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OR--商业新媒体 】大约每隔六周,软银集团旗下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都会召开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视频电话会议,以便了解所投资的初创公司最新情况,与会者是分布在三大洲的75名管理人士。该基金目前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来源,其母公司软银集团(SoftBank)的创始人、日本亿万富豪孙正义(Masayoshi Son)通常会从东京拨通视频连线。

据三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士说,人称“Masa”的孙正义在视频会议上会表现得魅力四射,而且很爱夸赞人。但有时他也会发火,斥责陈述者,要求他们拿出一套永远在变化且一贯很详细的指标。有时他会两者兼而有之。在那个一端是亲和迷人、一端是怒不可遏的坐标轴上,从来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会落在哪个位置。

据三位参会者说,2018年的一次视频会上,愿景基金一位名叫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的执行合伙人正解说一组图表,上面显示中国货运行业初创公司满帮集团增长稳健,但速度偏慢。孙正义突然转入愤怒模式,批评松井太过保守,要求他将投影快进到有关该公司收入和估值增长的部分。“你太像银行的人了。”他厉声斥责松井,而松井的确曾是名银行家。其他与会者当时都觉得局促不安。

孙正义似乎要求松井设法推进这家初创企业增长,而这种推进可能是个危险举动。孙正义说:“如果你不改变,我会找个办法来改变你的角色!”这就是孙正义的风格:不论他采取哪种态度,其观点永远是要么做大、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态度也是愿景基金自三年前登陆硅谷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该基金会先找出一家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催促其创始人大力扩张,然后利用其迅速膨胀的估值来获利。这种模式似乎一直很奏效,直到2019年早些时候发生共享办公空间初创公司WeWork的事。该基金这笔最重大的投资遭遇了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毁灭。

还有一点让愿景基金与众不同,那就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的人权纪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审视,但孙正义仍从沙特筹集了450亿美元。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 Salman)在2016年对愿景基金提供资金后不久,就拘捕了数百名沙特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关进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据媒体报道,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位沙特将军在囚禁期间死亡。

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驻美国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遭到暗杀并被肢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合国均暗示本·萨勒曼与此事件有牵连。(本·萨勒曼否认了这一指控。)孙正义并不理会这一争议,只是在2018年11月的业绩发布会开始时提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公开场合,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特色,喜欢提出宏大的预测。他是奇点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谓奇点是指在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时发生的神奇交融。“人类创造的所有行业都将被重新定义。”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在硅谷,没什么人把未来主义者孙正义当回事。(在其公司有关未来300年规划的PPT演示稿中,一个机器人将一只卡通爱心传递给人类,上面写着:“信息革命——为所有人创造幸福”。)不过,似乎每个人拿到软银的钱时都很开心。2017年,愿景基金对19家公司完成了超过212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向WeWork母公司WeCo.提供的44亿美元。外界对孙正义如此超大规模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业课程联合创始人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对科技行业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之前只在1999年、2000年出现过,而那次的结局很糟糕。”

孙正义及其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执行合伙人团队遵循的策略并不是着眼于具体技术,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最热门的初创公司进行巨额押注:比如WeWork(107亿美元)、优步(Uber)(77亿美元)、比萨定制公司Zume(3.75亿美元)以及遛狗服务应用软件Wag(3亿美元)。此外,他们也投资了几家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经常还很随意,从而导致了各种问题,包括投资WeWork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以及这场显而易见的灾难。

软银那些过分乐观的出资人说服自己相信,WeWork惊人的经营亏损及其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古怪行为并不重要。直到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重要。

愿景基金的问题并不是某些糟糕的投资而已。该基金及软银公司的一些在职和离职员工描述了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对孙正义谄媚逢迎,公司里的对头相互内讧,同事遭到骚扰,合规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对投资风险极尽容忍到不正常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总体上很怪异的外壳里。

孙正义成长于一个在日本的韩国中产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在那场互联网泡沫中他几乎输掉了所有一切,但之后又赚了回来。2000年,他向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投了2000万美元,现在他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1300亿美元。凭借过往大多成功的投资,孙正义在2016年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孙正义总爱说这只基金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初创公司群体可以模仿“gun-senryaku”模式,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指的是候鸟结伴迁徙的情形。包括数字地图服务公司Mapbox和数据服务公司Fungible在内,数家获得该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提到了与同样获得了投资的芯片制造商ARM的合作。这些公司表示,如果没有软银的助推,他们达成合作所需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DoorDash正在运用GM Cruise(自动驾驶汽车企业)的技术来测试用于快递送餐的无人驾驶汽车。Fanatics(运动服装企业)为进入韩国市场,正在与该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合作。Katerra(装配式建筑公司)前不久达成协议,为印度支付技术公司Paytm建造总部。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策略似乎与“Masa”的另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大额资金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

按照这一思路,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武装”企业家,并敦促他们以极高的速度“烧钱”,这样能吓退竞争对手,从而让愿景基金孵化出“巨兽级”的企业。2018年,他对《彭博商业周刊》说,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得到软银资助的创始人都有一些关于“Masa”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他们被孙正义召见开始,地点要么在软银位于东京绿色玻璃幕墙的总部大楼26层,要么在孙正义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家里。

这处住宅占地约30万平方米,宽敞的主宅前厅装饰着马和战车造型的大理石巨大雕塑。前来拜访的企业家或许隔着桌子坐在孙正义对面,回答几个问题,听孙正义说他们的创业思路比他们自己想的更有前景。然后,到谈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被孙正义称为“下一个马云”。“你会觉得自己被激发了活力,欣喜若狂。”亚洲某企业首席执行官说,“之前你已无数次听别人对你说No,而现在,他说他相信你。每个企业家都梦想得到这样的支持。”硅谷一位CEO回忆起通过视频与孙正义开过的早期推介会。

这位CEO当时不知道视频画面传到东京要比语音滞后一分钟,所以,软银高层没有同步看到他讲解的幻灯片。“他们都极其礼貌,不停地点头。”一位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私下透露说,“我一直没察觉,直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画面都对不上。”愿景基金最终还是对这家后期初创企业投了钱。愿景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时似乎会因为“愿景”过多而不堪重负。Light Labs Inc.是一家位于加州雷德伍德城的数码摄影初创企业,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戴夫·格兰南(Dave Grannan)在东京见到了孙正义,并于2018年初在伍德赛德再次见到了他。在此之前,格兰南从没想过将他的图像技术研发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导航方式。

“这个主意是Masa直接提出来的。”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想法让Light在2018年7月拿到了1.21亿美元投资,软银在其中领投。与软银的其他许多投资一样,这笔投资按惯例也是分批划拨的,后续资金取决于销售和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孙正义的建议,Light开始转向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2019年7月,Light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当时,为了止损,该公司放弃了原来的智能手机摄像技术。Zume Pizza Inc.原本的目标是用机器人制作比萨,很有点硅谷特有的浮夸色彩。在获得愿景基金的3.75亿美元投资后,该公司CEO阿历克斯·戈登(Alex Garden)将公司使命扩展到对整个美国食品产业的重新思考。

员工们对此感到不安。夏天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有人匿名提交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成为下一个Theranos吗?”Zume随后禁止员工在会上匿名提问。(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一向“努力保持透明度”,并为员工提交匿名问题提供不同方式。)三个月后,Zume既没能彻底变革食品生产过程,也没能实现盈利。

愿景基金共有近500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写字楼里。不过,其高管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幢联排别墅里工作,这里曾是已经解散的妇女组织“女性帝国俱乐部”的总部。据几位接近愿景基金的人士透露,孙正义已经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为率领基金发掘独角兽,孙正义将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招致麾下。

米斯拉之前长期在华尔街供职,曾掌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次级债业务团队,他们的故事曾出现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在办公室里,米斯拉喜欢穿深色设计师款的休闲上装,配以装饰方巾,赤脚或穿毛茸茸的古驰拖鞋,开会的时候经常抽电子烟。他在自己的投资团队里用了很多来自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同行。

软银在对初创公司押注的同时,也对上市公司进行复杂的投资,包括2018年初买进约37亿美元的特许通讯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在该股上涨超过三分之一时卖出。通过对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大笔复杂投资,愿景基金斩获了28亿美元收益。在熟练进行这些交易的过程中,愿景基金的公司文化却深受华尔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好斗精神浸染。

2017年初,出生于赞比亚的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Navneet Govil)让一位信奉摩门教的员工“回犹他州去多娶几个老婆”。这名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通过一位发言人,戈维尔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就在那段时间,戈维尔还曾当众斥责一位年轻的会计师,直到把她说哭。这位会计师后来也离职了。两位听到戈维尔言论的人透露,数月后,在跟几位同事一起吃工作午餐时,戈维尔说:“中国人听上去很蠢。”戈维尔通过发言人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或斥责过那位员工。软银集团表示,他们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硅谷,软银的奇葩事和参差不齐的投资业绩引发了议论,其中很多都涉及其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Jeff Housenbold)。此人爱好收藏汽车,包括一辆蓝色的法拉利,还声称拥有一座贮藏了2万瓶红酒的酒窖,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熟悉豪森伯德的人说,他聪明、傲慢且几乎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们说,豪森伯德认为自己是纽约人直率性格的典型代表,这在充斥着消极对抗氛围的加州未必吃得开。他的一些行为存在问题,但并未受到惩罚。

据两位与会者回忆,2017年,在讨论是否应该投资固定单车初创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时,豪森伯德认为,该公司的运动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那种喜欢对着运动视频手淫的男士。软银表示豪森伯德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愿景基金最终也没有投资Peloton。豪森伯德2019年4月还因为一桩引发内部合规审查的事而出名,他卖出了个人所持的癌症检测公司Guardant Health的股票,而软银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最终,豪森伯德被认定并无过失,而公司的合规审查程序也已重置,交易禁售股要提交人工审查。

但愿景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士对豪森伯德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仍感到震惊。豪森伯德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有几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比如存储技术公司Clutter、哥伦比亚快递公司Rappi等,但至少有两个很高调的项目陷入了困境。Wag一直在挣扎求生,因为没有多少宠物主人愿意坚持用这个遛狗软件。2019年12月早些时候,该公司赶走了CEO希拉里·施耐德(Hilary Schneider),并买回了软银所持的股份。

此外,豪森伯德还怂恿在线零售商Brandless Inc.的联合创始人蒂娜·沙基(Tina Sharkey)建立仓储和分销网络,然后在该公司销售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强迫沙基辞职并扣下了第二批投资资金。此后,Brandless转向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其董事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资金。在2019年10月份的投资组合会议上,豪森伯德为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辩护,说他一直在尽力支持女性CEO。后来,他又似乎指责#MeToo运动限制了他的行动空间,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对他的这番表态感到困惑。

软银一位发言人否认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软银投资顾问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法律总顾问布莱恩·威勒(Brian Wheeler)表示:“涉及的员工均断然否认发生过所指称的这些事情,而且,软银对任何形式的骚扰和歧视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它在我们的组织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米斯拉则称,豪森伯德是“一位宝贵的团队成员,是我团队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之一”。

就更大范围而言,他承认公司有一些投资做得不成功,并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763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录用了数百名专业投资人士和后台支持人员。“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如果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但我们一直在吸取其中的教训。”

如果说软银实际上在从错误中学习,那应该很快就能拿到WeWork的博士学位了。此次惨败不能归咎于内部混乱或软银的企业文化问题。这完全是孙正义造成的。他可以说是被诺伊曼施了巫术。投资顾问们曾指出,其他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给出的投资条款要优厚得多。但孙正义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一贯模式,在WeWork身上大把撒钱,要求其疯狂增长,把市场估值抬得更高。孙正义第一次对WeWork投资是在2017年,当时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这轮融资中,他将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亿美元,比这家亏损公司的价值高出一倍还多。当时,WeWork的CEO跟员工以及未来合作伙伴联络感情的方式是一起喝龙舌兰酒和抽大麻。

2019年秋天,华尔街彻底打碎了WeWork的上市计划。此时,软银集团和愿景基金已持有WeWork29%的股份。软银不得不通过现金、股票和债务再融资方式向WeWork提供“救生索”,买下WeWork的多数股份,并安排其高管之一、原斯普林特公司(Sprint)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雷(Marcelo Claure)出任WeWork的执行董事长。“Masa选错了这家公司。”一位跟他关系很近的人士说,“他没有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对于这场灾难,孙正义一直秉持虚心的态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反思。”前不久他在东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位投资人出席了愿景基金在加州帕萨迪纳举行的会议,并回忆说,孙正义展示了一些抽象的幻灯片,上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航海图”,模糊地说明WeWork通往盈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了诸如“公司治理”“现金流的路线图”等词汇。“Masa以前可不是这样。”这位投资人说。

对投资人和追踪研究软银(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来说,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愿景基金因投资WeWork而遭受的打击以及其他失误和经营结构上的问题,是否会让该公司变得脆弱不堪。比如,优步自2019年5月上市以来,股价已下跌三分之一。这让观察家们对软银在其他共享出行类公司所持的大量股份感到担心,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 Holdings和印度的OlaCabs。此外,愿景基金有大约400亿美元资本由优先股构成,要为外部投资人的股本支付每年7%的约定股息。

因此,如果愿景基金下注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那软银就将陷入麻烦。软银自己投入的280亿美元资本全都是股票,价值上下起伏的空间更大。“这只基金设立时的出发点是在一切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盈利,但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很恐怖了。”一位因对公司处境越来越担心而离职的管理人士说。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项目是Oravel Stays Pvt .Ltd.,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Oyo。

这是里德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六年前创立的一家印度初创公司。当时,年仅19岁的阿加瓦尔希望能为印度混乱的旅馆业带来秩序。Oyo向地区性小旅馆提供标准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并保证这些旅馆获得一定的客房订单,然后从中抽取25%的房费收入。愿景基金2017年向Oyo投了2.5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了10亿美元,从而将Oyo的市场估值推升到50亿美元。像往常一样,孙正义力促阿加瓦尔扩张业务,并进入中国和美国市场。但这两个国家的酒店业原本就相当稳固而且碎片化程度较低。Oyo甚至还直接收购了一些酒店,包括拉斯韦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也就是在对潜在顾客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在该市场上挂起了Oyo的红色招牌。

软银对Oyo的投资还暴露了一种令投资人担心的会计操作。愿景基金在入股某家初创公司后,会根据一个更高的估值再次注资,然后经常在原来的持股上记入盈利。这样做本身是合法的,虽然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其保险箱。比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中,大部分只是账面数字,是Oyo、DoorDash和通讯软件开发商Slack Technologies的估值大幅上升的结果。“这种做法或许符合会计准则,但通不过常识判断这一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财务学教授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说。他曾出版过四本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著作。

2019年10月,阿加瓦尔和愿景基金又向Oyo另外注资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达到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说,阿加瓦尔注资的钱是他从包括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在内的金融机构借来的,而孙正义以个人名义为这些贷款做了担保。贷款和担保的事都没有向软银的股东们披露。此外,另两家公司Grab和滴滴出行(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的投资公司)也投资了Oyo。也就是说,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反过来又向软银投资的其他公司投资,所用的资金有时是由软银担保的贷款。

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戈维尔指出,软银并未因为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而记入盈利,同样,也没有因Oyo估值升至100亿美元而记入收益。洛杉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CEO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将这种财务操作手法嘲讽为“独角兽色情文学”。软银管理人士表示,他们在设定投资目标估值时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估值是会同其他富有经验的独立投资方一起确定的,包括红杉资本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并经过德勤等审计机构的审核。

戈维尔说:“我们的估值得到了超过120家资深投资方的认可,他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投资,要么跟随了我们的投资步伐。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的投资参与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Masa”一直在召集他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公司的失误。一次在孙正义的伍德赛德庄园举行这类会议时,中间有一个生菜和羽衣甘蓝品尝会,这些食材来自软银投资的垂直农业初创公司Plenty。在场的一位执行合伙人说,大家根据这些作物的“风味、口感和外观”对它们做出评价。

米斯拉似乎为愿景基金继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软银集团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里,他大谈这家基金已经回馈给投资人的99亿美元资金,还有公司账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时间里已经完成八宗IPO、收购了两家获得投资的公司,该基金已累计实现11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而且,那些财力雄厚的出资人,包括沙特、苹果公司(Apple)、富士康(Foxconn)还有软银集团自己,好像并不需要愿景基金很快返还资金。

米斯拉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说:“对于一家成立才两年半的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还预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大量进行颠覆性变革的机遇,接下来这一年还将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团队正在筹备愿景基金2号。他们希望沙特人能再次参与,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Co.。孙正义手下的所有人都不肯透露愿景基金2号会有多大规模,但他们都暗示,可能会跟1号基金一样庞大。撰文/Sarah McBride、Gillian Tan、Giles Turner、Peter Elstrom、Pavel Alpeyev、Brad Stone■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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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孙正义

发布日期:2020-01-06 16:30
摘要: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OR--商业新媒体 】大约每隔六周,软银集团旗下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都会召开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视频电话会议,以便了解所投资的初创公司最新情况,与会者是分布在三大洲的75名管理人士。该基金目前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来源,其母公司软银集团(SoftBank)的创始人、日本亿万富豪孙正义(Masayoshi Son)通常会从东京拨通视频连线。

据三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士说,人称“Masa”的孙正义在视频会议上会表现得魅力四射,而且很爱夸赞人。但有时他也会发火,斥责陈述者,要求他们拿出一套永远在变化且一贯很详细的指标。有时他会两者兼而有之。在那个一端是亲和迷人、一端是怒不可遏的坐标轴上,从来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会落在哪个位置。

据三位参会者说,2018年的一次视频会上,愿景基金一位名叫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的执行合伙人正解说一组图表,上面显示中国货运行业初创公司满帮集团增长稳健,但速度偏慢。孙正义突然转入愤怒模式,批评松井太过保守,要求他将投影快进到有关该公司收入和估值增长的部分。“你太像银行的人了。”他厉声斥责松井,而松井的确曾是名银行家。其他与会者当时都觉得局促不安。

孙正义似乎要求松井设法推进这家初创企业增长,而这种推进可能是个危险举动。孙正义说:“如果你不改变,我会找个办法来改变你的角色!”这就是孙正义的风格:不论他采取哪种态度,其观点永远是要么做大、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态度也是愿景基金自三年前登陆硅谷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该基金会先找出一家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催促其创始人大力扩张,然后利用其迅速膨胀的估值来获利。这种模式似乎一直很奏效,直到2019年早些时候发生共享办公空间初创公司WeWork的事。该基金这笔最重大的投资遭遇了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毁灭。

还有一点让愿景基金与众不同,那就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的人权纪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审视,但孙正义仍从沙特筹集了450亿美元。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 Salman)在2016年对愿景基金提供资金后不久,就拘捕了数百名沙特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关进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据媒体报道,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位沙特将军在囚禁期间死亡。

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驻美国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遭到暗杀并被肢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合国均暗示本·萨勒曼与此事件有牵连。(本·萨勒曼否认了这一指控。)孙正义并不理会这一争议,只是在2018年11月的业绩发布会开始时提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公开场合,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特色,喜欢提出宏大的预测。他是奇点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谓奇点是指在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时发生的神奇交融。“人类创造的所有行业都将被重新定义。”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在硅谷,没什么人把未来主义者孙正义当回事。(在其公司有关未来300年规划的PPT演示稿中,一个机器人将一只卡通爱心传递给人类,上面写着:“信息革命——为所有人创造幸福”。)不过,似乎每个人拿到软银的钱时都很开心。2017年,愿景基金对19家公司完成了超过212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向WeWork母公司WeCo.提供的44亿美元。外界对孙正义如此超大规模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业课程联合创始人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对科技行业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之前只在1999年、2000年出现过,而那次的结局很糟糕。”

孙正义及其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执行合伙人团队遵循的策略并不是着眼于具体技术,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最热门的初创公司进行巨额押注:比如WeWork(107亿美元)、优步(Uber)(77亿美元)、比萨定制公司Zume(3.75亿美元)以及遛狗服务应用软件Wag(3亿美元)。此外,他们也投资了几家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经常还很随意,从而导致了各种问题,包括投资WeWork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以及这场显而易见的灾难。

软银那些过分乐观的出资人说服自己相信,WeWork惊人的经营亏损及其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古怪行为并不重要。直到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重要。

愿景基金的问题并不是某些糟糕的投资而已。该基金及软银公司的一些在职和离职员工描述了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对孙正义谄媚逢迎,公司里的对头相互内讧,同事遭到骚扰,合规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对投资风险极尽容忍到不正常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总体上很怪异的外壳里。

孙正义成长于一个在日本的韩国中产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在那场互联网泡沫中他几乎输掉了所有一切,但之后又赚了回来。2000年,他向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投了2000万美元,现在他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1300亿美元。凭借过往大多成功的投资,孙正义在2016年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孙正义总爱说这只基金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初创公司群体可以模仿“gun-senryaku”模式,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指的是候鸟结伴迁徙的情形。包括数字地图服务公司Mapbox和数据服务公司Fungible在内,数家获得该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提到了与同样获得了投资的芯片制造商ARM的合作。这些公司表示,如果没有软银的助推,他们达成合作所需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DoorDash正在运用GM Cruise(自动驾驶汽车企业)的技术来测试用于快递送餐的无人驾驶汽车。Fanatics(运动服装企业)为进入韩国市场,正在与该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合作。Katerra(装配式建筑公司)前不久达成协议,为印度支付技术公司Paytm建造总部。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策略似乎与“Masa”的另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大额资金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

按照这一思路,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武装”企业家,并敦促他们以极高的速度“烧钱”,这样能吓退竞争对手,从而让愿景基金孵化出“巨兽级”的企业。2018年,他对《彭博商业周刊》说,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得到软银资助的创始人都有一些关于“Masa”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他们被孙正义召见开始,地点要么在软银位于东京绿色玻璃幕墙的总部大楼26层,要么在孙正义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家里。

这处住宅占地约30万平方米,宽敞的主宅前厅装饰着马和战车造型的大理石巨大雕塑。前来拜访的企业家或许隔着桌子坐在孙正义对面,回答几个问题,听孙正义说他们的创业思路比他们自己想的更有前景。然后,到谈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被孙正义称为“下一个马云”。“你会觉得自己被激发了活力,欣喜若狂。”亚洲某企业首席执行官说,“之前你已无数次听别人对你说No,而现在,他说他相信你。每个企业家都梦想得到这样的支持。”硅谷一位CEO回忆起通过视频与孙正义开过的早期推介会。

这位CEO当时不知道视频画面传到东京要比语音滞后一分钟,所以,软银高层没有同步看到他讲解的幻灯片。“他们都极其礼貌,不停地点头。”一位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私下透露说,“我一直没察觉,直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画面都对不上。”愿景基金最终还是对这家后期初创企业投了钱。愿景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时似乎会因为“愿景”过多而不堪重负。Light Labs Inc.是一家位于加州雷德伍德城的数码摄影初创企业,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戴夫·格兰南(Dave Grannan)在东京见到了孙正义,并于2018年初在伍德赛德再次见到了他。在此之前,格兰南从没想过将他的图像技术研发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导航方式。

“这个主意是Masa直接提出来的。”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想法让Light在2018年7月拿到了1.21亿美元投资,软银在其中领投。与软银的其他许多投资一样,这笔投资按惯例也是分批划拨的,后续资金取决于销售和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孙正义的建议,Light开始转向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2019年7月,Light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当时,为了止损,该公司放弃了原来的智能手机摄像技术。Zume Pizza Inc.原本的目标是用机器人制作比萨,很有点硅谷特有的浮夸色彩。在获得愿景基金的3.75亿美元投资后,该公司CEO阿历克斯·戈登(Alex Garden)将公司使命扩展到对整个美国食品产业的重新思考。

员工们对此感到不安。夏天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有人匿名提交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成为下一个Theranos吗?”Zume随后禁止员工在会上匿名提问。(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一向“努力保持透明度”,并为员工提交匿名问题提供不同方式。)三个月后,Zume既没能彻底变革食品生产过程,也没能实现盈利。

愿景基金共有近500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写字楼里。不过,其高管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幢联排别墅里工作,这里曾是已经解散的妇女组织“女性帝国俱乐部”的总部。据几位接近愿景基金的人士透露,孙正义已经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为率领基金发掘独角兽,孙正义将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招致麾下。

米斯拉之前长期在华尔街供职,曾掌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次级债业务团队,他们的故事曾出现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在办公室里,米斯拉喜欢穿深色设计师款的休闲上装,配以装饰方巾,赤脚或穿毛茸茸的古驰拖鞋,开会的时候经常抽电子烟。他在自己的投资团队里用了很多来自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同行。

软银在对初创公司押注的同时,也对上市公司进行复杂的投资,包括2018年初买进约37亿美元的特许通讯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在该股上涨超过三分之一时卖出。通过对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大笔复杂投资,愿景基金斩获了28亿美元收益。在熟练进行这些交易的过程中,愿景基金的公司文化却深受华尔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好斗精神浸染。

2017年初,出生于赞比亚的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Navneet Govil)让一位信奉摩门教的员工“回犹他州去多娶几个老婆”。这名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通过一位发言人,戈维尔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就在那段时间,戈维尔还曾当众斥责一位年轻的会计师,直到把她说哭。这位会计师后来也离职了。两位听到戈维尔言论的人透露,数月后,在跟几位同事一起吃工作午餐时,戈维尔说:“中国人听上去很蠢。”戈维尔通过发言人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或斥责过那位员工。软银集团表示,他们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硅谷,软银的奇葩事和参差不齐的投资业绩引发了议论,其中很多都涉及其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Jeff Housenbold)。此人爱好收藏汽车,包括一辆蓝色的法拉利,还声称拥有一座贮藏了2万瓶红酒的酒窖,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熟悉豪森伯德的人说,他聪明、傲慢且几乎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们说,豪森伯德认为自己是纽约人直率性格的典型代表,这在充斥着消极对抗氛围的加州未必吃得开。他的一些行为存在问题,但并未受到惩罚。

据两位与会者回忆,2017年,在讨论是否应该投资固定单车初创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时,豪森伯德认为,该公司的运动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那种喜欢对着运动视频手淫的男士。软银表示豪森伯德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愿景基金最终也没有投资Peloton。豪森伯德2019年4月还因为一桩引发内部合规审查的事而出名,他卖出了个人所持的癌症检测公司Guardant Health的股票,而软银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最终,豪森伯德被认定并无过失,而公司的合规审查程序也已重置,交易禁售股要提交人工审查。

但愿景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士对豪森伯德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仍感到震惊。豪森伯德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有几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比如存储技术公司Clutter、哥伦比亚快递公司Rappi等,但至少有两个很高调的项目陷入了困境。Wag一直在挣扎求生,因为没有多少宠物主人愿意坚持用这个遛狗软件。2019年12月早些时候,该公司赶走了CEO希拉里·施耐德(Hilary Schneider),并买回了软银所持的股份。

此外,豪森伯德还怂恿在线零售商Brandless Inc.的联合创始人蒂娜·沙基(Tina Sharkey)建立仓储和分销网络,然后在该公司销售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强迫沙基辞职并扣下了第二批投资资金。此后,Brandless转向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其董事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资金。在2019年10月份的投资组合会议上,豪森伯德为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辩护,说他一直在尽力支持女性CEO。后来,他又似乎指责#MeToo运动限制了他的行动空间,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对他的这番表态感到困惑。

软银一位发言人否认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软银投资顾问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法律总顾问布莱恩·威勒(Brian Wheeler)表示:“涉及的员工均断然否认发生过所指称的这些事情,而且,软银对任何形式的骚扰和歧视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它在我们的组织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米斯拉则称,豪森伯德是“一位宝贵的团队成员,是我团队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之一”。

就更大范围而言,他承认公司有一些投资做得不成功,并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763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录用了数百名专业投资人士和后台支持人员。“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如果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但我们一直在吸取其中的教训。”

如果说软银实际上在从错误中学习,那应该很快就能拿到WeWork的博士学位了。此次惨败不能归咎于内部混乱或软银的企业文化问题。这完全是孙正义造成的。他可以说是被诺伊曼施了巫术。投资顾问们曾指出,其他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给出的投资条款要优厚得多。但孙正义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一贯模式,在WeWork身上大把撒钱,要求其疯狂增长,把市场估值抬得更高。孙正义第一次对WeWork投资是在2017年,当时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这轮融资中,他将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亿美元,比这家亏损公司的价值高出一倍还多。当时,WeWork的CEO跟员工以及未来合作伙伴联络感情的方式是一起喝龙舌兰酒和抽大麻。

2019年秋天,华尔街彻底打碎了WeWork的上市计划。此时,软银集团和愿景基金已持有WeWork29%的股份。软银不得不通过现金、股票和债务再融资方式向WeWork提供“救生索”,买下WeWork的多数股份,并安排其高管之一、原斯普林特公司(Sprint)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雷(Marcelo Claure)出任WeWork的执行董事长。“Masa选错了这家公司。”一位跟他关系很近的人士说,“他没有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对于这场灾难,孙正义一直秉持虚心的态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反思。”前不久他在东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位投资人出席了愿景基金在加州帕萨迪纳举行的会议,并回忆说,孙正义展示了一些抽象的幻灯片,上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航海图”,模糊地说明WeWork通往盈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了诸如“公司治理”“现金流的路线图”等词汇。“Masa以前可不是这样。”这位投资人说。

对投资人和追踪研究软银(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来说,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愿景基金因投资WeWork而遭受的打击以及其他失误和经营结构上的问题,是否会让该公司变得脆弱不堪。比如,优步自2019年5月上市以来,股价已下跌三分之一。这让观察家们对软银在其他共享出行类公司所持的大量股份感到担心,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 Holdings和印度的OlaCabs。此外,愿景基金有大约400亿美元资本由优先股构成,要为外部投资人的股本支付每年7%的约定股息。

因此,如果愿景基金下注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那软银就将陷入麻烦。软银自己投入的280亿美元资本全都是股票,价值上下起伏的空间更大。“这只基金设立时的出发点是在一切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盈利,但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很恐怖了。”一位因对公司处境越来越担心而离职的管理人士说。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项目是Oravel Stays Pvt .Ltd.,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Oyo。

这是里德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六年前创立的一家印度初创公司。当时,年仅19岁的阿加瓦尔希望能为印度混乱的旅馆业带来秩序。Oyo向地区性小旅馆提供标准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并保证这些旅馆获得一定的客房订单,然后从中抽取25%的房费收入。愿景基金2017年向Oyo投了2.5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了10亿美元,从而将Oyo的市场估值推升到50亿美元。像往常一样,孙正义力促阿加瓦尔扩张业务,并进入中国和美国市场。但这两个国家的酒店业原本就相当稳固而且碎片化程度较低。Oyo甚至还直接收购了一些酒店,包括拉斯韦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也就是在对潜在顾客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在该市场上挂起了Oyo的红色招牌。

软银对Oyo的投资还暴露了一种令投资人担心的会计操作。愿景基金在入股某家初创公司后,会根据一个更高的估值再次注资,然后经常在原来的持股上记入盈利。这样做本身是合法的,虽然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其保险箱。比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中,大部分只是账面数字,是Oyo、DoorDash和通讯软件开发商Slack Technologies的估值大幅上升的结果。“这种做法或许符合会计准则,但通不过常识判断这一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财务学教授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说。他曾出版过四本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著作。

2019年10月,阿加瓦尔和愿景基金又向Oyo另外注资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达到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说,阿加瓦尔注资的钱是他从包括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在内的金融机构借来的,而孙正义以个人名义为这些贷款做了担保。贷款和担保的事都没有向软银的股东们披露。此外,另两家公司Grab和滴滴出行(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的投资公司)也投资了Oyo。也就是说,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反过来又向软银投资的其他公司投资,所用的资金有时是由软银担保的贷款。

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戈维尔指出,软银并未因为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而记入盈利,同样,也没有因Oyo估值升至100亿美元而记入收益。洛杉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CEO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将这种财务操作手法嘲讽为“独角兽色情文学”。软银管理人士表示,他们在设定投资目标估值时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估值是会同其他富有经验的独立投资方一起确定的,包括红杉资本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并经过德勤等审计机构的审核。

戈维尔说:“我们的估值得到了超过120家资深投资方的认可,他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投资,要么跟随了我们的投资步伐。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的投资参与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Masa”一直在召集他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公司的失误。一次在孙正义的伍德赛德庄园举行这类会议时,中间有一个生菜和羽衣甘蓝品尝会,这些食材来自软银投资的垂直农业初创公司Plenty。在场的一位执行合伙人说,大家根据这些作物的“风味、口感和外观”对它们做出评价。

米斯拉似乎为愿景基金继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软银集团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里,他大谈这家基金已经回馈给投资人的99亿美元资金,还有公司账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时间里已经完成八宗IPO、收购了两家获得投资的公司,该基金已累计实现11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而且,那些财力雄厚的出资人,包括沙特、苹果公司(Apple)、富士康(Foxconn)还有软银集团自己,好像并不需要愿景基金很快返还资金。

米斯拉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说:“对于一家成立才两年半的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还预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大量进行颠覆性变革的机遇,接下来这一年还将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团队正在筹备愿景基金2号。他们希望沙特人能再次参与,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Co.。孙正义手下的所有人都不肯透露愿景基金2号会有多大规模,但他们都暗示,可能会跟1号基金一样庞大。撰文/Sarah McBride、Gillian Tan、Giles Turner、Peter Elstrom、Pavel Alpeyev、Brad Stone■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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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OR--商业新媒体 】大约每隔六周,软银集团旗下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都会召开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视频电话会议,以便了解所投资的初创公司最新情况,与会者是分布在三大洲的75名管理人士。该基金目前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来源,其母公司软银集团(SoftBank)的创始人、日本亿万富豪孙正义(Masayoshi Son)通常会从东京拨通视频连线。

据三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士说,人称“Masa”的孙正义在视频会议上会表现得魅力四射,而且很爱夸赞人。但有时他也会发火,斥责陈述者,要求他们拿出一套永远在变化且一贯很详细的指标。有时他会两者兼而有之。在那个一端是亲和迷人、一端是怒不可遏的坐标轴上,从来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会落在哪个位置。

据三位参会者说,2018年的一次视频会上,愿景基金一位名叫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的执行合伙人正解说一组图表,上面显示中国货运行业初创公司满帮集团增长稳健,但速度偏慢。孙正义突然转入愤怒模式,批评松井太过保守,要求他将投影快进到有关该公司收入和估值增长的部分。“你太像银行的人了。”他厉声斥责松井,而松井的确曾是名银行家。其他与会者当时都觉得局促不安。

孙正义似乎要求松井设法推进这家初创企业增长,而这种推进可能是个危险举动。孙正义说:“如果你不改变,我会找个办法来改变你的角色!”这就是孙正义的风格:不论他采取哪种态度,其观点永远是要么做大、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态度也是愿景基金自三年前登陆硅谷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该基金会先找出一家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催促其创始人大力扩张,然后利用其迅速膨胀的估值来获利。这种模式似乎一直很奏效,直到2019年早些时候发生共享办公空间初创公司WeWork的事。该基金这笔最重大的投资遭遇了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毁灭。

还有一点让愿景基金与众不同,那就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的人权纪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审视,但孙正义仍从沙特筹集了450亿美元。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 Salman)在2016年对愿景基金提供资金后不久,就拘捕了数百名沙特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关进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据媒体报道,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位沙特将军在囚禁期间死亡。

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驻美国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遭到暗杀并被肢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合国均暗示本·萨勒曼与此事件有牵连。(本·萨勒曼否认了这一指控。)孙正义并不理会这一争议,只是在2018年11月的业绩发布会开始时提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公开场合,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特色,喜欢提出宏大的预测。他是奇点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谓奇点是指在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时发生的神奇交融。“人类创造的所有行业都将被重新定义。”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在硅谷,没什么人把未来主义者孙正义当回事。(在其公司有关未来300年规划的PPT演示稿中,一个机器人将一只卡通爱心传递给人类,上面写着:“信息革命——为所有人创造幸福”。)不过,似乎每个人拿到软银的钱时都很开心。2017年,愿景基金对19家公司完成了超过212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向WeWork母公司WeCo.提供的44亿美元。外界对孙正义如此超大规模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业课程联合创始人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对科技行业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之前只在1999年、2000年出现过,而那次的结局很糟糕。”

孙正义及其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执行合伙人团队遵循的策略并不是着眼于具体技术,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最热门的初创公司进行巨额押注:比如WeWork(107亿美元)、优步(Uber)(77亿美元)、比萨定制公司Zume(3.75亿美元)以及遛狗服务应用软件Wag(3亿美元)。此外,他们也投资了几家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经常还很随意,从而导致了各种问题,包括投资WeWork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以及这场显而易见的灾难。

软银那些过分乐观的出资人说服自己相信,WeWork惊人的经营亏损及其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古怪行为并不重要。直到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重要。

愿景基金的问题并不是某些糟糕的投资而已。该基金及软银公司的一些在职和离职员工描述了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对孙正义谄媚逢迎,公司里的对头相互内讧,同事遭到骚扰,合规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对投资风险极尽容忍到不正常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总体上很怪异的外壳里。

孙正义成长于一个在日本的韩国中产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在那场互联网泡沫中他几乎输掉了所有一切,但之后又赚了回来。2000年,他向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投了2000万美元,现在他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1300亿美元。凭借过往大多成功的投资,孙正义在2016年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孙正义总爱说这只基金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初创公司群体可以模仿“gun-senryaku”模式,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指的是候鸟结伴迁徙的情形。包括数字地图服务公司Mapbox和数据服务公司Fungible在内,数家获得该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提到了与同样获得了投资的芯片制造商ARM的合作。这些公司表示,如果没有软银的助推,他们达成合作所需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DoorDash正在运用GM Cruise(自动驾驶汽车企业)的技术来测试用于快递送餐的无人驾驶汽车。Fanatics(运动服装企业)为进入韩国市场,正在与该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合作。Katerra(装配式建筑公司)前不久达成协议,为印度支付技术公司Paytm建造总部。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策略似乎与“Masa”的另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大额资金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

按照这一思路,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武装”企业家,并敦促他们以极高的速度“烧钱”,这样能吓退竞争对手,从而让愿景基金孵化出“巨兽级”的企业。2018年,他对《彭博商业周刊》说,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得到软银资助的创始人都有一些关于“Masa”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他们被孙正义召见开始,地点要么在软银位于东京绿色玻璃幕墙的总部大楼26层,要么在孙正义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家里。

这处住宅占地约30万平方米,宽敞的主宅前厅装饰着马和战车造型的大理石巨大雕塑。前来拜访的企业家或许隔着桌子坐在孙正义对面,回答几个问题,听孙正义说他们的创业思路比他们自己想的更有前景。然后,到谈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被孙正义称为“下一个马云”。“你会觉得自己被激发了活力,欣喜若狂。”亚洲某企业首席执行官说,“之前你已无数次听别人对你说No,而现在,他说他相信你。每个企业家都梦想得到这样的支持。”硅谷一位CEO回忆起通过视频与孙正义开过的早期推介会。

这位CEO当时不知道视频画面传到东京要比语音滞后一分钟,所以,软银高层没有同步看到他讲解的幻灯片。“他们都极其礼貌,不停地点头。”一位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私下透露说,“我一直没察觉,直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画面都对不上。”愿景基金最终还是对这家后期初创企业投了钱。愿景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时似乎会因为“愿景”过多而不堪重负。Light Labs Inc.是一家位于加州雷德伍德城的数码摄影初创企业,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戴夫·格兰南(Dave Grannan)在东京见到了孙正义,并于2018年初在伍德赛德再次见到了他。在此之前,格兰南从没想过将他的图像技术研发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导航方式。

“这个主意是Masa直接提出来的。”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想法让Light在2018年7月拿到了1.21亿美元投资,软银在其中领投。与软银的其他许多投资一样,这笔投资按惯例也是分批划拨的,后续资金取决于销售和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孙正义的建议,Light开始转向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2019年7月,Light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当时,为了止损,该公司放弃了原来的智能手机摄像技术。Zume Pizza Inc.原本的目标是用机器人制作比萨,很有点硅谷特有的浮夸色彩。在获得愿景基金的3.75亿美元投资后,该公司CEO阿历克斯·戈登(Alex Garden)将公司使命扩展到对整个美国食品产业的重新思考。

员工们对此感到不安。夏天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有人匿名提交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成为下一个Theranos吗?”Zume随后禁止员工在会上匿名提问。(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一向“努力保持透明度”,并为员工提交匿名问题提供不同方式。)三个月后,Zume既没能彻底变革食品生产过程,也没能实现盈利。

愿景基金共有近500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写字楼里。不过,其高管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幢联排别墅里工作,这里曾是已经解散的妇女组织“女性帝国俱乐部”的总部。据几位接近愿景基金的人士透露,孙正义已经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为率领基金发掘独角兽,孙正义将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招致麾下。

米斯拉之前长期在华尔街供职,曾掌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次级债业务团队,他们的故事曾出现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在办公室里,米斯拉喜欢穿深色设计师款的休闲上装,配以装饰方巾,赤脚或穿毛茸茸的古驰拖鞋,开会的时候经常抽电子烟。他在自己的投资团队里用了很多来自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同行。

软银在对初创公司押注的同时,也对上市公司进行复杂的投资,包括2018年初买进约37亿美元的特许通讯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在该股上涨超过三分之一时卖出。通过对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大笔复杂投资,愿景基金斩获了28亿美元收益。在熟练进行这些交易的过程中,愿景基金的公司文化却深受华尔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好斗精神浸染。

2017年初,出生于赞比亚的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Navneet Govil)让一位信奉摩门教的员工“回犹他州去多娶几个老婆”。这名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通过一位发言人,戈维尔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就在那段时间,戈维尔还曾当众斥责一位年轻的会计师,直到把她说哭。这位会计师后来也离职了。两位听到戈维尔言论的人透露,数月后,在跟几位同事一起吃工作午餐时,戈维尔说:“中国人听上去很蠢。”戈维尔通过发言人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或斥责过那位员工。软银集团表示,他们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硅谷,软银的奇葩事和参差不齐的投资业绩引发了议论,其中很多都涉及其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Jeff Housenbold)。此人爱好收藏汽车,包括一辆蓝色的法拉利,还声称拥有一座贮藏了2万瓶红酒的酒窖,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熟悉豪森伯德的人说,他聪明、傲慢且几乎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们说,豪森伯德认为自己是纽约人直率性格的典型代表,这在充斥着消极对抗氛围的加州未必吃得开。他的一些行为存在问题,但并未受到惩罚。

据两位与会者回忆,2017年,在讨论是否应该投资固定单车初创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时,豪森伯德认为,该公司的运动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那种喜欢对着运动视频手淫的男士。软银表示豪森伯德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愿景基金最终也没有投资Peloton。豪森伯德2019年4月还因为一桩引发内部合规审查的事而出名,他卖出了个人所持的癌症检测公司Guardant Health的股票,而软银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最终,豪森伯德被认定并无过失,而公司的合规审查程序也已重置,交易禁售股要提交人工审查。

但愿景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士对豪森伯德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仍感到震惊。豪森伯德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有几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比如存储技术公司Clutter、哥伦比亚快递公司Rappi等,但至少有两个很高调的项目陷入了困境。Wag一直在挣扎求生,因为没有多少宠物主人愿意坚持用这个遛狗软件。2019年12月早些时候,该公司赶走了CEO希拉里·施耐德(Hilary Schneider),并买回了软银所持的股份。

此外,豪森伯德还怂恿在线零售商Brandless Inc.的联合创始人蒂娜·沙基(Tina Sharkey)建立仓储和分销网络,然后在该公司销售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强迫沙基辞职并扣下了第二批投资资金。此后,Brandless转向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其董事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资金。在2019年10月份的投资组合会议上,豪森伯德为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辩护,说他一直在尽力支持女性CEO。后来,他又似乎指责#MeToo运动限制了他的行动空间,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对他的这番表态感到困惑。

软银一位发言人否认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软银投资顾问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法律总顾问布莱恩·威勒(Brian Wheeler)表示:“涉及的员工均断然否认发生过所指称的这些事情,而且,软银对任何形式的骚扰和歧视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它在我们的组织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米斯拉则称,豪森伯德是“一位宝贵的团队成员,是我团队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之一”。

就更大范围而言,他承认公司有一些投资做得不成功,并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763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录用了数百名专业投资人士和后台支持人员。“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如果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但我们一直在吸取其中的教训。”

如果说软银实际上在从错误中学习,那应该很快就能拿到WeWork的博士学位了。此次惨败不能归咎于内部混乱或软银的企业文化问题。这完全是孙正义造成的。他可以说是被诺伊曼施了巫术。投资顾问们曾指出,其他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给出的投资条款要优厚得多。但孙正义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一贯模式,在WeWork身上大把撒钱,要求其疯狂增长,把市场估值抬得更高。孙正义第一次对WeWork投资是在2017年,当时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这轮融资中,他将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亿美元,比这家亏损公司的价值高出一倍还多。当时,WeWork的CEO跟员工以及未来合作伙伴联络感情的方式是一起喝龙舌兰酒和抽大麻。

2019年秋天,华尔街彻底打碎了WeWork的上市计划。此时,软银集团和愿景基金已持有WeWork29%的股份。软银不得不通过现金、股票和债务再融资方式向WeWork提供“救生索”,买下WeWork的多数股份,并安排其高管之一、原斯普林特公司(Sprint)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雷(Marcelo Claure)出任WeWork的执行董事长。“Masa选错了这家公司。”一位跟他关系很近的人士说,“他没有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对于这场灾难,孙正义一直秉持虚心的态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反思。”前不久他在东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位投资人出席了愿景基金在加州帕萨迪纳举行的会议,并回忆说,孙正义展示了一些抽象的幻灯片,上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航海图”,模糊地说明WeWork通往盈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了诸如“公司治理”“现金流的路线图”等词汇。“Masa以前可不是这样。”这位投资人说。

对投资人和追踪研究软银(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来说,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愿景基金因投资WeWork而遭受的打击以及其他失误和经营结构上的问题,是否会让该公司变得脆弱不堪。比如,优步自2019年5月上市以来,股价已下跌三分之一。这让观察家们对软银在其他共享出行类公司所持的大量股份感到担心,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 Holdings和印度的OlaCabs。此外,愿景基金有大约400亿美元资本由优先股构成,要为外部投资人的股本支付每年7%的约定股息。

因此,如果愿景基金下注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那软银就将陷入麻烦。软银自己投入的280亿美元资本全都是股票,价值上下起伏的空间更大。“这只基金设立时的出发点是在一切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盈利,但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很恐怖了。”一位因对公司处境越来越担心而离职的管理人士说。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项目是Oravel Stays Pvt .Ltd.,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Oyo。

这是里德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六年前创立的一家印度初创公司。当时,年仅19岁的阿加瓦尔希望能为印度混乱的旅馆业带来秩序。Oyo向地区性小旅馆提供标准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并保证这些旅馆获得一定的客房订单,然后从中抽取25%的房费收入。愿景基金2017年向Oyo投了2.5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了10亿美元,从而将Oyo的市场估值推升到50亿美元。像往常一样,孙正义力促阿加瓦尔扩张业务,并进入中国和美国市场。但这两个国家的酒店业原本就相当稳固而且碎片化程度较低。Oyo甚至还直接收购了一些酒店,包括拉斯韦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也就是在对潜在顾客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在该市场上挂起了Oyo的红色招牌。

软银对Oyo的投资还暴露了一种令投资人担心的会计操作。愿景基金在入股某家初创公司后,会根据一个更高的估值再次注资,然后经常在原来的持股上记入盈利。这样做本身是合法的,虽然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其保险箱。比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中,大部分只是账面数字,是Oyo、DoorDash和通讯软件开发商Slack Technologies的估值大幅上升的结果。“这种做法或许符合会计准则,但通不过常识判断这一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财务学教授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说。他曾出版过四本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著作。

2019年10月,阿加瓦尔和愿景基金又向Oyo另外注资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达到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说,阿加瓦尔注资的钱是他从包括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在内的金融机构借来的,而孙正义以个人名义为这些贷款做了担保。贷款和担保的事都没有向软银的股东们披露。此外,另两家公司Grab和滴滴出行(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的投资公司)也投资了Oyo。也就是说,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反过来又向软银投资的其他公司投资,所用的资金有时是由软银担保的贷款。

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戈维尔指出,软银并未因为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而记入盈利,同样,也没有因Oyo估值升至100亿美元而记入收益。洛杉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CEO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将这种财务操作手法嘲讽为“独角兽色情文学”。软银管理人士表示,他们在设定投资目标估值时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估值是会同其他富有经验的独立投资方一起确定的,包括红杉资本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并经过德勤等审计机构的审核。

戈维尔说:“我们的估值得到了超过120家资深投资方的认可,他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投资,要么跟随了我们的投资步伐。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的投资参与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Masa”一直在召集他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公司的失误。一次在孙正义的伍德赛德庄园举行这类会议时,中间有一个生菜和羽衣甘蓝品尝会,这些食材来自软银投资的垂直农业初创公司Plenty。在场的一位执行合伙人说,大家根据这些作物的“风味、口感和外观”对它们做出评价。

米斯拉似乎为愿景基金继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软银集团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里,他大谈这家基金已经回馈给投资人的99亿美元资金,还有公司账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时间里已经完成八宗IPO、收购了两家获得投资的公司,该基金已累计实现11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而且,那些财力雄厚的出资人,包括沙特、苹果公司(Apple)、富士康(Foxconn)还有软银集团自己,好像并不需要愿景基金很快返还资金。

米斯拉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说:“对于一家成立才两年半的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还预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大量进行颠覆性变革的机遇,接下来这一年还将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团队正在筹备愿景基金2号。他们希望沙特人能再次参与,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Co.。孙正义手下的所有人都不肯透露愿景基金2号会有多大规模,但他们都暗示,可能会跟1号基金一样庞大。撰文/Sarah McBride、Gillian Tan、Giles Turner、Peter Elstrom、Pavel Alpeyev、Brad Stone■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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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孙正义

发布日期:2020-01-06 16:30
摘要: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OR--商业新媒体 】大约每隔六周,软银集团旗下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都会召开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视频电话会议,以便了解所投资的初创公司最新情况,与会者是分布在三大洲的75名管理人士。该基金目前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来源,其母公司软银集团(SoftBank)的创始人、日本亿万富豪孙正义(Masayoshi Son)通常会从东京拨通视频连线。

据三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士说,人称“Masa”的孙正义在视频会议上会表现得魅力四射,而且很爱夸赞人。但有时他也会发火,斥责陈述者,要求他们拿出一套永远在变化且一贯很详细的指标。有时他会两者兼而有之。在那个一端是亲和迷人、一端是怒不可遏的坐标轴上,从来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会落在哪个位置。

据三位参会者说,2018年的一次视频会上,愿景基金一位名叫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的执行合伙人正解说一组图表,上面显示中国货运行业初创公司满帮集团增长稳健,但速度偏慢。孙正义突然转入愤怒模式,批评松井太过保守,要求他将投影快进到有关该公司收入和估值增长的部分。“你太像银行的人了。”他厉声斥责松井,而松井的确曾是名银行家。其他与会者当时都觉得局促不安。

孙正义似乎要求松井设法推进这家初创企业增长,而这种推进可能是个危险举动。孙正义说:“如果你不改变,我会找个办法来改变你的角色!”这就是孙正义的风格:不论他采取哪种态度,其观点永远是要么做大、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态度也是愿景基金自三年前登陆硅谷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该基金会先找出一家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催促其创始人大力扩张,然后利用其迅速膨胀的估值来获利。这种模式似乎一直很奏效,直到2019年早些时候发生共享办公空间初创公司WeWork的事。该基金这笔最重大的投资遭遇了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毁灭。

还有一点让愿景基金与众不同,那就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的人权纪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审视,但孙正义仍从沙特筹集了450亿美元。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 Salman)在2016年对愿景基金提供资金后不久,就拘捕了数百名沙特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关进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据媒体报道,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位沙特将军在囚禁期间死亡。

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驻美国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遭到暗杀并被肢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合国均暗示本·萨勒曼与此事件有牵连。(本·萨勒曼否认了这一指控。)孙正义并不理会这一争议,只是在2018年11月的业绩发布会开始时提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公开场合,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特色,喜欢提出宏大的预测。他是奇点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谓奇点是指在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时发生的神奇交融。“人类创造的所有行业都将被重新定义。”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在硅谷,没什么人把未来主义者孙正义当回事。(在其公司有关未来300年规划的PPT演示稿中,一个机器人将一只卡通爱心传递给人类,上面写着:“信息革命——为所有人创造幸福”。)不过,似乎每个人拿到软银的钱时都很开心。2017年,愿景基金对19家公司完成了超过212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向WeWork母公司WeCo.提供的44亿美元。外界对孙正义如此超大规模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业课程联合创始人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对科技行业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之前只在1999年、2000年出现过,而那次的结局很糟糕。”

孙正义及其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执行合伙人团队遵循的策略并不是着眼于具体技术,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最热门的初创公司进行巨额押注:比如WeWork(107亿美元)、优步(Uber)(77亿美元)、比萨定制公司Zume(3.75亿美元)以及遛狗服务应用软件Wag(3亿美元)。此外,他们也投资了几家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经常还很随意,从而导致了各种问题,包括投资WeWork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以及这场显而易见的灾难。

软银那些过分乐观的出资人说服自己相信,WeWork惊人的经营亏损及其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古怪行为并不重要。直到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重要。

愿景基金的问题并不是某些糟糕的投资而已。该基金及软银公司的一些在职和离职员工描述了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对孙正义谄媚逢迎,公司里的对头相互内讧,同事遭到骚扰,合规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对投资风险极尽容忍到不正常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总体上很怪异的外壳里。

孙正义成长于一个在日本的韩国中产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在那场互联网泡沫中他几乎输掉了所有一切,但之后又赚了回来。2000年,他向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投了2000万美元,现在他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1300亿美元。凭借过往大多成功的投资,孙正义在2016年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孙正义总爱说这只基金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初创公司群体可以模仿“gun-senryaku”模式,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指的是候鸟结伴迁徙的情形。包括数字地图服务公司Mapbox和数据服务公司Fungible在内,数家获得该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提到了与同样获得了投资的芯片制造商ARM的合作。这些公司表示,如果没有软银的助推,他们达成合作所需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DoorDash正在运用GM Cruise(自动驾驶汽车企业)的技术来测试用于快递送餐的无人驾驶汽车。Fanatics(运动服装企业)为进入韩国市场,正在与该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合作。Katerra(装配式建筑公司)前不久达成协议,为印度支付技术公司Paytm建造总部。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策略似乎与“Masa”的另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大额资金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

按照这一思路,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武装”企业家,并敦促他们以极高的速度“烧钱”,这样能吓退竞争对手,从而让愿景基金孵化出“巨兽级”的企业。2018年,他对《彭博商业周刊》说,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得到软银资助的创始人都有一些关于“Masa”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他们被孙正义召见开始,地点要么在软银位于东京绿色玻璃幕墙的总部大楼26层,要么在孙正义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家里。

这处住宅占地约30万平方米,宽敞的主宅前厅装饰着马和战车造型的大理石巨大雕塑。前来拜访的企业家或许隔着桌子坐在孙正义对面,回答几个问题,听孙正义说他们的创业思路比他们自己想的更有前景。然后,到谈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被孙正义称为“下一个马云”。“你会觉得自己被激发了活力,欣喜若狂。”亚洲某企业首席执行官说,“之前你已无数次听别人对你说No,而现在,他说他相信你。每个企业家都梦想得到这样的支持。”硅谷一位CEO回忆起通过视频与孙正义开过的早期推介会。

这位CEO当时不知道视频画面传到东京要比语音滞后一分钟,所以,软银高层没有同步看到他讲解的幻灯片。“他们都极其礼貌,不停地点头。”一位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私下透露说,“我一直没察觉,直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画面都对不上。”愿景基金最终还是对这家后期初创企业投了钱。愿景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时似乎会因为“愿景”过多而不堪重负。Light Labs Inc.是一家位于加州雷德伍德城的数码摄影初创企业,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戴夫·格兰南(Dave Grannan)在东京见到了孙正义,并于2018年初在伍德赛德再次见到了他。在此之前,格兰南从没想过将他的图像技术研发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导航方式。

“这个主意是Masa直接提出来的。”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想法让Light在2018年7月拿到了1.21亿美元投资,软银在其中领投。与软银的其他许多投资一样,这笔投资按惯例也是分批划拨的,后续资金取决于销售和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孙正义的建议,Light开始转向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2019年7月,Light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当时,为了止损,该公司放弃了原来的智能手机摄像技术。Zume Pizza Inc.原本的目标是用机器人制作比萨,很有点硅谷特有的浮夸色彩。在获得愿景基金的3.75亿美元投资后,该公司CEO阿历克斯·戈登(Alex Garden)将公司使命扩展到对整个美国食品产业的重新思考。

员工们对此感到不安。夏天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有人匿名提交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成为下一个Theranos吗?”Zume随后禁止员工在会上匿名提问。(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一向“努力保持透明度”,并为员工提交匿名问题提供不同方式。)三个月后,Zume既没能彻底变革食品生产过程,也没能实现盈利。

愿景基金共有近500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写字楼里。不过,其高管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幢联排别墅里工作,这里曾是已经解散的妇女组织“女性帝国俱乐部”的总部。据几位接近愿景基金的人士透露,孙正义已经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为率领基金发掘独角兽,孙正义将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招致麾下。

米斯拉之前长期在华尔街供职,曾掌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次级债业务团队,他们的故事曾出现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在办公室里,米斯拉喜欢穿深色设计师款的休闲上装,配以装饰方巾,赤脚或穿毛茸茸的古驰拖鞋,开会的时候经常抽电子烟。他在自己的投资团队里用了很多来自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同行。

软银在对初创公司押注的同时,也对上市公司进行复杂的投资,包括2018年初买进约37亿美元的特许通讯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在该股上涨超过三分之一时卖出。通过对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大笔复杂投资,愿景基金斩获了28亿美元收益。在熟练进行这些交易的过程中,愿景基金的公司文化却深受华尔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好斗精神浸染。

2017年初,出生于赞比亚的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Navneet Govil)让一位信奉摩门教的员工“回犹他州去多娶几个老婆”。这名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通过一位发言人,戈维尔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就在那段时间,戈维尔还曾当众斥责一位年轻的会计师,直到把她说哭。这位会计师后来也离职了。两位听到戈维尔言论的人透露,数月后,在跟几位同事一起吃工作午餐时,戈维尔说:“中国人听上去很蠢。”戈维尔通过发言人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或斥责过那位员工。软银集团表示,他们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硅谷,软银的奇葩事和参差不齐的投资业绩引发了议论,其中很多都涉及其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Jeff Housenbold)。此人爱好收藏汽车,包括一辆蓝色的法拉利,还声称拥有一座贮藏了2万瓶红酒的酒窖,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熟悉豪森伯德的人说,他聪明、傲慢且几乎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们说,豪森伯德认为自己是纽约人直率性格的典型代表,这在充斥着消极对抗氛围的加州未必吃得开。他的一些行为存在问题,但并未受到惩罚。

据两位与会者回忆,2017年,在讨论是否应该投资固定单车初创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时,豪森伯德认为,该公司的运动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那种喜欢对着运动视频手淫的男士。软银表示豪森伯德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愿景基金最终也没有投资Peloton。豪森伯德2019年4月还因为一桩引发内部合规审查的事而出名,他卖出了个人所持的癌症检测公司Guardant Health的股票,而软银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最终,豪森伯德被认定并无过失,而公司的合规审查程序也已重置,交易禁售股要提交人工审查。

但愿景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士对豪森伯德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仍感到震惊。豪森伯德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有几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比如存储技术公司Clutter、哥伦比亚快递公司Rappi等,但至少有两个很高调的项目陷入了困境。Wag一直在挣扎求生,因为没有多少宠物主人愿意坚持用这个遛狗软件。2019年12月早些时候,该公司赶走了CEO希拉里·施耐德(Hilary Schneider),并买回了软银所持的股份。

此外,豪森伯德还怂恿在线零售商Brandless Inc.的联合创始人蒂娜·沙基(Tina Sharkey)建立仓储和分销网络,然后在该公司销售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强迫沙基辞职并扣下了第二批投资资金。此后,Brandless转向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其董事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资金。在2019年10月份的投资组合会议上,豪森伯德为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辩护,说他一直在尽力支持女性CEO。后来,他又似乎指责#MeToo运动限制了他的行动空间,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对他的这番表态感到困惑。

软银一位发言人否认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软银投资顾问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法律总顾问布莱恩·威勒(Brian Wheeler)表示:“涉及的员工均断然否认发生过所指称的这些事情,而且,软银对任何形式的骚扰和歧视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它在我们的组织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米斯拉则称,豪森伯德是“一位宝贵的团队成员,是我团队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之一”。

就更大范围而言,他承认公司有一些投资做得不成功,并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763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录用了数百名专业投资人士和后台支持人员。“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如果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但我们一直在吸取其中的教训。”

如果说软银实际上在从错误中学习,那应该很快就能拿到WeWork的博士学位了。此次惨败不能归咎于内部混乱或软银的企业文化问题。这完全是孙正义造成的。他可以说是被诺伊曼施了巫术。投资顾问们曾指出,其他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给出的投资条款要优厚得多。但孙正义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一贯模式,在WeWork身上大把撒钱,要求其疯狂增长,把市场估值抬得更高。孙正义第一次对WeWork投资是在2017年,当时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这轮融资中,他将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亿美元,比这家亏损公司的价值高出一倍还多。当时,WeWork的CEO跟员工以及未来合作伙伴联络感情的方式是一起喝龙舌兰酒和抽大麻。

2019年秋天,华尔街彻底打碎了WeWork的上市计划。此时,软银集团和愿景基金已持有WeWork29%的股份。软银不得不通过现金、股票和债务再融资方式向WeWork提供“救生索”,买下WeWork的多数股份,并安排其高管之一、原斯普林特公司(Sprint)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雷(Marcelo Claure)出任WeWork的执行董事长。“Masa选错了这家公司。”一位跟他关系很近的人士说,“他没有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对于这场灾难,孙正义一直秉持虚心的态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反思。”前不久他在东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位投资人出席了愿景基金在加州帕萨迪纳举行的会议,并回忆说,孙正义展示了一些抽象的幻灯片,上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航海图”,模糊地说明WeWork通往盈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了诸如“公司治理”“现金流的路线图”等词汇。“Masa以前可不是这样。”这位投资人说。

对投资人和追踪研究软银(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来说,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愿景基金因投资WeWork而遭受的打击以及其他失误和经营结构上的问题,是否会让该公司变得脆弱不堪。比如,优步自2019年5月上市以来,股价已下跌三分之一。这让观察家们对软银在其他共享出行类公司所持的大量股份感到担心,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 Holdings和印度的OlaCabs。此外,愿景基金有大约400亿美元资本由优先股构成,要为外部投资人的股本支付每年7%的约定股息。

因此,如果愿景基金下注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那软银就将陷入麻烦。软银自己投入的280亿美元资本全都是股票,价值上下起伏的空间更大。“这只基金设立时的出发点是在一切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盈利,但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很恐怖了。”一位因对公司处境越来越担心而离职的管理人士说。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项目是Oravel Stays Pvt .Ltd.,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Oyo。

这是里德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六年前创立的一家印度初创公司。当时,年仅19岁的阿加瓦尔希望能为印度混乱的旅馆业带来秩序。Oyo向地区性小旅馆提供标准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并保证这些旅馆获得一定的客房订单,然后从中抽取25%的房费收入。愿景基金2017年向Oyo投了2.5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了10亿美元,从而将Oyo的市场估值推升到50亿美元。像往常一样,孙正义力促阿加瓦尔扩张业务,并进入中国和美国市场。但这两个国家的酒店业原本就相当稳固而且碎片化程度较低。Oyo甚至还直接收购了一些酒店,包括拉斯韦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也就是在对潜在顾客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在该市场上挂起了Oyo的红色招牌。

软银对Oyo的投资还暴露了一种令投资人担心的会计操作。愿景基金在入股某家初创公司后,会根据一个更高的估值再次注资,然后经常在原来的持股上记入盈利。这样做本身是合法的,虽然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其保险箱。比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中,大部分只是账面数字,是Oyo、DoorDash和通讯软件开发商Slack Technologies的估值大幅上升的结果。“这种做法或许符合会计准则,但通不过常识判断这一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财务学教授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说。他曾出版过四本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著作。

2019年10月,阿加瓦尔和愿景基金又向Oyo另外注资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达到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说,阿加瓦尔注资的钱是他从包括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在内的金融机构借来的,而孙正义以个人名义为这些贷款做了担保。贷款和担保的事都没有向软银的股东们披露。此外,另两家公司Grab和滴滴出行(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的投资公司)也投资了Oyo。也就是说,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反过来又向软银投资的其他公司投资,所用的资金有时是由软银担保的贷款。

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戈维尔指出,软银并未因为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而记入盈利,同样,也没有因Oyo估值升至100亿美元而记入收益。洛杉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CEO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将这种财务操作手法嘲讽为“独角兽色情文学”。软银管理人士表示,他们在设定投资目标估值时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估值是会同其他富有经验的独立投资方一起确定的,包括红杉资本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并经过德勤等审计机构的审核。

戈维尔说:“我们的估值得到了超过120家资深投资方的认可,他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投资,要么跟随了我们的投资步伐。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的投资参与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Masa”一直在召集他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公司的失误。一次在孙正义的伍德赛德庄园举行这类会议时,中间有一个生菜和羽衣甘蓝品尝会,这些食材来自软银投资的垂直农业初创公司Plenty。在场的一位执行合伙人说,大家根据这些作物的“风味、口感和外观”对它们做出评价。

米斯拉似乎为愿景基金继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软银集团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里,他大谈这家基金已经回馈给投资人的99亿美元资金,还有公司账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时间里已经完成八宗IPO、收购了两家获得投资的公司,该基金已累计实现11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而且,那些财力雄厚的出资人,包括沙特、苹果公司(Apple)、富士康(Foxconn)还有软银集团自己,好像并不需要愿景基金很快返还资金。

米斯拉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说:“对于一家成立才两年半的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还预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大量进行颠覆性变革的机遇,接下来这一年还将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团队正在筹备愿景基金2号。他们希望沙特人能再次参与,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Co.。孙正义手下的所有人都不肯透露愿景基金2号会有多大规模,但他们都暗示,可能会跟1号基金一样庞大。撰文/Sarah McBride、Gillian Tan、Giles Turner、Peter Elstrom、Pavel Alpeyev、Brad Stone■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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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位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士说,人称“Masa”的孙正义在视频会议上会表现得魅力四射,而且很爱夸赞人。但有时他也会发火,斥责陈述者,要求他们拿出一套永远在变化且一贯很详细的指标。有时他会两者兼而有之。在那个一端是亲和迷人、一端是怒不可遏的坐标轴上,从来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会落在哪个位置。

据三位参会者说,2018年的一次视频会上,愿景基金一位名叫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的执行合伙人正解说一组图表,上面显示中国货运行业初创公司满帮集团增长稳健,但速度偏慢。孙正义突然转入愤怒模式,批评松井太过保守,要求他将投影快进到有关该公司收入和估值增长的部分。“你太像银行的人了。”他厉声斥责松井,而松井的确曾是名银行家。其他与会者当时都觉得局促不安。

孙正义似乎要求松井设法推进这家初创企业增长,而这种推进可能是个危险举动。孙正义说:“如果你不改变,我会找个办法来改变你的角色!”这就是孙正义的风格:不论他采取哪种态度,其观点永远是要么做大、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态度也是愿景基金自三年前登陆硅谷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该基金会先找出一家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催促其创始人大力扩张,然后利用其迅速膨胀的估值来获利。这种模式似乎一直很奏效,直到2019年早些时候发生共享办公空间初创公司WeWork的事。该基金这笔最重大的投资遭遇了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毁灭。

还有一点让愿景基金与众不同,那就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的人权纪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审视,但孙正义仍从沙特筹集了450亿美元。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 Salman)在2016年对愿景基金提供资金后不久,就拘捕了数百名沙特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关进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据媒体报道,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位沙特将军在囚禁期间死亡。

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驻美国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遭到暗杀并被肢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合国均暗示本·萨勒曼与此事件有牵连。(本·萨勒曼否认了这一指控。)孙正义并不理会这一争议,只是在2018年11月的业绩发布会开始时提到了这一点。在其他公开场合,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特色,喜欢提出宏大的预测。他是奇点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谓奇点是指在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时发生的神奇交融。“人类创造的所有行业都将被重新定义。”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在硅谷,没什么人把未来主义者孙正义当回事。(在其公司有关未来300年规划的PPT演示稿中,一个机器人将一只卡通爱心传递给人类,上面写着:“信息革命——为所有人创造幸福”。)不过,似乎每个人拿到软银的钱时都很开心。2017年,愿景基金对19家公司完成了超过212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向WeWork母公司WeCo.提供的44亿美元。外界对孙正义如此超大规模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业课程联合创始人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对科技行业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之前只在1999年、2000年出现过,而那次的结局很糟糕。”

孙正义及其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执行合伙人团队遵循的策略并不是着眼于具体技术,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最热门的初创公司进行巨额押注:比如WeWork(107亿美元)、优步(Uber)(77亿美元)、比萨定制公司Zume(3.75亿美元)以及遛狗服务应用软件Wag(3亿美元)。此外,他们也投资了几家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扩张速度很快,经常还很随意,从而导致了各种问题,包括投资WeWork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以及这场显而易见的灾难。

软银那些过分乐观的出资人说服自己相信,WeWork惊人的经营亏损及其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古怪行为并不重要。直到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重要。

愿景基金的问题并不是某些糟糕的投资而已。该基金及软银公司的一些在职和离职员工描述了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对孙正义谄媚逢迎,公司里的对头相互内讧,同事遭到骚扰,合规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对投资风险极尽容忍到不正常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总体上很怪异的外壳里。

孙正义成长于一个在日本的韩国中产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孙正义靠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赚了不少钱,一度曾超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在那场互联网泡沫中他几乎输掉了所有一切,但之后又赚了回来。2000年,他向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投了2000万美元,现在他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1300亿美元。凭借过往大多成功的投资,孙正义在2016年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孙正义总爱说这只基金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初创公司群体可以模仿“gun-senryaku”模式,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指的是候鸟结伴迁徙的情形。包括数字地图服务公司Mapbox和数据服务公司Fungible在内,数家获得该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提到了与同样获得了投资的芯片制造商ARM的合作。这些公司表示,如果没有软银的助推,他们达成合作所需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DoorDash正在运用GM Cruise(自动驾驶汽车企业)的技术来测试用于快递送餐的无人驾驶汽车。Fanatics(运动服装企业)为进入韩国市场,正在与该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合作。Katerra(装配式建筑公司)前不久达成协议,为印度支付技术公司Paytm建造总部。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策略似乎与“Masa”的另一个原则有关,那就是:大额资金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

按照这一思路,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武装”企业家,并敦促他们以极高的速度“烧钱”,这样能吓退竞争对手,从而让愿景基金孵化出“巨兽级”的企业。2018年,他对《彭博商业周刊》说,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疯子挑事打架”。得到软银资助的创始人都有一些关于“Masa”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他们被孙正义召见开始,地点要么在软银位于东京绿色玻璃幕墙的总部大楼26层,要么在孙正义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家里。

这处住宅占地约30万平方米,宽敞的主宅前厅装饰着马和战车造型的大理石巨大雕塑。前来拜访的企业家或许隔着桌子坐在孙正义对面,回答几个问题,听孙正义说他们的创业思路比他们自己想的更有前景。然后,到谈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被孙正义称为“下一个马云”。“你会觉得自己被激发了活力,欣喜若狂。”亚洲某企业首席执行官说,“之前你已无数次听别人对你说No,而现在,他说他相信你。每个企业家都梦想得到这样的支持。”硅谷一位CEO回忆起通过视频与孙正义开过的早期推介会。

这位CEO当时不知道视频画面传到东京要比语音滞后一分钟,所以,软银高层没有同步看到他讲解的幻灯片。“他们都极其礼貌,不停地点头。”一位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私下透露说,“我一直没察觉,直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画面都对不上。”愿景基金最终还是对这家后期初创企业投了钱。愿景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时似乎会因为“愿景”过多而不堪重负。Light Labs Inc.是一家位于加州雷德伍德城的数码摄影初创企业,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戴夫·格兰南(Dave Grannan)在东京见到了孙正义,并于2018年初在伍德赛德再次见到了他。在此之前,格兰南从没想过将他的图像技术研发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导航方式。

“这个主意是Masa直接提出来的。”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想法让Light在2018年7月拿到了1.21亿美元投资,软银在其中领投。与软银的其他许多投资一样,这笔投资按惯例也是分批划拨的,后续资金取决于销售和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孙正义的建议,Light开始转向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2019年7月,Light解雇了大约一半的员工;当时,为了止损,该公司放弃了原来的智能手机摄像技术。Zume Pizza Inc.原本的目标是用机器人制作比萨,很有点硅谷特有的浮夸色彩。在获得愿景基金的3.75亿美元投资后,该公司CEO阿历克斯·戈登(Alex Garden)将公司使命扩展到对整个美国食品产业的重新思考。

员工们对此感到不安。夏天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有人匿名提交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成为下一个Theranos吗?”Zume随后禁止员工在会上匿名提问。(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一向“努力保持透明度”,并为员工提交匿名问题提供不同方式。)三个月后,Zume既没能彻底变革食品生产过程,也没能实现盈利。

愿景基金共有近500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写字楼里。不过,其高管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幢联排别墅里工作,这里曾是已经解散的妇女组织“女性帝国俱乐部”的总部。据几位接近愿景基金的人士透露,孙正义已经有两年没来过这里了。为率领基金发掘独角兽,孙正义将拉杰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招致麾下。

米斯拉之前长期在华尔街供职,曾掌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次级债业务团队,他们的故事曾出现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在办公室里,米斯拉喜欢穿深色设计师款的休闲上装,配以装饰方巾,赤脚或穿毛茸茸的古驰拖鞋,开会的时候经常抽电子烟。他在自己的投资团队里用了很多来自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同行。

软银在对初创公司押注的同时,也对上市公司进行复杂的投资,包括2018年初买进约37亿美元的特许通讯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在该股上涨超过三分之一时卖出。通过对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大笔复杂投资,愿景基金斩获了28亿美元收益。在熟练进行这些交易的过程中,愿景基金的公司文化却深受华尔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好斗精神浸染。

2017年初,出生于赞比亚的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纳夫尼特·戈维尔(Navneet Govil)让一位信奉摩门教的员工“回犹他州去多娶几个老婆”。这名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通过一位发言人,戈维尔否认说过这样的话。就在那段时间,戈维尔还曾当众斥责一位年轻的会计师,直到把她说哭。这位会计师后来也离职了。两位听到戈维尔言论的人透露,数月后,在跟几位同事一起吃工作午餐时,戈维尔说:“中国人听上去很蠢。”戈维尔通过发言人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或斥责过那位员工。软银集团表示,他们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硅谷,软银的奇葩事和参差不齐的投资业绩引发了议论,其中很多都涉及其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伯德(Jeff Housenbold)。此人爱好收藏汽车,包括一辆蓝色的法拉利,还声称拥有一座贮藏了2万瓶红酒的酒窖,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熟悉豪森伯德的人说,他聪明、傲慢且几乎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们说,豪森伯德认为自己是纽约人直率性格的典型代表,这在充斥着消极对抗氛围的加州未必吃得开。他的一些行为存在问题,但并未受到惩罚。

据两位与会者回忆,2017年,在讨论是否应该投资固定单车初创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时,豪森伯德认为,该公司的运动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那种喜欢对着运动视频手淫的男士。软银表示豪森伯德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愿景基金最终也没有投资Peloton。豪森伯德2019年4月还因为一桩引发内部合规审查的事而出名,他卖出了个人所持的癌症检测公司Guardant Health的股票,而软银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最终,豪森伯德被认定并无过失,而公司的合规审查程序也已重置,交易禁售股要提交人工审查。

但愿景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士对豪森伯德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仍感到震惊。豪森伯德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有几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比如存储技术公司Clutter、哥伦比亚快递公司Rappi等,但至少有两个很高调的项目陷入了困境。Wag一直在挣扎求生,因为没有多少宠物主人愿意坚持用这个遛狗软件。2019年12月早些时候,该公司赶走了CEO希拉里·施耐德(Hilary Schneider),并买回了软银所持的股份。

此外,豪森伯德还怂恿在线零售商Brandless Inc.的联合创始人蒂娜·沙基(Tina Sharkey)建立仓储和分销网络,然后在该公司销售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强迫沙基辞职并扣下了第二批投资资金。此后,Brandless转向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其董事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那些资金。在2019年10月份的投资组合会议上,豪森伯德为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辩护,说他一直在尽力支持女性CEO。后来,他又似乎指责#MeToo运动限制了他的行动空间,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对他的这番表态感到困惑。

软银一位发言人否认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软银投资顾问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法律总顾问布莱恩·威勒(Brian Wheeler)表示:“涉及的员工均断然否认发生过所指称的这些事情,而且,软银对任何形式的骚扰和歧视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它在我们的组织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米斯拉则称,豪森伯德是“一位宝贵的团队成员,是我团队里表现最出色的人之一”。

就更大范围而言,他承认公司有一些投资做得不成功,并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763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录用了数百名专业投资人士和后台支持人员。“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如果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但我们一直在吸取其中的教训。”

如果说软银实际上在从错误中学习,那应该很快就能拿到WeWork的博士学位了。此次惨败不能归咎于内部混乱或软银的企业文化问题。这完全是孙正义造成的。他可以说是被诺伊曼施了巫术。投资顾问们曾指出,其他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给出的投资条款要优厚得多。但孙正义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一贯模式,在WeWork身上大把撒钱,要求其疯狂增长,把市场估值抬得更高。孙正义第一次对WeWork投资是在2017年,当时对该公司的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早些时候的这轮融资中,他将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亿美元,比这家亏损公司的价值高出一倍还多。当时,WeWork的CEO跟员工以及未来合作伙伴联络感情的方式是一起喝龙舌兰酒和抽大麻。

2019年秋天,华尔街彻底打碎了WeWork的上市计划。此时,软银集团和愿景基金已持有WeWork29%的股份。软银不得不通过现金、股票和债务再融资方式向WeWork提供“救生索”,买下WeWork的多数股份,并安排其高管之一、原斯普林特公司(Sprint)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雷(Marcelo Claure)出任WeWork的执行董事长。“Masa选错了这家公司。”一位跟他关系很近的人士说,“他没有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对于这场灾难,孙正义一直秉持虚心的态度,这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反思。”前不久他在东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位投资人出席了愿景基金在加州帕萨迪纳举行的会议,并回忆说,孙正义展示了一些抽象的幻灯片,上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航海图”,模糊地说明WeWork通往盈利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谨慎地强调了诸如“公司治理”“现金流的路线图”等词汇。“Masa以前可不是这样。”这位投资人说。

对投资人和追踪研究软银(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来说,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愿景基金因投资WeWork而遭受的打击以及其他失误和经营结构上的问题,是否会让该公司变得脆弱不堪。比如,优步自2019年5月上市以来,股价已下跌三分之一。这让观察家们对软银在其他共享出行类公司所持的大量股份感到担心,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 Holdings和印度的OlaCabs。此外,愿景基金有大约400亿美元资本由优先股构成,要为外部投资人的股本支付每年7%的约定股息。

因此,如果愿景基金下注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那软银就将陷入麻烦。软银自己投入的280亿美元资本全都是股票,价值上下起伏的空间更大。“这只基金设立时的出发点是在一切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盈利,但如果事情不顺利,那就很恐怖了。”一位因对公司处境越来越担心而离职的管理人士说。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项目是Oravel Stays Pvt .Ltd.,外界更熟悉的名字是Oyo。

这是里德什·阿加瓦尔(Ritesh Agarwal)六年前创立的一家印度初创公司。当时,年仅19岁的阿加瓦尔希望能为印度混乱的旅馆业带来秩序。Oyo向地区性小旅馆提供标准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并保证这些旅馆获得一定的客房订单,然后从中抽取25%的房费收入。愿景基金2017年向Oyo投了2.5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了10亿美元,从而将Oyo的市场估值推升到50亿美元。像往常一样,孙正义力促阿加瓦尔扩张业务,并进入中国和美国市场。但这两个国家的酒店业原本就相当稳固而且碎片化程度较低。Oyo甚至还直接收购了一些酒店,包括拉斯韦加斯的猫头鹰赌场酒店,也就是在对潜在顾客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在该市场上挂起了Oyo的红色招牌。

软银对Oyo的投资还暴露了一种令投资人担心的会计操作。愿景基金在入股某家初创公司后,会根据一个更高的估值再次注资,然后经常在原来的持股上记入盈利。这样做本身是合法的,虽然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其保险箱。比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中,大部分只是账面数字,是Oyo、DoorDash和通讯软件开发商Slack Technologies的估值大幅上升的结果。“这种做法或许符合会计准则,但通不过常识判断这一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财务学教授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说。他曾出版过四本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著作。

2019年10月,阿加瓦尔和愿景基金又向Oyo另外注资15亿美元,使该公司的估值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达到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说,阿加瓦尔注资的钱是他从包括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在内的金融机构借来的,而孙正义以个人名义为这些贷款做了担保。贷款和担保的事都没有向软银的股东们披露。此外,另两家公司Grab和滴滴出行(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的投资公司)也投资了Oyo。也就是说,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反过来又向软银投资的其他公司投资,所用的资金有时是由软银担保的贷款。

愿景基金首席财务官戈维尔指出,软银并未因为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而记入盈利,同样,也没有因Oyo估值升至100亿美元而记入收益。洛杉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CEO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将这种财务操作手法嘲讽为“独角兽色情文学”。软银管理人士表示,他们在设定投资目标估值时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估值是会同其他富有经验的独立投资方一起确定的,包括红杉资本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并经过德勤等审计机构的审核。

戈维尔说:“我们的估值得到了超过120家资深投资方的认可,他们要么与我们共同投资,要么跟随了我们的投资步伐。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的投资参与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Masa”一直在召集他的高管们开会讨论公司的失误。一次在孙正义的伍德赛德庄园举行这类会议时,中间有一个生菜和羽衣甘蓝品尝会,这些食材来自软银投资的垂直农业初创公司Plenty。在场的一位执行合伙人说,大家根据这些作物的“风味、口感和外观”对它们做出评价。

米斯拉似乎为愿景基金继续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软银集团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办公室里,他大谈这家基金已经回馈给投资人的99亿美元资金,还有公司账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两年时间里已经完成八宗IPO、收购了两家获得投资的公司,该基金已累计实现11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而且,那些财力雄厚的出资人,包括沙特、苹果公司(Apple)、富士康(Foxconn)还有软银集团自己,好像并不需要愿景基金很快返还资金。

米斯拉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说:“对于一家成立才两年半的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还预测,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出现大量进行颠覆性变革的机遇,接下来这一年还将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正因如此,他的团队正在筹备愿景基金2号。他们希望沙特人能再次参与,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Co.。孙正义手下的所有人都不肯透露愿景基金2号会有多大规模,但他们都暗示,可能会跟1号基金一样庞大。撰文/Sarah McBride、Gillian Tan、Giles Turner、Peter Elstrom、Pavel Alpeyev、Brad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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