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从国际事务中撤退,却永远找不到这样做的机会。



撰文 |  嘉南•加内什

OR--商业新媒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21世纪一位貌似反叛、其实非常传统的美国总统。作为总统,他肩负着化解美国在中东的各种纠葛的重任,但他却加深和扩大了这些纠葛。特朗普与前几任美国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缺少一个借口。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年的理由是要报复恐怖主义暴行,即便他的报复行动接连以惨败告终。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理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在他任内点燃革命之火,随后又归于沉寂。美国当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没有任何同等规模的外部冲击迫使特朗普采取行动。致使美国走到目前摊牌境地、面临伊朗挑衅的原因,是特朗普内心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特朗普总统真心渴望减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背负的重担。但正是他信奉的民族主义——他对身为美国人感到的骄傲——使他极易于被激将,从而陷入冲突。这种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一个人的性格,而在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无论何处的本土主义的整个理念。它可以追求一种亢奋的荣誉感,也可以梦想在一个主权国家管好各自事务的世界过平静的生活。两者都想要似乎是异想天开,因为前者往往会危及后者。

这一次,这两种冲动在中东发生了对撞,但这本也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特朗普曾多次质疑美国在半岛驻军的意义,并公开宣称在考虑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一定始终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周一,他威胁称,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军撤离,将对其实施制裁。此番威胁最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要知道,在特朗普时间不长的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想要的几乎正是这个。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鲁莽地表达同样的理念,他就能够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挽回美国人的面子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人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至少可以期待在特朗普之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另一位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总统也会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美国优先”理念所固有的。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似乎打算坚决放弃中东战争,如今他极大地偏离了那时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目前事态归咎于体制俘获。关于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蓬佩奥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讨论。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似乎都一开始就对审慎处理对外事务不怎么买账。蓬佩奥本周曾说“无休止的战争是软弱的直接后果”,无意中让人想起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反战著作,《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不过,如果这些幕僚能把总统捏塑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那也是因为这团黏土好捏。不论任何地方的沙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敏感、一点就着,这一特点很难与他们对聚焦本国事务的渴望相调和。特朗普也不例外。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撤退需要的是几乎相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对地位和声望等观念无动于衷。很难不想到当年正是对荣誉的迷恋,让渴望撤退的美国反而在越战中越陷越深。

特朗普上任已三年,很明显,那些主张审慎处理对外事务的选民虽不可能从被特朗普(不无道理地)贬为“赘肉”的建制派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建制派难以抑制地想要在全世界主持正义),也同样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他们有朝一日能否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好说。有组织的寂静主义(quietism)外交政策行动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这仍然很奇怪。美国的地理位置让它能够基本自由地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是很难违抗的。民意更难以违抗。保守派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周二发推文:“我们曾以为特朗普不一样。”数千万人也曾这么想。

仍然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感到后悔的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维达尔之后已后继无人——理应如此。它往往很容易跟一些令人厌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阿马尔菲的圣人维达尔也中了招。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差不多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唯一遗产了。

但即便是孤立主义的更温和版本——对“领导地位”和“不可或缺性”进行质疑,愿意丢一点面子换一点安宁——在政策制定者中也难寻踪迹。特朗普本应该改变这一点,但让他倾向于退出国际事务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对挑衅民族自尊的行为猛烈还击。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撤退,只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机会这样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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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的内在矛盾

发布日期:2020-01-10 07:36
摘要: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从国际事务中撤退,却永远找不到这样做的机会。



撰文 |  嘉南•加内什

OR--商业新媒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21世纪一位貌似反叛、其实非常传统的美国总统。作为总统,他肩负着化解美国在中东的各种纠葛的重任,但他却加深和扩大了这些纠葛。特朗普与前几任美国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缺少一个借口。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年的理由是要报复恐怖主义暴行,即便他的报复行动接连以惨败告终。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理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在他任内点燃革命之火,随后又归于沉寂。美国当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没有任何同等规模的外部冲击迫使特朗普采取行动。致使美国走到目前摊牌境地、面临伊朗挑衅的原因,是特朗普内心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特朗普总统真心渴望减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背负的重担。但正是他信奉的民族主义——他对身为美国人感到的骄傲——使他极易于被激将,从而陷入冲突。这种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一个人的性格,而在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无论何处的本土主义的整个理念。它可以追求一种亢奋的荣誉感,也可以梦想在一个主权国家管好各自事务的世界过平静的生活。两者都想要似乎是异想天开,因为前者往往会危及后者。

这一次,这两种冲动在中东发生了对撞,但这本也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特朗普曾多次质疑美国在半岛驻军的意义,并公开宣称在考虑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一定始终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周一,他威胁称,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军撤离,将对其实施制裁。此番威胁最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要知道,在特朗普时间不长的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想要的几乎正是这个。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鲁莽地表达同样的理念,他就能够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挽回美国人的面子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人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至少可以期待在特朗普之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另一位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总统也会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美国优先”理念所固有的。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似乎打算坚决放弃中东战争,如今他极大地偏离了那时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目前事态归咎于体制俘获。关于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蓬佩奥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讨论。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似乎都一开始就对审慎处理对外事务不怎么买账。蓬佩奥本周曾说“无休止的战争是软弱的直接后果”,无意中让人想起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反战著作,《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不过,如果这些幕僚能把总统捏塑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那也是因为这团黏土好捏。不论任何地方的沙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敏感、一点就着,这一特点很难与他们对聚焦本国事务的渴望相调和。特朗普也不例外。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撤退需要的是几乎相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对地位和声望等观念无动于衷。很难不想到当年正是对荣誉的迷恋,让渴望撤退的美国反而在越战中越陷越深。

特朗普上任已三年,很明显,那些主张审慎处理对外事务的选民虽不可能从被特朗普(不无道理地)贬为“赘肉”的建制派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建制派难以抑制地想要在全世界主持正义),也同样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他们有朝一日能否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好说。有组织的寂静主义(quietism)外交政策行动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这仍然很奇怪。美国的地理位置让它能够基本自由地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是很难违抗的。民意更难以违抗。保守派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周二发推文:“我们曾以为特朗普不一样。”数千万人也曾这么想。

仍然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感到后悔的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维达尔之后已后继无人——理应如此。它往往很容易跟一些令人厌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阿马尔菲的圣人维达尔也中了招。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差不多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唯一遗产了。

但即便是孤立主义的更温和版本——对“领导地位”和“不可或缺性”进行质疑,愿意丢一点面子换一点安宁——在政策制定者中也难寻踪迹。特朗普本应该改变这一点,但让他倾向于退出国际事务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对挑衅民族自尊的行为猛烈还击。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撤退,只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机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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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同等规模的外部冲击迫使特朗普采取行动。致使美国走到目前摊牌境地、面临伊朗挑衅的原因,是特朗普内心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特朗普总统真心渴望减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背负的重担。但正是他信奉的民族主义——他对身为美国人感到的骄傲——使他极易于被激将,从而陷入冲突。这种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一个人的性格,而在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无论何处的本土主义的整个理念。它可以追求一种亢奋的荣誉感,也可以梦想在一个主权国家管好各自事务的世界过平静的生活。两者都想要似乎是异想天开,因为前者往往会危及后者。

这一次,这两种冲动在中东发生了对撞,但这本也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特朗普曾多次质疑美国在半岛驻军的意义,并公开宣称在考虑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一定始终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周一,他威胁称,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军撤离,将对其实施制裁。此番威胁最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要知道,在特朗普时间不长的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想要的几乎正是这个。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鲁莽地表达同样的理念,他就能够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挽回美国人的面子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人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至少可以期待在特朗普之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另一位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总统也会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美国优先”理念所固有的。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似乎打算坚决放弃中东战争,如今他极大地偏离了那时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目前事态归咎于体制俘获。关于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蓬佩奥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讨论。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似乎都一开始就对审慎处理对外事务不怎么买账。蓬佩奥本周曾说“无休止的战争是软弱的直接后果”,无意中让人想起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反战著作,《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不过,如果这些幕僚能把总统捏塑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那也是因为这团黏土好捏。不论任何地方的沙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敏感、一点就着,这一特点很难与他们对聚焦本国事务的渴望相调和。特朗普也不例外。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撤退需要的是几乎相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对地位和声望等观念无动于衷。很难不想到当年正是对荣誉的迷恋,让渴望撤退的美国反而在越战中越陷越深。

特朗普上任已三年,很明显,那些主张审慎处理对外事务的选民虽不可能从被特朗普(不无道理地)贬为“赘肉”的建制派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建制派难以抑制地想要在全世界主持正义),也同样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他们有朝一日能否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好说。有组织的寂静主义(quietism)外交政策行动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这仍然很奇怪。美国的地理位置让它能够基本自由地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是很难违抗的。民意更难以违抗。保守派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周二发推文:“我们曾以为特朗普不一样。”数千万人也曾这么想。

仍然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感到后悔的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维达尔之后已后继无人——理应如此。它往往很容易跟一些令人厌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阿马尔菲的圣人维达尔也中了招。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差不多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唯一遗产了。

但即便是孤立主义的更温和版本——对“领导地位”和“不可或缺性”进行质疑,愿意丢一点面子换一点安宁——在政策制定者中也难寻踪迹。特朗普本应该改变这一点,但让他倾向于退出国际事务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对挑衅民族自尊的行为猛烈还击。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撤退,只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机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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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从国际事务中撤退,却永远找不到这样做的机会。



撰文 |  嘉南•加内什

OR--商业新媒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21世纪一位貌似反叛、其实非常传统的美国总统。作为总统,他肩负着化解美国在中东的各种纠葛的重任,但他却加深和扩大了这些纠葛。特朗普与前几任美国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缺少一个借口。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年的理由是要报复恐怖主义暴行,即便他的报复行动接连以惨败告终。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理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在他任内点燃革命之火,随后又归于沉寂。美国当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没有任何同等规模的外部冲击迫使特朗普采取行动。致使美国走到目前摊牌境地、面临伊朗挑衅的原因,是特朗普内心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特朗普总统真心渴望减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背负的重担。但正是他信奉的民族主义——他对身为美国人感到的骄傲——使他极易于被激将,从而陷入冲突。这种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一个人的性格,而在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无论何处的本土主义的整个理念。它可以追求一种亢奋的荣誉感,也可以梦想在一个主权国家管好各自事务的世界过平静的生活。两者都想要似乎是异想天开,因为前者往往会危及后者。

这一次,这两种冲动在中东发生了对撞,但这本也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特朗普曾多次质疑美国在半岛驻军的意义,并公开宣称在考虑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一定始终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周一,他威胁称,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军撤离,将对其实施制裁。此番威胁最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要知道,在特朗普时间不长的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想要的几乎正是这个。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鲁莽地表达同样的理念,他就能够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挽回美国人的面子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人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至少可以期待在特朗普之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另一位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总统也会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美国优先”理念所固有的。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似乎打算坚决放弃中东战争,如今他极大地偏离了那时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目前事态归咎于体制俘获。关于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蓬佩奥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讨论。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似乎都一开始就对审慎处理对外事务不怎么买账。蓬佩奥本周曾说“无休止的战争是软弱的直接后果”,无意中让人想起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反战著作,《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不过,如果这些幕僚能把总统捏塑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那也是因为这团黏土好捏。不论任何地方的沙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敏感、一点就着,这一特点很难与他们对聚焦本国事务的渴望相调和。特朗普也不例外。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撤退需要的是几乎相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对地位和声望等观念无动于衷。很难不想到当年正是对荣誉的迷恋,让渴望撤退的美国反而在越战中越陷越深。

特朗普上任已三年,很明显,那些主张审慎处理对外事务的选民虽不可能从被特朗普(不无道理地)贬为“赘肉”的建制派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建制派难以抑制地想要在全世界主持正义),也同样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他们有朝一日能否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好说。有组织的寂静主义(quietism)外交政策行动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这仍然很奇怪。美国的地理位置让它能够基本自由地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是很难违抗的。民意更难以违抗。保守派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周二发推文:“我们曾以为特朗普不一样。”数千万人也曾这么想。

仍然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感到后悔的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维达尔之后已后继无人——理应如此。它往往很容易跟一些令人厌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阿马尔菲的圣人维达尔也中了招。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差不多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唯一遗产了。

但即便是孤立主义的更温和版本——对“领导地位”和“不可或缺性”进行质疑,愿意丢一点面子换一点安宁——在政策制定者中也难寻踪迹。特朗普本应该改变这一点,但让他倾向于退出国际事务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对挑衅民族自尊的行为猛烈还击。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撤退,只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机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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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嘉南•加内什

OR--商业新媒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21世纪一位貌似反叛、其实非常传统的美国总统。作为总统,他肩负着化解美国在中东的各种纠葛的重任,但他却加深和扩大了这些纠葛。特朗普与前几任美国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缺少一个借口。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年的理由是要报复恐怖主义暴行,即便他的报复行动接连以惨败告终。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理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在他任内点燃革命之火,随后又归于沉寂。美国当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没有任何同等规模的外部冲击迫使特朗普采取行动。致使美国走到目前摊牌境地、面临伊朗挑衅的原因,是特朗普内心自相矛盾的世界观。

特朗普总统真心渴望减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背负的重担。但正是他信奉的民族主义——他对身为美国人感到的骄傲——使他极易于被激将,从而陷入冲突。这种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一个人的性格,而在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及无论何处的本土主义的整个理念。它可以追求一种亢奋的荣誉感,也可以梦想在一个主权国家管好各自事务的世界过平静的生活。两者都想要似乎是异想天开,因为前者往往会危及后者。

这一次,这两种冲动在中东发生了对撞,但这本也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特朗普曾多次质疑美国在半岛驻军的意义,并公开宣称在考虑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在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民族主义者一定始终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周一,他威胁称,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军撤离,将对其实施制裁。此番威胁最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要知道,在特朗普时间不长的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想要的几乎正是这个。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鲁莽地表达同样的理念,他就能够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挽回美国人的面子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是一个人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至少可以期待在特朗普之后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另一位有本土主义倾向的总统也会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是“美国优先”理念所固有的。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似乎打算坚决放弃中东战争,如今他极大地偏离了那时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目前事态归咎于体制俘获。关于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蓬佩奥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讨论。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似乎都一开始就对审慎处理对外事务不怎么买账。蓬佩奥本周曾说“无休止的战争是软弱的直接后果”,无意中让人想起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反战著作,《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不过,如果这些幕僚能把总统捏塑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那也是因为这团黏土好捏。不论任何地方的沙文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敏感、一点就着,这一特点很难与他们对聚焦本国事务的渴望相调和。特朗普也不例外。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撤退需要的是几乎相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对地位和声望等观念无动于衷。很难不想到当年正是对荣誉的迷恋,让渴望撤退的美国反而在越战中越陷越深。

特朗普上任已三年,很明显,那些主张审慎处理对外事务的选民虽不可能从被特朗普(不无道理地)贬为“赘肉”的建制派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建制派难以抑制地想要在全世界主持正义),也同样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他们有朝一日能否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好说。有组织的寂静主义(quietism)外交政策行动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这仍然很奇怪。美国的地理位置让它能够基本自由地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是很难违抗的。民意更难以违抗。保守派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周二发推文:“我们曾以为特朗普不一样。”数千万人也曾这么想。

仍然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感到后悔的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维达尔之后已后继无人——理应如此。它往往很容易跟一些令人厌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阿马尔菲的圣人维达尔也中了招。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差不多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唯一遗产了。

但即便是孤立主义的更温和版本——对“领导地位”和“不可或缺性”进行质疑,愿意丢一点面子换一点安宁——在政策制定者中也难寻踪迹。特朗普本应该改变这一点,但让他倾向于退出国际事务的民族主义,也让他对挑衅民族自尊的行为猛烈还击。对一个大国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陷入这一死循环,永远决意要撤退,只是永远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机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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