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绝对不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超过脱钩论者。



撰文 | 刘裘蒂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说2019年年度关键词是“脱钩”,2020年应该是“(半)脱钩”。

12月1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南华早报》首届中国论坛中,原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显示19世纪末的跨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两次世界大战深层起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陈德铭并且对所谓中美“脱钩”之说直接喊话:“见鬼吧!”

的确,见鬼吧!虽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关于“脱钩”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绝对不必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解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然超过脱钩论者。不但是因为现实中要“还原一个打散的鸡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与跨国界、跨文化的人联系的本能欲望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来讲,脱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脱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和技术自主性之前,这应该会引起很深的焦虑。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其实反映了“国家安全”议题无远弗届的扩张,从根层腐蚀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立国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这表示双方仍然在尽量维持贸易上的挂钩,但并不表示冲突不再,或是某些层面的脱钩会戛然而止。只要双方无法建立足够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将会使得“貌合神离”成为新常态。

英语里的脱钩(decoupling)源自法语,在现代英语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两个电气系统的耦合非常松动”,比方说,列车之间的联系“脱钩”。如果两个系统的联系非常松动的话,彼此碰撞甚至脱轨的几率可能比完全脱钩(如果可能的话)更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半)脱钩时代?

美国的“脱钩论”

今年6月在华盛顿正式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互动的争议。这场论战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爆发,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有些美国人开始问:为何40年的“接触”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似乎渐行渐远?

“拥抱熊猫派”傅泰林、芮效俭、董云裳、傅高义等知名中国专家在7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投书中宣称:“中国不是敌人”。他们论点的要点是:担心北京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领导的说法过分夸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

作为回应,美国记者潘文辩称,美国无需恢复对中国的温和政策,因为没有证据支持预期中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芮效俭在7月12日针对潘文回信说:“如果您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就会增加对方采取敌对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陈腔滥调。”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国退役军官、智库和企业人士起草的公开信,在《政治风险期刊》上发表后征集联署,信中认为40年的接触政策导致美国国家安全逐渐受到侵蚀,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激进,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主义”。

这场辩论不仅限于经济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4%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威胁,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6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奉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国的力量增长。

脱钩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主要有三个理由: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美国商界不愿脱钩,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纳奥米•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上直言:“我认为脱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虽然可能无法完全脱钩,但毫无疑问,通过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规,脱钩已经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杂志在12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脱钩’:2020年中国如何改变全球贸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分开,但中国已经开始发生更细微的转变。富裕的家庭、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外国企业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做出排除美国的选择,这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和供应链的脱钩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结果显示,美中双方仍然希望保持贸易的挂钩,但供应链的重组应该不可避免。

贸易战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接受汇丰调查的企业中有97%都在考虑改变它们的供应链。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公司希望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联合调查,以评估美国和中国关税战对它们在中国运营的影响。近250份问卷答复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在中国而为中国”的战略(35.3%),或者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在中国而为中国”是将制造和采购本地化以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战略。

大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境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其实供应链的重组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开始,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了四倍,社会福利税和环境法规的合规成本也推高了工厂运营成本。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占市场的空隙。

中国在制造业上完整的供应链在短期间仍有优势,虽然有些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总裁邓肯•克拉克认为信息时代的产品代际转换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产品转移到中国境外,当然,许多在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厂是中国人的投资。

许多欧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国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间难找替代之外,也因为它们采取了“在中国而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外商仍有可能转移非中国市场的部分生产到其他国家。有不少贸易专家认为,惩罚性关税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来,关税战的阴影将持续笼罩在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规划之中。

金融和投资脱钩

《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可能会比贸易进一步脱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激增。但现在美国政府担心,这些资金流动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借此获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因此希望减少这些投资。

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两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95%。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不包括风险投资)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超过了80%,变成50亿美元,为七年来的最低点。加入资产剥离的数据后,2018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40亿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的锐减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限制了资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国项目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根据荣鼎的估计,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加大,25亿美元的中国并购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也成为敏感话题,美国初创公司开始对中国的资金采取保留态度,担心会影响在美国获得客户或拿下联邦政府的合同。据报道李再复主导的创新工场也在今年关闭了美国的分部。

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美中投资项目报告》,2018年中美之间的风险资本流动估计达到220亿美元,但大部分初创企业投资来自美国资方,美国企业在2017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约翻了一番,达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今年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基金仅向美国企业投资40亿美元。根据Refinitiv的数据,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金额,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亿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亿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国对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10亿美元。

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19的第三季度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下挫加剧,中国基金的风险资本流入美国仅为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2018年开始加大了审查力度,对美国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与合资公司进行审查,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生产的“关键技术”,如军用设备、半导体和“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等领域。

美国参众议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企图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公司。该提案的发起者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的退休储蓄不投资于中国公司,包括参与中国政府军事活动,侵犯人权和产业政策的公司。”

日前负责监管大型美国联邦养老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使580万联邦雇员、退休人员和服务人员丧失获得退休回报的重大机会。

之前还有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被集体退市的传说,虽然这个想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审查。

科技脱钩

去年10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评论》在纽约合办了一场“伟大的脱钩与中美技术至上竞赛”的论坛暨辩论会,活动的主旨是探讨经过近40年的接触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脱钩”。随着贸易和技术战争的爆发,美国或中国哪一方更能占上风?中国是否在通往技术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认为,现代科技的基础是合作,美国高通公司从华为赚取了60%的营收,失去了这样的收入,势必影响研发的投入,美国低估了科技脱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以5G为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中表示,用零和博弈来看5G竞赛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专注于中美哪方有“先声夺人”的优势是很短视的看法。

在同一场讨论会中,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竞赛分为两个方面来看: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抵制旨在巩固美国的“国家冠军”,即一个龙头企业,将领导美国的5G硬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事实上,“我们没有全国冠军。虽然西部电气及其后继者朗讯技术曾一度领先风骚,但两家电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战略失误而倒闭。”

但在软件方面,美国在宽带、无线和频谱分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在电信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了诸如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巨头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没有像韩国的三星、芬兰的诺基亚或瑞典的爱立信这样的硬件国家冠军,但美国仍然在软件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阿特金森不认为在应用程序方面,美国会大大落后于中国而输掉5G的竞赛。

随着中美僵局的加剧,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已将业务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对冲他们的赌注。但阿特金森认为北京在说服外国公司退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没有在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法治标准等领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从人工智能来看,今年初李开复在全球化智库与凤凰网财经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李开复在著作《AI:未来》中也指出,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从前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中国间谍正在全美传播,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华人学界已为这场“政治猎巫”行动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已驱逐了三名华裔高级研究人员,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这些科学家严重违反了涉及同行评议和报告披露机密的机构规则。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和提示下,去年发出1.8万封信敦促负责监督和使用政府拨款的管理人员和研究机构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规模地铲除涉嫌为其他国家窃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包括美国许多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在内的71家机构现在正在调查180起涉及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正在受到调查的科学家几乎都涉及中国血统,甚至包括已归化的美国公民。

千人计划学者已经上了“灰名单”,主要考量为是否为中国偷窃技术,或是“两边吃”—— 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又拿了中国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好处。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里,华为的美国政府事务代表唐纳德•莫里西讽刺地说:“华为在世界面前一丝不挂。比起我们任何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都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的测试。”最近华为宣布将把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转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脱钩

随着科技和数据“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这严重地影响到学术交流。来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经常受到签证的刁难,而美国学者也埋怨在中国经常无法接触到研究的标的。在此之前,关于孔子学院运作是否涉及情报搜集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种种争议,已经是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导致不少大学选择与孔子学院切割。

黄亚生在亚洲协会的座谈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完全相反的目标。中国鼓励自美国引入自然科学,但限制输入社会科学;而美国希望向中国输出人权意识、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特朗普政权担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流向中国。黄亚生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上还无法自力更生,中国擅长的科技项目多数是与外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合作的领域,在商业应用上中国仰赖了消费人口红利,但从裂变式的创新发明上,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优秀。

但同时,黄亚生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协作,而美国在担心中国科技赶超之际,却没有对于近年来政府删减科研经费的趋势提出具体的反击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脱钩同样对美国有害。

互联网早就脱钩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认为,尽管中国企业抱怨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实上长久以来“美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

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村举办的活动中接受访问表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互联网将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由中国主导,另一部分将由美国主导。“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分叉成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采用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审查的媒体,造成用户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互联网持续脱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将会越离越远。

如何面对“半脱钩”世界

我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并不能阻止脱钩的进程,中美之间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脱钩和过度广泛的“国家安全化”和“主权VS人权”对立,也意味与美国分享情报信息的五眼联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让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时而挂钩,时而脱钩,正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国强烈抗议,但是双方仍然企图就贸易达成协议。未来可能双方会在磕磕绊绊中摆荡。

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仍然包含了不少变数。未来是否能在美国选举年达成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协议,大多数专家不表乐观。这意味着,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懒惰的企业才不会琢磨更多的备胎计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丹尼•拉塞尔在《南华早报》论坛中问道:“我们想摆脱这种双方决斗的心态。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这不是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繁荣突破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权衡。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个假议题。”

12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电视网CBS的《面对全国》的节目里解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我们看这个协议时,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一个美国的系统,一个中国的系统,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个贸易“鹰派”之口,这很清晰地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然认为融合两个体制符合美国的利益。

博达克咨询的总裁克拉克认为,目前美国脱钩论者继承了“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者无孔不入的恐惧,以谚语“床下藏有赤色分子”为代表,但“床是在中国制造的,难道(美国人)要睡在地上吗?”

而虽然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还未公布,但有些关于外商的条款应该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资法》中可以找到痕迹。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表示:

“脱钩?见鬼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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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关键词:(半)脱钩

发布日期:2020-01-13 07:19
摘要:绝对不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超过脱钩论者。



撰文 | 刘裘蒂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说2019年年度关键词是“脱钩”,2020年应该是“(半)脱钩”。

12月1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南华早报》首届中国论坛中,原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显示19世纪末的跨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两次世界大战深层起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陈德铭并且对所谓中美“脱钩”之说直接喊话:“见鬼吧!”

的确,见鬼吧!虽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关于“脱钩”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绝对不必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解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然超过脱钩论者。不但是因为现实中要“还原一个打散的鸡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与跨国界、跨文化的人联系的本能欲望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来讲,脱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脱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和技术自主性之前,这应该会引起很深的焦虑。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其实反映了“国家安全”议题无远弗届的扩张,从根层腐蚀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立国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这表示双方仍然在尽量维持贸易上的挂钩,但并不表示冲突不再,或是某些层面的脱钩会戛然而止。只要双方无法建立足够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将会使得“貌合神离”成为新常态。

英语里的脱钩(decoupling)源自法语,在现代英语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两个电气系统的耦合非常松动”,比方说,列车之间的联系“脱钩”。如果两个系统的联系非常松动的话,彼此碰撞甚至脱轨的几率可能比完全脱钩(如果可能的话)更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半)脱钩时代?

美国的“脱钩论”

今年6月在华盛顿正式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互动的争议。这场论战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爆发,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有些美国人开始问:为何40年的“接触”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似乎渐行渐远?

“拥抱熊猫派”傅泰林、芮效俭、董云裳、傅高义等知名中国专家在7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投书中宣称:“中国不是敌人”。他们论点的要点是:担心北京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领导的说法过分夸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

作为回应,美国记者潘文辩称,美国无需恢复对中国的温和政策,因为没有证据支持预期中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芮效俭在7月12日针对潘文回信说:“如果您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就会增加对方采取敌对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陈腔滥调。”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国退役军官、智库和企业人士起草的公开信,在《政治风险期刊》上发表后征集联署,信中认为40年的接触政策导致美国国家安全逐渐受到侵蚀,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激进,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主义”。

这场辩论不仅限于经济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4%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威胁,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6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奉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国的力量增长。

脱钩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主要有三个理由: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美国商界不愿脱钩,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纳奥米•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上直言:“我认为脱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虽然可能无法完全脱钩,但毫无疑问,通过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规,脱钩已经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杂志在12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脱钩’:2020年中国如何改变全球贸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分开,但中国已经开始发生更细微的转变。富裕的家庭、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外国企业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做出排除美国的选择,这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和供应链的脱钩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结果显示,美中双方仍然希望保持贸易的挂钩,但供应链的重组应该不可避免。

贸易战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接受汇丰调查的企业中有97%都在考虑改变它们的供应链。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公司希望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联合调查,以评估美国和中国关税战对它们在中国运营的影响。近250份问卷答复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在中国而为中国”的战略(35.3%),或者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在中国而为中国”是将制造和采购本地化以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战略。

大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境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其实供应链的重组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开始,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了四倍,社会福利税和环境法规的合规成本也推高了工厂运营成本。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占市场的空隙。

中国在制造业上完整的供应链在短期间仍有优势,虽然有些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总裁邓肯•克拉克认为信息时代的产品代际转换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产品转移到中国境外,当然,许多在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厂是中国人的投资。

许多欧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国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间难找替代之外,也因为它们采取了“在中国而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外商仍有可能转移非中国市场的部分生产到其他国家。有不少贸易专家认为,惩罚性关税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来,关税战的阴影将持续笼罩在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规划之中。

金融和投资脱钩

《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可能会比贸易进一步脱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激增。但现在美国政府担心,这些资金流动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借此获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因此希望减少这些投资。

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两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95%。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不包括风险投资)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超过了80%,变成50亿美元,为七年来的最低点。加入资产剥离的数据后,2018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40亿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的锐减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限制了资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国项目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根据荣鼎的估计,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加大,25亿美元的中国并购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也成为敏感话题,美国初创公司开始对中国的资金采取保留态度,担心会影响在美国获得客户或拿下联邦政府的合同。据报道李再复主导的创新工场也在今年关闭了美国的分部。

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美中投资项目报告》,2018年中美之间的风险资本流动估计达到220亿美元,但大部分初创企业投资来自美国资方,美国企业在2017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约翻了一番,达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今年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基金仅向美国企业投资40亿美元。根据Refinitiv的数据,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金额,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亿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亿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国对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10亿美元。

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19的第三季度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下挫加剧,中国基金的风险资本流入美国仅为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2018年开始加大了审查力度,对美国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与合资公司进行审查,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生产的“关键技术”,如军用设备、半导体和“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等领域。

美国参众议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企图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公司。该提案的发起者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的退休储蓄不投资于中国公司,包括参与中国政府军事活动,侵犯人权和产业政策的公司。”

日前负责监管大型美国联邦养老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使580万联邦雇员、退休人员和服务人员丧失获得退休回报的重大机会。

之前还有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被集体退市的传说,虽然这个想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审查。

科技脱钩

去年10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评论》在纽约合办了一场“伟大的脱钩与中美技术至上竞赛”的论坛暨辩论会,活动的主旨是探讨经过近40年的接触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脱钩”。随着贸易和技术战争的爆发,美国或中国哪一方更能占上风?中国是否在通往技术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认为,现代科技的基础是合作,美国高通公司从华为赚取了60%的营收,失去了这样的收入,势必影响研发的投入,美国低估了科技脱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以5G为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中表示,用零和博弈来看5G竞赛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专注于中美哪方有“先声夺人”的优势是很短视的看法。

在同一场讨论会中,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竞赛分为两个方面来看: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抵制旨在巩固美国的“国家冠军”,即一个龙头企业,将领导美国的5G硬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事实上,“我们没有全国冠军。虽然西部电气及其后继者朗讯技术曾一度领先风骚,但两家电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战略失误而倒闭。”

但在软件方面,美国在宽带、无线和频谱分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在电信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了诸如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巨头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没有像韩国的三星、芬兰的诺基亚或瑞典的爱立信这样的硬件国家冠军,但美国仍然在软件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阿特金森不认为在应用程序方面,美国会大大落后于中国而输掉5G的竞赛。

随着中美僵局的加剧,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已将业务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对冲他们的赌注。但阿特金森认为北京在说服外国公司退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没有在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法治标准等领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从人工智能来看,今年初李开复在全球化智库与凤凰网财经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李开复在著作《AI:未来》中也指出,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从前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中国间谍正在全美传播,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华人学界已为这场“政治猎巫”行动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已驱逐了三名华裔高级研究人员,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这些科学家严重违反了涉及同行评议和报告披露机密的机构规则。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和提示下,去年发出1.8万封信敦促负责监督和使用政府拨款的管理人员和研究机构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规模地铲除涉嫌为其他国家窃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包括美国许多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在内的71家机构现在正在调查180起涉及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正在受到调查的科学家几乎都涉及中国血统,甚至包括已归化的美国公民。

千人计划学者已经上了“灰名单”,主要考量为是否为中国偷窃技术,或是“两边吃”—— 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又拿了中国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好处。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里,华为的美国政府事务代表唐纳德•莫里西讽刺地说:“华为在世界面前一丝不挂。比起我们任何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都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的测试。”最近华为宣布将把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转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脱钩

随着科技和数据“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这严重地影响到学术交流。来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经常受到签证的刁难,而美国学者也埋怨在中国经常无法接触到研究的标的。在此之前,关于孔子学院运作是否涉及情报搜集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种种争议,已经是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导致不少大学选择与孔子学院切割。

黄亚生在亚洲协会的座谈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完全相反的目标。中国鼓励自美国引入自然科学,但限制输入社会科学;而美国希望向中国输出人权意识、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特朗普政权担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流向中国。黄亚生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上还无法自力更生,中国擅长的科技项目多数是与外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合作的领域,在商业应用上中国仰赖了消费人口红利,但从裂变式的创新发明上,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优秀。

但同时,黄亚生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协作,而美国在担心中国科技赶超之际,却没有对于近年来政府删减科研经费的趋势提出具体的反击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脱钩同样对美国有害。

互联网早就脱钩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认为,尽管中国企业抱怨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实上长久以来“美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

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村举办的活动中接受访问表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互联网将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由中国主导,另一部分将由美国主导。“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分叉成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采用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审查的媒体,造成用户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互联网持续脱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将会越离越远。

如何面对“半脱钩”世界

我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并不能阻止脱钩的进程,中美之间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脱钩和过度广泛的“国家安全化”和“主权VS人权”对立,也意味与美国分享情报信息的五眼联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让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时而挂钩,时而脱钩,正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国强烈抗议,但是双方仍然企图就贸易达成协议。未来可能双方会在磕磕绊绊中摆荡。

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仍然包含了不少变数。未来是否能在美国选举年达成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协议,大多数专家不表乐观。这意味着,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懒惰的企业才不会琢磨更多的备胎计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丹尼•拉塞尔在《南华早报》论坛中问道:“我们想摆脱这种双方决斗的心态。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这不是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繁荣突破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权衡。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个假议题。”

12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电视网CBS的《面对全国》的节目里解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我们看这个协议时,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一个美国的系统,一个中国的系统,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个贸易“鹰派”之口,这很清晰地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然认为融合两个体制符合美国的利益。

博达克咨询的总裁克拉克认为,目前美国脱钩论者继承了“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者无孔不入的恐惧,以谚语“床下藏有赤色分子”为代表,但“床是在中国制造的,难道(美国人)要睡在地上吗?”

而虽然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还未公布,但有些关于外商的条款应该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资法》中可以找到痕迹。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表示:

“脱钩?见鬼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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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绝对不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超过脱钩论者。



撰文 | 刘裘蒂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说2019年年度关键词是“脱钩”,2020年应该是“(半)脱钩”。

12月1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南华早报》首届中国论坛中,原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显示19世纪末的跨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两次世界大战深层起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陈德铭并且对所谓中美“脱钩”之说直接喊话:“见鬼吧!”

的确,见鬼吧!虽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关于“脱钩”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绝对不必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解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然超过脱钩论者。不但是因为现实中要“还原一个打散的鸡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与跨国界、跨文化的人联系的本能欲望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来讲,脱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脱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和技术自主性之前,这应该会引起很深的焦虑。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其实反映了“国家安全”议题无远弗届的扩张,从根层腐蚀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立国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这表示双方仍然在尽量维持贸易上的挂钩,但并不表示冲突不再,或是某些层面的脱钩会戛然而止。只要双方无法建立足够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将会使得“貌合神离”成为新常态。

英语里的脱钩(decoupling)源自法语,在现代英语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两个电气系统的耦合非常松动”,比方说,列车之间的联系“脱钩”。如果两个系统的联系非常松动的话,彼此碰撞甚至脱轨的几率可能比完全脱钩(如果可能的话)更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半)脱钩时代?

美国的“脱钩论”

今年6月在华盛顿正式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互动的争议。这场论战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爆发,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有些美国人开始问:为何40年的“接触”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似乎渐行渐远?

“拥抱熊猫派”傅泰林、芮效俭、董云裳、傅高义等知名中国专家在7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投书中宣称:“中国不是敌人”。他们论点的要点是:担心北京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领导的说法过分夸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

作为回应,美国记者潘文辩称,美国无需恢复对中国的温和政策,因为没有证据支持预期中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芮效俭在7月12日针对潘文回信说:“如果您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就会增加对方采取敌对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陈腔滥调。”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国退役军官、智库和企业人士起草的公开信,在《政治风险期刊》上发表后征集联署,信中认为40年的接触政策导致美国国家安全逐渐受到侵蚀,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激进,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主义”。

这场辩论不仅限于经济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4%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威胁,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6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奉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国的力量增长。

脱钩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主要有三个理由: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美国商界不愿脱钩,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纳奥米•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上直言:“我认为脱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虽然可能无法完全脱钩,但毫无疑问,通过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规,脱钩已经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杂志在12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脱钩’:2020年中国如何改变全球贸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分开,但中国已经开始发生更细微的转变。富裕的家庭、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外国企业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做出排除美国的选择,这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和供应链的脱钩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结果显示,美中双方仍然希望保持贸易的挂钩,但供应链的重组应该不可避免。

贸易战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接受汇丰调查的企业中有97%都在考虑改变它们的供应链。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公司希望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联合调查,以评估美国和中国关税战对它们在中国运营的影响。近250份问卷答复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在中国而为中国”的战略(35.3%),或者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在中国而为中国”是将制造和采购本地化以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战略。

大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境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其实供应链的重组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开始,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了四倍,社会福利税和环境法规的合规成本也推高了工厂运营成本。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占市场的空隙。

中国在制造业上完整的供应链在短期间仍有优势,虽然有些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总裁邓肯•克拉克认为信息时代的产品代际转换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产品转移到中国境外,当然,许多在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厂是中国人的投资。

许多欧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国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间难找替代之外,也因为它们采取了“在中国而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外商仍有可能转移非中国市场的部分生产到其他国家。有不少贸易专家认为,惩罚性关税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来,关税战的阴影将持续笼罩在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规划之中。

金融和投资脱钩

《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可能会比贸易进一步脱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激增。但现在美国政府担心,这些资金流动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借此获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因此希望减少这些投资。

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两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95%。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不包括风险投资)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超过了80%,变成50亿美元,为七年来的最低点。加入资产剥离的数据后,2018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40亿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的锐减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限制了资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国项目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根据荣鼎的估计,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加大,25亿美元的中国并购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也成为敏感话题,美国初创公司开始对中国的资金采取保留态度,担心会影响在美国获得客户或拿下联邦政府的合同。据报道李再复主导的创新工场也在今年关闭了美国的分部。

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美中投资项目报告》,2018年中美之间的风险资本流动估计达到220亿美元,但大部分初创企业投资来自美国资方,美国企业在2017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约翻了一番,达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今年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基金仅向美国企业投资40亿美元。根据Refinitiv的数据,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金额,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亿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亿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国对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10亿美元。

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19的第三季度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下挫加剧,中国基金的风险资本流入美国仅为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2018年开始加大了审查力度,对美国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与合资公司进行审查,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生产的“关键技术”,如军用设备、半导体和“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等领域。

美国参众议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企图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公司。该提案的发起者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的退休储蓄不投资于中国公司,包括参与中国政府军事活动,侵犯人权和产业政策的公司。”

日前负责监管大型美国联邦养老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使580万联邦雇员、退休人员和服务人员丧失获得退休回报的重大机会。

之前还有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被集体退市的传说,虽然这个想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审查。

科技脱钩

去年10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评论》在纽约合办了一场“伟大的脱钩与中美技术至上竞赛”的论坛暨辩论会,活动的主旨是探讨经过近40年的接触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脱钩”。随着贸易和技术战争的爆发,美国或中国哪一方更能占上风?中国是否在通往技术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认为,现代科技的基础是合作,美国高通公司从华为赚取了60%的营收,失去了这样的收入,势必影响研发的投入,美国低估了科技脱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以5G为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中表示,用零和博弈来看5G竞赛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专注于中美哪方有“先声夺人”的优势是很短视的看法。

在同一场讨论会中,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竞赛分为两个方面来看: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抵制旨在巩固美国的“国家冠军”,即一个龙头企业,将领导美国的5G硬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事实上,“我们没有全国冠军。虽然西部电气及其后继者朗讯技术曾一度领先风骚,但两家电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战略失误而倒闭。”

但在软件方面,美国在宽带、无线和频谱分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在电信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了诸如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巨头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没有像韩国的三星、芬兰的诺基亚或瑞典的爱立信这样的硬件国家冠军,但美国仍然在软件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阿特金森不认为在应用程序方面,美国会大大落后于中国而输掉5G的竞赛。

随着中美僵局的加剧,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已将业务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对冲他们的赌注。但阿特金森认为北京在说服外国公司退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没有在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法治标准等领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从人工智能来看,今年初李开复在全球化智库与凤凰网财经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李开复在著作《AI:未来》中也指出,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从前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中国间谍正在全美传播,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华人学界已为这场“政治猎巫”行动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已驱逐了三名华裔高级研究人员,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这些科学家严重违反了涉及同行评议和报告披露机密的机构规则。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和提示下,去年发出1.8万封信敦促负责监督和使用政府拨款的管理人员和研究机构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规模地铲除涉嫌为其他国家窃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包括美国许多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在内的71家机构现在正在调查180起涉及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正在受到调查的科学家几乎都涉及中国血统,甚至包括已归化的美国公民。

千人计划学者已经上了“灰名单”,主要考量为是否为中国偷窃技术,或是“两边吃”—— 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又拿了中国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好处。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里,华为的美国政府事务代表唐纳德•莫里西讽刺地说:“华为在世界面前一丝不挂。比起我们任何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都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的测试。”最近华为宣布将把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转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脱钩

随着科技和数据“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这严重地影响到学术交流。来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经常受到签证的刁难,而美国学者也埋怨在中国经常无法接触到研究的标的。在此之前,关于孔子学院运作是否涉及情报搜集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种种争议,已经是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导致不少大学选择与孔子学院切割。

黄亚生在亚洲协会的座谈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完全相反的目标。中国鼓励自美国引入自然科学,但限制输入社会科学;而美国希望向中国输出人权意识、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特朗普政权担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流向中国。黄亚生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上还无法自力更生,中国擅长的科技项目多数是与外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合作的领域,在商业应用上中国仰赖了消费人口红利,但从裂变式的创新发明上,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优秀。

但同时,黄亚生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协作,而美国在担心中国科技赶超之际,却没有对于近年来政府删减科研经费的趋势提出具体的反击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脱钩同样对美国有害。

互联网早就脱钩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认为,尽管中国企业抱怨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实上长久以来“美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

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村举办的活动中接受访问表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互联网将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由中国主导,另一部分将由美国主导。“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分叉成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采用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审查的媒体,造成用户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互联网持续脱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将会越离越远。

如何面对“半脱钩”世界

我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并不能阻止脱钩的进程,中美之间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脱钩和过度广泛的“国家安全化”和“主权VS人权”对立,也意味与美国分享情报信息的五眼联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让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时而挂钩,时而脱钩,正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国强烈抗议,但是双方仍然企图就贸易达成协议。未来可能双方会在磕磕绊绊中摆荡。

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仍然包含了不少变数。未来是否能在美国选举年达成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协议,大多数专家不表乐观。这意味着,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懒惰的企业才不会琢磨更多的备胎计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丹尼•拉塞尔在《南华早报》论坛中问道:“我们想摆脱这种双方决斗的心态。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这不是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繁荣突破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权衡。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个假议题。”

12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电视网CBS的《面对全国》的节目里解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我们看这个协议时,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一个美国的系统,一个中国的系统,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个贸易“鹰派”之口,这很清晰地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然认为融合两个体制符合美国的利益。

博达克咨询的总裁克拉克认为,目前美国脱钩论者继承了“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者无孔不入的恐惧,以谚语“床下藏有赤色分子”为代表,但“床是在中国制造的,难道(美国人)要睡在地上吗?”

而虽然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还未公布,但有些关于外商的条款应该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资法》中可以找到痕迹。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表示:

“脱钩?见鬼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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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关键词:(半)脱钩

发布日期:2020-01-13 07:19
摘要:绝对不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超过脱钩论者。



撰文 | 刘裘蒂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说2019年年度关键词是“脱钩”,2020年应该是“(半)脱钩”。

12月1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南华早报》首届中国论坛中,原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显示19世纪末的跨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两次世界大战深层起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陈德铭并且对所谓中美“脱钩”之说直接喊话:“见鬼吧!”

的确,见鬼吧!虽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关于“脱钩”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绝对不必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解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然超过脱钩论者。不但是因为现实中要“还原一个打散的鸡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与跨国界、跨文化的人联系的本能欲望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来讲,脱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脱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和技术自主性之前,这应该会引起很深的焦虑。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其实反映了“国家安全”议题无远弗届的扩张,从根层腐蚀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立国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这表示双方仍然在尽量维持贸易上的挂钩,但并不表示冲突不再,或是某些层面的脱钩会戛然而止。只要双方无法建立足够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将会使得“貌合神离”成为新常态。

英语里的脱钩(decoupling)源自法语,在现代英语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两个电气系统的耦合非常松动”,比方说,列车之间的联系“脱钩”。如果两个系统的联系非常松动的话,彼此碰撞甚至脱轨的几率可能比完全脱钩(如果可能的话)更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半)脱钩时代?

美国的“脱钩论”

今年6月在华盛顿正式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互动的争议。这场论战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爆发,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有些美国人开始问:为何40年的“接触”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似乎渐行渐远?

“拥抱熊猫派”傅泰林、芮效俭、董云裳、傅高义等知名中国专家在7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投书中宣称:“中国不是敌人”。他们论点的要点是:担心北京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领导的说法过分夸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

作为回应,美国记者潘文辩称,美国无需恢复对中国的温和政策,因为没有证据支持预期中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芮效俭在7月12日针对潘文回信说:“如果您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就会增加对方采取敌对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陈腔滥调。”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国退役军官、智库和企业人士起草的公开信,在《政治风险期刊》上发表后征集联署,信中认为40年的接触政策导致美国国家安全逐渐受到侵蚀,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激进,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主义”。

这场辩论不仅限于经济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4%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威胁,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6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奉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国的力量增长。

脱钩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主要有三个理由: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美国商界不愿脱钩,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纳奥米•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上直言:“我认为脱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虽然可能无法完全脱钩,但毫无疑问,通过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规,脱钩已经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杂志在12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脱钩’:2020年中国如何改变全球贸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分开,但中国已经开始发生更细微的转变。富裕的家庭、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外国企业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做出排除美国的选择,这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和供应链的脱钩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结果显示,美中双方仍然希望保持贸易的挂钩,但供应链的重组应该不可避免。

贸易战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接受汇丰调查的企业中有97%都在考虑改变它们的供应链。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公司希望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联合调查,以评估美国和中国关税战对它们在中国运营的影响。近250份问卷答复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在中国而为中国”的战略(35.3%),或者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在中国而为中国”是将制造和采购本地化以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战略。

大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境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其实供应链的重组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开始,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了四倍,社会福利税和环境法规的合规成本也推高了工厂运营成本。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占市场的空隙。

中国在制造业上完整的供应链在短期间仍有优势,虽然有些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总裁邓肯•克拉克认为信息时代的产品代际转换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产品转移到中国境外,当然,许多在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厂是中国人的投资。

许多欧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国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间难找替代之外,也因为它们采取了“在中国而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外商仍有可能转移非中国市场的部分生产到其他国家。有不少贸易专家认为,惩罚性关税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来,关税战的阴影将持续笼罩在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规划之中。

金融和投资脱钩

《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可能会比贸易进一步脱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激增。但现在美国政府担心,这些资金流动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借此获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因此希望减少这些投资。

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两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95%。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不包括风险投资)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超过了80%,变成50亿美元,为七年来的最低点。加入资产剥离的数据后,2018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40亿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的锐减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限制了资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国项目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根据荣鼎的估计,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加大,25亿美元的中国并购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也成为敏感话题,美国初创公司开始对中国的资金采取保留态度,担心会影响在美国获得客户或拿下联邦政府的合同。据报道李再复主导的创新工场也在今年关闭了美国的分部。

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美中投资项目报告》,2018年中美之间的风险资本流动估计达到220亿美元,但大部分初创企业投资来自美国资方,美国企业在2017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约翻了一番,达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今年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基金仅向美国企业投资40亿美元。根据Refinitiv的数据,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金额,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亿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亿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国对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10亿美元。

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19的第三季度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下挫加剧,中国基金的风险资本流入美国仅为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2018年开始加大了审查力度,对美国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与合资公司进行审查,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生产的“关键技术”,如军用设备、半导体和“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等领域。

美国参众议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企图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公司。该提案的发起者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的退休储蓄不投资于中国公司,包括参与中国政府军事活动,侵犯人权和产业政策的公司。”

日前负责监管大型美国联邦养老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使580万联邦雇员、退休人员和服务人员丧失获得退休回报的重大机会。

之前还有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被集体退市的传说,虽然这个想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审查。

科技脱钩

去年10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评论》在纽约合办了一场“伟大的脱钩与中美技术至上竞赛”的论坛暨辩论会,活动的主旨是探讨经过近40年的接触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脱钩”。随着贸易和技术战争的爆发,美国或中国哪一方更能占上风?中国是否在通往技术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认为,现代科技的基础是合作,美国高通公司从华为赚取了60%的营收,失去了这样的收入,势必影响研发的投入,美国低估了科技脱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以5G为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中表示,用零和博弈来看5G竞赛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专注于中美哪方有“先声夺人”的优势是很短视的看法。

在同一场讨论会中,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竞赛分为两个方面来看: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抵制旨在巩固美国的“国家冠军”,即一个龙头企业,将领导美国的5G硬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事实上,“我们没有全国冠军。虽然西部电气及其后继者朗讯技术曾一度领先风骚,但两家电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战略失误而倒闭。”

但在软件方面,美国在宽带、无线和频谱分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在电信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了诸如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巨头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没有像韩国的三星、芬兰的诺基亚或瑞典的爱立信这样的硬件国家冠军,但美国仍然在软件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阿特金森不认为在应用程序方面,美国会大大落后于中国而输掉5G的竞赛。

随着中美僵局的加剧,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已将业务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对冲他们的赌注。但阿特金森认为北京在说服外国公司退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没有在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法治标准等领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从人工智能来看,今年初李开复在全球化智库与凤凰网财经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李开复在著作《AI:未来》中也指出,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从前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中国间谍正在全美传播,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华人学界已为这场“政治猎巫”行动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已驱逐了三名华裔高级研究人员,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这些科学家严重违反了涉及同行评议和报告披露机密的机构规则。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和提示下,去年发出1.8万封信敦促负责监督和使用政府拨款的管理人员和研究机构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规模地铲除涉嫌为其他国家窃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包括美国许多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在内的71家机构现在正在调查180起涉及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正在受到调查的科学家几乎都涉及中国血统,甚至包括已归化的美国公民。

千人计划学者已经上了“灰名单”,主要考量为是否为中国偷窃技术,或是“两边吃”—— 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又拿了中国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好处。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里,华为的美国政府事务代表唐纳德•莫里西讽刺地说:“华为在世界面前一丝不挂。比起我们任何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都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的测试。”最近华为宣布将把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转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脱钩

随着科技和数据“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这严重地影响到学术交流。来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经常受到签证的刁难,而美国学者也埋怨在中国经常无法接触到研究的标的。在此之前,关于孔子学院运作是否涉及情报搜集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种种争议,已经是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导致不少大学选择与孔子学院切割。

黄亚生在亚洲协会的座谈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完全相反的目标。中国鼓励自美国引入自然科学,但限制输入社会科学;而美国希望向中国输出人权意识、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特朗普政权担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流向中国。黄亚生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上还无法自力更生,中国擅长的科技项目多数是与外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合作的领域,在商业应用上中国仰赖了消费人口红利,但从裂变式的创新发明上,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优秀。

但同时,黄亚生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协作,而美国在担心中国科技赶超之际,却没有对于近年来政府删减科研经费的趋势提出具体的反击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脱钩同样对美国有害。

互联网早就脱钩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认为,尽管中国企业抱怨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实上长久以来“美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

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村举办的活动中接受访问表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互联网将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由中国主导,另一部分将由美国主导。“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分叉成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采用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审查的媒体,造成用户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互联网持续脱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将会越离越远。

如何面对“半脱钩”世界

我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并不能阻止脱钩的进程,中美之间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脱钩和过度广泛的“国家安全化”和“主权VS人权”对立,也意味与美国分享情报信息的五眼联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让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时而挂钩,时而脱钩,正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国强烈抗议,但是双方仍然企图就贸易达成协议。未来可能双方会在磕磕绊绊中摆荡。

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仍然包含了不少变数。未来是否能在美国选举年达成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协议,大多数专家不表乐观。这意味着,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懒惰的企业才不会琢磨更多的备胎计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丹尼•拉塞尔在《南华早报》论坛中问道:“我们想摆脱这种双方决斗的心态。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这不是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繁荣突破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权衡。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个假议题。”

12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电视网CBS的《面对全国》的节目里解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我们看这个协议时,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一个美国的系统,一个中国的系统,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个贸易“鹰派”之口,这很清晰地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然认为融合两个体制符合美国的利益。

博达克咨询的总裁克拉克认为,目前美国脱钩论者继承了“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者无孔不入的恐惧,以谚语“床下藏有赤色分子”为代表,但“床是在中国制造的,难道(美国人)要睡在地上吗?”

而虽然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还未公布,但有些关于外商的条款应该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资法》中可以找到痕迹。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表示:

“脱钩?见鬼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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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绝对不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超过脱钩论者。



撰文 | 刘裘蒂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说2019年年度关键词是“脱钩”,2020年应该是“(半)脱钩”。

12月1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南华早报》首届中国论坛中,原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显示19世纪末的跨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两次世界大战深层起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陈德铭并且对所谓中美“脱钩”之说直接喊话:“见鬼吧!”

的确,见鬼吧!虽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关于“脱钩”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绝对不必要因为脱钩的噪音,而误解以为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人数巨大,其实希望中美挂钩的人仍然超过脱钩论者。不但是因为现实中要“还原一个打散的鸡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与跨国界、跨文化的人联系的本能欲望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来讲,脱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脱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和技术自主性之前,这应该会引起很深的焦虑。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其实反映了“国家安全”议题无远弗届的扩张,从根层腐蚀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立国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这表示双方仍然在尽量维持贸易上的挂钩,但并不表示冲突不再,或是某些层面的脱钩会戛然而止。只要双方无法建立足够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将会使得“貌合神离”成为新常态。

英语里的脱钩(decoupling)源自法语,在现代英语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两个电气系统的耦合非常松动”,比方说,列车之间的联系“脱钩”。如果两个系统的联系非常松动的话,彼此碰撞甚至脱轨的几率可能比完全脱钩(如果可能的话)更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半)脱钩时代?

美国的“脱钩论”

今年6月在华盛顿正式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互动的争议。这场论战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爆发,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有些美国人开始问:为何40年的“接触”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似乎渐行渐远?

“拥抱熊猫派”傅泰林、芮效俭、董云裳、傅高义等知名中国专家在7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投书中宣称:“中国不是敌人”。他们论点的要点是:担心北京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领导的说法过分夸张,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

作为回应,美国记者潘文辩称,美国无需恢复对中国的温和政策,因为没有证据支持预期中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芮效俭在7月12日针对潘文回信说:“如果您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就会增加对方采取敌对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陈腔滥调。”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国退役军官、智库和企业人士起草的公开信,在《政治风险期刊》上发表后征集联署,信中认为40年的接触政策导致美国国家安全逐渐受到侵蚀,并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激进,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主义”。

这场辩论不仅限于经济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4%的美国人将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威胁,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6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奉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国的力量增长。

脱钩已经开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2月7日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中美不仅不可能脱钩,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冷战。主要有三个理由:中国会继续开放政策,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进步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积累的财富与开放密切相关;美国商界不愿脱钩,因为中国市场很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纳奥米•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上直言:“我认为脱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虽然可能无法完全脱钩,但毫无疑问,通过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规,脱钩已经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杂志在12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脱钩’:2020年中国如何改变全球贸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分开,但中国已经开始发生更细微的转变。富裕的家庭、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外国企业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做出排除美国的选择,这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和供应链的脱钩

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结果显示,美中双方仍然希望保持贸易的挂钩,但供应链的重组应该不可避免。

贸易战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的趋势。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接受汇丰调查的企业中有97%都在考虑改变它们的供应链。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公司希望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会员进行了联合调查,以评估美国和中国关税战对它们在中国运营的影响。近250份问卷答复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在中国而为中国”的战略(35.3%),或者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在中国而为中国”是将制造和采购本地化以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战略。

大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将制造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境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其实供应链的重组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开始,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了四倍,社会福利税和环境法规的合规成本也推高了工厂运营成本。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占市场的空隙。

中国在制造业上完整的供应链在短期间仍有优势,虽然有些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北京博达克咨询公司总裁邓肯•克拉克认为信息时代的产品代际转换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产品转移到中国境外,当然,许多在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厂是中国人的投资。

许多欧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国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间难找替代之外,也因为它们采取了“在中国而为中国”的策略,也就是说,外商仍有可能转移非中国市场的部分生产到其他国家。有不少贸易专家认为,惩罚性关税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来,关税战的阴影将持续笼罩在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规划之中。

金融和投资脱钩

《华尔街日报》认为,投资可能会比贸易进一步脱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激增。但现在美国政府担心,这些资金流动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借此获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因此希望减少这些投资。

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两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95%。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不包括风险投资)从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超过了80%,变成50亿美元,为七年来的最低点。加入资产剥离的数据后,2018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40亿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的锐减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限制了资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国项目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禁区。根据荣鼎的估计,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力度加大,25亿美元的中国并购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也成为敏感话题,美国初创公司开始对中国的资金采取保留态度,担心会影响在美国获得客户或拿下联邦政府的合同。据报道李再复主导的创新工场也在今年关闭了美国的分部。

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美中投资项目报告》,2018年中美之间的风险资本流动估计达到220亿美元,但大部分初创企业投资来自美国资方,美国企业在2017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大约翻了一番,达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今年中国对美国的风险投资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基金仅向美国企业投资40亿美元。根据Refinitiv的数据,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金额,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亿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亿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国对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10亿美元。

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19的第三季度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下挫加剧,中国基金的风险资本流入美国仅为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2018年开始加大了审查力度,对美国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与合资公司进行审查,尤其关注这些公司生产的“关键技术”,如军用设备、半导体和“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等领域。

美国参众议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企图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公司。该提案的发起者认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和武装部队成员的退休储蓄不投资于中国公司,包括参与中国政府军事活动,侵犯人权和产业政策的公司。”

日前负责监管大型美国联邦养老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这项立法如果通过的话,将使580万联邦雇员、退休人员和服务人员丧失获得退休回报的重大机会。

之前还有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被集体退市的传说,虽然这个想法落实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审查。

科技脱钩

去年10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金融时报》和《日经亚洲评论》在纽约合办了一场“伟大的脱钩与中美技术至上竞赛”的论坛暨辩论会,活动的主旨是探讨经过近40年的接触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脱钩”。随着贸易和技术战争的爆发,美国或中国哪一方更能占上风?中国是否在通往技术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势不可挡?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认为,现代科技的基础是合作,美国高通公司从华为赚取了60%的营收,失去了这样的收入,势必影响研发的投入,美国低估了科技脱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以5G为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区政策总监威尔逊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中表示,用零和博弈来看5G竞赛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专注于中美哪方有“先声夺人”的优势是很短视的看法。

在同一场讨论会中,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竞赛分为两个方面来看: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许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抵制旨在巩固美国的“国家冠军”,即一个龙头企业,将领导美国的5G硬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事实上,“我们没有全国冠军。虽然西部电气及其后继者朗讯技术曾一度领先风骚,但两家电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战略失误而倒闭。”

但在软件方面,美国在宽带、无线和频谱分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在电信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了诸如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巨头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没有像韩国的三星、芬兰的诺基亚或瑞典的爱立信这样的硬件国家冠军,但美国仍然在软件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阿特金森不认为在应用程序方面,美国会大大落后于中国而输掉5G的竞赛。

随着中美僵局的加剧,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已将业务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对冲他们的赌注。但阿特金森认为北京在说服外国公司退出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没有在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法治标准等领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从人工智能来看,今年初李开复在全球化智库与凤凰网财经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为主题的午餐会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国在 AI 方面产生的应用和价值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数据、市场、创业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李开复在著作《AI:未来》中也指出,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从前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说,中国间谍正在全美传播,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华人学界已为这场“政治猎巫”行动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已驱逐了三名华裔高级研究人员,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这些科学家严重违反了涉及同行评议和报告披露机密的机构规则。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联邦调查局的指挥和提示下,去年发出1.8万封信敦促负责监督和使用政府拨款的管理人员和研究机构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规模地铲除涉嫌为其他国家窃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包括美国许多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在内的71家机构现在正在调查180起涉及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正在受到调查的科学家几乎都涉及中国血统,甚至包括已归化的美国公民。

千人计划学者已经上了“灰名单”,主要考量为是否为中国偷窃技术,或是“两边吃”—— 拿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又拿了中国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好处。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论坛里,华为的美国政府事务代表唐纳德•莫里西讽刺地说:“华为在世界面前一丝不挂。比起我们任何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都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更多的测试。”最近华为宣布将把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转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脱钩

随着科技和数据“武器化”和“国家安全化”,这严重地影响到学术交流。来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经常受到签证的刁难,而美国学者也埋怨在中国经常无法接触到研究的标的。在此之前,关于孔子学院运作是否涉及情报搜集以及打压言论自由的种种争议,已经是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导致不少大学选择与孔子学院切割。

黄亚生在亚洲协会的座谈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完全相反的目标。中国鼓励自美国引入自然科学,但限制输入社会科学;而美国希望向中国输出人权意识、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特朗普政权担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流向中国。黄亚生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上还无法自力更生,中国擅长的科技项目多数是与外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合作的领域,在商业应用上中国仰赖了消费人口红利,但从裂变式的创新发明上,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优秀。

但同时,黄亚生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协作,而美国在担心中国科技赶超之际,却没有对于近年来政府删减科研经费的趋势提出具体的反击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脱钩同样对美国有害。

互联网早就脱钩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认为,尽管中国企业抱怨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实上长久以来“美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

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风险投资公司全球村举办的活动中接受访问表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互联网将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由中国主导,另一部分将由美国主导。“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分叉成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采用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审查的媒体,造成用户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互联网持续脱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将会越离越远。

如何面对“半脱钩”世界

我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并不能阻止脱钩的进程,中美之间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脱钩和过度广泛的“国家安全化”和“主权VS人权”对立,也意味与美国分享情报信息的五眼联盟国家也将对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让贸易议题与人权议题时而挂钩,时而脱钩,正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国强烈抗议,但是双方仍然企图就贸易达成协议。未来可能双方会在磕磕绊绊中摆荡。

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仍然包含了不少变数。未来是否能在美国选举年达成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协议,大多数专家不表乐观。这意味着,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懒惰的企业才不会琢磨更多的备胎计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总裁丹尼•拉塞尔在《南华早报》论坛中问道:“我们想摆脱这种双方决斗的心态。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这不是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繁荣突破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权衡。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个假议题。”

12月15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电视网CBS的《面对全国》的节目里解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我们看这个协议时,我们先要看看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对一个美国的系统,一个中国的系统,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个贸易“鹰派”之口,这很清晰地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国和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然认为融合两个体制符合美国的利益。

博达克咨询的总裁克拉克认为,目前美国脱钩论者继承了“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者无孔不入的恐惧,以谚语“床下藏有赤色分子”为代表,但“床是在中国制造的,难道(美国人)要睡在地上吗?”

而虽然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还未公布,但有些关于外商的条款应该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资法》中可以找到痕迹。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表示:

“脱钩?见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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