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1月22日,中国政府表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处在关键节点。这次疫情于去年12月起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现已蔓延至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病毒已在13个省份造成9人死亡、至少440人感染。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但疫情的防控工作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引人诟病之处。例如,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更很可能不必面临春运高峰时期防控难度急遽升高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当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将这一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方能引起公众警觉并自动做好一般性的防范工作,减轻政府防疫压力。此外,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取消一些大型的人员密集的活动。总之,武汉市疫情防控方面可能存在的弊病,应当得到深入的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隐瞒疫情的情况,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因此网络上出现一些人发布的不实情况也情有可原。除非确能证明是蓄意以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散布虚假信息,对于一般性的不实或夸大性信息,绝不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惩罚。自由的信息流通本身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免疫”机制,其功能是及时提醒公民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鉴于政府并非全能全知,来自民间的信息能对政府信息起到珍贵的补充作用,这也属于对政府工作的合法监督,对于此类信息政府决不可轻率地做出其系错误的推定,而应慎重对待和加以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向公众更新信息,由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间努力的和衷共济,有效地把疫情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爆发之后精确、完整、全面的疫情信息,以及向公民提供的应对疾病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公共品,政府应当努力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品的责任,让公众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便捷性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在这样的信息与建议的供给获得公信力之后,一些言过其实的虚假信息便不会产生影响力;假如政府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前后矛盾,社会恐慌甚至是混乱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差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完善这一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突破部门与地区隔阂及时调拨充足人力物力进入疫情严重地区,并确保公民能迅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相应药物与设备,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已经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其治疗成本也应当由政府负担。


当然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最好的疫情防范效果。要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角色的力量。这些组织更加熟悉草根层面的具体情况,能从更宽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存在一些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部门思维、争权夺利、推诿等,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更好的防范效果,既能补政府之不足,又能节省行政资源和成本,让政府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实现这个效果不能临时抱佛脚,在平时维持宽松的环境,让这样的组织自由生长而不是受打压,才能构筑起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有效缓冲区。除此之外,争取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吸引外部机构和专家投入危机治理,也非常重要。

本次疫情难免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这需要中国社会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得到与之相应的进步。本次疫情对此是一次重大检验。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政府应当秉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众健康,凡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做,凡是不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唯此才能为此次疫情防治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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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疫情防治:公众健康高于一切

发布日期:2020-01-23 07:46
摘要: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1月22日,中国政府表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处在关键节点。这次疫情于去年12月起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现已蔓延至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病毒已在13个省份造成9人死亡、至少440人感染。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但疫情的防控工作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引人诟病之处。例如,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更很可能不必面临春运高峰时期防控难度急遽升高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当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将这一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方能引起公众警觉并自动做好一般性的防范工作,减轻政府防疫压力。此外,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取消一些大型的人员密集的活动。总之,武汉市疫情防控方面可能存在的弊病,应当得到深入的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隐瞒疫情的情况,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因此网络上出现一些人发布的不实情况也情有可原。除非确能证明是蓄意以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散布虚假信息,对于一般性的不实或夸大性信息,绝不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惩罚。自由的信息流通本身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免疫”机制,其功能是及时提醒公民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鉴于政府并非全能全知,来自民间的信息能对政府信息起到珍贵的补充作用,这也属于对政府工作的合法监督,对于此类信息政府决不可轻率地做出其系错误的推定,而应慎重对待和加以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向公众更新信息,由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间努力的和衷共济,有效地把疫情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爆发之后精确、完整、全面的疫情信息,以及向公民提供的应对疾病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公共品,政府应当努力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品的责任,让公众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便捷性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在这样的信息与建议的供给获得公信力之后,一些言过其实的虚假信息便不会产生影响力;假如政府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前后矛盾,社会恐慌甚至是混乱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差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完善这一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突破部门与地区隔阂及时调拨充足人力物力进入疫情严重地区,并确保公民能迅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相应药物与设备,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已经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其治疗成本也应当由政府负担。


当然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最好的疫情防范效果。要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角色的力量。这些组织更加熟悉草根层面的具体情况,能从更宽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存在一些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部门思维、争权夺利、推诿等,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更好的防范效果,既能补政府之不足,又能节省行政资源和成本,让政府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实现这个效果不能临时抱佛脚,在平时维持宽松的环境,让这样的组织自由生长而不是受打压,才能构筑起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有效缓冲区。除此之外,争取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吸引外部机构和专家投入危机治理,也非常重要。

本次疫情难免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这需要中国社会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得到与之相应的进步。本次疫情对此是一次重大检验。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政府应当秉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众健康,凡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做,凡是不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唯此才能为此次疫情防治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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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1月22日,中国政府表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处在关键节点。这次疫情于去年12月起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现已蔓延至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病毒已在13个省份造成9人死亡、至少440人感染。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但疫情的防控工作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引人诟病之处。例如,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更很可能不必面临春运高峰时期防控难度急遽升高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当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将这一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方能引起公众警觉并自动做好一般性的防范工作,减轻政府防疫压力。此外,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取消一些大型的人员密集的活动。总之,武汉市疫情防控方面可能存在的弊病,应当得到深入的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隐瞒疫情的情况,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因此网络上出现一些人发布的不实情况也情有可原。除非确能证明是蓄意以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散布虚假信息,对于一般性的不实或夸大性信息,绝不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惩罚。自由的信息流通本身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免疫”机制,其功能是及时提醒公民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鉴于政府并非全能全知,来自民间的信息能对政府信息起到珍贵的补充作用,这也属于对政府工作的合法监督,对于此类信息政府决不可轻率地做出其系错误的推定,而应慎重对待和加以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向公众更新信息,由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间努力的和衷共济,有效地把疫情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爆发之后精确、完整、全面的疫情信息,以及向公民提供的应对疾病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公共品,政府应当努力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品的责任,让公众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便捷性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在这样的信息与建议的供给获得公信力之后,一些言过其实的虚假信息便不会产生影响力;假如政府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前后矛盾,社会恐慌甚至是混乱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差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完善这一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突破部门与地区隔阂及时调拨充足人力物力进入疫情严重地区,并确保公民能迅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相应药物与设备,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已经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其治疗成本也应当由政府负担。


当然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最好的疫情防范效果。要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角色的力量。这些组织更加熟悉草根层面的具体情况,能从更宽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存在一些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部门思维、争权夺利、推诿等,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更好的防范效果,既能补政府之不足,又能节省行政资源和成本,让政府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实现这个效果不能临时抱佛脚,在平时维持宽松的环境,让这样的组织自由生长而不是受打压,才能构筑起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有效缓冲区。除此之外,争取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吸引外部机构和专家投入危机治理,也非常重要。

本次疫情难免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这需要中国社会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得到与之相应的进步。本次疫情对此是一次重大检验。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政府应当秉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众健康,凡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做,凡是不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唯此才能为此次疫情防治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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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01-23 07:46
摘要: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1月22日,中国政府表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处在关键节点。这次疫情于去年12月起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现已蔓延至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病毒已在13个省份造成9人死亡、至少440人感染。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但疫情的防控工作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引人诟病之处。例如,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更很可能不必面临春运高峰时期防控难度急遽升高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当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将这一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方能引起公众警觉并自动做好一般性的防范工作,减轻政府防疫压力。此外,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取消一些大型的人员密集的活动。总之,武汉市疫情防控方面可能存在的弊病,应当得到深入的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隐瞒疫情的情况,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因此网络上出现一些人发布的不实情况也情有可原。除非确能证明是蓄意以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散布虚假信息,对于一般性的不实或夸大性信息,绝不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惩罚。自由的信息流通本身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免疫”机制,其功能是及时提醒公民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鉴于政府并非全能全知,来自民间的信息能对政府信息起到珍贵的补充作用,这也属于对政府工作的合法监督,对于此类信息政府决不可轻率地做出其系错误的推定,而应慎重对待和加以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向公众更新信息,由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间努力的和衷共济,有效地把疫情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爆发之后精确、完整、全面的疫情信息,以及向公民提供的应对疾病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公共品,政府应当努力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品的责任,让公众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便捷性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在这样的信息与建议的供给获得公信力之后,一些言过其实的虚假信息便不会产生影响力;假如政府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前后矛盾,社会恐慌甚至是混乱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差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完善这一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突破部门与地区隔阂及时调拨充足人力物力进入疫情严重地区,并确保公民能迅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相应药物与设备,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已经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其治疗成本也应当由政府负担。


当然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最好的疫情防范效果。要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角色的力量。这些组织更加熟悉草根层面的具体情况,能从更宽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存在一些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部门思维、争权夺利、推诿等,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更好的防范效果,既能补政府之不足,又能节省行政资源和成本,让政府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实现这个效果不能临时抱佛脚,在平时维持宽松的环境,让这样的组织自由生长而不是受打压,才能构筑起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有效缓冲区。除此之外,争取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吸引外部机构和专家投入危机治理,也非常重要。

本次疫情难免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这需要中国社会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得到与之相应的进步。本次疫情对此是一次重大检验。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政府应当秉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众健康,凡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做,凡是不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唯此才能为此次疫情防治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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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1月22日,中国政府表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处在关键节点。这次疫情于去年12月起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现已蔓延至泰国、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病毒已在13个省份造成9人死亡、至少440人感染。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但疫情的防控工作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引人诟病之处。例如,从最早病例出现到病情扩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期,这是疫情防治的黄金时间,如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原本不必要的患者死亡与财产损失,更很可能不必面临春运高峰时期防控难度急遽升高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当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将这一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方能引起公众警觉并自动做好一般性的防范工作,减轻政府防疫压力。此外,在最早的病例出现之后,即使一时无法确认是否“人传人”,武汉市方面也应未雨绸缪,取消一些大型的人员密集的活动。总之,武汉市疫情防控方面可能存在的弊病,应当得到深入的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隐瞒疫情的情况,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责任。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难免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因此网络上出现一些人发布的不实情况也情有可原。除非确能证明是蓄意以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散布虚假信息,对于一般性的不实或夸大性信息,绝不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惩罚。自由的信息流通本身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免疫”机制,其功能是及时提醒公民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鉴于政府并非全能全知,来自民间的信息能对政府信息起到珍贵的补充作用,这也属于对政府工作的合法监督,对于此类信息政府决不可轻率地做出其系错误的推定,而应慎重对待和加以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向公众更新信息,由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间努力的和衷共济,有效地把疫情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爆发之后精确、完整、全面的疫情信息,以及向公民提供的应对疾病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公共品,政府应当努力承担起提供这种公共品的责任,让公众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便捷性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在这样的信息与建议的供给获得公信力之后,一些言过其实的虚假信息便不会产生影响力;假如政府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前后矛盾,社会恐慌甚至是混乱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差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完善这一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突破部门与地区隔阂及时调拨充足人力物力进入疫情严重地区,并确保公民能迅速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相应药物与设备,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已经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其治疗成本也应当由政府负担。


当然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最好的疫情防范效果。要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角色的力量。这些组织更加熟悉草根层面的具体情况,能从更宽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存在一些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部门思维、争权夺利、推诿等,在很多时候能够发挥更好的防范效果,既能补政府之不足,又能节省行政资源和成本,让政府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实现这个效果不能临时抱佛脚,在平时维持宽松的环境,让这样的组织自由生长而不是受打压,才能构筑起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有效缓冲区。除此之外,争取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吸引外部机构和专家投入危机治理,也非常重要。

本次疫情难免令人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多,交通变得更加便利,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也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加大,这需要中国社会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得到与之相应的进步。本次疫情对此是一次重大检验。面对此类危机,政府的思维必须“去政治化”,既不能让政治与政绩考虑干扰疫病防治,也不能一味依赖行政手段。政府应当秉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众健康,凡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做,凡是不利于公众健康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唯此才能为此次疫情防治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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