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寄生虫》无法代表亚裔美国人,只是好莱坞对韩国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而《别告诉她》未获得提名更能说明好莱坞对亚裔群体的漠视。



撰文 | WALTER CHAW

OR--商业新媒体 】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孩子,他们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被共产党接管的中国大陆逃离。许多人原本计划在共产党垮台后回中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妈两边的家庭都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在我生活过的大部分环境里,我是唯一的亚裔,因此我学会了排斥——有时不无激烈——父母和他们的文化,同时融入美国文化。周日晚上,我怀着焦虑和些许的恐惧,看着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奖。

《寄生虫》的胜利虽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但可能并非一个分水岭时刻。一个历来品味可疑的机构,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可喜可贺。对韩国电影业来说,这也是巨大的荣耀。然而,虽然许多亚裔美国人一开始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虫》的获奖与亚裔美国人的代表性并无关系。

这只是好莱坞对韩国令人敬佩的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拍了不少优秀的电影。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影片获奖情况的讨论迅速两极分化。在左派看来,《寄生虫》的胜利代表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强调多样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亚裔影评人、《洛杉矶时报》的贾斯汀·张(Justin Chang)不无谨慎地表示,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学院增加成员的多样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虽不完美但很明显的效果”。

在右派那里,这部影片的获奖给恐惧机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场新的黄祸的开始,至少也证明,进步媒介在密谋挫败保守派对日益威权的民族主义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奖之前,保守派媒体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乔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经向他近6万名Twitter粉丝抱怨,“一个名叫Bong Joon Ho的家伙“打败了”《好莱坞往事》和《1917》,赢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寄生虫》获奖的余波,将会满足一些人的希望,也会激起社会分裂双方的恐惧。左派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是对当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讲的是99%的人对1%的贪婪鬼已经忍无可忍,这是个合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寄生虫》抓住了对统治精英不满的时代情绪,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并且矛盾的是,它还让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上了总统。
而右派认为,这部电影获奖是奥斯卡评委们的一种怯懦的努力,为了弥补去年《绿皮书》获奖引起的厌恶(同时也是为今年几乎重演“#奥斯卡真白”现象的赎罪),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太相信,学院突然对“包容”产生了兴趣。

夹在中间的是亚裔美国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处于个人危机时刻的年轻亚裔美国女性,感受到与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阂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奖(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我发现,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说明好莱坞不仅漠视亚裔美国人,而且漠视女性导演。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认不认识李小龙。我的同学心目中只知道两个亚洲人:我和李小龙。人们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而不是几十种,而且有些文化之间彼此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偏见,这种看法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别告诉她》正确把握了我身为亚裔美国人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它准确地捕捉到那种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时,《寄生虫》的胜利才是他们的胜利。但我不认识李小龙。我也不认识奉俊昊。

我内心深处沉默而充满渴望的部分想要赞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样的面孔。但我内心那个神经兮兮、饱经风霜的部分担心,好莱坞只会简单地开始挖掘韩国影片,并把韩国人才吸引到美国,让他们成为动作警匪片里的配角,令他们蒙羞。1990年代,好莱坞对香港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龙,最多只能在《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电影里担任给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戏的“正经人”角色,片中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玩笑,说成龙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痛苦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个沉重的玩笑。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行业中,就连李小龙也被选来充当《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机,以及1969年的《丑闻喋血》(Marlowe)中那个性情冲动的恐同者,那人因为被说是“同性恋”就跳了楼。在他参与策划的剧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终被一名白人演员取代,之后他回到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记奥斯卡的地方主义,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奥斯卡金像奖“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相反,“他们非常本地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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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的胜利与亚裔美国人无关

发布日期:2020-02-13 12:21
摘要:《寄生虫》无法代表亚裔美国人,只是好莱坞对韩国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而《别告诉她》未获得提名更能说明好莱坞对亚裔群体的漠视。



撰文 | WALTER CHAW

OR--商业新媒体 】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孩子,他们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被共产党接管的中国大陆逃离。许多人原本计划在共产党垮台后回中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妈两边的家庭都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在我生活过的大部分环境里,我是唯一的亚裔,因此我学会了排斥——有时不无激烈——父母和他们的文化,同时融入美国文化。周日晚上,我怀着焦虑和些许的恐惧,看着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奖。

《寄生虫》的胜利虽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但可能并非一个分水岭时刻。一个历来品味可疑的机构,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可喜可贺。对韩国电影业来说,这也是巨大的荣耀。然而,虽然许多亚裔美国人一开始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虫》的获奖与亚裔美国人的代表性并无关系。

这只是好莱坞对韩国令人敬佩的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拍了不少优秀的电影。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影片获奖情况的讨论迅速两极分化。在左派看来,《寄生虫》的胜利代表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强调多样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亚裔影评人、《洛杉矶时报》的贾斯汀·张(Justin Chang)不无谨慎地表示,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学院增加成员的多样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虽不完美但很明显的效果”。

在右派那里,这部影片的获奖给恐惧机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场新的黄祸的开始,至少也证明,进步媒介在密谋挫败保守派对日益威权的民族主义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奖之前,保守派媒体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乔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经向他近6万名Twitter粉丝抱怨,“一个名叫Bong Joon Ho的家伙“打败了”《好莱坞往事》和《1917》,赢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寄生虫》获奖的余波,将会满足一些人的希望,也会激起社会分裂双方的恐惧。左派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是对当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讲的是99%的人对1%的贪婪鬼已经忍无可忍,这是个合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寄生虫》抓住了对统治精英不满的时代情绪,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并且矛盾的是,它还让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上了总统。
而右派认为,这部电影获奖是奥斯卡评委们的一种怯懦的努力,为了弥补去年《绿皮书》获奖引起的厌恶(同时也是为今年几乎重演“#奥斯卡真白”现象的赎罪),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太相信,学院突然对“包容”产生了兴趣。

夹在中间的是亚裔美国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处于个人危机时刻的年轻亚裔美国女性,感受到与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阂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奖(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我发现,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说明好莱坞不仅漠视亚裔美国人,而且漠视女性导演。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认不认识李小龙。我的同学心目中只知道两个亚洲人:我和李小龙。人们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而不是几十种,而且有些文化之间彼此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偏见,这种看法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别告诉她》正确把握了我身为亚裔美国人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它准确地捕捉到那种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时,《寄生虫》的胜利才是他们的胜利。但我不认识李小龙。我也不认识奉俊昊。

我内心深处沉默而充满渴望的部分想要赞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样的面孔。但我内心那个神经兮兮、饱经风霜的部分担心,好莱坞只会简单地开始挖掘韩国影片,并把韩国人才吸引到美国,让他们成为动作警匪片里的配角,令他们蒙羞。1990年代,好莱坞对香港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龙,最多只能在《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电影里担任给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戏的“正经人”角色,片中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玩笑,说成龙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痛苦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个沉重的玩笑。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行业中,就连李小龙也被选来充当《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机,以及1969年的《丑闻喋血》(Marlowe)中那个性情冲动的恐同者,那人因为被说是“同性恋”就跳了楼。在他参与策划的剧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终被一名白人演员取代,之后他回到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记奥斯卡的地方主义,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奥斯卡金像奖“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相反,“他们非常本地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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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WALTER CHAW

OR--商业新媒体 】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孩子,他们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被共产党接管的中国大陆逃离。许多人原本计划在共产党垮台后回中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妈两边的家庭都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在我生活过的大部分环境里,我是唯一的亚裔,因此我学会了排斥——有时不无激烈——父母和他们的文化,同时融入美国文化。周日晚上,我怀着焦虑和些许的恐惧,看着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奖。

《寄生虫》的胜利虽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但可能并非一个分水岭时刻。一个历来品味可疑的机构,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可喜可贺。对韩国电影业来说,这也是巨大的荣耀。然而,虽然许多亚裔美国人一开始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虫》的获奖与亚裔美国人的代表性并无关系。

这只是好莱坞对韩国令人敬佩的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拍了不少优秀的电影。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影片获奖情况的讨论迅速两极分化。在左派看来,《寄生虫》的胜利代表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强调多样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亚裔影评人、《洛杉矶时报》的贾斯汀·张(Justin Chang)不无谨慎地表示,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学院增加成员的多样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虽不完美但很明显的效果”。

在右派那里,这部影片的获奖给恐惧机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场新的黄祸的开始,至少也证明,进步媒介在密谋挫败保守派对日益威权的民族主义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奖之前,保守派媒体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乔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经向他近6万名Twitter粉丝抱怨,“一个名叫Bong Joon Ho的家伙“打败了”《好莱坞往事》和《1917》,赢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寄生虫》获奖的余波,将会满足一些人的希望,也会激起社会分裂双方的恐惧。左派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是对当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讲的是99%的人对1%的贪婪鬼已经忍无可忍,这是个合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寄生虫》抓住了对统治精英不满的时代情绪,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并且矛盾的是,它还让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上了总统。
而右派认为,这部电影获奖是奥斯卡评委们的一种怯懦的努力,为了弥补去年《绿皮书》获奖引起的厌恶(同时也是为今年几乎重演“#奥斯卡真白”现象的赎罪),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太相信,学院突然对“包容”产生了兴趣。

夹在中间的是亚裔美国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处于个人危机时刻的年轻亚裔美国女性,感受到与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阂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奖(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我发现,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说明好莱坞不仅漠视亚裔美国人,而且漠视女性导演。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认不认识李小龙。我的同学心目中只知道两个亚洲人:我和李小龙。人们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而不是几十种,而且有些文化之间彼此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偏见,这种看法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别告诉她》正确把握了我身为亚裔美国人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它准确地捕捉到那种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时,《寄生虫》的胜利才是他们的胜利。但我不认识李小龙。我也不认识奉俊昊。

我内心深处沉默而充满渴望的部分想要赞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样的面孔。但我内心那个神经兮兮、饱经风霜的部分担心,好莱坞只会简单地开始挖掘韩国影片,并把韩国人才吸引到美国,让他们成为动作警匪片里的配角,令他们蒙羞。1990年代,好莱坞对香港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龙,最多只能在《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电影里担任给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戏的“正经人”角色,片中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玩笑,说成龙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痛苦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个沉重的玩笑。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行业中,就连李小龙也被选来充当《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机,以及1969年的《丑闻喋血》(Marlowe)中那个性情冲动的恐同者,那人因为被说是“同性恋”就跳了楼。在他参与策划的剧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终被一名白人演员取代,之后他回到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记奥斯卡的地方主义,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奥斯卡金像奖“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相反,“他们非常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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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2-13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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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WALTER CHAW

OR--商业新媒体 】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孩子,他们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被共产党接管的中国大陆逃离。许多人原本计划在共产党垮台后回中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妈两边的家庭都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在我生活过的大部分环境里,我是唯一的亚裔,因此我学会了排斥——有时不无激烈——父母和他们的文化,同时融入美国文化。周日晚上,我怀着焦虑和些许的恐惧,看着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奖。

《寄生虫》的胜利虽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但可能并非一个分水岭时刻。一个历来品味可疑的机构,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可喜可贺。对韩国电影业来说,这也是巨大的荣耀。然而,虽然许多亚裔美国人一开始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虫》的获奖与亚裔美国人的代表性并无关系。

这只是好莱坞对韩国令人敬佩的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拍了不少优秀的电影。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影片获奖情况的讨论迅速两极分化。在左派看来,《寄生虫》的胜利代表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强调多样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亚裔影评人、《洛杉矶时报》的贾斯汀·张(Justin Chang)不无谨慎地表示,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学院增加成员的多样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虽不完美但很明显的效果”。

在右派那里,这部影片的获奖给恐惧机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场新的黄祸的开始,至少也证明,进步媒介在密谋挫败保守派对日益威权的民族主义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奖之前,保守派媒体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乔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经向他近6万名Twitter粉丝抱怨,“一个名叫Bong Joon Ho的家伙“打败了”《好莱坞往事》和《1917》,赢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寄生虫》获奖的余波,将会满足一些人的希望,也会激起社会分裂双方的恐惧。左派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是对当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讲的是99%的人对1%的贪婪鬼已经忍无可忍,这是个合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寄生虫》抓住了对统治精英不满的时代情绪,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并且矛盾的是,它还让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上了总统。
而右派认为,这部电影获奖是奥斯卡评委们的一种怯懦的努力,为了弥补去年《绿皮书》获奖引起的厌恶(同时也是为今年几乎重演“#奥斯卡真白”现象的赎罪),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太相信,学院突然对“包容”产生了兴趣。

夹在中间的是亚裔美国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处于个人危机时刻的年轻亚裔美国女性,感受到与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阂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奖(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我发现,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说明好莱坞不仅漠视亚裔美国人,而且漠视女性导演。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认不认识李小龙。我的同学心目中只知道两个亚洲人:我和李小龙。人们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而不是几十种,而且有些文化之间彼此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偏见,这种看法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别告诉她》正确把握了我身为亚裔美国人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它准确地捕捉到那种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时,《寄生虫》的胜利才是他们的胜利。但我不认识李小龙。我也不认识奉俊昊。

我内心深处沉默而充满渴望的部分想要赞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样的面孔。但我内心那个神经兮兮、饱经风霜的部分担心,好莱坞只会简单地开始挖掘韩国影片,并把韩国人才吸引到美国,让他们成为动作警匪片里的配角,令他们蒙羞。1990年代,好莱坞对香港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龙,最多只能在《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电影里担任给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戏的“正经人”角色,片中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玩笑,说成龙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痛苦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个沉重的玩笑。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行业中,就连李小龙也被选来充当《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机,以及1969年的《丑闻喋血》(Marlowe)中那个性情冲动的恐同者,那人因为被说是“同性恋”就跳了楼。在他参与策划的剧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终被一名白人演员取代,之后他回到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记奥斯卡的地方主义,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奥斯卡金像奖“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相反,“他们非常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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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WALTER CHAW

OR--商业新媒体 】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孩子,他们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被共产党接管的中国大陆逃离。许多人原本计划在共产党垮台后回中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爸妈两边的家庭都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7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我。

我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在我生活过的大部分环境里,我是唯一的亚裔,因此我学会了排斥——有时不无激烈——父母和他们的文化,同时融入美国文化。周日晚上,我怀着焦虑和些许的恐惧,看着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大奖。

《寄生虫》的胜利虽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但可能并非一个分水岭时刻。一个历来品味可疑的机构,今年似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当然可喜可贺。对韩国电影业来说,这也是巨大的荣耀。然而,虽然许多亚裔美国人一开始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但《寄生虫》的获奖与亚裔美国人的代表性并无关系。

这只是好莱坞对韩国令人敬佩的电影产业迟到的肯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拍了不少优秀的电影。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影片获奖情况的讨论迅速两极分化。在左派看来,《寄生虫》的胜利代表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强调多样性所取得的成效。著名的亚裔影评人、《洛杉矶时报》的贾斯汀·张(Justin Chang)不无谨慎地表示,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学院增加成员的多样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的努力正在取得虽不完美但很明显的效果”。

在右派那里,这部影片的获奖给恐惧机器提供了燃料。它即使不是一场新的黄祸的开始,至少也证明,进步媒介在密谋挫败保守派对日益威权的民族主义的追求。甚至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奖之前,保守派媒体BlazeTV的知名主持人乔恩·米勒(Jon Miller)就已经向他近6万名Twitter粉丝抱怨,“一个名叫Bong Joon Ho的家伙“打败了”《好莱坞往事》和《1917》,赢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寄生虫》获奖的余波,将会满足一些人的希望,也会激起社会分裂双方的恐惧。左派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是对当下的一份令人眼前一亮的宣言,讲的是99%的人对1%的贪婪鬼已经忍无可忍,这是个合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寄生虫》抓住了对统治精英不满的时代情绪,很少有电影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并且矛盾的是,它还让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上了总统。
而右派认为,这部电影获奖是奥斯卡评委们的一种怯懦的努力,为了弥补去年《绿皮书》获奖引起的厌恶(同时也是为今年几乎重演“#奥斯卡真白”现象的赎罪),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太相信,学院突然对“包容”产生了兴趣。

夹在中间的是亚裔美国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处于个人危机时刻的年轻亚裔美国女性,感受到与父母和祖母的文化隔阂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奖(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可,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我发现,它被排除在外更能说明好莱坞不仅漠视亚裔美国人,而且漠视女性导演。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认不认识李小龙。我的同学心目中只知道两个亚洲人:我和李小龙。人们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而不是几十种,而且有些文化之间彼此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偏见,这种看法一直是东西方之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别告诉她》正确把握了我身为亚裔美国人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群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它准确地捕捉到那种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完全认同亚洲文化中存在普遍的通用概念时,《寄生虫》的胜利才是他们的胜利。但我不认识李小龙。我也不认识奉俊昊。

我内心深处沉默而充满渴望的部分想要赞美所有那些和我一样的面孔。但我内心那个神经兮兮、饱经风霜的部分担心,好莱坞只会简单地开始挖掘韩国影片,并把韩国人才吸引到美国,让他们成为动作警匪片里的配角,令他们蒙羞。1990年代,好莱坞对香港电影市场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成龙,最多只能在《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电影里担任给克里斯·塔克(Chris Tucker)搭戏的“正经人”角色,片中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玩笑,说成龙饰演的角色是日本人。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痛苦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普遍认为,至少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个沉重的玩笑。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行业中,就连李小龙也被选来充当《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中的司机,以及1969年的《丑闻喋血》(Marlowe)中那个性情冲动的恐同者,那人因为被说是“同性恋”就跳了楼。在他参与策划的剧集《功夫》(Kung Fu)中,他的位置最终被一名白人演员取代,之后他回到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成功。

不能忘记奥斯卡的地方主义,去年秋天,奉俊昊本人在接受《Vulture》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奥斯卡金像奖“不是一个国际电影节”。相反,“他们非常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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