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郑永年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未来长时段的“围剿”态势,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先生认为,首先要避免两大思想误区:一个误区是被美国强硬派的步调牵着鼻子走,过分强调体制差异或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陷阱。

其实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同”的一面,但在互动中却被大大削弱,而格外突出“异”的一面。

对此,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不是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迫使美国回归理性;在国际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有指导意义,中国仍要努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中美矛盾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因此,不应该让美国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练好内功”是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

他认为,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艰巨挑战,除了经济上的硬基建,中国还要推动以社会改革为主线、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软基建”,从而为技术创新和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而面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中国更要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

应对美国挑战,求同存异还有可能吗?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

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

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

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

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

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什么?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

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

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诚如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软基建”: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

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

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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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围剿”果然升级, 中国要力避两个雷区

发布日期:2020-07-19 15:48
摘要: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郑永年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未来长时段的“围剿”态势,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先生认为,首先要避免两大思想误区:一个误区是被美国强硬派的步调牵着鼻子走,过分强调体制差异或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陷阱。

其实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同”的一面,但在互动中却被大大削弱,而格外突出“异”的一面。

对此,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不是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迫使美国回归理性;在国际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有指导意义,中国仍要努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中美矛盾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因此,不应该让美国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练好内功”是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

他认为,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艰巨挑战,除了经济上的硬基建,中国还要推动以社会改革为主线、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软基建”,从而为技术创新和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而面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中国更要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

应对美国挑战,求同存异还有可能吗?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

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

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

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

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

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什么?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

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

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诚如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软基建”: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

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

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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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未来长时段的“围剿”态势,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先生认为,首先要避免两大思想误区:一个误区是被美国强硬派的步调牵着鼻子走,过分强调体制差异或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陷阱。

其实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同”的一面,但在互动中却被大大削弱,而格外突出“异”的一面。

对此,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不是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迫使美国回归理性;在国际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有指导意义,中国仍要努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中美矛盾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因此,不应该让美国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练好内功”是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

他认为,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艰巨挑战,除了经济上的硬基建,中国还要推动以社会改革为主线、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软基建”,从而为技术创新和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而面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中国更要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

应对美国挑战,求同存异还有可能吗?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

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

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

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

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

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什么?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

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

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诚如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软基建”: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

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

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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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围剿”果然升级, 中国要力避两个雷区

发布日期:2020-07-19 15:48
摘要: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郑永年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未来长时段的“围剿”态势,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先生认为,首先要避免两大思想误区:一个误区是被美国强硬派的步调牵着鼻子走,过分强调体制差异或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陷阱。

其实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同”的一面,但在互动中却被大大削弱,而格外突出“异”的一面。

对此,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不是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迫使美国回归理性;在国际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有指导意义,中国仍要努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中美矛盾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因此,不应该让美国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练好内功”是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

他认为,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艰巨挑战,除了经济上的硬基建,中国还要推动以社会改革为主线、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软基建”,从而为技术创新和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而面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中国更要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

应对美国挑战,求同存异还有可能吗?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

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

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

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

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

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什么?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

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

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诚如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软基建”: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

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

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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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以华为事件为典型,美国正通过给盟国施加压力,将更多国家拉入与中国对抗的阵营中来,冷战时期的“遏制”历史似又卷土重来。

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未来长时段的“围剿”态势,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先生认为,首先要避免两大思想误区:一个误区是被美国强硬派的步调牵着鼻子走,过分强调体制差异或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陷阱。

其实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同”的一面,但在互动中却被大大削弱,而格外突出“异”的一面。

对此,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不是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迫使美国回归理性;在国际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有指导意义,中国仍要努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中美矛盾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因此,不应该让美国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练好内功”是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

他认为,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艰巨挑战,除了经济上的硬基建,中国还要推动以社会改革为主线、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软基建”,从而为技术创新和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而面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中国更要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

应对美国挑战,求同存异还有可能吗?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

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

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

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

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

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什么?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

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

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诚如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软基建”: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

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

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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