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几个层面。



 | 邓聿文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新近提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高级贸易顾问、华裔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悉作风强硬。贸易代表是美国负责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行贸易政策的内阁官员,鉴于戴琦曾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美中贸易事务执行工作,拜登的这个任命既有和前任保持一致的美中贸易政策的考虑,也预示着经贸会成为拜登政府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拜登要有一个更了解中国的人来执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尽管美国新旧政府的交接程序还因特朗普的不认输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改变不了明年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的事实。拜登在这段时间陆续任命了候任政府行政团队的官员,其中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二职尤其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布林肯和苏利文二人过去是拜登的左膀右臂,属于老牌外交人士,遵循的是传统外交决策原则,因此,不论他们变得对华强硬与否,起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起特朗普来,更有可能回归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中国领导人迟来的贺电,到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再考量上述人事任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过高期待。

虽然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约时报》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戴琦的被提名就很好地反映了拜登的这一意图。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此前拜登和他的团队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共同对付中国。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我把它理解成,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这一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国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归,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和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鉴于民主党对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未来四年华盛顿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攻势,两国的政治对抗有可能变得更尖锐。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从军事上威胁中国。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外,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的损害也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为科技尤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约时报》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朗核协议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和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正如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的,其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在遏制中国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总体来看,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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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对华政策的基调将是什么?

发布日期:2020-12-25 09:38
摘要: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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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新近提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高级贸易顾问、华裔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悉作风强硬。贸易代表是美国负责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行贸易政策的内阁官员,鉴于戴琦曾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美中贸易事务执行工作,拜登的这个任命既有和前任保持一致的美中贸易政策的考虑,也预示着经贸会成为拜登政府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拜登要有一个更了解中国的人来执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尽管美国新旧政府的交接程序还因特朗普的不认输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改变不了明年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的事实。拜登在这段时间陆续任命了候任政府行政团队的官员,其中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二职尤其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布林肯和苏利文二人过去是拜登的左膀右臂,属于老牌外交人士,遵循的是传统外交决策原则,因此,不论他们变得对华强硬与否,起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起特朗普来,更有可能回归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中国领导人迟来的贺电,到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再考量上述人事任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过高期待。

虽然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约时报》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戴琦的被提名就很好地反映了拜登的这一意图。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此前拜登和他的团队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共同对付中国。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我把它理解成,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这一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国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归,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和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鉴于民主党对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未来四年华盛顿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攻势,两国的政治对抗有可能变得更尖锐。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从军事上威胁中国。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外,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的损害也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为科技尤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约时报》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朗核协议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和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正如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的,其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在遏制中国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总体来看,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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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新近提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高级贸易顾问、华裔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悉作风强硬。贸易代表是美国负责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行贸易政策的内阁官员,鉴于戴琦曾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美中贸易事务执行工作,拜登的这个任命既有和前任保持一致的美中贸易政策的考虑,也预示着经贸会成为拜登政府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拜登要有一个更了解中国的人来执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尽管美国新旧政府的交接程序还因特朗普的不认输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改变不了明年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的事实。拜登在这段时间陆续任命了候任政府行政团队的官员,其中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二职尤其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布林肯和苏利文二人过去是拜登的左膀右臂,属于老牌外交人士,遵循的是传统外交决策原则,因此,不论他们变得对华强硬与否,起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起特朗普来,更有可能回归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中国领导人迟来的贺电,到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再考量上述人事任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过高期待。

虽然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约时报》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戴琦的被提名就很好地反映了拜登的这一意图。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此前拜登和他的团队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共同对付中国。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我把它理解成,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这一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国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归,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和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鉴于民主党对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未来四年华盛顿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攻势,两国的政治对抗有可能变得更尖锐。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从军事上威胁中国。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外,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的损害也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为科技尤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约时报》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朗核协议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和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正如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的,其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在遏制中国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总体来看,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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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新近提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高级贸易顾问、华裔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悉作风强硬。贸易代表是美国负责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行贸易政策的内阁官员,鉴于戴琦曾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美中贸易事务执行工作,拜登的这个任命既有和前任保持一致的美中贸易政策的考虑,也预示着经贸会成为拜登政府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拜登要有一个更了解中国的人来执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尽管美国新旧政府的交接程序还因特朗普的不认输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改变不了明年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的事实。拜登在这段时间陆续任命了候任政府行政团队的官员,其中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二职尤其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布林肯和苏利文二人过去是拜登的左膀右臂,属于老牌外交人士,遵循的是传统外交决策原则,因此,不论他们变得对华强硬与否,起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起特朗普来,更有可能回归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中国领导人迟来的贺电,到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再考量上述人事任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过高期待。

虽然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约时报》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戴琦的被提名就很好地反映了拜登的这一意图。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此前拜登和他的团队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共同对付中国。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我把它理解成,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这一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国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归,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和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鉴于民主党对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未来四年华盛顿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攻势,两国的政治对抗有可能变得更尖锐。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从军事上威胁中国。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外,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的损害也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为科技尤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约时报》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朗核协议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和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正如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的,其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在遏制中国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总体来看,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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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几个层面。



 | 邓聿文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新近提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高级贸易顾问、华裔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悉作风强硬。贸易代表是美国负责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行贸易政策的内阁官员,鉴于戴琦曾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主管美中贸易事务执行工作,拜登的这个任命既有和前任保持一致的美中贸易政策的考虑,也预示着经贸会成为拜登政府初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拜登要有一个更了解中国的人来执行美国的贸易政策。

尽管美国新旧政府的交接程序还因特朗普的不认输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这改变不了明年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的事实。拜登在这段时间陆续任命了候任政府行政团队的官员,其中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二职尤其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布林肯和苏利文二人过去是拜登的左膀右臂,属于老牌外交人士,遵循的是传统外交决策原则,因此,不论他们变得对华强硬与否,起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起特朗普来,更有可能回归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中国领导人迟来的贺电,到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再考量上述人事任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过高期待。

虽然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约时报》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戴琦的被提名就很好地反映了拜登的这一意图。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此前拜登和他的团队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共同对付中国。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我把它理解成,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这一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国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归,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和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鉴于民主党对民主和人权的强调,未来四年华盛顿会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攻势,两国的政治对抗有可能变得更尖锐。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从军事上威胁中国。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外,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的损害也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为科技尤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约时报》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朗核协议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和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正如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的,其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在遏制中国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总体来看,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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