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 Tom Fairless / Stella Yifan Xie

OR--商业新媒体 】西方国家正以亚洲竞争对手为师,放弃几十年来主导其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学说,加强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此次疫情已促使西方开始反思政府与私营领域之间的平衡,并萌生了如何在欧洲和美国部署大规模刺激计划以重塑经济的新思路。

在欧盟这个长期崇尚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出口重地,政府领导人上个月表示将对外国竞争者设置壁垒,把涉及关键技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减少健康等敏感行业的对外依赖,并创造新的数字行业领军企业。

意大利有政府背景的银行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上个月入股泛欧交易所(Euronext NV),以支持其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德国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旗舰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20%的股份和两个监事会席位,以此作为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德国汉莎航空1997年被私有化。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努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政府和两党议员也在呼吁增加预算,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为芯片企业在美国建厂提供激励政策,同时资助技术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执行相关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达成一致。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表示,如果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为产业政策投入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前英国央行政策委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波森(Adam Posen)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可靠性和政府的控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共识,其重点在于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取消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贸易自由化。但目前的变化意味着这种主流意识正发生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庞大的刺激计划,政府资金正涌入传统上被认为并不属于国家权责之内的行业。

例如,意大利计划斥资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购买并整修因旅游业崩溃而遭到重创的酒店。在法国,政府计划斥资数亿欧元收购当地商店,以支持面包店和奶酪店等典型的“法式”商户。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积极推行国家援助企业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可能与欧盟发生摩擦。



“公众已经做好了国家在方方面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英国前内阁秘书长奥唐奈(Gus O'Donnell)说。

在整个欧洲,企业和决策者都在担心被美国和中国公司主导的新数字产业挤出局。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促使亚洲国家加倍重视政府干预的传统,这种传统推动了非凡的增长,造就了成功的产业,例如韩国和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有中国的光伏和半导体产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战略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产业领域。

特朗普(Trump)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国有企业增加采购。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只是接受中国经济政策的现状,而不是想迫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新的战略也带来新的风险。在选择投资哪些企业和行业方面,一些政府暴露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并非没有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在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基础设施方面展开的新一轮支出,会加剧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因为效率极其低下而臭名昭著,有“黄油堆成山,红酒流成河”之说。意大利政府花费了几十亿欧元试图让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获得成功,换来的却是这家公司的持续亏损。

虽然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计划在二战期间奠定了一些重要行业的基础,后来还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退出了电信、公用事业和运输等业务,钟摆又回到了小政府一边。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颇有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干预和鼓励大型出口产业的历史。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这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原因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十年来围绕大政府制度的怀疑态度有所缓和。干预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在走出危机时实力最强,而撙节最严厉的国家,比如南欧,则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拨出超过人民币4万亿元(约合6,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年均增长超过15%,比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还多出不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提升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俄克拉何马大学金融学教授梅金森(William L. Megginson)说。

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开始从生产廉价商品向生产美国和欧洲企业擅长的昂贵商品转移,加强产业支持在西方国家也变得紧迫起来。

中国正在向其战略重点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例如半导体和机器人,同时中国政府也利用激励政策培育本土的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已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中国加快努力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在德国,随着庞大的汽车行业萎靡不振,企业呼吁政府协助推进新技术研发,对抗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德国工程公司Voith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哈格(Toralf Haag)说:“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输给中国,比如电子行业。”他称,培育新技术需要巨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无法独立完成。

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正推动放宽对国家援助的限制,促进国家明星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仍专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

韩国7月公布了一项价值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的计划,试图保护供应链不受干扰,其中包括激励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土。日本也投入20亿美元,努力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国内,或将生产分散到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私营企业削减开支之际,包括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Ltd.)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创造了1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也并不总能做到慧眼识金,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

梅金森说:“中国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失败的,但中国看好光伏、钢铁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并大力予以扶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企业——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企业——担心贸易和供应链的重新国有化会增加成本,并损害创新和生产力。

最近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政府力量投入到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核电站和子弹头列车等基础设施的努力中,这一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例如最近日立公司(Hitachi Ltd.)牵头的威尔士核电项目搁浅。

意大利前政府官员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说:“我不敢说政府独具慧眼,能看出哪个行业可能会扩张。产业政策会导致官僚主义。”他曾带动试图减少政府浪费,但以失败告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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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效仿亚洲开始强调政府干预

发布日期:2020-11-06 14:51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 Tom Fairless / Stella Yifan Xie

OR--商业新媒体 】西方国家正以亚洲竞争对手为师,放弃几十年来主导其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学说,加强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此次疫情已促使西方开始反思政府与私营领域之间的平衡,并萌生了如何在欧洲和美国部署大规模刺激计划以重塑经济的新思路。

在欧盟这个长期崇尚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出口重地,政府领导人上个月表示将对外国竞争者设置壁垒,把涉及关键技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减少健康等敏感行业的对外依赖,并创造新的数字行业领军企业。

意大利有政府背景的银行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上个月入股泛欧交易所(Euronext NV),以支持其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德国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旗舰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20%的股份和两个监事会席位,以此作为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德国汉莎航空1997年被私有化。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努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政府和两党议员也在呼吁增加预算,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为芯片企业在美国建厂提供激励政策,同时资助技术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执行相关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达成一致。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表示,如果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为产业政策投入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前英国央行政策委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波森(Adam Posen)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可靠性和政府的控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共识,其重点在于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取消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贸易自由化。但目前的变化意味着这种主流意识正发生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庞大的刺激计划,政府资金正涌入传统上被认为并不属于国家权责之内的行业。

例如,意大利计划斥资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购买并整修因旅游业崩溃而遭到重创的酒店。在法国,政府计划斥资数亿欧元收购当地商店,以支持面包店和奶酪店等典型的“法式”商户。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积极推行国家援助企业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可能与欧盟发生摩擦。



“公众已经做好了国家在方方面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英国前内阁秘书长奥唐奈(Gus O'Donnell)说。

在整个欧洲,企业和决策者都在担心被美国和中国公司主导的新数字产业挤出局。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促使亚洲国家加倍重视政府干预的传统,这种传统推动了非凡的增长,造就了成功的产业,例如韩国和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有中国的光伏和半导体产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战略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产业领域。

特朗普(Trump)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国有企业增加采购。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只是接受中国经济政策的现状,而不是想迫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新的战略也带来新的风险。在选择投资哪些企业和行业方面,一些政府暴露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并非没有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在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基础设施方面展开的新一轮支出,会加剧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因为效率极其低下而臭名昭著,有“黄油堆成山,红酒流成河”之说。意大利政府花费了几十亿欧元试图让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获得成功,换来的却是这家公司的持续亏损。

虽然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计划在二战期间奠定了一些重要行业的基础,后来还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退出了电信、公用事业和运输等业务,钟摆又回到了小政府一边。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颇有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干预和鼓励大型出口产业的历史。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这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原因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十年来围绕大政府制度的怀疑态度有所缓和。干预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在走出危机时实力最强,而撙节最严厉的国家,比如南欧,则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拨出超过人民币4万亿元(约合6,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年均增长超过15%,比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还多出不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提升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俄克拉何马大学金融学教授梅金森(William L. Megginson)说。

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开始从生产廉价商品向生产美国和欧洲企业擅长的昂贵商品转移,加强产业支持在西方国家也变得紧迫起来。

中国正在向其战略重点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例如半导体和机器人,同时中国政府也利用激励政策培育本土的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已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中国加快努力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在德国,随着庞大的汽车行业萎靡不振,企业呼吁政府协助推进新技术研发,对抗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德国工程公司Voith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哈格(Toralf Haag)说:“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输给中国,比如电子行业。”他称,培育新技术需要巨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无法独立完成。

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正推动放宽对国家援助的限制,促进国家明星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仍专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

韩国7月公布了一项价值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的计划,试图保护供应链不受干扰,其中包括激励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土。日本也投入20亿美元,努力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国内,或将生产分散到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私营企业削减开支之际,包括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Ltd.)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创造了1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也并不总能做到慧眼识金,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

梅金森说:“中国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失败的,但中国看好光伏、钢铁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并大力予以扶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企业——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企业——担心贸易和供应链的重新国有化会增加成本,并损害创新和生产力。

最近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政府力量投入到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核电站和子弹头列车等基础设施的努力中,这一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例如最近日立公司(Hitachi Ltd.)牵头的威尔士核电项目搁浅。

意大利前政府官员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说:“我不敢说政府独具慧眼,能看出哪个行业可能会扩张。产业政策会导致官僚主义。”他曾带动试图减少政府浪费,但以失败告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 Tom Fairless / Stella Yifan Xie

OR--商业新媒体 】西方国家正以亚洲竞争对手为师,放弃几十年来主导其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学说,加强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此次疫情已促使西方开始反思政府与私营领域之间的平衡,并萌生了如何在欧洲和美国部署大规模刺激计划以重塑经济的新思路。

在欧盟这个长期崇尚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出口重地,政府领导人上个月表示将对外国竞争者设置壁垒,把涉及关键技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减少健康等敏感行业的对外依赖,并创造新的数字行业领军企业。

意大利有政府背景的银行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上个月入股泛欧交易所(Euronext NV),以支持其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德国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旗舰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20%的股份和两个监事会席位,以此作为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德国汉莎航空1997年被私有化。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努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政府和两党议员也在呼吁增加预算,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为芯片企业在美国建厂提供激励政策,同时资助技术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执行相关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达成一致。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表示,如果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为产业政策投入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前英国央行政策委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波森(Adam Posen)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可靠性和政府的控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共识,其重点在于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取消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贸易自由化。但目前的变化意味着这种主流意识正发生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庞大的刺激计划,政府资金正涌入传统上被认为并不属于国家权责之内的行业。

例如,意大利计划斥资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购买并整修因旅游业崩溃而遭到重创的酒店。在法国,政府计划斥资数亿欧元收购当地商店,以支持面包店和奶酪店等典型的“法式”商户。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积极推行国家援助企业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可能与欧盟发生摩擦。



“公众已经做好了国家在方方面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英国前内阁秘书长奥唐奈(Gus O'Donnell)说。

在整个欧洲,企业和决策者都在担心被美国和中国公司主导的新数字产业挤出局。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促使亚洲国家加倍重视政府干预的传统,这种传统推动了非凡的增长,造就了成功的产业,例如韩国和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有中国的光伏和半导体产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战略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产业领域。

特朗普(Trump)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国有企业增加采购。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只是接受中国经济政策的现状,而不是想迫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新的战略也带来新的风险。在选择投资哪些企业和行业方面,一些政府暴露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并非没有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在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基础设施方面展开的新一轮支出,会加剧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因为效率极其低下而臭名昭著,有“黄油堆成山,红酒流成河”之说。意大利政府花费了几十亿欧元试图让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获得成功,换来的却是这家公司的持续亏损。

虽然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计划在二战期间奠定了一些重要行业的基础,后来还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退出了电信、公用事业和运输等业务,钟摆又回到了小政府一边。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颇有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干预和鼓励大型出口产业的历史。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这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原因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十年来围绕大政府制度的怀疑态度有所缓和。干预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在走出危机时实力最强,而撙节最严厉的国家,比如南欧,则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拨出超过人民币4万亿元(约合6,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年均增长超过15%,比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还多出不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提升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俄克拉何马大学金融学教授梅金森(William L. Megginson)说。

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开始从生产廉价商品向生产美国和欧洲企业擅长的昂贵商品转移,加强产业支持在西方国家也变得紧迫起来。

中国正在向其战略重点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例如半导体和机器人,同时中国政府也利用激励政策培育本土的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已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中国加快努力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在德国,随着庞大的汽车行业萎靡不振,企业呼吁政府协助推进新技术研发,对抗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德国工程公司Voith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哈格(Toralf Haag)说:“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输给中国,比如电子行业。”他称,培育新技术需要巨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无法独立完成。

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正推动放宽对国家援助的限制,促进国家明星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仍专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

韩国7月公布了一项价值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的计划,试图保护供应链不受干扰,其中包括激励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土。日本也投入20亿美元,努力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国内,或将生产分散到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私营企业削减开支之际,包括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Ltd.)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创造了1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也并不总能做到慧眼识金,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

梅金森说:“中国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失败的,但中国看好光伏、钢铁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并大力予以扶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企业——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企业——担心贸易和供应链的重新国有化会增加成本,并损害创新和生产力。

最近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政府力量投入到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核电站和子弹头列车等基础设施的努力中,这一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例如最近日立公司(Hitachi Ltd.)牵头的威尔士核电项目搁浅。

意大利前政府官员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说:“我不敢说政府独具慧眼,能看出哪个行业可能会扩张。产业政策会导致官僚主义。”他曾带动试图减少政府浪费,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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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效仿亚洲开始强调政府干预

发布日期:2020-11-06 14:51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 Tom Fairless / Stella Yifan Xie

OR--商业新媒体 】西方国家正以亚洲竞争对手为师,放弃几十年来主导其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学说,加强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此次疫情已促使西方开始反思政府与私营领域之间的平衡,并萌生了如何在欧洲和美国部署大规模刺激计划以重塑经济的新思路。

在欧盟这个长期崇尚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出口重地,政府领导人上个月表示将对外国竞争者设置壁垒,把涉及关键技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减少健康等敏感行业的对外依赖,并创造新的数字行业领军企业。

意大利有政府背景的银行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上个月入股泛欧交易所(Euronext NV),以支持其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德国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旗舰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20%的股份和两个监事会席位,以此作为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德国汉莎航空1997年被私有化。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努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政府和两党议员也在呼吁增加预算,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为芯片企业在美国建厂提供激励政策,同时资助技术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执行相关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达成一致。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表示,如果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为产业政策投入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前英国央行政策委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波森(Adam Posen)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可靠性和政府的控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共识,其重点在于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取消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贸易自由化。但目前的变化意味着这种主流意识正发生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庞大的刺激计划,政府资金正涌入传统上被认为并不属于国家权责之内的行业。

例如,意大利计划斥资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购买并整修因旅游业崩溃而遭到重创的酒店。在法国,政府计划斥资数亿欧元收购当地商店,以支持面包店和奶酪店等典型的“法式”商户。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积极推行国家援助企业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可能与欧盟发生摩擦。



“公众已经做好了国家在方方面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英国前内阁秘书长奥唐奈(Gus O'Donnell)说。

在整个欧洲,企业和决策者都在担心被美国和中国公司主导的新数字产业挤出局。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促使亚洲国家加倍重视政府干预的传统,这种传统推动了非凡的增长,造就了成功的产业,例如韩国和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有中国的光伏和半导体产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战略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产业领域。

特朗普(Trump)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国有企业增加采购。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只是接受中国经济政策的现状,而不是想迫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新的战略也带来新的风险。在选择投资哪些企业和行业方面,一些政府暴露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并非没有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在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基础设施方面展开的新一轮支出,会加剧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因为效率极其低下而臭名昭著,有“黄油堆成山,红酒流成河”之说。意大利政府花费了几十亿欧元试图让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获得成功,换来的却是这家公司的持续亏损。

虽然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计划在二战期间奠定了一些重要行业的基础,后来还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退出了电信、公用事业和运输等业务,钟摆又回到了小政府一边。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颇有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干预和鼓励大型出口产业的历史。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这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原因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十年来围绕大政府制度的怀疑态度有所缓和。干预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在走出危机时实力最强,而撙节最严厉的国家,比如南欧,则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拨出超过人民币4万亿元(约合6,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年均增长超过15%,比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还多出不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提升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俄克拉何马大学金融学教授梅金森(William L. Megginson)说。

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开始从生产廉价商品向生产美国和欧洲企业擅长的昂贵商品转移,加强产业支持在西方国家也变得紧迫起来。

中国正在向其战略重点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例如半导体和机器人,同时中国政府也利用激励政策培育本土的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已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中国加快努力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在德国,随着庞大的汽车行业萎靡不振,企业呼吁政府协助推进新技术研发,对抗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德国工程公司Voith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哈格(Toralf Haag)说:“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输给中国,比如电子行业。”他称,培育新技术需要巨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无法独立完成。

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正推动放宽对国家援助的限制,促进国家明星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仍专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

韩国7月公布了一项价值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的计划,试图保护供应链不受干扰,其中包括激励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土。日本也投入20亿美元,努力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国内,或将生产分散到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私营企业削减开支之际,包括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Ltd.)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创造了1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也并不总能做到慧眼识金,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

梅金森说:“中国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失败的,但中国看好光伏、钢铁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并大力予以扶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企业——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企业——担心贸易和供应链的重新国有化会增加成本,并损害创新和生产力。

最近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政府力量投入到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核电站和子弹头列车等基础设施的努力中,这一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例如最近日立公司(Hitachi Ltd.)牵头的威尔士核电项目搁浅。

意大利前政府官员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说:“我不敢说政府独具慧眼,能看出哪个行业可能会扩张。产业政策会导致官僚主义。”他曾带动试图减少政府浪费,但以失败告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 Tom Fairless / Stella Yifan Xie

OR--商业新媒体 】西方国家正以亚洲竞争对手为师,放弃几十年来主导其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学说,加强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

这种转变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一种深刻焦虑:面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竞争,西方还能否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技术优势。

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此次疫情已促使西方开始反思政府与私营领域之间的平衡,并萌生了如何在欧洲和美国部署大规模刺激计划以重塑经济的新思路。

在欧盟这个长期崇尚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出口重地,政府领导人上个月表示将对外国竞争者设置壁垒,把涉及关键技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减少健康等敏感行业的对外依赖,并创造新的数字行业领军企业。

意大利有政府背景的银行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上个月入股泛欧交易所(Euronext NV),以支持其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德国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旗舰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20%的股份和两个监事会席位,以此作为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德国汉莎航空1997年被私有化。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努力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政府和两党议员也在呼吁增加预算,帮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为芯片企业在美国建厂提供激励政策,同时资助技术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执行相关计划所需要的预算达成一致。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表示,如果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为产业政策投入巨额资金。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前英国央行政策委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波森(Adam Posen)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可靠性和政府的控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共识,其重点在于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取消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贸易自由化。但目前的变化意味着这种主流意识正发生根本性的理念变革。

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庞大的刺激计划,政府资金正涌入传统上被认为并不属于国家权责之内的行业。

例如,意大利计划斥资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购买并整修因旅游业崩溃而遭到重创的酒店。在法国,政府计划斥资数亿欧元收购当地商店,以支持面包店和奶酪店等典型的“法式”商户。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已表示,将在脱欧后积极推行国家援助企业的产业政策,意味着可能与欧盟发生摩擦。



“公众已经做好了国家在方方面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英国前内阁秘书长奥唐奈(Gus O'Donnell)说。

在整个欧洲,企业和决策者都在担心被美国和中国公司主导的新数字产业挤出局。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促使亚洲国家加倍重视政府干预的传统,这种传统推动了非凡的增长,造就了成功的产业,例如韩国和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有中国的光伏和半导体产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战略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产业领域。

特朗普(Trump)政府的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国有企业增加采购。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只是接受中国经济政策的现状,而不是想迫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新的战略也带来新的风险。在选择投资哪些企业和行业方面,一些政府暴露出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并非没有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在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基础设施方面展开的新一轮支出,会加剧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因为效率极其低下而臭名昭著,有“黄油堆成山,红酒流成河”之说。意大利政府花费了几十亿欧元试图让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获得成功,换来的却是这家公司的持续亏损。

虽然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计划在二战期间奠定了一些重要行业的基础,后来还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退出了电信、公用事业和运输等业务,钟摆又回到了小政府一边。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颇有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干预和鼓励大型出口产业的历史。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广泛认为是这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原因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十年来围绕大政府制度的怀疑态度有所缓和。干预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在走出危机时实力最强,而撙节最严厉的国家,比如南欧,则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拨出超过人民币4万亿元(约合6,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年均增长超过15%,比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还多出不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提升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俄克拉何马大学金融学教授梅金森(William L. Megginson)说。

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开始从生产廉价商品向生产美国和欧洲企业擅长的昂贵商品转移,加强产业支持在西方国家也变得紧迫起来。

中国正在向其战略重点产业投入数百亿美元,例如半导体和机器人,同时中国政府也利用激励政策培育本土的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已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中国加快努力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在德国,随着庞大的汽车行业萎靡不振,企业呼吁政府协助推进新技术研发,对抗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

德国工程公司Voith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哈格(Toralf Haag)说:“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输给中国,比如电子行业。”他称,培育新技术需要巨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无法独立完成。

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正推动放宽对国家援助的限制,促进国家明星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仍专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

韩国7月公布了一项价值5万亿韩元(约合44亿美元)的计划,试图保护供应链不受干扰,其中包括激励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土。日本也投入20亿美元,努力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迁回国内,或将生产分散到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私营企业削减开支之际,包括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Ltd.)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创造了1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也并不总能做到慧眼识金,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

梅金森说:“中国的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失败的,但中国看好光伏、钢铁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并大力予以扶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企业——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企业——担心贸易和供应链的重新国有化会增加成本,并损害创新和生产力。

最近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政府力量投入到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核电站和子弹头列车等基础设施的努力中,这一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例如最近日立公司(Hitachi Ltd.)牵头的威尔士核电项目搁浅。

意大利前政府官员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说:“我不敢说政府独具慧眼,能看出哪个行业可能会扩张。产业政策会导致官僚主义。”他曾带动试图减少政府浪费,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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