每小时500km以上的移动速度。高性能的 5G网络可承载对网络有特殊需求的行业应用场景,为许多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物联网通信能够将更多终端接入网络,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智慧家居、远程控制等;超可靠低时延通信能够大大提升通信的精度,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电网、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

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推动和二维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下,中国电子支付快速普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电子支付渗透率领先。凭借支付入口,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已经进行了15年左右的产品服务创新与迭代,目前已经能够满足包括小微贷款、财富管理、保险、证券交易等在内的消费者一揽子金融需求。

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企业,从而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根据2019年12月蚂蚁金服提出的三大战略,“全球化”也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蚂蚁金服正在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分享,帮助大量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满足他们对于数字科技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支付宝通过“技术输出+合作伙伴”模式,已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成当地人首选的电子钱包。例如在支付宝的投资和帮助下,印度本地电子钱包——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不到3000万,发展到如今超过4个亿,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预计随着消费者服务科技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仍将引领行业创新和进化。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过去的创新投入显得并不足够,当行业发生巨变之时,过去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往往将最先承压,例如医药和汽车行业就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医药行业的变革来自政策环境的变动。由于行业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仿制药,而由于新药的行政审批流程过长和原研药过强的专利保护,仿制药在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售价,因此对于中国药企而言,投入研发开支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分销渠道结构扭曲,从药厂到终端医院需要经过经销商层层加价,销售在产业链条中利润空间过大,形成了灰色的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对于中国医药企业而言,长久以来呈现出“重销售而轻研发”的特点,将大量费用投入销售而非研发。但从2018年以来,在带量采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之下,创新药和仿制药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由于大幅降价,仿制药企业未来可能沦为一般制造业,只有真正创新的药企才能在原研药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汽车行业的威胁来自于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过去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更多采用的是通过“逆向研发”的方式,依靠模仿而开发新的车型。但目前看,这一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全面向外资开放汽车市场,本土车企将直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只有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即所谓“硬核创新”,甚至主动寻求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合作,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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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撰文 | 李海涛

OR--商业新媒体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流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6.1%,相较前一年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如果从分季度数据看,呈现逐季环比走低态势,截止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0%,已经贴近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0-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下限。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内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力在2019年都有所失色。

消费增速继续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到8.0%。从限额以上企业数据看,对整体消费盘子影响最大的汽车类消费的下行态势已经有所缓解,同比降幅从2018年的-2.4%收窄到-0.8%。

地产投资呈现韧性,制造业下滑严重。过去长时间以来作为中国增长最重要引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4%,同比继续放缓0.5个百分点。从内部的三大主要项目看:虽然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并未松动,但房地产投资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韧性,全年同比增长9.9%,甚至同比提升了0.4个百分点;在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下,基建投资全年同比增长3.3%,同比提升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下滑成为投资的最大拖累,全年仅增长了3.1%,同比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是经济的最大拖累。美元口径计价的进出口金额在2019年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同比下降2.7%。

事实上,中国经济本轮增长的放缓始自2018年下半年,除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短周期的压力。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压低了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增速,金融条件从扩张转为紧缩,为经济增长带来压力。2017年11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内的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新规共29条,主要针对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监管标准上的明确和统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此后作为衡量中国整体金融条件最重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从2017年11月的14.5%持续下行,2018年12月最低触及10.3%的低点。

从历史数据看,社融存量规模的同比增速通常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较好领先指标,在金融条件转为收缩后,通常2-3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也将出现拐点。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8年3月,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对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美双方多次相互加征惩罚性关税,税率持续抬升,“外需”的走弱同时也带动了投资、就业、消费需求等的联动效应,同时对于制造业产业外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走弱也与此相关。

中国经济在2019年遭遇了不小的逆风,向前看,20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站在2020年伊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更多更加积极的信号,基于这些信号,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有条件维持相对稳健的较高增速。

一方面,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金融条件从2019年初再次转向扩张。自2018年年中以来,整体货币政策基调已经重新转向宽松,继2018年3月底第一次降准以来,中国央行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bp和150个bp,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估算本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财政政策上,2019年中央政府不断推进多轮减税降费,例如年初对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引进6项专项附加扣除;4月进行增值税改革,调降税率同时增加进项抵扣等,有效减轻了居民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要通过地方专项债的方式进行扩张。在多种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2019年初就见到拐点,全年同比增长10.7%,同比2018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20年之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计外需压力将有所缓解。1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举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由刘鹤副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致的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在2020和2021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方将从2月14日起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5%降低到7.5%。双方还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意见。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有望在短期内显著缓解外需不振对于中国增长带来的压力,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总金额和国内制造业投资重拾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2020年中国经济“开门红”的最大威胁,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本次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仍处于扩散阶段,已经开始对春节旺季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需求构成影响,而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春节后的工业生产开工可能也将受到冲击。但整体看我们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能够为解决疫情提供支持,如果疫情持续,我们认为政府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宽松的空间,预计经济总盘子能够继续维持稳健增长。

我们认为2020年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等领域,中国都有相当多值得期待的亮点。

金融改革:行至中途

201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转折之年,此后监管者推动下,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展望202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只是“行至中途”,还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预计内部的深化改革与对外的推动开放将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201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将重心放在金融创新与自由化上,例如证券行业连续召开创新大会,在多个业务条线上持续推动创新,行业杠杆率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信托为代表的多元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牌照优势,迅速做大规模,成长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但这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最终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例如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通过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模式,将大量的资产通过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出表,导致所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牌照优势和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力度的差异,进行跨市场的监管套利,以帮助银行规避对资本监管的约束。但这些影子银行部门累积了过高的隐性杠杆,一旦这些表外资产出现风险,银行同样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表现出对这些金融市场风险的关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整体政策基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宣布将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原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上建立起一个混业监管的协调机制,从而杜绝跨市场的监管套利。2017年同时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监管措施,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1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这一纲领性文件直接宣告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时代。

2018-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迎来了各类风险暴露和释放的窗口期,在金融条件紧缩的初期,实体企业最先承压,特别是在整体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民营企业,不断传出违约风险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超过150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本金规模接近1200亿元,其中约40家发行人属于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从这些违约主体的分布规律上看,民营企业违约的趋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影响下,民企原本就只能获得边际剩余的金融资源,一旦全社会的金融条件转为收缩,民企则最先受损。

2019年的风险暴露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行业本身,5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对一家总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的中型城商行——包商银行实行接管,这体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置风险的决心。

展望202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将如何推进?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包括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化解金融风险的收官、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不断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量”的宽松,我们预计2020年这种宽松将更多体现在“价”上,即通过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打通资金价格的传导渠道,进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提及“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切换方案”,12月28日央行正式发布公告,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基准切换工作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原则上于8月31日之前完成。将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切换到LPR能够加强官方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联动的灵活性,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利率。

资管新规的实行即将进入收官之年,预计存量资产的处理将更加灵活。2017年发布的资管新规中将2020年作为收关之年,在央行发布的2019年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将2019 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承上启下年份,而将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要求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向治本过渡。可能仍然会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出清,但预计监管处置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也将在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在中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混业经营的更高监管协调机制之后,我们认为留给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套利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未来预计表外资产收缩和回表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创板的推出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借鉴科创板顺利落地的经验,证券法的修订稿中对于试点注册制的讨论也进行了扩大,预计新三板、创业板也将有望试点注册制。20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更多聚焦于发行制度改革上,预计2020年除发行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外,在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上也将有较大动作落地。例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监管松绑、对于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扩容、对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细化等,都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所在。

2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完全开放的“元年”。根据国务院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中国将加快允许外资控股的时间表,在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头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陆续拿到了控股牌照,预计从2020年开始,中资金融机构将和全球化巨头同场竞技,在“鲶鱼效应”的压力下,能否真正将深耕多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转化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留住客户,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将是所有中资本土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旺盛,无论从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是从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旅行消费规模,都可见一斑。

根据贝恩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体容量在2018年达到约230亿欧元,预计在2030年之前还能够维持每年约9-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全球主要奢侈品牌在90年代之后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贡献了主要增量。

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的购买力还体现在旅行消费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国籍划分,来自中国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占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25%,到2018年进一步达到32%,已经超过占比22%的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根据尼尔森2017年调查数据,中国游客人均海外购物消费金额为762美元,是非中国游客的1.6倍。根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已经成为韩国免税市场上第一大消费者来源,2018年合计消费超过800亿人民币,占比达到73.4%。

除去对于全球化奢侈品的追捧,中国本土化的奢侈品牌也正在孕育之中,茅台酒作为中国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单一奢侈品牌,终端零售价已经稳步上涨到2000-3000元,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美名酒,跻身一线奢侈品行列。而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股价更是十年上涨十倍,成为沪深两市市值第四的股票,也超越了欧洲老牌烈性酒公司——帝亚吉欧,成为全球“酒王”。

在经济总量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在2019年完成了另一重要成就——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预计服务类消费需求占比将稳步上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海外市场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整体消费篮子中商品类消费的占比将有所下降,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占比将快速提升,必选类消费占比走低而可选类消费占比走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大众消费的能力也不容小觑,电商整体市场在已经如此高的基数之上仍然能够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2019年淘宝“双十一”总交易金额仍然能够同比增长25.7%到2684亿元人民币。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低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9年达到9.0%,持续超越城镇居民。作为中国大众消费代表的拼多多,凭借自身独特的客群定位和定价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入口快速获客,主打“极致低价”和“社交拼团”,硬是在中国已经由淘宝、京东等巨头高度垄断的电商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根据极光大数据,2018年近65%的拼多多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可以说拼多多的崛起正是全民购买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除了旺盛的购买力之外,中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模式上的持续创新。在高端消费领域,免税渠道的发展将引领境外消费的回流热潮;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看到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的模式已经帮助一些过去渠道力偏弱的品牌重获新生。

中国消费者旅游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背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例如中国针对进口商品征收了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也是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亚洲作为新兴市场,通常奢侈品购买频次较低,因此海外品牌通常在亚洲定价相较于欧美市场更高。根据贝恩统计数据,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有73%发生在境外。但我们认为,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欧美品牌已经开始逐渐拉平亚洲市场定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免税消费渠道正在快速发展,例如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多入境免税店的开设等政策预计未来都将持续做大、做活中国免税消费市场。

2017-2018年以来,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通过“内容+补贴”的战略,持续吸引用户流量,同时吸引了大量头部的大V成为网红,头部网红动辄拥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已经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意见领袖。从调研数据看,这些头部网红的粉丝购买力相当强,在经历了广告、打赏等变现模式后,主要头部网红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电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上,网红直播异军突起,在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中,有超过50%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对于部分渠道影响力更大的细分消费行业而言,网红带货这一营销手段的使用次数增长更快,例如食品行业增长超过90%,美妆行业增长超过80%。

先进制造:砥砺前行

“中国制造”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虽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关于制造业外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从最终结果上看,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中国这样高质量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手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和海外市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小米、华为等企业都先后在印度、巴西等地建厂,以平衡自身的投资组合,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2017年开始手机企业的供应商开始向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当地政府希望手机企业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达标,导致多种部件和原材料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加上关税,印度本土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巴西同样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得益于关税的见面,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之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价格将最低降低30%,但最终售价不仅比美国高了将近一倍,背后核心原因也正是生产技术低下造成的良率偏低拉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从内部结构看,虽然医药、电子、专用设备等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越钢铁、纺织等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已经持续多年,但如果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例如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中,中国企业虽然市占率领先,但利润率远低于美日同行,表明中国企业目前仍然聚焦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2018年9月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将中国和日本在50个领域的竞争实力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日本表现,但在机器人和工业机械、高速铁路、医疗机器人、汽车等老牌制造业领域,日本仍然更胜一筹。预计随着更多产业政策的落地,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仍将延续,特别地,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也将有望加速这一进程,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开支,增强“硬实力”。

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面旗帜,得益于政府持续多年的大力推广和包括补贴、免税、路权优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总量快速增长,根据Marklines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3年的1.9万辆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22.9万辆,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30%,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中国在201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从整车厂数据看,在2018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二十大新能源车型中,有13种车型由中国厂商制造,包括比亚迪、奇瑞、北汽、上汽、吉利等车型均榜上有名。从产业链条最重要的环节——动力电池看,中国本土厂商宁德时代(CATL)在2018年市占率已经达到21.9%,事实上早在2017年宁德时代就超越了日本电池厂商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另一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市场份额也已经排在第三名,超过LG化学和三星电子等韩国电池厂商。

展望2020年,新能源汽车预计仍将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3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向客户交付第二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这是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组装基地,自2019年初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投入生产,远远超出海外媒体、甚至是埃隆•马斯克自己的预期。预计随着特斯拉这条“鲶鱼”游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整车厂和供应商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去。

科技创新:迎头赶上

2019年以来5G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正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从落后欧美,到保持同步,甚至能够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回望A股市场,科技行业无疑是2019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企业在5G时代的脱颖而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3G时代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4G时代的移动通讯主要制式为FDD-LTE以及TD-LTE。其中TD-LTE是我国主导发展基于TDD的LTE技术。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

5G时代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IPlytics统计数据,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位居榜首。紧接着是韩国占25%。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望在5G普及过程中走在全球前列。

借助5G,中国有望在消费者应用和工业应用上加速迭代。5G时代将有望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通过向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流畅的用户体验,从而衍生出包括VR、AR等在内的更多消费场景。例如中国广电同样获颁了一块5G商用牌照,未来广播电视行业也将有望受益于5G基数对于现有宽带接入场景和移动互联网的升级,通过超高清视频等新的娱乐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在工业化应用场景上,由于5G网络的峰值速率高达20Gbps, 体验速率可达1Gbps,空口时延小于1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百万设备,可支持每小时500km以上的移动速度。高性能的 5G网络可承载对网络有特殊需求的行业应用场景,为许多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物联网通信能够将更多终端接入网络,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智慧家居、远程控制等;超可靠低时延通信能够大大提升通信的精度,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电网、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

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推动和二维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下,中国电子支付快速普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电子支付渗透率领先。凭借支付入口,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已经进行了15年左右的产品服务创新与迭代,目前已经能够满足包括小微贷款、财富管理、保险、证券交易等在内的消费者一揽子金融需求。

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企业,从而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根据2019年12月蚂蚁金服提出的三大战略,“全球化”也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蚂蚁金服正在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分享,帮助大量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满足他们对于数字科技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支付宝通过“技术输出+合作伙伴”模式,已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成当地人首选的电子钱包。例如在支付宝的投资和帮助下,印度本地电子钱包——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不到3000万,发展到如今超过4个亿,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预计随着消费者服务科技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仍将引领行业创新和进化。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过去的创新投入显得并不足够,当行业发生巨变之时,过去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往往将最先承压,例如医药和汽车行业就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医药行业的变革来自政策环境的变动。由于行业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仿制药,而由于新药的行政审批流程过长和原研药过强的专利保护,仿制药在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售价,因此对于中国药企而言,投入研发开支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分销渠道结构扭曲,从药厂到终端医院需要经过经销商层层加价,销售在产业链条中利润空间过大,形成了灰色的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对于中国医药企业而言,长久以来呈现出“重销售而轻研发”的特点,将大量费用投入销售而非研发。但从2018年以来,在带量采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之下,创新药和仿制药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由于大幅降价,仿制药企业未来可能沦为一般制造业,只有真正创新的药企才能在原研药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汽车行业的威胁来自于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过去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更多采用的是通过“逆向研发”的方式,依靠模仿而开发新的车型。但目前看,这一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全面向外资开放汽车市场,本土车企将直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只有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即所谓“硬核创新”,甚至主动寻求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合作,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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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什么值得期待?

发布日期:2020-02-20 13:08
摘要:2020年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撰文 | 李海涛

OR--商业新媒体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流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6.1%,相较前一年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如果从分季度数据看,呈现逐季环比走低态势,截止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0%,已经贴近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0-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下限。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内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力在2019年都有所失色。

消费增速继续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到8.0%。从限额以上企业数据看,对整体消费盘子影响最大的汽车类消费的下行态势已经有所缓解,同比降幅从2018年的-2.4%收窄到-0.8%。

地产投资呈现韧性,制造业下滑严重。过去长时间以来作为中国增长最重要引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4%,同比继续放缓0.5个百分点。从内部的三大主要项目看:虽然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并未松动,但房地产投资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韧性,全年同比增长9.9%,甚至同比提升了0.4个百分点;在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下,基建投资全年同比增长3.3%,同比提升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下滑成为投资的最大拖累,全年仅增长了3.1%,同比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是经济的最大拖累。美元口径计价的进出口金额在2019年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同比下降2.7%。

事实上,中国经济本轮增长的放缓始自2018年下半年,除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短周期的压力。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压低了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增速,金融条件从扩张转为紧缩,为经济增长带来压力。2017年11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内的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新规共29条,主要针对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监管标准上的明确和统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此后作为衡量中国整体金融条件最重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从2017年11月的14.5%持续下行,2018年12月最低触及10.3%的低点。

从历史数据看,社融存量规模的同比增速通常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较好领先指标,在金融条件转为收缩后,通常2-3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也将出现拐点。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8年3月,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对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美双方多次相互加征惩罚性关税,税率持续抬升,“外需”的走弱同时也带动了投资、就业、消费需求等的联动效应,同时对于制造业产业外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走弱也与此相关。

中国经济在2019年遭遇了不小的逆风,向前看,20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站在2020年伊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更多更加积极的信号,基于这些信号,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有条件维持相对稳健的较高增速。

一方面,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金融条件从2019年初再次转向扩张。自2018年年中以来,整体货币政策基调已经重新转向宽松,继2018年3月底第一次降准以来,中国央行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bp和150个bp,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估算本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财政政策上,2019年中央政府不断推进多轮减税降费,例如年初对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引进6项专项附加扣除;4月进行增值税改革,调降税率同时增加进项抵扣等,有效减轻了居民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要通过地方专项债的方式进行扩张。在多种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2019年初就见到拐点,全年同比增长10.7%,同比2018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20年之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计外需压力将有所缓解。1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举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由刘鹤副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致的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在2020和2021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方将从2月14日起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5%降低到7.5%。双方还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意见。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有望在短期内显著缓解外需不振对于中国增长带来的压力,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总金额和国内制造业投资重拾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2020年中国经济“开门红”的最大威胁,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本次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仍处于扩散阶段,已经开始对春节旺季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需求构成影响,而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春节后的工业生产开工可能也将受到冲击。但整体看我们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能够为解决疫情提供支持,如果疫情持续,我们认为政府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宽松的空间,预计经济总盘子能够继续维持稳健增长。

我们认为2020年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等领域,中国都有相当多值得期待的亮点。

金融改革:行至中途

201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转折之年,此后监管者推动下,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展望202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只是“行至中途”,还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预计内部的深化改革与对外的推动开放将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201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将重心放在金融创新与自由化上,例如证券行业连续召开创新大会,在多个业务条线上持续推动创新,行业杠杆率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信托为代表的多元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牌照优势,迅速做大规模,成长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但这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最终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例如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通过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模式,将大量的资产通过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出表,导致所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牌照优势和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力度的差异,进行跨市场的监管套利,以帮助银行规避对资本监管的约束。但这些影子银行部门累积了过高的隐性杠杆,一旦这些表外资产出现风险,银行同样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表现出对这些金融市场风险的关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整体政策基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宣布将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原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上建立起一个混业监管的协调机制,从而杜绝跨市场的监管套利。2017年同时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监管措施,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1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这一纲领性文件直接宣告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时代。

2018-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迎来了各类风险暴露和释放的窗口期,在金融条件紧缩的初期,实体企业最先承压,特别是在整体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民营企业,不断传出违约风险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超过150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本金规模接近1200亿元,其中约40家发行人属于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从这些违约主体的分布规律上看,民营企业违约的趋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影响下,民企原本就只能获得边际剩余的金融资源,一旦全社会的金融条件转为收缩,民企则最先受损。

2019年的风险暴露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行业本身,5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对一家总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的中型城商行——包商银行实行接管,这体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置风险的决心。

展望202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将如何推进?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包括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化解金融风险的收官、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不断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量”的宽松,我们预计2020年这种宽松将更多体现在“价”上,即通过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打通资金价格的传导渠道,进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提及“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切换方案”,12月28日央行正式发布公告,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基准切换工作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原则上于8月31日之前完成。将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切换到LPR能够加强官方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联动的灵活性,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利率。

资管新规的实行即将进入收官之年,预计存量资产的处理将更加灵活。2017年发布的资管新规中将2020年作为收关之年,在央行发布的2019年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将2019 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承上启下年份,而将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要求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向治本过渡。可能仍然会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出清,但预计监管处置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也将在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在中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混业经营的更高监管协调机制之后,我们认为留给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套利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未来预计表外资产收缩和回表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创板的推出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借鉴科创板顺利落地的经验,证券法的修订稿中对于试点注册制的讨论也进行了扩大,预计新三板、创业板也将有望试点注册制。20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更多聚焦于发行制度改革上,预计2020年除发行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外,在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上也将有较大动作落地。例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监管松绑、对于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扩容、对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细化等,都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所在。

2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完全开放的“元年”。根据国务院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中国将加快允许外资控股的时间表,在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头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陆续拿到了控股牌照,预计从2020年开始,中资金融机构将和全球化巨头同场竞技,在“鲶鱼效应”的压力下,能否真正将深耕多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转化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留住客户,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将是所有中资本土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旺盛,无论从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是从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旅行消费规模,都可见一斑。

根据贝恩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体容量在2018年达到约230亿欧元,预计在2030年之前还能够维持每年约9-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全球主要奢侈品牌在90年代之后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贡献了主要增量。

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的购买力还体现在旅行消费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国籍划分,来自中国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占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25%,到2018年进一步达到32%,已经超过占比22%的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根据尼尔森2017年调查数据,中国游客人均海外购物消费金额为762美元,是非中国游客的1.6倍。根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已经成为韩国免税市场上第一大消费者来源,2018年合计消费超过800亿人民币,占比达到73.4%。

除去对于全球化奢侈品的追捧,中国本土化的奢侈品牌也正在孕育之中,茅台酒作为中国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单一奢侈品牌,终端零售价已经稳步上涨到2000-3000元,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美名酒,跻身一线奢侈品行列。而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股价更是十年上涨十倍,成为沪深两市市值第四的股票,也超越了欧洲老牌烈性酒公司——帝亚吉欧,成为全球“酒王”。

在经济总量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在2019年完成了另一重要成就——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预计服务类消费需求占比将稳步上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海外市场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整体消费篮子中商品类消费的占比将有所下降,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占比将快速提升,必选类消费占比走低而可选类消费占比走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大众消费的能力也不容小觑,电商整体市场在已经如此高的基数之上仍然能够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2019年淘宝“双十一”总交易金额仍然能够同比增长25.7%到2684亿元人民币。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低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9年达到9.0%,持续超越城镇居民。作为中国大众消费代表的拼多多,凭借自身独特的客群定位和定价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入口快速获客,主打“极致低价”和“社交拼团”,硬是在中国已经由淘宝、京东等巨头高度垄断的电商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根据极光大数据,2018年近65%的拼多多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可以说拼多多的崛起正是全民购买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除了旺盛的购买力之外,中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模式上的持续创新。在高端消费领域,免税渠道的发展将引领境外消费的回流热潮;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看到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的模式已经帮助一些过去渠道力偏弱的品牌重获新生。

中国消费者旅游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背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例如中国针对进口商品征收了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也是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亚洲作为新兴市场,通常奢侈品购买频次较低,因此海外品牌通常在亚洲定价相较于欧美市场更高。根据贝恩统计数据,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有73%发生在境外。但我们认为,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欧美品牌已经开始逐渐拉平亚洲市场定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免税消费渠道正在快速发展,例如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多入境免税店的开设等政策预计未来都将持续做大、做活中国免税消费市场。

2017-2018年以来,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通过“内容+补贴”的战略,持续吸引用户流量,同时吸引了大量头部的大V成为网红,头部网红动辄拥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已经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意见领袖。从调研数据看,这些头部网红的粉丝购买力相当强,在经历了广告、打赏等变现模式后,主要头部网红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电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上,网红直播异军突起,在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中,有超过50%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对于部分渠道影响力更大的细分消费行业而言,网红带货这一营销手段的使用次数增长更快,例如食品行业增长超过90%,美妆行业增长超过80%。

先进制造:砥砺前行

“中国制造”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虽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关于制造业外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从最终结果上看,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中国这样高质量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手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和海外市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小米、华为等企业都先后在印度、巴西等地建厂,以平衡自身的投资组合,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2017年开始手机企业的供应商开始向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当地政府希望手机企业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达标,导致多种部件和原材料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加上关税,印度本土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巴西同样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得益于关税的见面,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之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价格将最低降低30%,但最终售价不仅比美国高了将近一倍,背后核心原因也正是生产技术低下造成的良率偏低拉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从内部结构看,虽然医药、电子、专用设备等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越钢铁、纺织等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已经持续多年,但如果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例如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中,中国企业虽然市占率领先,但利润率远低于美日同行,表明中国企业目前仍然聚焦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2018年9月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将中国和日本在50个领域的竞争实力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日本表现,但在机器人和工业机械、高速铁路、医疗机器人、汽车等老牌制造业领域,日本仍然更胜一筹。预计随着更多产业政策的落地,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仍将延续,特别地,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也将有望加速这一进程,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开支,增强“硬实力”。

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面旗帜,得益于政府持续多年的大力推广和包括补贴、免税、路权优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总量快速增长,根据Marklines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3年的1.9万辆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22.9万辆,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30%,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中国在201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从整车厂数据看,在2018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二十大新能源车型中,有13种车型由中国厂商制造,包括比亚迪、奇瑞、北汽、上汽、吉利等车型均榜上有名。从产业链条最重要的环节——动力电池看,中国本土厂商宁德时代(CATL)在2018年市占率已经达到21.9%,事实上早在2017年宁德时代就超越了日本电池厂商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另一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市场份额也已经排在第三名,超过LG化学和三星电子等韩国电池厂商。

展望2020年,新能源汽车预计仍将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3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向客户交付第二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这是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组装基地,自2019年初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投入生产,远远超出海外媒体、甚至是埃隆•马斯克自己的预期。预计随着特斯拉这条“鲶鱼”游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整车厂和供应商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去。

科技创新:迎头赶上

2019年以来5G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正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从落后欧美,到保持同步,甚至能够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回望A股市场,科技行业无疑是2019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企业在5G时代的脱颖而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3G时代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4G时代的移动通讯主要制式为FDD-LTE以及TD-LTE。其中TD-LTE是我国主导发展基于TDD的LTE技术。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

5G时代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IPlytics统计数据,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位居榜首。紧接着是韩国占25%。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望在5G普及过程中走在全球前列。

借助5G,中国有望在消费者应用和工业应用上加速迭代。5G时代将有望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通过向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流畅的用户体验,从而衍生出包括VR、AR等在内的更多消费场景。例如中国广电同样获颁了一块5G商用牌照,未来广播电视行业也将有望受益于5G基数对于现有宽带接入场景和移动互联网的升级,通过超高清视频等新的娱乐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在工业化应用场景上,由于5G网络的峰值速率高达20Gbps, 体验速率可达1Gbps,空口时延小于1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百万设备,可支持每小时500km以上的移动速度。高性能的 5G网络可承载对网络有特殊需求的行业应用场景,为许多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物联网通信能够将更多终端接入网络,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智慧家居、远程控制等;超可靠低时延通信能够大大提升通信的精度,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电网、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

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推动和二维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下,中国电子支付快速普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电子支付渗透率领先。凭借支付入口,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已经进行了15年左右的产品服务创新与迭代,目前已经能够满足包括小微贷款、财富管理、保险、证券交易等在内的消费者一揽子金融需求。

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企业,从而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根据2019年12月蚂蚁金服提出的三大战略,“全球化”也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蚂蚁金服正在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分享,帮助大量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满足他们对于数字科技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支付宝通过“技术输出+合作伙伴”模式,已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成当地人首选的电子钱包。例如在支付宝的投资和帮助下,印度本地电子钱包——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不到3000万,发展到如今超过4个亿,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预计随着消费者服务科技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仍将引领行业创新和进化。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过去的创新投入显得并不足够,当行业发生巨变之时,过去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往往将最先承压,例如医药和汽车行业就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医药行业的变革来自政策环境的变动。由于行业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仿制药,而由于新药的行政审批流程过长和原研药过强的专利保护,仿制药在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售价,因此对于中国药企而言,投入研发开支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分销渠道结构扭曲,从药厂到终端医院需要经过经销商层层加价,销售在产业链条中利润空间过大,形成了灰色的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对于中国医药企业而言,长久以来呈现出“重销售而轻研发”的特点,将大量费用投入销售而非研发。但从2018年以来,在带量采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之下,创新药和仿制药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由于大幅降价,仿制药企业未来可能沦为一般制造业,只有真正创新的药企才能在原研药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汽车行业的威胁来自于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过去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更多采用的是通过“逆向研发”的方式,依靠模仿而开发新的车型。但目前看,这一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全面向外资开放汽车市场,本土车企将直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只有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即所谓“硬核创新”,甚至主动寻求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合作,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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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撰文 | 李海涛

OR--商业新媒体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流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6.1%,相较前一年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如果从分季度数据看,呈现逐季环比走低态势,截止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0%,已经贴近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6.0-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下限。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内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力在2019年都有所失色。

消费增速继续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到8.0%。从限额以上企业数据看,对整体消费盘子影响最大的汽车类消费的下行态势已经有所缓解,同比降幅从2018年的-2.4%收窄到-0.8%。

地产投资呈现韧性,制造业下滑严重。过去长时间以来作为中国增长最重要引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4%,同比继续放缓0.5个百分点。从内部的三大主要项目看:虽然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并未松动,但房地产投资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韧性,全年同比增长9.9%,甚至同比提升了0.4个百分点;在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下,基建投资全年同比增长3.3%,同比提升了1.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下滑成为投资的最大拖累,全年仅增长了3.1%,同比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是经济的最大拖累。美元口径计价的进出口金额在2019年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同比下降2.7%。

事实上,中国经济本轮增长的放缓始自2018年下半年,除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外,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短周期的压力。

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压低了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增速,金融条件从扩张转为紧缩,为经济增长带来压力。2017年11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内的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新规共29条,主要针对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进行了监管标准上的明确和统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此后作为衡量中国整体金融条件最重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从2017年11月的14.5%持续下行,2018年12月最低触及10.3%的低点。

从历史数据看,社融存量规模的同比增速通常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较好领先指标,在金融条件转为收缩后,通常2-3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也将出现拐点。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8年3月,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贸易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对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商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美双方多次相互加征惩罚性关税,税率持续抬升,“外需”的走弱同时也带动了投资、就业、消费需求等的联动效应,同时对于制造业产业外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走弱也与此相关。

中国经济在2019年遭遇了不小的逆风,向前看,202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国经济还能否行稳致远?又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站在2020年伊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更多更加积极的信号,基于这些信号,我们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有条件维持相对稳健的较高增速。

一方面,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金融条件从2019年初再次转向扩张。自2018年年中以来,整体货币政策基调已经重新转向宽松,继2018年3月底第一次降准以来,中国央行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bp和150个bp,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1月6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估算本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财政政策上,2019年中央政府不断推进多轮减税降费,例如年初对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引进6项专项附加扣除;4月进行增值税改革,调降税率同时增加进项抵扣等,有效减轻了居民和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主要通过地方专项债的方式进行扩张。在多种政策的合力作用之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2019年初就见到拐点,全年同比增长10.7%,同比2018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轮磋商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在2020年之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计外需压力将有所缓解。1月15日,中美双方代表举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由刘鹤副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致的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在2020和2021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方将从2月14日起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5%降低到7.5%。双方还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一致意见。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有望在短期内显著缓解外需不振对于中国增长带来的压力,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总金额和国内制造业投资重拾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2020年中国经济“开门红”的最大威胁,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本次疫情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仍处于扩散阶段,已经开始对春节旺季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需求构成影响,而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春节后的工业生产开工可能也将受到冲击。但整体看我们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能够为解决疫情提供支持,如果疫情持续,我们认为政府在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宽松的空间,预计经济总盘子能够继续维持稳健增长。

我们认为2020年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等领域,中国都有相当多值得期待的亮点。

金融改革:行至中途

201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转折之年,此后监管者推动下,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展望2020年,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只是“行至中途”,还有更多的“硬骨头”要啃,预计内部的深化改革与对外的推动开放将继续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201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将重心放在金融创新与自由化上,例如证券行业连续召开创新大会,在多个业务条线上持续推动创新,行业杠杆率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信托为代表的多元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牌照优势,迅速做大规模,成长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但这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最终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例如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通过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模式,将大量的资产通过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出表,导致所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而这种通道业务的本质是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牌照优势和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力度的差异,进行跨市场的监管套利,以帮助银行规避对资本监管的约束。但这些影子银行部门累积了过高的隐性杠杆,一旦这些表外资产出现风险,银行同样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表现出对这些金融市场风险的关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的2017年整体政策基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宣布将设立最高层面的协调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原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上建立起一个混业监管的协调机制,从而杜绝跨市场的监管套利。2017年同时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监管措施,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1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这一纲领性文件直接宣告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时代。

2018-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迎来了各类风险暴露和释放的窗口期,在金融条件紧缩的初期,实体企业最先承压,特别是在整体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民营企业,不断传出违约风险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超过150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债券本金规模接近1200亿元,其中约40家发行人属于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从这些违约主体的分布规律上看,民营企业违约的趋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有关,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影响下,民企原本就只能获得边际剩余的金融资源,一旦全社会的金融条件转为收缩,民企则最先受损。

2019年的风险暴露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行业本身,5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对一家总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的中型城商行——包商银行实行接管,这体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置风险的决心。

展望202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将如何推进?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包括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化解金融风险的收官、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

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不断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量”的宽松,我们预计2020年这种宽松将更多体现在“价”上,即通过推动利率双轨制的并轨,打通资金价格的传导渠道,进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提及“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切换方案”,12月28日央行正式发布公告,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基准切换工作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原则上于8月31日之前完成。将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切换到LPR能够加强官方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联动的灵活性,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利率。

资管新规的实行即将进入收官之年,预计存量资产的处理将更加灵活。2017年发布的资管新规中将2020年作为收关之年,在央行发布的2019年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将2019 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承上启下年份,而将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要求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向治本过渡。可能仍然会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出清,但预计监管处置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也将在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在中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混业经营的更高监管协调机制之后,我们认为留给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套利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未来预计表外资产收缩和回表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创板的推出是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借鉴科创板顺利落地的经验,证券法的修订稿中对于试点注册制的讨论也进行了扩大,预计新三板、创业板也将有望试点注册制。20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更多聚焦于发行制度改革上,预计2020年除发行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外,在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上也将有较大动作落地。例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监管松绑、对于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扩容、对于强制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细化等,都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所在。

2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完全开放的“元年”。根据国务院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中国将加快允许外资控股的时间表,在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头部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陆续拿到了控股牌照,预计从2020年开始,中资金融机构将和全球化巨头同场竞技,在“鲶鱼效应”的压力下,能否真正将深耕多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转化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留住客户,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将是所有中资本土金融机构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升级:势不可挡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旺盛,无论从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是从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旅行消费规模,都可见一斑。

根据贝恩咨询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总体容量在2018年达到约230亿欧元,预计在2030年之前还能够维持每年约9-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全球主要奢侈品牌在90年代之后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贡献了主要增量。

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端消费品的购买力还体现在旅行消费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国籍划分,来自中国国民的奢侈品消费占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25%,到2018年进一步达到32%,已经超过占比22%的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根据尼尔森2017年调查数据,中国游客人均海外购物消费金额为762美元,是非中国游客的1.6倍。根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已经成为韩国免税市场上第一大消费者来源,2018年合计消费超过800亿人民币,占比达到73.4%。

除去对于全球化奢侈品的追捧,中国本土化的奢侈品牌也正在孕育之中,茅台酒作为中国文化认同度最高的单一奢侈品牌,终端零售价已经稳步上涨到2000-3000元,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欧美名酒,跻身一线奢侈品行列。而作为A股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股价更是十年上涨十倍,成为沪深两市市值第四的股票,也超越了欧洲老牌烈性酒公司——帝亚吉欧,成为全球“酒王”。

在经济总量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在2019年完成了另一重要成就——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预计服务类消费需求占比将稳步上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海外市场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整体消费篮子中商品类消费的占比将有所下降,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占比将快速提升,必选类消费占比走低而可选类消费占比走高。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大众消费的能力也不容小觑,电商整体市场在已经如此高的基数之上仍然能够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2019年淘宝“双十一”总交易金额仍然能够同比增长25.7%到2684亿元人民币。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国低线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在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9年达到9.0%,持续超越城镇居民。作为中国大众消费代表的拼多多,凭借自身独特的客群定位和定价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入口快速获客,主打“极致低价”和“社交拼团”,硬是在中国已经由淘宝、京东等巨头高度垄断的电商市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根据极光大数据,2018年近65%的拼多多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可以说拼多多的崛起正是全民购买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除了旺盛的购买力之外,中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模式上的持续创新。在高端消费领域,免税渠道的发展将引领境外消费的回流热潮;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看到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的模式已经帮助一些过去渠道力偏弱的品牌重获新生。

中国消费者旅游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背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例如中国针对进口商品征收了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也是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亚洲作为新兴市场,通常奢侈品购买频次较低,因此海外品牌通常在亚洲定价相较于欧美市场更高。根据贝恩统计数据,中国人奢侈品消费中有73%发生在境外。但我们认为,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欧美品牌已经开始逐渐拉平亚洲市场定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免税消费渠道正在快速发展,例如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多入境免税店的开设等政策预计未来都将持续做大、做活中国免税消费市场。

2017-2018年以来,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通过“内容+补贴”的战略,持续吸引用户流量,同时吸引了大量头部的大V成为网红,头部网红动辄拥有上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已经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意见领袖。从调研数据看,这些头部网红的粉丝购买力相当强,在经历了广告、打赏等变现模式后,主要头部网红都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电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上,网红直播异军突起,在参与天猫双十一的商家中,有超过50%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对于部分渠道影响力更大的细分消费行业而言,网红带货这一营销手段的使用次数增长更快,例如食品行业增长超过90%,美妆行业增长超过80%。

先进制造:砥砺前行

“中国制造”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虽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关于制造业外迁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从最终结果上看,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中国这样高质量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手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和海外市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富士康、小米、华为等企业都先后在印度、巴西等地建厂,以平衡自身的投资组合,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2017年开始手机企业的供应商开始向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当地政府希望手机企业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达标,导致多种部件和原材料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如果加上关税,印度本土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巴西同样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得益于关税的见面,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之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价格将最低降低30%,但最终售价不仅比美国高了将近一倍,背后核心原因也正是生产技术低下造成的良率偏低拉高了整体生产成本。

从内部结构看,虽然医药、电子、专用设备等科技密集型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超越钢铁、纺织等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已经持续多年,但如果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例如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中,中国企业虽然市占率领先,但利润率远低于美日同行,表明中国企业目前仍然聚焦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2018年9月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将中国和日本在50个领域的竞争实力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日本表现,但在机器人和工业机械、高速铁路、医疗机器人、汽车等老牌制造业领域,日本仍然更胜一筹。预计随着更多产业政策的落地,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仍将延续,特别地,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也将有望加速这一进程,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自身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开支,增强“硬实力”。

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面旗帜,得益于政府持续多年的大力推广和包括补贴、免税、路权优势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总量快速增长,根据Marklines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3年的1.9万辆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22.9万辆,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30%,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中国在2018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从整车厂数据看,在2018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二十大新能源车型中,有13种车型由中国厂商制造,包括比亚迪、奇瑞、北汽、上汽、吉利等车型均榜上有名。从产业链条最重要的环节——动力电池看,中国本土厂商宁德时代(CATL)在2018年市占率已经达到21.9%,事实上早在2017年宁德时代就超越了日本电池厂商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另一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市场份额也已经排在第三名,超过LG化学和三星电子等韩国电池厂商。

展望2020年,新能源汽车预计仍将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3号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向客户交付第二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这是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组装基地,自2019年初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就投入生产,远远超出海外媒体、甚至是埃隆•马斯克自己的预期。预计随着特斯拉这条“鲶鱼”游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整车厂和供应商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去。

科技创新:迎头赶上

2019年以来5G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正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已经从落后欧美,到保持同步,甚至能够在部分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回望A股市场,科技行业无疑是2019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企业在5G时代的脱颖而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3G时代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4G时代的移动通讯主要制式为FDD-LTE以及TD-LTE。其中TD-LTE是我国主导发展基于TDD的LTE技术。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

5G时代中国企业已经做好准备,根据IPlytics统计数据,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位居榜首。紧接着是韩国占25%。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望在5G普及过程中走在全球前列。

借助5G,中国有望在消费者应用和工业应用上加速迭代。5G时代将有望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通过向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流畅的用户体验,从而衍生出包括VR、AR等在内的更多消费场景。例如中国广电同样获颁了一块5G商用牌照,未来广播电视行业也将有望受益于5G基数对于现有宽带接入场景和移动互联网的升级,通过超高清视频等新的娱乐方式,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在工业化应用场景上,由于5G网络的峰值速率高达20Gbps, 体验速率可达1Gbps,空口时延小于1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百万设备,可支持每小时500km以上的移动速度。高性能的 5G网络可承载对网络有特殊需求的行业应用场景,为许多行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物联网通信能够将更多终端接入网络,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智慧家居、远程控制等;超可靠低时延通信能够大大提升通信的精度,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电网、远程医疗、工业自动化等。

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也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持续推动和二维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下,中国电子支付快速普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电子支付渗透率领先。凭借支付入口,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已经进行了15年左右的产品服务创新与迭代,目前已经能够满足包括小微贷款、财富管理、保险、证券交易等在内的消费者一揽子金融需求。

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企业,从而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广泛传播开来。根据2019年12月蚂蚁金服提出的三大战略,“全球化”也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蚂蚁金服正在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分享,帮助大量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满足他们对于数字科技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支付宝通过“技术输出+合作伙伴”模式,已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已成当地人首选的电子钱包。例如在支付宝的投资和帮助下,印度本地电子钱包——Paytm的用户数量从2015年初开始合作时的不到3000万,发展到如今超过4个亿,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预计随着消费者服务科技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化,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仍将引领行业创新和进化。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过去的创新投入显得并不足够,当行业发生巨变之时,过去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往往将最先承压,例如医药和汽车行业就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医药行业的变革来自政策环境的变动。由于行业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仿制药,而由于新药的行政审批流程过长和原研药过强的专利保护,仿制药在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售价,因此对于中国药企而言,投入研发开支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分销渠道结构扭曲,从药厂到终端医院需要经过经销商层层加价,销售在产业链条中利润空间过大,形成了灰色的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对于中国医药企业而言,长久以来呈现出“重销售而轻研发”的特点,将大量费用投入销售而非研发。但从2018年以来,在带量采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之下,创新药和仿制药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由于大幅降价,仿制药企业未来可能沦为一般制造业,只有真正创新的药企才能在原研药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汽车行业的威胁来自于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过去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远远不够,更多采用的是通过“逆向研发”的方式,依靠模仿而开发新的车型。但目前看,这一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全面向外资开放汽车市场,本土车企将直面来自外部的竞争,只有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即所谓“硬核创新”,甚至主动寻求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合作,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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