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对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 萧功秦

OR--商业新媒体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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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熟的智慧来应对中美关系

发布日期:2020-11-17 05:51
摘要: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对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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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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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对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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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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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熟的智慧来应对中美关系

发布日期:2020-11-17 05:51
摘要: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对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 萧功秦

OR--商业新媒体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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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对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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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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