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 BBC

OR--商业新媒体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了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又讯: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王月眉, AMY QIN

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长江沿岸和环城高速公路上,武汉已经恢复了日常节奏。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非常强大。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历史。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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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一周年记

发布日期:2021-01-23 08:36
摘要: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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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了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又讯: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王月眉, AMY QIN

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长江沿岸和环城高速公路上,武汉已经恢复了日常节奏。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非常强大。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历史。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 BBC

OR--商业新媒体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了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又讯: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王月眉, AMY QIN

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长江沿岸和环城高速公路上,武汉已经恢复了日常节奏。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非常强大。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历史。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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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一周年记

发布日期:2021-01-23 08:36
摘要: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 BBC

OR--商业新媒体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了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又讯: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王月眉, AMY QIN

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长江沿岸和环城高速公路上,武汉已经恢复了日常节奏。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非常强大。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历史。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 BBC

OR--商业新媒体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了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又讯: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王月眉, AMY QIN

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长江沿岸和环城高速公路上,武汉已经恢复了日常节奏。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非常强大。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历史。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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