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的障碍是思维惯性,涉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从7月8日开始,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将可以开始领取由政府派发的1万港币的现金。这项香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现金派发计划,是港府抗击疫情的财政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将会有700万人受益,涉及支出超过700亿港币,其规模约为GDP的2%。

事实上,现金派发计划只是香港为抗击新冠疫情推出的整体纾困方案的一部分,香港政府目前推出的纾困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10%。无独有偶,亚洲另一个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也推出了包括现金派发计划的政策组合拳,其规模接近GDP的20%。在新加坡的方案中,弱势群体受到了额外的照顾。具体而言,年满21岁的国民将获得600新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同舟共济现金补贴”。此外,年满21岁的中低收入国民可额外获得介于300至6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育有新加坡籍子女的家长可获额外300新元现金补贴;年满50岁国民则会额外获得100新元的现金购物补贴。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具体方案来看,纾困组合拳中一般包括减税、减租以及对雇主补贴等若干方案,然而“派现”却往往最为吸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派发现金更显得实在且有“诚意”。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也应该借鉴这样的“诚意”做法。

关于“派现”的讨论由来已久,反对者往往提出一系列技术壁垒,但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上中国远超于世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派现”的技术难度相信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是否“派现”,真正障碍是思维惯性,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整体刺激计划大约为GDP的4%,大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同时还有若干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减税方案。即使把这4万亿全部折现并平均派发给14亿中国公民,每个人可以拿到差不多300块,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会获得1000块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钱是否会被消费,会在消费在哪些领域,其中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对于厌恶不确定性的政策决策者来说,广泛的“派现“很可能无法带来让其合意的效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其更加常规且确定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支持甚至背书的方式来推动整体信贷的增长,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比如说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资本金,1万亿抗疫国债中也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这等于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开工项目可以吸收相当规模的城镇就业。对于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方式似乎更加符合政策思路和目标。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撬动信贷资金的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财政刺激达到杠杆式刺激的效果。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对2020年的信贷规模作出一定的预估,他认为今年的新增信贷将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30万亿元。这大约对应13%的贷款增速和12%的社融增速,这比2019年的实际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尽管这1个百分点看起来并不多,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来看,2020年的增量要比2019年的增量至少多出6万亿元,而如果经济增长到了下半年仍然缺乏动力的话,整体信贷支持规模仍然有继续加码的空间,换言之,中国通过一个相对克制的财政刺激方案,但依然通过财政的支持和背书,对经济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广义信贷支持。

相较而言,由于缺乏集中办大事的规模效应,“派现”的乘数效应理论上会显著会低于财政支出,因为每个经济个体得到的资金较少且分散,其是否存在信贷撬动效应,存在很大的疑问。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派现方案,因此在面临经济巨大不确定性时贸然使用新政策,其可行性也会被质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经济政策面临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从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基建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但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从而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传统刺激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有限。此外,传统刺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能够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的空间愈加逼仄,最终导致很多项目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有心无力之时,将更多经济政策加入工具箱,只是时间问题。“派现“这样一种更加柔软的纾困政策,对于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抚慰作用却是传统的基建刺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类似的更加柔软的政策,很多已经在中国尝试甚至广泛使用。比如说工薪阶层可以通过个税APP来申请退税,其流程也并不复杂,每年可以到手的退税金额其实也算可观。然而,毕竟中国缴纳个税的群体占比仍然很低,类似退税这样的更加“亲民”的方式,如果可以进一步衍生为“派现”,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也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拓宽政策思路。“派现”也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如果引入相关行业或者电商平台,消费券同样可以既让消费者开心,也让商家高兴,最终也能够帮助就业市场。

总体而言,“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要克服的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刺激方式越来越面临局限和缺陷的状况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引入更加柔软的政策工具,“派现”是值得的尝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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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派发”需突破传统思维框架

发布日期:2020-07-01 06:50
摘要:“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的障碍是思维惯性,涉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从7月8日开始,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将可以开始领取由政府派发的1万港币的现金。这项香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现金派发计划,是港府抗击疫情的财政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将会有700万人受益,涉及支出超过700亿港币,其规模约为GDP的2%。

事实上,现金派发计划只是香港为抗击新冠疫情推出的整体纾困方案的一部分,香港政府目前推出的纾困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10%。无独有偶,亚洲另一个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也推出了包括现金派发计划的政策组合拳,其规模接近GDP的20%。在新加坡的方案中,弱势群体受到了额外的照顾。具体而言,年满21岁的国民将获得600新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同舟共济现金补贴”。此外,年满21岁的中低收入国民可额外获得介于300至6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育有新加坡籍子女的家长可获额外300新元现金补贴;年满50岁国民则会额外获得100新元的现金购物补贴。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具体方案来看,纾困组合拳中一般包括减税、减租以及对雇主补贴等若干方案,然而“派现”却往往最为吸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派发现金更显得实在且有“诚意”。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也应该借鉴这样的“诚意”做法。

关于“派现”的讨论由来已久,反对者往往提出一系列技术壁垒,但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上中国远超于世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派现”的技术难度相信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是否“派现”,真正障碍是思维惯性,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整体刺激计划大约为GDP的4%,大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同时还有若干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减税方案。即使把这4万亿全部折现并平均派发给14亿中国公民,每个人可以拿到差不多300块,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会获得1000块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钱是否会被消费,会在消费在哪些领域,其中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对于厌恶不确定性的政策决策者来说,广泛的“派现“很可能无法带来让其合意的效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其更加常规且确定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支持甚至背书的方式来推动整体信贷的增长,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比如说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资本金,1万亿抗疫国债中也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这等于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开工项目可以吸收相当规模的城镇就业。对于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方式似乎更加符合政策思路和目标。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撬动信贷资金的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财政刺激达到杠杆式刺激的效果。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对2020年的信贷规模作出一定的预估,他认为今年的新增信贷将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30万亿元。这大约对应13%的贷款增速和12%的社融增速,这比2019年的实际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尽管这1个百分点看起来并不多,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来看,2020年的增量要比2019年的增量至少多出6万亿元,而如果经济增长到了下半年仍然缺乏动力的话,整体信贷支持规模仍然有继续加码的空间,换言之,中国通过一个相对克制的财政刺激方案,但依然通过财政的支持和背书,对经济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广义信贷支持。

相较而言,由于缺乏集中办大事的规模效应,“派现”的乘数效应理论上会显著会低于财政支出,因为每个经济个体得到的资金较少且分散,其是否存在信贷撬动效应,存在很大的疑问。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派现方案,因此在面临经济巨大不确定性时贸然使用新政策,其可行性也会被质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经济政策面临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从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基建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但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从而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传统刺激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有限。此外,传统刺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能够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的空间愈加逼仄,最终导致很多项目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有心无力之时,将更多经济政策加入工具箱,只是时间问题。“派现“这样一种更加柔软的纾困政策,对于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抚慰作用却是传统的基建刺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类似的更加柔软的政策,很多已经在中国尝试甚至广泛使用。比如说工薪阶层可以通过个税APP来申请退税,其流程也并不复杂,每年可以到手的退税金额其实也算可观。然而,毕竟中国缴纳个税的群体占比仍然很低,类似退税这样的更加“亲民”的方式,如果可以进一步衍生为“派现”,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也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拓宽政策思路。“派现”也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如果引入相关行业或者电商平台,消费券同样可以既让消费者开心,也让商家高兴,最终也能够帮助就业市场。

总体而言,“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要克服的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刺激方式越来越面临局限和缺陷的状况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引入更加柔软的政策工具,“派现”是值得的尝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的障碍是思维惯性,涉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从7月8日开始,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将可以开始领取由政府派发的1万港币的现金。这项香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现金派发计划,是港府抗击疫情的财政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将会有700万人受益,涉及支出超过700亿港币,其规模约为GDP的2%。

事实上,现金派发计划只是香港为抗击新冠疫情推出的整体纾困方案的一部分,香港政府目前推出的纾困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10%。无独有偶,亚洲另一个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也推出了包括现金派发计划的政策组合拳,其规模接近GDP的20%。在新加坡的方案中,弱势群体受到了额外的照顾。具体而言,年满21岁的国民将获得600新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同舟共济现金补贴”。此外,年满21岁的中低收入国民可额外获得介于300至6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育有新加坡籍子女的家长可获额外300新元现金补贴;年满50岁国民则会额外获得100新元的现金购物补贴。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具体方案来看,纾困组合拳中一般包括减税、减租以及对雇主补贴等若干方案,然而“派现”却往往最为吸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派发现金更显得实在且有“诚意”。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也应该借鉴这样的“诚意”做法。

关于“派现”的讨论由来已久,反对者往往提出一系列技术壁垒,但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上中国远超于世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派现”的技术难度相信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是否“派现”,真正障碍是思维惯性,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整体刺激计划大约为GDP的4%,大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同时还有若干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减税方案。即使把这4万亿全部折现并平均派发给14亿中国公民,每个人可以拿到差不多300块,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会获得1000块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钱是否会被消费,会在消费在哪些领域,其中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对于厌恶不确定性的政策决策者来说,广泛的“派现“很可能无法带来让其合意的效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其更加常规且确定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支持甚至背书的方式来推动整体信贷的增长,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比如说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资本金,1万亿抗疫国债中也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这等于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开工项目可以吸收相当规模的城镇就业。对于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方式似乎更加符合政策思路和目标。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撬动信贷资金的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财政刺激达到杠杆式刺激的效果。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对2020年的信贷规模作出一定的预估,他认为今年的新增信贷将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30万亿元。这大约对应13%的贷款增速和12%的社融增速,这比2019年的实际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尽管这1个百分点看起来并不多,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来看,2020年的增量要比2019年的增量至少多出6万亿元,而如果经济增长到了下半年仍然缺乏动力的话,整体信贷支持规模仍然有继续加码的空间,换言之,中国通过一个相对克制的财政刺激方案,但依然通过财政的支持和背书,对经济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广义信贷支持。

相较而言,由于缺乏集中办大事的规模效应,“派现”的乘数效应理论上会显著会低于财政支出,因为每个经济个体得到的资金较少且分散,其是否存在信贷撬动效应,存在很大的疑问。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派现方案,因此在面临经济巨大不确定性时贸然使用新政策,其可行性也会被质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经济政策面临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从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基建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但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从而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传统刺激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有限。此外,传统刺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能够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的空间愈加逼仄,最终导致很多项目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有心无力之时,将更多经济政策加入工具箱,只是时间问题。“派现“这样一种更加柔软的纾困政策,对于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抚慰作用却是传统的基建刺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类似的更加柔软的政策,很多已经在中国尝试甚至广泛使用。比如说工薪阶层可以通过个税APP来申请退税,其流程也并不复杂,每年可以到手的退税金额其实也算可观。然而,毕竟中国缴纳个税的群体占比仍然很低,类似退税这样的更加“亲民”的方式,如果可以进一步衍生为“派现”,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也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拓宽政策思路。“派现”也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如果引入相关行业或者电商平台,消费券同样可以既让消费者开心,也让商家高兴,最终也能够帮助就业市场。

总体而言,“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要克服的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刺激方式越来越面临局限和缺陷的状况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引入更加柔软的政策工具,“派现”是值得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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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从7月8日开始,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将可以开始领取由政府派发的1万港币的现金。这项香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现金派发计划,是港府抗击疫情的财政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将会有700万人受益,涉及支出超过700亿港币,其规模约为GDP的2%。

事实上,现金派发计划只是香港为抗击新冠疫情推出的整体纾困方案的一部分,香港政府目前推出的纾困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10%。无独有偶,亚洲另一个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也推出了包括现金派发计划的政策组合拳,其规模接近GDP的20%。在新加坡的方案中,弱势群体受到了额外的照顾。具体而言,年满21岁的国民将获得600新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同舟共济现金补贴”。此外,年满21岁的中低收入国民可额外获得介于300至6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育有新加坡籍子女的家长可获额外300新元现金补贴;年满50岁国民则会额外获得100新元的现金购物补贴。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具体方案来看,纾困组合拳中一般包括减税、减租以及对雇主补贴等若干方案,然而“派现”却往往最为吸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派发现金更显得实在且有“诚意”。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也应该借鉴这样的“诚意”做法。

关于“派现”的讨论由来已久,反对者往往提出一系列技术壁垒,但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上中国远超于世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派现”的技术难度相信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是否“派现”,真正障碍是思维惯性,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整体刺激计划大约为GDP的4%,大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同时还有若干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减税方案。即使把这4万亿全部折现并平均派发给14亿中国公民,每个人可以拿到差不多300块,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会获得1000块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钱是否会被消费,会在消费在哪些领域,其中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对于厌恶不确定性的政策决策者来说,广泛的“派现“很可能无法带来让其合意的效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其更加常规且确定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支持甚至背书的方式来推动整体信贷的增长,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比如说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资本金,1万亿抗疫国债中也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这等于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开工项目可以吸收相当规模的城镇就业。对于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方式似乎更加符合政策思路和目标。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撬动信贷资金的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财政刺激达到杠杆式刺激的效果。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对2020年的信贷规模作出一定的预估,他认为今年的新增信贷将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30万亿元。这大约对应13%的贷款增速和12%的社融增速,这比2019年的实际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尽管这1个百分点看起来并不多,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来看,2020年的增量要比2019年的增量至少多出6万亿元,而如果经济增长到了下半年仍然缺乏动力的话,整体信贷支持规模仍然有继续加码的空间,换言之,中国通过一个相对克制的财政刺激方案,但依然通过财政的支持和背书,对经济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广义信贷支持。

相较而言,由于缺乏集中办大事的规模效应,“派现”的乘数效应理论上会显著会低于财政支出,因为每个经济个体得到的资金较少且分散,其是否存在信贷撬动效应,存在很大的疑问。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派现方案,因此在面临经济巨大不确定性时贸然使用新政策,其可行性也会被质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经济政策面临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从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基建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但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从而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传统刺激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有限。此外,传统刺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能够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的空间愈加逼仄,最终导致很多项目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有心无力之时,将更多经济政策加入工具箱,只是时间问题。“派现“这样一种更加柔软的纾困政策,对于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抚慰作用却是传统的基建刺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类似的更加柔软的政策,很多已经在中国尝试甚至广泛使用。比如说工薪阶层可以通过个税APP来申请退税,其流程也并不复杂,每年可以到手的退税金额其实也算可观。然而,毕竟中国缴纳个税的群体占比仍然很低,类似退税这样的更加“亲民”的方式,如果可以进一步衍生为“派现”,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也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拓宽政策思路。“派现”也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如果引入相关行业或者电商平台,消费券同样可以既让消费者开心,也让商家高兴,最终也能够帮助就业市场。

总体而言,“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要克服的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刺激方式越来越面临局限和缺陷的状况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引入更加柔软的政策工具,“派现”是值得的尝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的障碍是思维惯性,涉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从7月8日开始,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将可以开始领取由政府派发的1万港币的现金。这项香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现金派发计划,是港府抗击疫情的财政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将会有700万人受益,涉及支出超过700亿港币,其规模约为GDP的2%。

事实上,现金派发计划只是香港为抗击新冠疫情推出的整体纾困方案的一部分,香港政府目前推出的纾困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10%。无独有偶,亚洲另一个城市经济体新加坡也推出了包括现金派发计划的政策组合拳,其规模接近GDP的20%。在新加坡的方案中,弱势群体受到了额外的照顾。具体而言,年满21岁的国民将获得600新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同舟共济现金补贴”。此外,年满21岁的中低收入国民可额外获得介于300至600新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育有新加坡籍子女的家长可获额外300新元现金补贴;年满50岁国民则会额外获得100新元的现金购物补贴。

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具体方案来看,纾困组合拳中一般包括减税、减租以及对雇主补贴等若干方案,然而“派现”却往往最为吸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派发现金更显得实在且有“诚意”。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也应该借鉴这样的“诚意”做法。

关于“派现”的讨论由来已久,反对者往往提出一系列技术壁垒,但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上中国远超于世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派现”的技术难度相信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是否“派现”,真正障碍是思维惯性,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政策决策者如何理解“派现”对于经济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整体刺激计划大约为GDP的4%,大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同时还有若干的政府投资计划以及减税方案。即使把这4万亿全部折现并平均派发给14亿中国公民,每个人可以拿到差不多300块,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会获得1000块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钱是否会被消费,会在消费在哪些领域,其中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对于厌恶不确定性的政策决策者来说,广泛的“派现“很可能无法带来让其合意的效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其更加常规且确定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支持甚至背书的方式来推动整体信贷的增长,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比如说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项目的资本金,1万亿抗疫国债中也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这等于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开工项目可以吸收相当规模的城镇就业。对于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方式似乎更加符合政策思路和目标。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撬动信贷资金的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有限度的财政刺激达到杠杆式刺激的效果。在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对2020年的信贷规模作出一定的预估,他认为今年的新增信贷将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30万亿元。这大约对应13%的贷款增速和12%的社融增速,这比2019年的实际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尽管这1个百分点看起来并不多,但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来看,2020年的增量要比2019年的增量至少多出6万亿元,而如果经济增长到了下半年仍然缺乏动力的话,整体信贷支持规模仍然有继续加码的空间,换言之,中国通过一个相对克制的财政刺激方案,但依然通过财政的支持和背书,对经济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广义信贷支持。

相较而言,由于缺乏集中办大事的规模效应,“派现”的乘数效应理论上会显著会低于财政支出,因为每个经济个体得到的资金较少且分散,其是否存在信贷撬动效应,存在很大的疑问。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派现方案,因此在面临经济巨大不确定性时贸然使用新政策,其可行性也会被质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经济政策面临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从一个相对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基建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尽管其带动效应更加明显,但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从而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传统刺激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有限。此外,传统刺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能够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的空间愈加逼仄,最终导致很多项目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有心无力之时,将更多经济政策加入工具箱,只是时间问题。“派现“这样一种更加柔软的纾困政策,对于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抚慰作用却是传统的基建刺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类似的更加柔软的政策,很多已经在中国尝试甚至广泛使用。比如说工薪阶层可以通过个税APP来申请退税,其流程也并不复杂,每年可以到手的退税金额其实也算可观。然而,毕竟中国缴纳个税的群体占比仍然很低,类似退税这样的更加“亲民”的方式,如果可以进一步衍生为“派现”,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也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拓宽政策思路。“派现”也可以通过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如果引入相关行业或者电商平台,消费券同样可以既让消费者开心,也让商家高兴,最终也能够帮助就业市场。

总体而言,“派现”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真正要克服的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与此同时,在传统刺激方式越来越面临局限和缺陷的状况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引入更加柔软的政策工具,“派现”是值得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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