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不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叫外卖次数也会减少,这对骑手并不是好事。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 聂日明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朋友圈,在差评、罚款的压力下争分夺移,部分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甚至威胁生命,算法和历史数据就是约束外卖骑手的系统,外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历史数据不断的压缩外卖的配送时间,约束外卖骑手的行为,让他们的无法逃离。这篇爆款文章发表以后,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表态,允许延时或鼓励消费者多等外卖骑手一些时间。

客观的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描述比较全面,平台、骑手、消费者、交警都覆盖到了,涉及到细节多,场景感很强,读起来很生动。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获得的启发完全不同,从消费者的角色,认为是平台的锅,亲近企业的人觉得是消费者苛刻,让企业不得不去迎合,有人指出交通规则应该刚性执行,为何骑手违章屡禁不止,还有人从骑手的议价能力入手,指出工会的缺席。现实就是这样的复杂,不存在绝对公认的过错方,每个人都在其中讨生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这样的系统。

有了限时送达的“系统”,才有外卖市场

“限时送达”是外卖行业反复提到的词。在很多人看起来,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能有多大差异?我叫的外卖中,时常会有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无法及时送到,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将单子结束掉,以避免他们违反“限时送达”。我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技术再进一步,顾客主动同意提前结束订单可能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平台系统已经可以精确的定位快递员、骑手的位置,如果设定位置不匹配,无法提前结束,这种有商有量的私下沟通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让骑手和顾客私下商定时间?这样,骑手可以得知顾客的偏好,能够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对于大多数不计较的顾客,他们就不用那么“拼命”,宁肯违章,也要准时送到。

在外卖平台企业成规模之前,外卖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直接联系。只有少数的企业提供限时送达服务,如麦乐劳、必胜客等,大多数饭店不提供外卖,提供外卖的饭店也很难准时送达。

对于顾客而言,他在叫外卖之前,是有多个选择,包括自己做饭、线下去餐厅、叫外卖,送达时间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叫外卖的概率。消费者可能真心不在乎一次迟到,但他在决定叫外卖的时候,会有预期,承诺送达时间太长,或者外卖多次迟到,他叫外卖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幅降低。

对于平台来说,他必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形象:1,限时送达,我们很快;2,餐食和服务品质过关。如果没有印象,订单可能就消失了,外卖市场的规模就没办法做起来。对于单个订单,1分钟并不关键,但整个外卖市场,系统性的降低1分钟,带来的订单增量可能就非常可观。有了订单,平台、骑手、饭店才能赚钱,系统才能更好的运转。

从市场结构上讲,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如果只有饭店和消费者,两者直接发生交易,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大多数饭店餐食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承诺的送达时间是否会准时,遇到一两起违背承诺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消费者断绝以后点外卖的信心。

外卖平台相对系统的消除了消费者和饭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通过补贴,让双边市场(其实是三边市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供需侧拥有大量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中都可以得到大量的潜在匹配对象,市场很“稠密”,商家不会嫌弃市场太小而不去理会这个市场,骑手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这个网络效应也意味着小平台没太多的机会,早期市场成长时,平台会有大量的补贴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平台必须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可靠,买卖双方都能够对履约交易存在信心,简单的说,就是饭店的餐食、骑手的送达时间都要和承诺的一样。平台就是这个合约的主要执行方,对商家和骑手,平台都设有评价系统,消费者对其历史评价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商家和骑手向消费者索要的“五星好评”的目的,同时平台还会惩罚违约方,“限时送达”是最显然易见又最关键的指标。

对于平台来说,在送达时间这个选项上,它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外卖平台现在正处于效率的边界上,要么让市场停滞、萎缩,要么限时送达。送达时间的承诺及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消费者订单量,这个前提不改,节约送达时间的冲动就不会真正的扼制。退一步讲,如果不约束送达时间,平台和饭店不承诺送达时间,或者承诺后不履行承诺,外卖市场必然会萎缩。对于消费者、饭店、外卖平台企业和骑手来说,这恐怕都不是好事。

中国“奇迹”与劳动力保护

被“系统”、“算法”支配是各种讨论中反复提到的观点,继而将批评落脚在算法对劳动力的异化、系统对劳动力的压迫。

系统对劳动力的异化、压迫并不是新闻,并且历史悠久。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标志性内容之一,流水线将工作内容分解,每个人专司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行起来以后,工人专注于一块,熟练程度提高,跟不上生产节拍的人就要被“优化”,管理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所谓的效率无非两条:单位产品的耗时、良品率。流水线对劳动力的支配一直是讨论的话题,2010年前后,富士康频频出现跳楼的员工,一时也是热点话题。流水线的弊端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系统”是效率提升的必要工具,没有高效流水线,手机、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高不可攀,根本进不了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家庭都从这个“系统”受益。

外卖归属于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很难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管理的细致到每一分钟。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一般会慢一些。但服务业也在吸收制造业的经验,比如餐饮业中,肯德基就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被订单(线上线下)驱动;电话客服、投诉中心、内容审核的员工,大抵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是活在系统里。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苦闷,外部性比较低,不会违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不跳楼、不违章,公众就看不到相对惨烈的外在后果,同情心自然大幅衰减,这些事情虽然性质相同,获得的关注则差异很大。

根据美团等机构对外卖员做的调研,外卖骑手主要来自工厂的工人、自雇者、办公室职员等,他们之所以投奔到外卖骑手的行列,很显然在他们眼里,骑手这份职业的综合优势超过了前者,要么收入高、要么时间灵活,最起码我们可以说,骑手不算最差的工作,还有很多人选择投入到骑手的行列。

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国家,前段时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收入问题,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据最新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大概有1亿人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概是3.1亿人,低于2000元以下的人群大概是7.1亿。

据美团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有50%以上的骑手(含兼职)月收入超过4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成年全职骑手一年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

骑手是一个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认真尽职的干几天,就可以掌握岗位的大多数要求,不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欠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来说,骑手是最佳的入门职业。这种低门槛的特征,也意味着现有的骑车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壁垒,时刻面临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他们能用于抵抗的就是尽职尽责,按单计价。

骑手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为了保证消费者在特殊天气、特殊时段依旧可以叫到外卖,外卖平台还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骑手进行评价、打分、排序,约束骑手的行为,让他们不能挑肥捡瘦,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叫单概率,外卖平台不断的优化算法,降低外卖的送达时间,提高竞争优势。

外卖骑手的角色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别是不大的,流水线工作也受系统支配,系统也会逼迫他们提高效率,每道工序的用时会不断的压缩,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等都是工人常见的职业环境,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尘肺病工人的维权经历,即使如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管理严格,近十年前,其供应链企业也曾被指责“血汗工厂”。

从这个角度来看,骑手的辛苦并不特殊,他们职业安全、职业压力的状况,与中国劳动力所处的大环境是相近的,也不是最差的。讨论骑手的职业安全、其系统对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否合理,应当将其置入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全局视角。

很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仅仅给外卖平台企业施加压力,无法达到善待骑手的目标。竞争对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致力于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也是无情的,送餐时间不降低,他们叫外卖的订单量不太可能上升,这对于骑手并不是好事,毕竟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收入,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有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叫外卖,是高度理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外送费,美团不得不大规模补贴骑手,其从商户的抽成有四分之三左右用于补贴骑手。

政策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甚至骑手变成平台的全职雇员,要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约束骑手的违章行为等等。但这些政策,都要面临一个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有大量的未参加职工社保的就业人员,有大量需要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快递作为低门槛要求的岗位,很难为他们建立起高标准的职业安全、劳动保障和行为规范。事实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确实通过第三方规避劳动关系,这种方式可能不太体面,但是“中国特色”的现实。当然,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辛苦,事实上大多数处于改善状态,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的境况肯定是变差,而不是变好。

退一步讲,大城市里白领、金领的高品质生活,很大比例是由这些高强度劳动和低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劳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会全面抬升,房奴、卡奴、高负债中产家庭等的境况也会跟随进一步窘迫。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或许必然要调整,但在当前时点,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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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离得开这个系统吗?

发布日期:2020-09-11 06:46
平台不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叫外卖次数也会减少,这对骑手并不是好事。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 聂日明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朋友圈,在差评、罚款的压力下争分夺移,部分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甚至威胁生命,算法和历史数据就是约束外卖骑手的系统,外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历史数据不断的压缩外卖的配送时间,约束外卖骑手的行为,让他们的无法逃离。这篇爆款文章发表以后,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表态,允许延时或鼓励消费者多等外卖骑手一些时间。

客观的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描述比较全面,平台、骑手、消费者、交警都覆盖到了,涉及到细节多,场景感很强,读起来很生动。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获得的启发完全不同,从消费者的角色,认为是平台的锅,亲近企业的人觉得是消费者苛刻,让企业不得不去迎合,有人指出交通规则应该刚性执行,为何骑手违章屡禁不止,还有人从骑手的议价能力入手,指出工会的缺席。现实就是这样的复杂,不存在绝对公认的过错方,每个人都在其中讨生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这样的系统。

有了限时送达的“系统”,才有外卖市场

“限时送达”是外卖行业反复提到的词。在很多人看起来,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能有多大差异?我叫的外卖中,时常会有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无法及时送到,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将单子结束掉,以避免他们违反“限时送达”。我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技术再进一步,顾客主动同意提前结束订单可能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平台系统已经可以精确的定位快递员、骑手的位置,如果设定位置不匹配,无法提前结束,这种有商有量的私下沟通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让骑手和顾客私下商定时间?这样,骑手可以得知顾客的偏好,能够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对于大多数不计较的顾客,他们就不用那么“拼命”,宁肯违章,也要准时送到。

在外卖平台企业成规模之前,外卖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直接联系。只有少数的企业提供限时送达服务,如麦乐劳、必胜客等,大多数饭店不提供外卖,提供外卖的饭店也很难准时送达。

对于顾客而言,他在叫外卖之前,是有多个选择,包括自己做饭、线下去餐厅、叫外卖,送达时间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叫外卖的概率。消费者可能真心不在乎一次迟到,但他在决定叫外卖的时候,会有预期,承诺送达时间太长,或者外卖多次迟到,他叫外卖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幅降低。

对于平台来说,他必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形象:1,限时送达,我们很快;2,餐食和服务品质过关。如果没有印象,订单可能就消失了,外卖市场的规模就没办法做起来。对于单个订单,1分钟并不关键,但整个外卖市场,系统性的降低1分钟,带来的订单增量可能就非常可观。有了订单,平台、骑手、饭店才能赚钱,系统才能更好的运转。

从市场结构上讲,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如果只有饭店和消费者,两者直接发生交易,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大多数饭店餐食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承诺的送达时间是否会准时,遇到一两起违背承诺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消费者断绝以后点外卖的信心。

外卖平台相对系统的消除了消费者和饭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通过补贴,让双边市场(其实是三边市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供需侧拥有大量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中都可以得到大量的潜在匹配对象,市场很“稠密”,商家不会嫌弃市场太小而不去理会这个市场,骑手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这个网络效应也意味着小平台没太多的机会,早期市场成长时,平台会有大量的补贴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平台必须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可靠,买卖双方都能够对履约交易存在信心,简单的说,就是饭店的餐食、骑手的送达时间都要和承诺的一样。平台就是这个合约的主要执行方,对商家和骑手,平台都设有评价系统,消费者对其历史评价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商家和骑手向消费者索要的“五星好评”的目的,同时平台还会惩罚违约方,“限时送达”是最显然易见又最关键的指标。

对于平台来说,在送达时间这个选项上,它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外卖平台现在正处于效率的边界上,要么让市场停滞、萎缩,要么限时送达。送达时间的承诺及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消费者订单量,这个前提不改,节约送达时间的冲动就不会真正的扼制。退一步讲,如果不约束送达时间,平台和饭店不承诺送达时间,或者承诺后不履行承诺,外卖市场必然会萎缩。对于消费者、饭店、外卖平台企业和骑手来说,这恐怕都不是好事。

中国“奇迹”与劳动力保护

被“系统”、“算法”支配是各种讨论中反复提到的观点,继而将批评落脚在算法对劳动力的异化、系统对劳动力的压迫。

系统对劳动力的异化、压迫并不是新闻,并且历史悠久。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标志性内容之一,流水线将工作内容分解,每个人专司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行起来以后,工人专注于一块,熟练程度提高,跟不上生产节拍的人就要被“优化”,管理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所谓的效率无非两条:单位产品的耗时、良品率。流水线对劳动力的支配一直是讨论的话题,2010年前后,富士康频频出现跳楼的员工,一时也是热点话题。流水线的弊端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系统”是效率提升的必要工具,没有高效流水线,手机、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高不可攀,根本进不了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家庭都从这个“系统”受益。

外卖归属于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很难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管理的细致到每一分钟。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一般会慢一些。但服务业也在吸收制造业的经验,比如餐饮业中,肯德基就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被订单(线上线下)驱动;电话客服、投诉中心、内容审核的员工,大抵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是活在系统里。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苦闷,外部性比较低,不会违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不跳楼、不违章,公众就看不到相对惨烈的外在后果,同情心自然大幅衰减,这些事情虽然性质相同,获得的关注则差异很大。

根据美团等机构对外卖员做的调研,外卖骑手主要来自工厂的工人、自雇者、办公室职员等,他们之所以投奔到外卖骑手的行列,很显然在他们眼里,骑手这份职业的综合优势超过了前者,要么收入高、要么时间灵活,最起码我们可以说,骑手不算最差的工作,还有很多人选择投入到骑手的行列。

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国家,前段时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收入问题,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据最新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大概有1亿人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概是3.1亿人,低于2000元以下的人群大概是7.1亿。

据美团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有50%以上的骑手(含兼职)月收入超过4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成年全职骑手一年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

骑手是一个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认真尽职的干几天,就可以掌握岗位的大多数要求,不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欠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来说,骑手是最佳的入门职业。这种低门槛的特征,也意味着现有的骑车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壁垒,时刻面临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他们能用于抵抗的就是尽职尽责,按单计价。

骑手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为了保证消费者在特殊天气、特殊时段依旧可以叫到外卖,外卖平台还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骑手进行评价、打分、排序,约束骑手的行为,让他们不能挑肥捡瘦,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叫单概率,外卖平台不断的优化算法,降低外卖的送达时间,提高竞争优势。

外卖骑手的角色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别是不大的,流水线工作也受系统支配,系统也会逼迫他们提高效率,每道工序的用时会不断的压缩,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等都是工人常见的职业环境,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尘肺病工人的维权经历,即使如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管理严格,近十年前,其供应链企业也曾被指责“血汗工厂”。

从这个角度来看,骑手的辛苦并不特殊,他们职业安全、职业压力的状况,与中国劳动力所处的大环境是相近的,也不是最差的。讨论骑手的职业安全、其系统对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否合理,应当将其置入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全局视角。

很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仅仅给外卖平台企业施加压力,无法达到善待骑手的目标。竞争对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致力于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也是无情的,送餐时间不降低,他们叫外卖的订单量不太可能上升,这对于骑手并不是好事,毕竟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收入,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有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叫外卖,是高度理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外送费,美团不得不大规模补贴骑手,其从商户的抽成有四分之三左右用于补贴骑手。

政策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甚至骑手变成平台的全职雇员,要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约束骑手的违章行为等等。但这些政策,都要面临一个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有大量的未参加职工社保的就业人员,有大量需要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快递作为低门槛要求的岗位,很难为他们建立起高标准的职业安全、劳动保障和行为规范。事实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确实通过第三方规避劳动关系,这种方式可能不太体面,但是“中国特色”的现实。当然,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辛苦,事实上大多数处于改善状态,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的境况肯定是变差,而不是变好。

退一步讲,大城市里白领、金领的高品质生活,很大比例是由这些高强度劳动和低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劳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会全面抬升,房奴、卡奴、高负债中产家庭等的境况也会跟随进一步窘迫。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或许必然要调整,但在当前时点,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平台不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叫外卖次数也会减少,这对骑手并不是好事。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 聂日明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朋友圈,在差评、罚款的压力下争分夺移,部分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甚至威胁生命,算法和历史数据就是约束外卖骑手的系统,外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历史数据不断的压缩外卖的配送时间,约束外卖骑手的行为,让他们的无法逃离。这篇爆款文章发表以后,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表态,允许延时或鼓励消费者多等外卖骑手一些时间。

客观的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描述比较全面,平台、骑手、消费者、交警都覆盖到了,涉及到细节多,场景感很强,读起来很生动。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获得的启发完全不同,从消费者的角色,认为是平台的锅,亲近企业的人觉得是消费者苛刻,让企业不得不去迎合,有人指出交通规则应该刚性执行,为何骑手违章屡禁不止,还有人从骑手的议价能力入手,指出工会的缺席。现实就是这样的复杂,不存在绝对公认的过错方,每个人都在其中讨生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这样的系统。

有了限时送达的“系统”,才有外卖市场

“限时送达”是外卖行业反复提到的词。在很多人看起来,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能有多大差异?我叫的外卖中,时常会有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无法及时送到,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将单子结束掉,以避免他们违反“限时送达”。我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技术再进一步,顾客主动同意提前结束订单可能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平台系统已经可以精确的定位快递员、骑手的位置,如果设定位置不匹配,无法提前结束,这种有商有量的私下沟通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让骑手和顾客私下商定时间?这样,骑手可以得知顾客的偏好,能够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对于大多数不计较的顾客,他们就不用那么“拼命”,宁肯违章,也要准时送到。

在外卖平台企业成规模之前,外卖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直接联系。只有少数的企业提供限时送达服务,如麦乐劳、必胜客等,大多数饭店不提供外卖,提供外卖的饭店也很难准时送达。

对于顾客而言,他在叫外卖之前,是有多个选择,包括自己做饭、线下去餐厅、叫外卖,送达时间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叫外卖的概率。消费者可能真心不在乎一次迟到,但他在决定叫外卖的时候,会有预期,承诺送达时间太长,或者外卖多次迟到,他叫外卖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幅降低。

对于平台来说,他必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形象:1,限时送达,我们很快;2,餐食和服务品质过关。如果没有印象,订单可能就消失了,外卖市场的规模就没办法做起来。对于单个订单,1分钟并不关键,但整个外卖市场,系统性的降低1分钟,带来的订单增量可能就非常可观。有了订单,平台、骑手、饭店才能赚钱,系统才能更好的运转。

从市场结构上讲,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如果只有饭店和消费者,两者直接发生交易,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大多数饭店餐食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承诺的送达时间是否会准时,遇到一两起违背承诺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消费者断绝以后点外卖的信心。

外卖平台相对系统的消除了消费者和饭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通过补贴,让双边市场(其实是三边市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供需侧拥有大量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中都可以得到大量的潜在匹配对象,市场很“稠密”,商家不会嫌弃市场太小而不去理会这个市场,骑手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这个网络效应也意味着小平台没太多的机会,早期市场成长时,平台会有大量的补贴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平台必须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可靠,买卖双方都能够对履约交易存在信心,简单的说,就是饭店的餐食、骑手的送达时间都要和承诺的一样。平台就是这个合约的主要执行方,对商家和骑手,平台都设有评价系统,消费者对其历史评价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商家和骑手向消费者索要的“五星好评”的目的,同时平台还会惩罚违约方,“限时送达”是最显然易见又最关键的指标。

对于平台来说,在送达时间这个选项上,它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外卖平台现在正处于效率的边界上,要么让市场停滞、萎缩,要么限时送达。送达时间的承诺及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消费者订单量,这个前提不改,节约送达时间的冲动就不会真正的扼制。退一步讲,如果不约束送达时间,平台和饭店不承诺送达时间,或者承诺后不履行承诺,外卖市场必然会萎缩。对于消费者、饭店、外卖平台企业和骑手来说,这恐怕都不是好事。

中国“奇迹”与劳动力保护

被“系统”、“算法”支配是各种讨论中反复提到的观点,继而将批评落脚在算法对劳动力的异化、系统对劳动力的压迫。

系统对劳动力的异化、压迫并不是新闻,并且历史悠久。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标志性内容之一,流水线将工作内容分解,每个人专司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行起来以后,工人专注于一块,熟练程度提高,跟不上生产节拍的人就要被“优化”,管理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所谓的效率无非两条:单位产品的耗时、良品率。流水线对劳动力的支配一直是讨论的话题,2010年前后,富士康频频出现跳楼的员工,一时也是热点话题。流水线的弊端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系统”是效率提升的必要工具,没有高效流水线,手机、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高不可攀,根本进不了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家庭都从这个“系统”受益。

外卖归属于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很难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管理的细致到每一分钟。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一般会慢一些。但服务业也在吸收制造业的经验,比如餐饮业中,肯德基就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被订单(线上线下)驱动;电话客服、投诉中心、内容审核的员工,大抵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是活在系统里。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苦闷,外部性比较低,不会违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不跳楼、不违章,公众就看不到相对惨烈的外在后果,同情心自然大幅衰减,这些事情虽然性质相同,获得的关注则差异很大。

根据美团等机构对外卖员做的调研,外卖骑手主要来自工厂的工人、自雇者、办公室职员等,他们之所以投奔到外卖骑手的行列,很显然在他们眼里,骑手这份职业的综合优势超过了前者,要么收入高、要么时间灵活,最起码我们可以说,骑手不算最差的工作,还有很多人选择投入到骑手的行列。

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国家,前段时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收入问题,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据最新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大概有1亿人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概是3.1亿人,低于2000元以下的人群大概是7.1亿。

据美团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有50%以上的骑手(含兼职)月收入超过4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成年全职骑手一年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

骑手是一个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认真尽职的干几天,就可以掌握岗位的大多数要求,不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欠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来说,骑手是最佳的入门职业。这种低门槛的特征,也意味着现有的骑车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壁垒,时刻面临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他们能用于抵抗的就是尽职尽责,按单计价。

骑手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为了保证消费者在特殊天气、特殊时段依旧可以叫到外卖,外卖平台还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骑手进行评价、打分、排序,约束骑手的行为,让他们不能挑肥捡瘦,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叫单概率,外卖平台不断的优化算法,降低外卖的送达时间,提高竞争优势。

外卖骑手的角色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别是不大的,流水线工作也受系统支配,系统也会逼迫他们提高效率,每道工序的用时会不断的压缩,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等都是工人常见的职业环境,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尘肺病工人的维权经历,即使如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管理严格,近十年前,其供应链企业也曾被指责“血汗工厂”。

从这个角度来看,骑手的辛苦并不特殊,他们职业安全、职业压力的状况,与中国劳动力所处的大环境是相近的,也不是最差的。讨论骑手的职业安全、其系统对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否合理,应当将其置入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全局视角。

很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仅仅给外卖平台企业施加压力,无法达到善待骑手的目标。竞争对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致力于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也是无情的,送餐时间不降低,他们叫外卖的订单量不太可能上升,这对于骑手并不是好事,毕竟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收入,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有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叫外卖,是高度理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外送费,美团不得不大规模补贴骑手,其从商户的抽成有四分之三左右用于补贴骑手。

政策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甚至骑手变成平台的全职雇员,要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约束骑手的违章行为等等。但这些政策,都要面临一个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有大量的未参加职工社保的就业人员,有大量需要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快递作为低门槛要求的岗位,很难为他们建立起高标准的职业安全、劳动保障和行为规范。事实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确实通过第三方规避劳动关系,这种方式可能不太体面,但是“中国特色”的现实。当然,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辛苦,事实上大多数处于改善状态,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的境况肯定是变差,而不是变好。

退一步讲,大城市里白领、金领的高品质生活,很大比例是由这些高强度劳动和低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劳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会全面抬升,房奴、卡奴、高负债中产家庭等的境况也会跟随进一步窘迫。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或许必然要调整,但在当前时点,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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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离得开这个系统吗?

发布日期:2020-09-11 06:46
平台不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叫外卖次数也会减少,这对骑手并不是好事。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 聂日明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朋友圈,在差评、罚款的压力下争分夺移,部分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甚至威胁生命,算法和历史数据就是约束外卖骑手的系统,外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历史数据不断的压缩外卖的配送时间,约束外卖骑手的行为,让他们的无法逃离。这篇爆款文章发表以后,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表态,允许延时或鼓励消费者多等外卖骑手一些时间。

客观的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描述比较全面,平台、骑手、消费者、交警都覆盖到了,涉及到细节多,场景感很强,读起来很生动。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获得的启发完全不同,从消费者的角色,认为是平台的锅,亲近企业的人觉得是消费者苛刻,让企业不得不去迎合,有人指出交通规则应该刚性执行,为何骑手违章屡禁不止,还有人从骑手的议价能力入手,指出工会的缺席。现实就是这样的复杂,不存在绝对公认的过错方,每个人都在其中讨生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这样的系统。

有了限时送达的“系统”,才有外卖市场

“限时送达”是外卖行业反复提到的词。在很多人看起来,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能有多大差异?我叫的外卖中,时常会有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无法及时送到,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将单子结束掉,以避免他们违反“限时送达”。我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技术再进一步,顾客主动同意提前结束订单可能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平台系统已经可以精确的定位快递员、骑手的位置,如果设定位置不匹配,无法提前结束,这种有商有量的私下沟通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让骑手和顾客私下商定时间?这样,骑手可以得知顾客的偏好,能够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对于大多数不计较的顾客,他们就不用那么“拼命”,宁肯违章,也要准时送到。

在外卖平台企业成规模之前,外卖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直接联系。只有少数的企业提供限时送达服务,如麦乐劳、必胜客等,大多数饭店不提供外卖,提供外卖的饭店也很难准时送达。

对于顾客而言,他在叫外卖之前,是有多个选择,包括自己做饭、线下去餐厅、叫外卖,送达时间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叫外卖的概率。消费者可能真心不在乎一次迟到,但他在决定叫外卖的时候,会有预期,承诺送达时间太长,或者外卖多次迟到,他叫外卖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幅降低。

对于平台来说,他必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形象:1,限时送达,我们很快;2,餐食和服务品质过关。如果没有印象,订单可能就消失了,外卖市场的规模就没办法做起来。对于单个订单,1分钟并不关键,但整个外卖市场,系统性的降低1分钟,带来的订单增量可能就非常可观。有了订单,平台、骑手、饭店才能赚钱,系统才能更好的运转。

从市场结构上讲,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如果只有饭店和消费者,两者直接发生交易,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大多数饭店餐食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承诺的送达时间是否会准时,遇到一两起违背承诺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消费者断绝以后点外卖的信心。

外卖平台相对系统的消除了消费者和饭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通过补贴,让双边市场(其实是三边市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供需侧拥有大量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中都可以得到大量的潜在匹配对象,市场很“稠密”,商家不会嫌弃市场太小而不去理会这个市场,骑手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这个网络效应也意味着小平台没太多的机会,早期市场成长时,平台会有大量的补贴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平台必须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可靠,买卖双方都能够对履约交易存在信心,简单的说,就是饭店的餐食、骑手的送达时间都要和承诺的一样。平台就是这个合约的主要执行方,对商家和骑手,平台都设有评价系统,消费者对其历史评价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商家和骑手向消费者索要的“五星好评”的目的,同时平台还会惩罚违约方,“限时送达”是最显然易见又最关键的指标。

对于平台来说,在送达时间这个选项上,它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外卖平台现在正处于效率的边界上,要么让市场停滞、萎缩,要么限时送达。送达时间的承诺及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消费者订单量,这个前提不改,节约送达时间的冲动就不会真正的扼制。退一步讲,如果不约束送达时间,平台和饭店不承诺送达时间,或者承诺后不履行承诺,外卖市场必然会萎缩。对于消费者、饭店、外卖平台企业和骑手来说,这恐怕都不是好事。

中国“奇迹”与劳动力保护

被“系统”、“算法”支配是各种讨论中反复提到的观点,继而将批评落脚在算法对劳动力的异化、系统对劳动力的压迫。

系统对劳动力的异化、压迫并不是新闻,并且历史悠久。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标志性内容之一,流水线将工作内容分解,每个人专司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行起来以后,工人专注于一块,熟练程度提高,跟不上生产节拍的人就要被“优化”,管理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所谓的效率无非两条:单位产品的耗时、良品率。流水线对劳动力的支配一直是讨论的话题,2010年前后,富士康频频出现跳楼的员工,一时也是热点话题。流水线的弊端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系统”是效率提升的必要工具,没有高效流水线,手机、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高不可攀,根本进不了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家庭都从这个“系统”受益。

外卖归属于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很难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管理的细致到每一分钟。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一般会慢一些。但服务业也在吸收制造业的经验,比如餐饮业中,肯德基就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被订单(线上线下)驱动;电话客服、投诉中心、内容审核的员工,大抵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是活在系统里。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苦闷,外部性比较低,不会违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不跳楼、不违章,公众就看不到相对惨烈的外在后果,同情心自然大幅衰减,这些事情虽然性质相同,获得的关注则差异很大。

根据美团等机构对外卖员做的调研,外卖骑手主要来自工厂的工人、自雇者、办公室职员等,他们之所以投奔到外卖骑手的行列,很显然在他们眼里,骑手这份职业的综合优势超过了前者,要么收入高、要么时间灵活,最起码我们可以说,骑手不算最差的工作,还有很多人选择投入到骑手的行列。

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国家,前段时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收入问题,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据最新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大概有1亿人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概是3.1亿人,低于2000元以下的人群大概是7.1亿。

据美团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有50%以上的骑手(含兼职)月收入超过4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成年全职骑手一年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

骑手是一个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认真尽职的干几天,就可以掌握岗位的大多数要求,不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欠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来说,骑手是最佳的入门职业。这种低门槛的特征,也意味着现有的骑车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壁垒,时刻面临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他们能用于抵抗的就是尽职尽责,按单计价。

骑手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为了保证消费者在特殊天气、特殊时段依旧可以叫到外卖,外卖平台还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骑手进行评价、打分、排序,约束骑手的行为,让他们不能挑肥捡瘦,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叫单概率,外卖平台不断的优化算法,降低外卖的送达时间,提高竞争优势。

外卖骑手的角色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别是不大的,流水线工作也受系统支配,系统也会逼迫他们提高效率,每道工序的用时会不断的压缩,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等都是工人常见的职业环境,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尘肺病工人的维权经历,即使如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管理严格,近十年前,其供应链企业也曾被指责“血汗工厂”。

从这个角度来看,骑手的辛苦并不特殊,他们职业安全、职业压力的状况,与中国劳动力所处的大环境是相近的,也不是最差的。讨论骑手的职业安全、其系统对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否合理,应当将其置入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全局视角。

很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仅仅给外卖平台企业施加压力,无法达到善待骑手的目标。竞争对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致力于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也是无情的,送餐时间不降低,他们叫外卖的订单量不太可能上升,这对于骑手并不是好事,毕竟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收入,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有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叫外卖,是高度理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外送费,美团不得不大规模补贴骑手,其从商户的抽成有四分之三左右用于补贴骑手。

政策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甚至骑手变成平台的全职雇员,要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约束骑手的违章行为等等。但这些政策,都要面临一个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有大量的未参加职工社保的就业人员,有大量需要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快递作为低门槛要求的岗位,很难为他们建立起高标准的职业安全、劳动保障和行为规范。事实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确实通过第三方规避劳动关系,这种方式可能不太体面,但是“中国特色”的现实。当然,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辛苦,事实上大多数处于改善状态,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的境况肯定是变差,而不是变好。

退一步讲,大城市里白领、金领的高品质生活,很大比例是由这些高强度劳动和低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劳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会全面抬升,房奴、卡奴、高负债中产家庭等的境况也会跟随进一步窘迫。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或许必然要调整,但在当前时点,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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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聂日明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朋友圈,在差评、罚款的压力下争分夺移,部分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甚至威胁生命,算法和历史数据就是约束外卖骑手的系统,外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历史数据不断的压缩外卖的配送时间,约束外卖骑手的行为,让他们的无法逃离。这篇爆款文章发表以后,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表态,允许延时或鼓励消费者多等外卖骑手一些时间。

客观的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描述比较全面,平台、骑手、消费者、交警都覆盖到了,涉及到细节多,场景感很强,读起来很生动。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获得的启发完全不同,从消费者的角色,认为是平台的锅,亲近企业的人觉得是消费者苛刻,让企业不得不去迎合,有人指出交通规则应该刚性执行,为何骑手违章屡禁不止,还有人从骑手的议价能力入手,指出工会的缺席。现实就是这样的复杂,不存在绝对公认的过错方,每个人都在其中讨生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这样的系统。

有了限时送达的“系统”,才有外卖市场

“限时送达”是外卖行业反复提到的词。在很多人看起来,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能有多大差异?我叫的外卖中,时常会有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无法及时送到,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将单子结束掉,以避免他们违反“限时送达”。我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技术再进一步,顾客主动同意提前结束订单可能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平台系统已经可以精确的定位快递员、骑手的位置,如果设定位置不匹配,无法提前结束,这种有商有量的私下沟通就没用了。

为什么不让骑手和顾客私下商定时间?这样,骑手可以得知顾客的偏好,能够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对于大多数不计较的顾客,他们就不用那么“拼命”,宁肯违章,也要准时送到。

在外卖平台企业成规模之前,外卖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直接联系。只有少数的企业提供限时送达服务,如麦乐劳、必胜客等,大多数饭店不提供外卖,提供外卖的饭店也很难准时送达。

对于顾客而言,他在叫外卖之前,是有多个选择,包括自己做饭、线下去餐厅、叫外卖,送达时间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叫外卖的概率。消费者可能真心不在乎一次迟到,但他在决定叫外卖的时候,会有预期,承诺送达时间太长,或者外卖多次迟到,他叫外卖的可能性肯定会大幅降低。

对于平台来说,他必须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形象:1,限时送达,我们很快;2,餐食和服务品质过关。如果没有印象,订单可能就消失了,外卖市场的规模就没办法做起来。对于单个订单,1分钟并不关键,但整个外卖市场,系统性的降低1分钟,带来的订单增量可能就非常可观。有了订单,平台、骑手、饭店才能赚钱,系统才能更好的运转。

从市场结构上讲,外卖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如果只有饭店和消费者,两者直接发生交易,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大多数饭店餐食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承诺的送达时间是否会准时,遇到一两起违背承诺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消费者断绝以后点外卖的信心。

外卖平台相对系统的消除了消费者和饭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通过补贴,让双边市场(其实是三边市场;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供需侧拥有大量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在市场中都可以得到大量的潜在匹配对象,市场很“稠密”,商家不会嫌弃市场太小而不去理会这个市场,骑手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这个网络效应也意味着小平台没太多的机会,早期市场成长时,平台会有大量的补贴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平台必须要保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可靠,买卖双方都能够对履约交易存在信心,简单的说,就是饭店的餐食、骑手的送达时间都要和承诺的一样。平台就是这个合约的主要执行方,对商家和骑手,平台都设有评价系统,消费者对其历史评价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商家和骑手向消费者索要的“五星好评”的目的,同时平台还会惩罚违约方,“限时送达”是最显然易见又最关键的指标。

对于平台来说,在送达时间这个选项上,它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外卖平台现在正处于效率的边界上,要么让市场停滞、萎缩,要么限时送达。送达时间的承诺及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消费者订单量,这个前提不改,节约送达时间的冲动就不会真正的扼制。退一步讲,如果不约束送达时间,平台和饭店不承诺送达时间,或者承诺后不履行承诺,外卖市场必然会萎缩。对于消费者、饭店、外卖平台企业和骑手来说,这恐怕都不是好事。

中国“奇迹”与劳动力保护

被“系统”、“算法”支配是各种讨论中反复提到的观点,继而将批评落脚在算法对劳动力的异化、系统对劳动力的压迫。

系统对劳动力的异化、压迫并不是新闻,并且历史悠久。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标志性内容之一,流水线将工作内容分解,每个人专司一道工序,流水线运行起来以后,工人专注于一块,熟练程度提高,跟不上生产节拍的人就要被“优化”,管理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所谓的效率无非两条:单位产品的耗时、良品率。流水线对劳动力的支配一直是讨论的话题,2010年前后,富士康频频出现跳楼的员工,一时也是热点话题。流水线的弊端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系统”是效率提升的必要工具,没有高效流水线,手机、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高不可攀,根本进不了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家庭都从这个“系统”受益。

外卖归属于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很难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管理的细致到每一分钟。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一般会慢一些。但服务业也在吸收制造业的经验,比如餐饮业中,肯德基就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被订单(线上线下)驱动;电话客服、投诉中心、内容审核的员工,大抵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是活在系统里。为什么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苦闷,外部性比较低,不会违章、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不跳楼、不违章,公众就看不到相对惨烈的外在后果,同情心自然大幅衰减,这些事情虽然性质相同,获得的关注则差异很大。

根据美团等机构对外卖员做的调研,外卖骑手主要来自工厂的工人、自雇者、办公室职员等,他们之所以投奔到外卖骑手的行列,很显然在他们眼里,骑手这份职业的综合优势超过了前者,要么收入高、要么时间灵活,最起码我们可以说,骑手不算最差的工作,还有很多人选择投入到骑手的行列。

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国家,前段时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收入问题,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据最新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大概有1亿人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概是3.1亿人,低于2000元以下的人群大概是7.1亿。

据美团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有50%以上的骑手(含兼职)月收入超过4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成年全职骑手一年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让全家摆脱相对贫困。

骑手是一个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认真尽职的干几天,就可以掌握岗位的大多数要求,不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欠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来说,骑手是最佳的入门职业。这种低门槛的特征,也意味着现有的骑车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壁垒,时刻面临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他们能用于抵抗的就是尽职尽责,按单计价。

骑手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为了保证消费者在特殊天气、特殊时段依旧可以叫到外卖,外卖平台还会通过数据和算法对骑手进行评价、打分、排序,约束骑手的行为,让他们不能挑肥捡瘦,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叫单概率,外卖平台不断的优化算法,降低外卖的送达时间,提高竞争优势。

外卖骑手的角色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别是不大的,流水线工作也受系统支配,系统也会逼迫他们提高效率,每道工序的用时会不断的压缩,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等都是工人常见的职业环境,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尘肺病工人的维权经历,即使如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管理严格,近十年前,其供应链企业也曾被指责“血汗工厂”。

从这个角度来看,骑手的辛苦并不特殊,他们职业安全、职业压力的状况,与中国劳动力所处的大环境是相近的,也不是最差的。讨论骑手的职业安全、其系统对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否合理,应当将其置入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全局视角。

很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意味着,仅仅给外卖平台企业施加压力,无法达到善待骑手的目标。竞争对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致力于降低送餐时间,就会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消费者也是无情的,送餐时间不降低,他们叫外卖的订单量不太可能上升,这对于骑手并不是好事,毕竟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收入,限时送达很辛苦,但没有收入则是另一种苦。

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叫外卖,是高度理性的,他们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外送费,美团不得不大规模补贴骑手,其从商户的抽成有四分之三左右用于补贴骑手。

政策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外卖平台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甚至骑手变成平台的全职雇员,要求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约束骑手的违章行为等等。但这些政策,都要面临一个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有大量的未参加职工社保的就业人员,有大量需要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快递作为低门槛要求的岗位,很难为他们建立起高标准的职业安全、劳动保障和行为规范。事实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确实通过第三方规避劳动关系,这种方式可能不太体面,但是“中国特色”的现实。当然,这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辛苦,事实上大多数处于改善状态,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的境况肯定是变差,而不是变好。

退一步讲,大城市里白领、金领的高品质生活,很大比例是由这些高强度劳动和低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支撑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劳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的生活成本都会全面抬升,房奴、卡奴、高负债中产家庭等的境况也会跟随进一步窘迫。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或许必然要调整,但在当前时点,各个方面可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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