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需要从金融机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定位。



 | 李楠、陈开宇

OR--商业新媒体

11月本是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对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引起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1月11日,“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982亿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股价大跌,同时出现消费者“退款潮”。

这一连串市场监管措施的出台看似由马云的发言而引起,实则反映了所有的金融中介都要受到监管的必然性。

自10月24日开始,网络舆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的讨论可谓莫衷一是。有人说马云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也有人说马云是不懂金融常识的莽夫;有人说蚂蚁是改变银行业的科技先锋,也有人说蚂蚁是一个披着科技外衣的高利贷。各种观点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很像是同期美国大选的胶着战况,让各位看官心潮澎湃却又似乎摸不着头脑。

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集团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蚂蚁集团是利用科技“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的科技公司?还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却附着在金融体系上的“吸血蚂蟥”?

要想弄明白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其实不难。只要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就是金融机构,蚂蚁也不例外

什么是金融机构?一切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机构都是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介业务呢?金融中介业务本质上是信用服务,即把资金从净储蓄者(如储户、投资人和公司)手中配置到净资金使用者(如需要融资的公司和个人)手中,以期获得收益。因此,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根据蚂蚁的招股书,以2020上半年为例,其收入主要来自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35.86%)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63.39%),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小微贷款、理财和保险业务, 分别贡献了总营收的39.41%,15.56%和8.42%。而科技公司应有的创新(和其他业务)只贡献了总营收的0.75%。无论从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是招股书中所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为金融风险来看,蚂蚁集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那么为什么蚂蚁集团要在准备上市前6个月,抛弃了响当当的“蚂蚁金服”名头,改头换面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怕和金融沾上一点关系呢?如果对比金融机构9.33的平均市盈率(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比)和科技公司38.51的平均市盈率,而蚂蚁每股68.8元的拟IPO价格对应了高于150倍的市盈率(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但这并不是蚂蚁对其金融属性讳莫如深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金融机构必然要受到的金融监管。

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受到监管?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

1、金融中介因信息不对称而生

想象在一个没有金融中介的世界里,由于出资方(小储户)和用资方(大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即只有大公司知道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结果,而小储户不知道也无法有效约束对方讲真话,因此双方无法达成信任,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增长前景的各个项目,经济也就无法增长。

具有信用的金融机构,集合众多小储户的资金,作为小储户的监督代理人,可以监督大公司,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从而使得小储户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中介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小储户,金融中介和企业三方都能获利,实现“把饼做大”共赢的结果。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经济的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机构与其交易对手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相对于储户和公司而言,其规模庞大,如果没有适当监管,金融机构就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加风险高的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而让储户和公司承担下行风险,增加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

2、任何金融机构均天然地面临风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常经营的金融中介在因其信用服务获利的同时,也因其信用服务面临巨大的风险,而风险来源就是其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天然存在的各种不匹配。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好,每笔规模小,风险低;贷款则期限长,流动性差,每笔规模大,风险高。因此,金融中介面临流动性和挤兑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等。

一旦金融机构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那么就会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远高于实体企业,在10倍左右,即金融机构借出去100元中,仅有10元是自有资金,90元都是来自存款即储户。

任何金融中介的倒闭,会使得存款方和借款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但监管是有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从来都不低。金融法规相当于给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加上了约束,当金融监管过度时,会使得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无利可图,反而会迫使其“铤而走险”,进行风险过大的投资,反噬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有度,正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所说“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然而金融监管对“度”的把握,却是一个世界难题。弗里德曼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以欺诈或欺骗的手段,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政府则应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保证企业或个体的逐利行为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包括企业的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选取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是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

合理有度的金融监管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序发展。这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金融监管以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动机,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政策指令来达到监管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使得金融监管在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中总处于被动。

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总是会在现有的约束下,寻求各种机会进行利益最大化。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指令过于具体直接,就会给金融机构套上层层枷锁,让其不得不通过寻找政策漏洞来获利生存,不仅不能达到监管的目标,反而会逼着把金融机构动 “歪脑筋”,或让蚂蚁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披上科技外衣寻求在科创板上市。

四、无监管的科技金融中介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到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数据垄断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的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

蚂蚁另一“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拿着银行的钱去贷款,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的计算,蚂蚁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只承担5元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需要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地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五、有度的监管利于发挥金融科技的无限潜能

互联网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当它与金融中介功能相结合时,我们必须给它加上边界,金融监管和“中国墙”;同时,金融监管必须有度,要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经济行为动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和利益冲突。

监管的重点在于禁止数据平台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利益捆绑,拥有数据的平台不能利用关联的垄断平台进行客户绑架和强制推销;同时,涉及信贷资产的垄断数据平台更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涉嫌数据造假。

我们需要看到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看清不受监管的金融中介固有的问题和风险被科技无限放大的可能,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有度的监管约束金融科技造福人类。

只要金融有界,监督有度,就能在充分发挥科技无限潜能的同时,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权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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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上市暂停:科技无限,金融有界,监管有度

发布日期:2020-11-18 06:27
摘要: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需要从金融机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定位。



 | 李楠、陈开宇

OR--商业新媒体

11月本是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对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引起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1月11日,“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982亿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股价大跌,同时出现消费者“退款潮”。

这一连串市场监管措施的出台看似由马云的发言而引起,实则反映了所有的金融中介都要受到监管的必然性。

自10月24日开始,网络舆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的讨论可谓莫衷一是。有人说马云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也有人说马云是不懂金融常识的莽夫;有人说蚂蚁是改变银行业的科技先锋,也有人说蚂蚁是一个披着科技外衣的高利贷。各种观点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很像是同期美国大选的胶着战况,让各位看官心潮澎湃却又似乎摸不着头脑。

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集团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蚂蚁集团是利用科技“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的科技公司?还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却附着在金融体系上的“吸血蚂蟥”?

要想弄明白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其实不难。只要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就是金融机构,蚂蚁也不例外

什么是金融机构?一切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机构都是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介业务呢?金融中介业务本质上是信用服务,即把资金从净储蓄者(如储户、投资人和公司)手中配置到净资金使用者(如需要融资的公司和个人)手中,以期获得收益。因此,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根据蚂蚁的招股书,以2020上半年为例,其收入主要来自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35.86%)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63.39%),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小微贷款、理财和保险业务, 分别贡献了总营收的39.41%,15.56%和8.42%。而科技公司应有的创新(和其他业务)只贡献了总营收的0.75%。无论从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是招股书中所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为金融风险来看,蚂蚁集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那么为什么蚂蚁集团要在准备上市前6个月,抛弃了响当当的“蚂蚁金服”名头,改头换面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怕和金融沾上一点关系呢?如果对比金融机构9.33的平均市盈率(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比)和科技公司38.51的平均市盈率,而蚂蚁每股68.8元的拟IPO价格对应了高于150倍的市盈率(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但这并不是蚂蚁对其金融属性讳莫如深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金融机构必然要受到的金融监管。

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受到监管?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

1、金融中介因信息不对称而生

想象在一个没有金融中介的世界里,由于出资方(小储户)和用资方(大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即只有大公司知道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结果,而小储户不知道也无法有效约束对方讲真话,因此双方无法达成信任,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增长前景的各个项目,经济也就无法增长。

具有信用的金融机构,集合众多小储户的资金,作为小储户的监督代理人,可以监督大公司,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从而使得小储户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中介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小储户,金融中介和企业三方都能获利,实现“把饼做大”共赢的结果。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经济的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机构与其交易对手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相对于储户和公司而言,其规模庞大,如果没有适当监管,金融机构就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加风险高的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而让储户和公司承担下行风险,增加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

2、任何金融机构均天然地面临风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常经营的金融中介在因其信用服务获利的同时,也因其信用服务面临巨大的风险,而风险来源就是其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天然存在的各种不匹配。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好,每笔规模小,风险低;贷款则期限长,流动性差,每笔规模大,风险高。因此,金融中介面临流动性和挤兑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等。

一旦金融机构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那么就会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远高于实体企业,在10倍左右,即金融机构借出去100元中,仅有10元是自有资金,90元都是来自存款即储户。

任何金融中介的倒闭,会使得存款方和借款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但监管是有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从来都不低。金融法规相当于给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加上了约束,当金融监管过度时,会使得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无利可图,反而会迫使其“铤而走险”,进行风险过大的投资,反噬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有度,正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所说“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然而金融监管对“度”的把握,却是一个世界难题。弗里德曼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以欺诈或欺骗的手段,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政府则应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保证企业或个体的逐利行为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包括企业的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选取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是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

合理有度的金融监管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序发展。这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金融监管以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动机,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政策指令来达到监管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使得金融监管在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中总处于被动。

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总是会在现有的约束下,寻求各种机会进行利益最大化。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指令过于具体直接,就会给金融机构套上层层枷锁,让其不得不通过寻找政策漏洞来获利生存,不仅不能达到监管的目标,反而会逼着把金融机构动 “歪脑筋”,或让蚂蚁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披上科技外衣寻求在科创板上市。

四、无监管的科技金融中介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到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数据垄断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的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

蚂蚁另一“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拿着银行的钱去贷款,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的计算,蚂蚁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只承担5元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需要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地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五、有度的监管利于发挥金融科技的无限潜能

互联网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当它与金融中介功能相结合时,我们必须给它加上边界,金融监管和“中国墙”;同时,金融监管必须有度,要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经济行为动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和利益冲突。

监管的重点在于禁止数据平台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利益捆绑,拥有数据的平台不能利用关联的垄断平台进行客户绑架和强制推销;同时,涉及信贷资产的垄断数据平台更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涉嫌数据造假。

我们需要看到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看清不受监管的金融中介固有的问题和风险被科技无限放大的可能,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有度的监管约束金融科技造福人类。

只要金融有界,监督有度,就能在充分发挥科技无限潜能的同时,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权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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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楠、陈开宇

OR--商业新媒体

11月本是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对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引起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1月11日,“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982亿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股价大跌,同时出现消费者“退款潮”。

这一连串市场监管措施的出台看似由马云的发言而引起,实则反映了所有的金融中介都要受到监管的必然性。

自10月24日开始,网络舆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的讨论可谓莫衷一是。有人说马云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也有人说马云是不懂金融常识的莽夫;有人说蚂蚁是改变银行业的科技先锋,也有人说蚂蚁是一个披着科技外衣的高利贷。各种观点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很像是同期美国大选的胶着战况,让各位看官心潮澎湃却又似乎摸不着头脑。

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集团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蚂蚁集团是利用科技“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的科技公司?还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却附着在金融体系上的“吸血蚂蟥”?

要想弄明白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其实不难。只要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就是金融机构,蚂蚁也不例外

什么是金融机构?一切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机构都是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介业务呢?金融中介业务本质上是信用服务,即把资金从净储蓄者(如储户、投资人和公司)手中配置到净资金使用者(如需要融资的公司和个人)手中,以期获得收益。因此,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根据蚂蚁的招股书,以2020上半年为例,其收入主要来自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35.86%)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63.39%),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小微贷款、理财和保险业务, 分别贡献了总营收的39.41%,15.56%和8.42%。而科技公司应有的创新(和其他业务)只贡献了总营收的0.75%。无论从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是招股书中所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为金融风险来看,蚂蚁集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那么为什么蚂蚁集团要在准备上市前6个月,抛弃了响当当的“蚂蚁金服”名头,改头换面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怕和金融沾上一点关系呢?如果对比金融机构9.33的平均市盈率(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比)和科技公司38.51的平均市盈率,而蚂蚁每股68.8元的拟IPO价格对应了高于150倍的市盈率(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但这并不是蚂蚁对其金融属性讳莫如深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金融机构必然要受到的金融监管。

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受到监管?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

1、金融中介因信息不对称而生

想象在一个没有金融中介的世界里,由于出资方(小储户)和用资方(大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即只有大公司知道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结果,而小储户不知道也无法有效约束对方讲真话,因此双方无法达成信任,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增长前景的各个项目,经济也就无法增长。

具有信用的金融机构,集合众多小储户的资金,作为小储户的监督代理人,可以监督大公司,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从而使得小储户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中介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小储户,金融中介和企业三方都能获利,实现“把饼做大”共赢的结果。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经济的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机构与其交易对手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相对于储户和公司而言,其规模庞大,如果没有适当监管,金融机构就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加风险高的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而让储户和公司承担下行风险,增加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

2、任何金融机构均天然地面临风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常经营的金融中介在因其信用服务获利的同时,也因其信用服务面临巨大的风险,而风险来源就是其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天然存在的各种不匹配。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好,每笔规模小,风险低;贷款则期限长,流动性差,每笔规模大,风险高。因此,金融中介面临流动性和挤兑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等。

一旦金融机构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那么就会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远高于实体企业,在10倍左右,即金融机构借出去100元中,仅有10元是自有资金,90元都是来自存款即储户。

任何金融中介的倒闭,会使得存款方和借款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但监管是有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从来都不低。金融法规相当于给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加上了约束,当金融监管过度时,会使得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无利可图,反而会迫使其“铤而走险”,进行风险过大的投资,反噬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有度,正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所说“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然而金融监管对“度”的把握,却是一个世界难题。弗里德曼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以欺诈或欺骗的手段,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政府则应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保证企业或个体的逐利行为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包括企业的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选取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是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

合理有度的金融监管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序发展。这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金融监管以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动机,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政策指令来达到监管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使得金融监管在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中总处于被动。

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总是会在现有的约束下,寻求各种机会进行利益最大化。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指令过于具体直接,就会给金融机构套上层层枷锁,让其不得不通过寻找政策漏洞来获利生存,不仅不能达到监管的目标,反而会逼着把金融机构动 “歪脑筋”,或让蚂蚁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披上科技外衣寻求在科创板上市。

四、无监管的科技金融中介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到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数据垄断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的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

蚂蚁另一“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拿着银行的钱去贷款,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的计算,蚂蚁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只承担5元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需要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地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五、有度的监管利于发挥金融科技的无限潜能

互联网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当它与金融中介功能相结合时,我们必须给它加上边界,金融监管和“中国墙”;同时,金融监管必须有度,要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经济行为动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和利益冲突。

监管的重点在于禁止数据平台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利益捆绑,拥有数据的平台不能利用关联的垄断平台进行客户绑架和强制推销;同时,涉及信贷资产的垄断数据平台更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涉嫌数据造假。

我们需要看到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看清不受监管的金融中介固有的问题和风险被科技无限放大的可能,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有度的监管约束金融科技造福人类。

只要金融有界,监督有度,就能在充分发挥科技无限潜能的同时,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权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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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上市暂停:科技无限,金融有界,监管有度

发布日期:2020-11-18 06:27
摘要: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需要从金融机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定位。



 | 李楠、陈开宇

OR--商业新媒体

11月本是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对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引起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1月11日,“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982亿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股价大跌,同时出现消费者“退款潮”。

这一连串市场监管措施的出台看似由马云的发言而引起,实则反映了所有的金融中介都要受到监管的必然性。

自10月24日开始,网络舆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的讨论可谓莫衷一是。有人说马云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也有人说马云是不懂金融常识的莽夫;有人说蚂蚁是改变银行业的科技先锋,也有人说蚂蚁是一个披着科技外衣的高利贷。各种观点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很像是同期美国大选的胶着战况,让各位看官心潮澎湃却又似乎摸不着头脑。

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集团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蚂蚁集团是利用科技“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的科技公司?还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却附着在金融体系上的“吸血蚂蟥”?

要想弄明白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其实不难。只要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就是金融机构,蚂蚁也不例外

什么是金融机构?一切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机构都是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介业务呢?金融中介业务本质上是信用服务,即把资金从净储蓄者(如储户、投资人和公司)手中配置到净资金使用者(如需要融资的公司和个人)手中,以期获得收益。因此,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根据蚂蚁的招股书,以2020上半年为例,其收入主要来自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35.86%)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63.39%),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小微贷款、理财和保险业务, 分别贡献了总营收的39.41%,15.56%和8.42%。而科技公司应有的创新(和其他业务)只贡献了总营收的0.75%。无论从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是招股书中所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为金融风险来看,蚂蚁集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那么为什么蚂蚁集团要在准备上市前6个月,抛弃了响当当的“蚂蚁金服”名头,改头换面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怕和金融沾上一点关系呢?如果对比金融机构9.33的平均市盈率(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比)和科技公司38.51的平均市盈率,而蚂蚁每股68.8元的拟IPO价格对应了高于150倍的市盈率(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但这并不是蚂蚁对其金融属性讳莫如深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金融机构必然要受到的金融监管。

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受到监管?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

1、金融中介因信息不对称而生

想象在一个没有金融中介的世界里,由于出资方(小储户)和用资方(大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即只有大公司知道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结果,而小储户不知道也无法有效约束对方讲真话,因此双方无法达成信任,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增长前景的各个项目,经济也就无法增长。

具有信用的金融机构,集合众多小储户的资金,作为小储户的监督代理人,可以监督大公司,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从而使得小储户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中介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小储户,金融中介和企业三方都能获利,实现“把饼做大”共赢的结果。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经济的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机构与其交易对手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相对于储户和公司而言,其规模庞大,如果没有适当监管,金融机构就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加风险高的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而让储户和公司承担下行风险,增加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

2、任何金融机构均天然地面临风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常经营的金融中介在因其信用服务获利的同时,也因其信用服务面临巨大的风险,而风险来源就是其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天然存在的各种不匹配。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好,每笔规模小,风险低;贷款则期限长,流动性差,每笔规模大,风险高。因此,金融中介面临流动性和挤兑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等。

一旦金融机构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那么就会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远高于实体企业,在10倍左右,即金融机构借出去100元中,仅有10元是自有资金,90元都是来自存款即储户。

任何金融中介的倒闭,会使得存款方和借款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但监管是有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从来都不低。金融法规相当于给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加上了约束,当金融监管过度时,会使得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无利可图,反而会迫使其“铤而走险”,进行风险过大的投资,反噬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有度,正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所说“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然而金融监管对“度”的把握,却是一个世界难题。弗里德曼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以欺诈或欺骗的手段,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政府则应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保证企业或个体的逐利行为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包括企业的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选取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是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

合理有度的金融监管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序发展。这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金融监管以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动机,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政策指令来达到监管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使得金融监管在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中总处于被动。

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总是会在现有的约束下,寻求各种机会进行利益最大化。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指令过于具体直接,就会给金融机构套上层层枷锁,让其不得不通过寻找政策漏洞来获利生存,不仅不能达到监管的目标,反而会逼着把金融机构动 “歪脑筋”,或让蚂蚁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披上科技外衣寻求在科创板上市。

四、无监管的科技金融中介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到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数据垄断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的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

蚂蚁另一“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拿着银行的钱去贷款,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的计算,蚂蚁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只承担5元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需要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地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五、有度的监管利于发挥金融科技的无限潜能

互联网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当它与金融中介功能相结合时,我们必须给它加上边界,金融监管和“中国墙”;同时,金融监管必须有度,要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经济行为动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和利益冲突。

监管的重点在于禁止数据平台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利益捆绑,拥有数据的平台不能利用关联的垄断平台进行客户绑架和强制推销;同时,涉及信贷资产的垄断数据平台更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涉嫌数据造假。

我们需要看到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看清不受监管的金融中介固有的问题和风险被科技无限放大的可能,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有度的监管约束金融科技造福人类。

只要金融有界,监督有度,就能在充分发挥科技无限潜能的同时,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权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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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楠、陈开宇

OR--商业新媒体

11月本是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对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引起各界人士众说纷纭;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11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1月11日,“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982亿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股价大跌,同时出现消费者“退款潮”。

这一连串市场监管措施的出台看似由马云的发言而引起,实则反映了所有的金融中介都要受到监管的必然性。

自10月24日开始,网络舆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的讨论可谓莫衷一是。有人说马云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也有人说马云是不懂金融常识的莽夫;有人说蚂蚁是改变银行业的科技先锋,也有人说蚂蚁是一个披着科技外衣的高利贷。各种观点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很像是同期美国大选的胶着战况,让各位看官心潮澎湃却又似乎摸不着头脑。

蚂蚁集团每股68.8元的价格合理吗?蚂蚁集团应该受到金融监管吗?蚂蚁集团是利用科技“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的科技公司?还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却附着在金融体系上的“吸血蚂蟥”?

要想弄明白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其实不难。只要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特殊性入手,理清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就是金融机构,蚂蚁也不例外

什么是金融机构?一切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机构都是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介业务呢?金融中介业务本质上是信用服务,即把资金从净储蓄者(如储户、投资人和公司)手中配置到净资金使用者(如需要融资的公司和个人)手中,以期获得收益。因此,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等都是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根据蚂蚁的招股书,以2020上半年为例,其收入主要来自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35.86%)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63.39%),而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小微贷款、理财和保险业务, 分别贡献了总营收的39.41%,15.56%和8.42%。而科技公司应有的创新(和其他业务)只贡献了总营收的0.75%。无论从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是招股书中所称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为金融风险来看,蚂蚁集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提供信用服务的金融中介。

那么为什么蚂蚁集团要在准备上市前6个月,抛弃了响当当的“蚂蚁金服”名头,改头换面为“蚂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怕和金融沾上一点关系呢?如果对比金融机构9.33的平均市盈率(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比)和科技公司38.51的平均市盈率,而蚂蚁每股68.8元的拟IPO价格对应了高于150倍的市盈率(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但这并不是蚂蚁对其金融属性讳莫如深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金融机构必然要受到的金融监管。

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受到监管?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搞明白金融中介为什么赚钱。

1、金融中介因信息不对称而生

想象在一个没有金融中介的世界里,由于出资方(小储户)和用资方(大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即只有大公司知道具有风险的投资项目的结果,而小储户不知道也无法有效约束对方讲真话,因此双方无法达成信任,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增长前景的各个项目,经济也就无法增长。

具有信用的金融机构,集合众多小储户的资金,作为小储户的监督代理人,可以监督大公司,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从而使得小储户的资金可以通过金融中介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小储户,金融中介和企业三方都能获利,实现“把饼做大”共赢的结果。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经济的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了出资方和用款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机构与其交易对手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相对于储户和公司而言,其规模庞大,如果没有适当监管,金融机构就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增加风险高的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而让储户和公司承担下行风险,增加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

2、任何金融机构均天然地面临风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常经营的金融中介在因其信用服务获利的同时,也因其信用服务面临巨大的风险,而风险来源就是其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天然存在的各种不匹配。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好,每笔规模小,风险低;贷款则期限长,流动性差,每笔规模大,风险高。因此,金融中介面临流动性和挤兑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等。

一旦金融机构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那么就会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远高于实体企业,在10倍左右,即金融机构借出去100元中,仅有10元是自有资金,90元都是来自存款即储户。

任何金融中介的倒闭,会使得存款方和借款方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

金融机构需要被监管,但监管是有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从来都不低。金融法规相当于给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加上了约束,当金融监管过度时,会使得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无利可图,反而会迫使其“铤而走险”,进行风险过大的投资,反噬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有度,正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所说“要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然而金融监管对“度”的把握,却是一个世界难题。弗里德曼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以欺诈或欺骗的手段,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政府则应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保证企业或个体的逐利行为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包括企业的股东、员工和消费者等。”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选取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是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

合理有度的金融监管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序发展。这是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金融监管以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动机,试图通过直接具体的政策指令来达到监管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使得金融监管在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中总处于被动。

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总是会在现有的约束下,寻求各种机会进行利益最大化。如果金融监管的政策指令过于具体直接,就会给金融机构套上层层枷锁,让其不得不通过寻找政策漏洞来获利生存,不仅不能达到监管的目标,反而会逼着把金融机构动 “歪脑筋”,或让蚂蚁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披上科技外衣寻求在科创板上市。

四、无监管的科技金融中介蕴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到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数据垄断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的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

蚂蚁另一“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拿着银行的钱去贷款,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的计算,蚂蚁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只承担5元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种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需要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地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五、有度的监管利于发挥金融科技的无限潜能

互联网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当它与金融中介功能相结合时,我们必须给它加上边界,金融监管和“中国墙”;同时,金融监管必须有度,要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经济行为动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和利益冲突。

监管的重点在于禁止数据平台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利益捆绑,拥有数据的平台不能利用关联的垄断平台进行客户绑架和强制推销;同时,涉及信贷资产的垄断数据平台更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涉嫌数据造假。

我们需要看到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看清不受监管的金融中介固有的问题和风险被科技无限放大的可能,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有度的监管约束金融科技造福人类。

只要金融有界,监督有度,就能在充分发挥科技无限潜能的同时,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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