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



 |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化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学术以及政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前一阵子,中国政府高调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纪念。中国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并承诺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可以说,中央政府总体上把握了地方融入全球化的进度与深度。

中国政府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圳将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制度差异与距离,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内法律与制度的国际化,并力争将国内法与全球规范进行衔接。

由于各省的禀赋不同,“圈点试点”往往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起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力下降,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上谨小慎微,既希望通过开放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又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建立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步骤。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国家实力有限,特定范围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逻辑是限制对外开放可能给主权以及国内政治和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历经文化大革命、业已同世界经济深度“脱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自身的不足,但又表现出一贯的辩证思维,在中央统筹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并积极应对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特区的存在是对融入全球化的一种试探和实验。成功了可以扩大经验,万一失利了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划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对接外资、外贸与金融和政府职能改革和商法改革的试点。这种试点最初从海南岛延伸到东北,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保有“中国特色”,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与这些国家在商法等规范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商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参与全球化逐步带来了中国在国内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的变革。除去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近的港澳台和日本外,美国也是较早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与中国开展大宗贸易的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对经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商务冲突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欧BIT谈判,双方在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豁免权、政府采购上的法律冲突难以实现实质意义的消弭。中国自身的制度包括法律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和韧性,在主权的护持下,商法体系较少受外部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外汇方面受到政府的较强约束外,中国跨国企业拥有贸易与投资较大的自主性,自负盈亏并承担跨国商业的风险。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在不违反中国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契约等条件下,国际商业惯例往往能够内化为跨国商业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但由于国内的立法程序复杂和周期性强,尽管出现了庞大的涉外经济体以及相应的利益需求,但其带来的利益和规范转变未必能及时体现到中国国内立法中。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商业行为从“盲动”到学习和规则内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化状态。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家对损益的分析日趋理性,也表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具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但中国企业家没有西方企业家式的“参政”热情与意愿,不可能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形成特定的财团(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公开游说。中国政府也不存在西方式的游说利益表达渠道。

现实中,中国政府总体上不干预跨国公司接受和遵循西方商业法律,只要冲突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形象观瞻,中央政府往往不会以“主权豁免权”来要求西方政府做出特定的行为。可以说,西方商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止步于具有利益关联的中资跨国公司与交易合作方缺少在国内的代言人和渗透能力。

中国政府与西方在涉商法事务上的深度对接,主要表现在国际反洗钱、打击走私、跨国执法以及打击地下经济等有利于双方利益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公安部、商务部等机构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中往往会援引美国这一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和意涵精神。西方法律可以作为中国商法的参考,但不会被作为立法的“字帖”。

从中国的立法权的发展看,跨国企业家参与立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立法权集中于政府、政协或人大代表,这就决定了即使有意推动中国的国际商法变革,也需要首先获取特定的政治身份。中国商业文化中没有浓厚的“为商则仕”的传承。众多的企业家比较务实地结识“体制内”朋友,寻求利益支持,但难以做好既“亲”又“清”,不少具有立法权利并深度融入体制内的大企业家反而爆出种种“涉案丑闻”,使人大跌眼镜。而在实际的立法中,中国政府更会通盘考虑,这种过程是一边向西方学习,又一边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主权”,如此有效地抵消了全球化产生的立法外部压力。

此外,中国各类自贸区可以有效地抵消外部法律和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自贸区奉行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投资、贸易规范,商业司法和裁决体系。国家赋予特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利。如果有好的经验,往往会采取各类调研的形式进行吸纳,进而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如果西方经济规范对现行制度可能带来冲击,那通过自贸区又可以进行有效的消化,抵消其消极后果。如此,进退不会失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对既有的中美关系模式包括商业互动模式表达失望。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经济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反而被中国所“利用”;认为经济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上构成了挑战。美国指责中国部分涉及商业的立法反而成为压迫在华外国投资公司的工具。

可以说,美国一直希冀用经济上的利好以及要素流通来发展中国经济,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坚信中产阶级会是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实现对中国输出影响力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可靠渠道,但最终美国政府承认自己失败了,也失望了。为什么美国会最终失望?其实从上述分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特区定位、立法程序、中国式政商关系、中国主权的刚性中,可以得出较好的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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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商法制度?

发布日期:2020-10-30 06:54
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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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学术以及政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前一阵子,中国政府高调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纪念。中国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并承诺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可以说,中央政府总体上把握了地方融入全球化的进度与深度。

中国政府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圳将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制度差异与距离,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内法律与制度的国际化,并力争将国内法与全球规范进行衔接。

由于各省的禀赋不同,“圈点试点”往往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起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力下降,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上谨小慎微,既希望通过开放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又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建立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步骤。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国家实力有限,特定范围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逻辑是限制对外开放可能给主权以及国内政治和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历经文化大革命、业已同世界经济深度“脱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自身的不足,但又表现出一贯的辩证思维,在中央统筹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并积极应对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特区的存在是对融入全球化的一种试探和实验。成功了可以扩大经验,万一失利了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划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对接外资、外贸与金融和政府职能改革和商法改革的试点。这种试点最初从海南岛延伸到东北,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保有“中国特色”,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与这些国家在商法等规范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商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参与全球化逐步带来了中国在国内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的变革。除去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近的港澳台和日本外,美国也是较早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与中国开展大宗贸易的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对经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商务冲突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欧BIT谈判,双方在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豁免权、政府采购上的法律冲突难以实现实质意义的消弭。中国自身的制度包括法律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和韧性,在主权的护持下,商法体系较少受外部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外汇方面受到政府的较强约束外,中国跨国企业拥有贸易与投资较大的自主性,自负盈亏并承担跨国商业的风险。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在不违反中国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契约等条件下,国际商业惯例往往能够内化为跨国商业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但由于国内的立法程序复杂和周期性强,尽管出现了庞大的涉外经济体以及相应的利益需求,但其带来的利益和规范转变未必能及时体现到中国国内立法中。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商业行为从“盲动”到学习和规则内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化状态。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家对损益的分析日趋理性,也表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具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但中国企业家没有西方企业家式的“参政”热情与意愿,不可能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形成特定的财团(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公开游说。中国政府也不存在西方式的游说利益表达渠道。

现实中,中国政府总体上不干预跨国公司接受和遵循西方商业法律,只要冲突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形象观瞻,中央政府往往不会以“主权豁免权”来要求西方政府做出特定的行为。可以说,西方商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止步于具有利益关联的中资跨国公司与交易合作方缺少在国内的代言人和渗透能力。

中国政府与西方在涉商法事务上的深度对接,主要表现在国际反洗钱、打击走私、跨国执法以及打击地下经济等有利于双方利益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公安部、商务部等机构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中往往会援引美国这一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和意涵精神。西方法律可以作为中国商法的参考,但不会被作为立法的“字帖”。

从中国的立法权的发展看,跨国企业家参与立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立法权集中于政府、政协或人大代表,这就决定了即使有意推动中国的国际商法变革,也需要首先获取特定的政治身份。中国商业文化中没有浓厚的“为商则仕”的传承。众多的企业家比较务实地结识“体制内”朋友,寻求利益支持,但难以做好既“亲”又“清”,不少具有立法权利并深度融入体制内的大企业家反而爆出种种“涉案丑闻”,使人大跌眼镜。而在实际的立法中,中国政府更会通盘考虑,这种过程是一边向西方学习,又一边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主权”,如此有效地抵消了全球化产生的立法外部压力。

此外,中国各类自贸区可以有效地抵消外部法律和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自贸区奉行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投资、贸易规范,商业司法和裁决体系。国家赋予特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利。如果有好的经验,往往会采取各类调研的形式进行吸纳,进而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如果西方经济规范对现行制度可能带来冲击,那通过自贸区又可以进行有效的消化,抵消其消极后果。如此,进退不会失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对既有的中美关系模式包括商业互动模式表达失望。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经济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反而被中国所“利用”;认为经济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上构成了挑战。美国指责中国部分涉及商业的立法反而成为压迫在华外国投资公司的工具。

可以说,美国一直希冀用经济上的利好以及要素流通来发展中国经济,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坚信中产阶级会是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实现对中国输出影响力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可靠渠道,但最终美国政府承认自己失败了,也失望了。为什么美国会最终失望?其实从上述分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特区定位、立法程序、中国式政商关系、中国主权的刚性中,可以得出较好的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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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学术以及政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前一阵子,中国政府高调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纪念。中国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并承诺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可以说,中央政府总体上把握了地方融入全球化的进度与深度。

中国政府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圳将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制度差异与距离,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内法律与制度的国际化,并力争将国内法与全球规范进行衔接。

由于各省的禀赋不同,“圈点试点”往往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起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力下降,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上谨小慎微,既希望通过开放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又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建立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步骤。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国家实力有限,特定范围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逻辑是限制对外开放可能给主权以及国内政治和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历经文化大革命、业已同世界经济深度“脱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自身的不足,但又表现出一贯的辩证思维,在中央统筹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并积极应对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特区的存在是对融入全球化的一种试探和实验。成功了可以扩大经验,万一失利了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划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对接外资、外贸与金融和政府职能改革和商法改革的试点。这种试点最初从海南岛延伸到东北,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保有“中国特色”,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与这些国家在商法等规范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商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参与全球化逐步带来了中国在国内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的变革。除去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近的港澳台和日本外,美国也是较早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与中国开展大宗贸易的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对经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商务冲突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欧BIT谈判,双方在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豁免权、政府采购上的法律冲突难以实现实质意义的消弭。中国自身的制度包括法律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和韧性,在主权的护持下,商法体系较少受外部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外汇方面受到政府的较强约束外,中国跨国企业拥有贸易与投资较大的自主性,自负盈亏并承担跨国商业的风险。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在不违反中国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契约等条件下,国际商业惯例往往能够内化为跨国商业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但由于国内的立法程序复杂和周期性强,尽管出现了庞大的涉外经济体以及相应的利益需求,但其带来的利益和规范转变未必能及时体现到中国国内立法中。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商业行为从“盲动”到学习和规则内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化状态。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家对损益的分析日趋理性,也表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具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但中国企业家没有西方企业家式的“参政”热情与意愿,不可能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形成特定的财团(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公开游说。中国政府也不存在西方式的游说利益表达渠道。

现实中,中国政府总体上不干预跨国公司接受和遵循西方商业法律,只要冲突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形象观瞻,中央政府往往不会以“主权豁免权”来要求西方政府做出特定的行为。可以说,西方商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止步于具有利益关联的中资跨国公司与交易合作方缺少在国内的代言人和渗透能力。

中国政府与西方在涉商法事务上的深度对接,主要表现在国际反洗钱、打击走私、跨国执法以及打击地下经济等有利于双方利益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公安部、商务部等机构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中往往会援引美国这一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和意涵精神。西方法律可以作为中国商法的参考,但不会被作为立法的“字帖”。

从中国的立法权的发展看,跨国企业家参与立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立法权集中于政府、政协或人大代表,这就决定了即使有意推动中国的国际商法变革,也需要首先获取特定的政治身份。中国商业文化中没有浓厚的“为商则仕”的传承。众多的企业家比较务实地结识“体制内”朋友,寻求利益支持,但难以做好既“亲”又“清”,不少具有立法权利并深度融入体制内的大企业家反而爆出种种“涉案丑闻”,使人大跌眼镜。而在实际的立法中,中国政府更会通盘考虑,这种过程是一边向西方学习,又一边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主权”,如此有效地抵消了全球化产生的立法外部压力。

此外,中国各类自贸区可以有效地抵消外部法律和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自贸区奉行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投资、贸易规范,商业司法和裁决体系。国家赋予特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利。如果有好的经验,往往会采取各类调研的形式进行吸纳,进而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如果西方经济规范对现行制度可能带来冲击,那通过自贸区又可以进行有效的消化,抵消其消极后果。如此,进退不会失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对既有的中美关系模式包括商业互动模式表达失望。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经济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反而被中国所“利用”;认为经济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上构成了挑战。美国指责中国部分涉及商业的立法反而成为压迫在华外国投资公司的工具。

可以说,美国一直希冀用经济上的利好以及要素流通来发展中国经济,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坚信中产阶级会是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实现对中国输出影响力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可靠渠道,但最终美国政府承认自己失败了,也失望了。为什么美国会最终失望?其实从上述分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特区定位、立法程序、中国式政商关系、中国主权的刚性中,可以得出较好的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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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商法制度?

发布日期:2020-10-30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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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学术以及政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前一阵子,中国政府高调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纪念。中国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并承诺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可以说,中央政府总体上把握了地方融入全球化的进度与深度。

中国政府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圳将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制度差异与距离,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内法律与制度的国际化,并力争将国内法与全球规范进行衔接。

由于各省的禀赋不同,“圈点试点”往往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起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力下降,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上谨小慎微,既希望通过开放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又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建立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步骤。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国家实力有限,特定范围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逻辑是限制对外开放可能给主权以及国内政治和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历经文化大革命、业已同世界经济深度“脱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自身的不足,但又表现出一贯的辩证思维,在中央统筹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并积极应对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特区的存在是对融入全球化的一种试探和实验。成功了可以扩大经验,万一失利了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划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对接外资、外贸与金融和政府职能改革和商法改革的试点。这种试点最初从海南岛延伸到东北,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保有“中国特色”,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与这些国家在商法等规范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商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参与全球化逐步带来了中国在国内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的变革。除去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近的港澳台和日本外,美国也是较早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与中国开展大宗贸易的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对经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商务冲突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欧BIT谈判,双方在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豁免权、政府采购上的法律冲突难以实现实质意义的消弭。中国自身的制度包括法律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和韧性,在主权的护持下,商法体系较少受外部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外汇方面受到政府的较强约束外,中国跨国企业拥有贸易与投资较大的自主性,自负盈亏并承担跨国商业的风险。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在不违反中国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契约等条件下,国际商业惯例往往能够内化为跨国商业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但由于国内的立法程序复杂和周期性强,尽管出现了庞大的涉外经济体以及相应的利益需求,但其带来的利益和规范转变未必能及时体现到中国国内立法中。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商业行为从“盲动”到学习和规则内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化状态。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家对损益的分析日趋理性,也表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具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但中国企业家没有西方企业家式的“参政”热情与意愿,不可能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形成特定的财团(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公开游说。中国政府也不存在西方式的游说利益表达渠道。

现实中,中国政府总体上不干预跨国公司接受和遵循西方商业法律,只要冲突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形象观瞻,中央政府往往不会以“主权豁免权”来要求西方政府做出特定的行为。可以说,西方商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止步于具有利益关联的中资跨国公司与交易合作方缺少在国内的代言人和渗透能力。

中国政府与西方在涉商法事务上的深度对接,主要表现在国际反洗钱、打击走私、跨国执法以及打击地下经济等有利于双方利益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公安部、商务部等机构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中往往会援引美国这一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和意涵精神。西方法律可以作为中国商法的参考,但不会被作为立法的“字帖”。

从中国的立法权的发展看,跨国企业家参与立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立法权集中于政府、政协或人大代表,这就决定了即使有意推动中国的国际商法变革,也需要首先获取特定的政治身份。中国商业文化中没有浓厚的“为商则仕”的传承。众多的企业家比较务实地结识“体制内”朋友,寻求利益支持,但难以做好既“亲”又“清”,不少具有立法权利并深度融入体制内的大企业家反而爆出种种“涉案丑闻”,使人大跌眼镜。而在实际的立法中,中国政府更会通盘考虑,这种过程是一边向西方学习,又一边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主权”,如此有效地抵消了全球化产生的立法外部压力。

此外,中国各类自贸区可以有效地抵消外部法律和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自贸区奉行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投资、贸易规范,商业司法和裁决体系。国家赋予特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利。如果有好的经验,往往会采取各类调研的形式进行吸纳,进而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如果西方经济规范对现行制度可能带来冲击,那通过自贸区又可以进行有效的消化,抵消其消极后果。如此,进退不会失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对既有的中美关系模式包括商业互动模式表达失望。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经济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反而被中国所“利用”;认为经济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上构成了挑战。美国指责中国部分涉及商业的立法反而成为压迫在华外国投资公司的工具。

可以说,美国一直希冀用经济上的利好以及要素流通来发展中国经济,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坚信中产阶级会是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实现对中国输出影响力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可靠渠道,但最终美国政府承认自己失败了,也失望了。为什么美国会最终失望?其实从上述分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特区定位、立法程序、中国式政商关系、中国主权的刚性中,可以得出较好的解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



 |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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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关系是学术以及政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前一阵子,中国政府高调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纪念。中国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并承诺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可以说,中央政府总体上把握了地方融入全球化的进度与深度。

中国政府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圳将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制度差异与距离,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内法律与制度的国际化,并力争将国内法与全球规范进行衔接。

由于各省的禀赋不同,“圈点试点”往往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起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力下降,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上谨小慎微,既希望通过开放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技术,又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建立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步骤。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国家实力有限,特定范围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逻辑是限制对外开放可能给主权以及国内政治和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历经文化大革命、业已同世界经济深度“脱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自身的不足,但又表现出一贯的辩证思维,在中央统筹下,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并积极应对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特区的存在是对融入全球化的一种试探和实验。成功了可以扩大经验,万一失利了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划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对接外资、外贸与金融和政府职能改革和商法改革的试点。这种试点最初从海南岛延伸到东北,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保有“中国特色”,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与这些国家在商法等规范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商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构建。参与全球化逐步带来了中国在国内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的变革。除去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近的港澳台和日本外,美国也是较早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与中国开展大宗贸易的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对经济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商务冲突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欧BIT谈判,双方在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豁免权、政府采购上的法律冲突难以实现实质意义的消弭。中国自身的制度包括法律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和韧性,在主权的护持下,商法体系较少受外部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外汇方面受到政府的较强约束外,中国跨国企业拥有贸易与投资较大的自主性,自负盈亏并承担跨国商业的风险。国际商业环境会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以及特定公司的决策,但未必会反馈到中国政府既定的立法议程中。在不违反中国以及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契约等条件下,国际商业惯例往往能够内化为跨国商业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但由于国内的立法程序复杂和周期性强,尽管出现了庞大的涉外经济体以及相应的利益需求,但其带来的利益和规范转变未必能及时体现到中国国内立法中。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商业行为从“盲动”到学习和规则内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化状态。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家对损益的分析日趋理性,也表现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具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但中国企业家没有西方企业家式的“参政”热情与意愿,不可能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形成特定的财团(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公开游说。中国政府也不存在西方式的游说利益表达渠道。

现实中,中国政府总体上不干预跨国公司接受和遵循西方商业法律,只要冲突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形象观瞻,中央政府往往不会以“主权豁免权”来要求西方政府做出特定的行为。可以说,西方商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止步于具有利益关联的中资跨国公司与交易合作方缺少在国内的代言人和渗透能力。

中国政府与西方在涉商法事务上的深度对接,主要表现在国际反洗钱、打击走私、跨国执法以及打击地下经济等有利于双方利益上的合作。比如,中国公安部、商务部等机构在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中往往会援引美国这一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和意涵精神。西方法律可以作为中国商法的参考,但不会被作为立法的“字帖”。

从中国的立法权的发展看,跨国企业家参与立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立法权集中于政府、政协或人大代表,这就决定了即使有意推动中国的国际商法变革,也需要首先获取特定的政治身份。中国商业文化中没有浓厚的“为商则仕”的传承。众多的企业家比较务实地结识“体制内”朋友,寻求利益支持,但难以做好既“亲”又“清”,不少具有立法权利并深度融入体制内的大企业家反而爆出种种“涉案丑闻”,使人大跌眼镜。而在实际的立法中,中国政府更会通盘考虑,这种过程是一边向西方学习,又一边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主权”,如此有效地抵消了全球化产生的立法外部压力。

此外,中国各类自贸区可以有效地抵消外部法律和制度距离所带来的压力。自贸区奉行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投资、贸易规范,商业司法和裁决体系。国家赋予特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利。如果有好的经验,往往会采取各类调研的形式进行吸纳,进而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如果西方经济规范对现行制度可能带来冲击,那通过自贸区又可以进行有效的消化,抵消其消极后果。如此,进退不会失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对既有的中美关系模式包括商业互动模式表达失望。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经济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反而被中国所“利用”;认为经济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上构成了挑战。美国指责中国部分涉及商业的立法反而成为压迫在华外国投资公司的工具。

可以说,美国一直希冀用经济上的利好以及要素流通来发展中国经济,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坚信中产阶级会是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实现对中国输出影响力并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的可靠渠道,但最终美国政府承认自己失败了,也失望了。为什么美国会最终失望?其实从上述分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特区定位、立法程序、中国式政商关系、中国主权的刚性中,可以得出较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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