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毛时代开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现在习近平再次推动农村人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走访贫困村大湾村。

 | James T. Areddy

OR--商业新媒体

几十年来,大湾村人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沿着蜿蜒的土路从山村前往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王良翠(音)就是这么做的。她去了上海,在工厂打过工,开过出租车,卖过煎饼。在中国各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从贫困的村庄来到城市,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输送廉价劳动力。

但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穷人创造机会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里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丰厚的积蓄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毛泽东先是带领穷人闹革命。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习近平现在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为了缩小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习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前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对于他自上而下的执政方式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为此,他指示党将关注焦点和国家资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乡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大城市靠农民工富起来的同时,王良翠的家乡却停滞不前。习近平说,这一行动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已经明显到威胁中共正当性的地步。

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上任时,中国遵循的是以大量生产低价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随着制造成本上升和生产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转而希望扩大国内支出,这就需要整顿农村经济。

作为毛邓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充满美好经济前景的农村发展方针,他试图让农村人相信,小城镇也有和大城市一样多的机会。

在王良翠离开大湾村去上海的几十年后,她又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在上海,王良翠与丈夫可能永远都买不起房。王良翠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装厂上班,每个月薪水人民币6,000元(合990美元),外加免费工作餐。

2016年的一天,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习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视察的画面。习近平和村民围坐在木板凳上。他询问了猪肉的价格,并表示共产党将确保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不忘记任何一个人。

两年后,这个村庄获得了脱贫认定。后院的水井被太阳能加热的过滤自来水取代了。村子里也盖起了新的二层小楼,还有电动车充电桩。

49岁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对这些变化很兴奋。她说:“我们在家乡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当地读高中。于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湾村,开了旅馆。

现在大湾村已经有20多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建筑工地也很多。有时候王良翠家的旅馆生意不太好,她的丈夫就会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最多能挣150元,约合2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Bert Hofman说:“中国现在的理念是要让工作岗位向人靠拢,而不是让人向工作岗位靠拢。”他曾在中国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职务长达九年时间。

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脱贫行动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湾村已经建起20多个家庭旅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后来宣传说,是邓小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让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随后4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据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研究机构High Frequency Economics,占中国人口约60%的城镇居民占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3%。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贫困的主要居住在农村的6亿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表示,这样的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的信誉面临风险。他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根据政府数据,中国政府每年为扶贫项目拨款超过800亿美元,用于学校、诊所、住房和发放现金,这些拨款集中在农村。

在中国,住在农村有很多劣势。高中教育刚刚开始普及。医疗条件也很不完善。房地产是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

户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核心政策,将大多数中国人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在了一起。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本质上创造了两种权利阶层,农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许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学和养老金等。

对河北省太行山一个村庄里长大的刘彬(音)来说,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曾给他带来希望。他取得了会计学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干过保险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视为农村人。

2017年,在政府开始重建他的家乡并为返乡人员提供补助和贷款后,他带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搬回了老家。他租了33英亩的果园用地,开始养家禽,种土豆和中药材。他拿到了2.1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条款很优惠。

刘彬说,他的农场现在产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开心。有时候,他手头不宽裕,甚至要用鸡蛋还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从1983年开始就经常到中国村庄进行实地考察,他表示,仅靠更多资金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农村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低水平的教育体系。

“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邓小平让8亿农民识数、认字、有纪律,”他说。“这是中国从一个穷国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现在中国需要迈出下一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突然之间,农村人口在这个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时代里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担”。

作为中国政府脱贫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将贵州丹寨改造成了一个旅游中心。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把中国农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在陕西省生活了七年。

一份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官方汇编文件说,多年来与村民一起劳作让习近平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入了解,来到村里时他还是个略显迷茫的少年,离开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

如果习近平成功振兴了乡村,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认为现代农业是实现全国粮食安全的保证。

习近平把脱贫定为整个国家的责任,一直倚重中国大企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贵州省改造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建了酒店和一个斗牛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 简称:京东集团)则承诺把商品物流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刺激农村消费。


中国的主要城市已开始设置人口上限,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到城市的稳定。在地铁里,警察会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来检查身份证,并且经常以营业执照问题为由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和外来商户。上海和广州在2018年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习近平的脱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欢迎的现金拨款和激励政策为基础的。不过有些行动并非自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大约1,000万被认为住房条件不达标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们的房子被推倒,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

习近平利用扶贫项目重振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官员们将一些有争议的活动归入扶贫范畴。人权组织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围捕、虐待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培训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习近平的扶贫目标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550万人口尚未脱贫。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官员们通过一张大型电子地图监测着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地方干部通过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标来跟踪各个家庭,同时督促他们提高收入,比如告诉农民该种植什么。

今年1月份,上海附近比较繁荣的江苏省宣布,在该省8,000万人口中,仅剩17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并承诺在年底前让这17人脱贫。

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将实现在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报告任何显示任务未完成的数字,尽管当局承认,在新冠疫情中,贫困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25岁的张涛(音)在安徽省金寨县长大,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则在该县以东300英里左右的约有600万人口的苏州市打工。他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说:我们都是留守儿童。

16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来到苏州打拼,先是在工厂做学徒工,后来又做了理发师。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但经营失败。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内吸引85万人口回流,张涛成了其中一员。他说:我知道迟早要回老家。

张涛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苏州,感觉竞争对手比客户出现得还快。他说,在老家赚钱并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回流人员关征(音)做起了花卉种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肥料让他很受挫,而且当地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在网上销售鲜花,这也让他很失望。

对于王良翠来说,她年轻时离开大湾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那时在老家一分钱都没有,走出来一个月能赚人民币200元(约合30美元),至少能给父母寄点钱,买点米。

现在情况不同了。王良翠说,家乡感觉上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来那种穷地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的到来让大湾村变成了旅游景点。

习近平与村民围坐过的一圈椅子被摆放在原处,旁边桌上的花生和墙上挂着的肉都是复制当初习主席来时的布置。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午后,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上了山,开到了这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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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村——中国开启人口迁徙新纪元

发布日期:2020-11-19 09:50
摘要:从毛时代开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现在习近平再次推动农村人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走访贫困村大湾村。

 | James T. Areddy

OR--商业新媒体

几十年来,大湾村人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沿着蜿蜒的土路从山村前往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王良翠(音)就是这么做的。她去了上海,在工厂打过工,开过出租车,卖过煎饼。在中国各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从贫困的村庄来到城市,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输送廉价劳动力。

但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穷人创造机会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里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丰厚的积蓄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毛泽东先是带领穷人闹革命。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习近平现在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为了缩小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习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前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对于他自上而下的执政方式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为此,他指示党将关注焦点和国家资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乡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大城市靠农民工富起来的同时,王良翠的家乡却停滞不前。习近平说,这一行动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已经明显到威胁中共正当性的地步。

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上任时,中国遵循的是以大量生产低价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随着制造成本上升和生产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转而希望扩大国内支出,这就需要整顿农村经济。

作为毛邓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充满美好经济前景的农村发展方针,他试图让农村人相信,小城镇也有和大城市一样多的机会。

在王良翠离开大湾村去上海的几十年后,她又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在上海,王良翠与丈夫可能永远都买不起房。王良翠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装厂上班,每个月薪水人民币6,000元(合990美元),外加免费工作餐。

2016年的一天,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习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视察的画面。习近平和村民围坐在木板凳上。他询问了猪肉的价格,并表示共产党将确保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不忘记任何一个人。

两年后,这个村庄获得了脱贫认定。后院的水井被太阳能加热的过滤自来水取代了。村子里也盖起了新的二层小楼,还有电动车充电桩。

49岁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对这些变化很兴奋。她说:“我们在家乡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当地读高中。于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湾村,开了旅馆。

现在大湾村已经有20多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建筑工地也很多。有时候王良翠家的旅馆生意不太好,她的丈夫就会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最多能挣150元,约合2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Bert Hofman说:“中国现在的理念是要让工作岗位向人靠拢,而不是让人向工作岗位靠拢。”他曾在中国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职务长达九年时间。

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脱贫行动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湾村已经建起20多个家庭旅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后来宣传说,是邓小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让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随后4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据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研究机构High Frequency Economics,占中国人口约60%的城镇居民占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3%。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贫困的主要居住在农村的6亿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表示,这样的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的信誉面临风险。他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根据政府数据,中国政府每年为扶贫项目拨款超过800亿美元,用于学校、诊所、住房和发放现金,这些拨款集中在农村。

在中国,住在农村有很多劣势。高中教育刚刚开始普及。医疗条件也很不完善。房地产是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

户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核心政策,将大多数中国人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在了一起。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本质上创造了两种权利阶层,农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许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学和养老金等。

对河北省太行山一个村庄里长大的刘彬(音)来说,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曾给他带来希望。他取得了会计学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干过保险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视为农村人。

2017年,在政府开始重建他的家乡并为返乡人员提供补助和贷款后,他带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搬回了老家。他租了33英亩的果园用地,开始养家禽,种土豆和中药材。他拿到了2.1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条款很优惠。

刘彬说,他的农场现在产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开心。有时候,他手头不宽裕,甚至要用鸡蛋还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从1983年开始就经常到中国村庄进行实地考察,他表示,仅靠更多资金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农村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低水平的教育体系。

“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邓小平让8亿农民识数、认字、有纪律,”他说。“这是中国从一个穷国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现在中国需要迈出下一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突然之间,农村人口在这个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时代里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担”。

作为中国政府脱贫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将贵州丹寨改造成了一个旅游中心。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把中国农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在陕西省生活了七年。

一份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官方汇编文件说,多年来与村民一起劳作让习近平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入了解,来到村里时他还是个略显迷茫的少年,离开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

如果习近平成功振兴了乡村,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认为现代农业是实现全国粮食安全的保证。

习近平把脱贫定为整个国家的责任,一直倚重中国大企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贵州省改造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建了酒店和一个斗牛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 简称:京东集团)则承诺把商品物流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刺激农村消费。


中国的主要城市已开始设置人口上限,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到城市的稳定。在地铁里,警察会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来检查身份证,并且经常以营业执照问题为由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和外来商户。上海和广州在2018年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习近平的脱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欢迎的现金拨款和激励政策为基础的。不过有些行动并非自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大约1,000万被认为住房条件不达标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们的房子被推倒,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

习近平利用扶贫项目重振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官员们将一些有争议的活动归入扶贫范畴。人权组织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围捕、虐待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培训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习近平的扶贫目标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550万人口尚未脱贫。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官员们通过一张大型电子地图监测着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地方干部通过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标来跟踪各个家庭,同时督促他们提高收入,比如告诉农民该种植什么。

今年1月份,上海附近比较繁荣的江苏省宣布,在该省8,000万人口中,仅剩17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并承诺在年底前让这17人脱贫。

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将实现在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报告任何显示任务未完成的数字,尽管当局承认,在新冠疫情中,贫困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25岁的张涛(音)在安徽省金寨县长大,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则在该县以东300英里左右的约有600万人口的苏州市打工。他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说:我们都是留守儿童。

16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来到苏州打拼,先是在工厂做学徒工,后来又做了理发师。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但经营失败。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内吸引85万人口回流,张涛成了其中一员。他说:我知道迟早要回老家。

张涛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苏州,感觉竞争对手比客户出现得还快。他说,在老家赚钱并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回流人员关征(音)做起了花卉种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肥料让他很受挫,而且当地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在网上销售鲜花,这也让他很失望。

对于王良翠来说,她年轻时离开大湾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那时在老家一分钱都没有,走出来一个月能赚人民币200元(约合30美元),至少能给父母寄点钱,买点米。

现在情况不同了。王良翠说,家乡感觉上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来那种穷地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的到来让大湾村变成了旅游景点。

习近平与村民围坐过的一圈椅子被摆放在原处,旁边桌上的花生和墙上挂着的肉都是复制当初习主席来时的布置。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午后,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上了山,开到了这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从毛时代开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现在习近平再次推动农村人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走访贫困村大湾村。

 | James T. Areddy

OR--商业新媒体

几十年来,大湾村人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沿着蜿蜒的土路从山村前往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王良翠(音)就是这么做的。她去了上海,在工厂打过工,开过出租车,卖过煎饼。在中国各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从贫困的村庄来到城市,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输送廉价劳动力。

但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穷人创造机会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里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丰厚的积蓄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毛泽东先是带领穷人闹革命。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习近平现在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为了缩小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习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前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对于他自上而下的执政方式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为此,他指示党将关注焦点和国家资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乡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大城市靠农民工富起来的同时,王良翠的家乡却停滞不前。习近平说,这一行动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已经明显到威胁中共正当性的地步。

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上任时,中国遵循的是以大量生产低价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随着制造成本上升和生产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转而希望扩大国内支出,这就需要整顿农村经济。

作为毛邓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充满美好经济前景的农村发展方针,他试图让农村人相信,小城镇也有和大城市一样多的机会。

在王良翠离开大湾村去上海的几十年后,她又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在上海,王良翠与丈夫可能永远都买不起房。王良翠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装厂上班,每个月薪水人民币6,000元(合990美元),外加免费工作餐。

2016年的一天,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习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视察的画面。习近平和村民围坐在木板凳上。他询问了猪肉的价格,并表示共产党将确保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不忘记任何一个人。

两年后,这个村庄获得了脱贫认定。后院的水井被太阳能加热的过滤自来水取代了。村子里也盖起了新的二层小楼,还有电动车充电桩。

49岁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对这些变化很兴奋。她说:“我们在家乡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当地读高中。于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湾村,开了旅馆。

现在大湾村已经有20多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建筑工地也很多。有时候王良翠家的旅馆生意不太好,她的丈夫就会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最多能挣150元,约合2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Bert Hofman说:“中国现在的理念是要让工作岗位向人靠拢,而不是让人向工作岗位靠拢。”他曾在中国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职务长达九年时间。

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脱贫行动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湾村已经建起20多个家庭旅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后来宣传说,是邓小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让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随后4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据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研究机构High Frequency Economics,占中国人口约60%的城镇居民占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3%。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贫困的主要居住在农村的6亿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表示,这样的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的信誉面临风险。他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根据政府数据,中国政府每年为扶贫项目拨款超过800亿美元,用于学校、诊所、住房和发放现金,这些拨款集中在农村。

在中国,住在农村有很多劣势。高中教育刚刚开始普及。医疗条件也很不完善。房地产是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

户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核心政策,将大多数中国人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在了一起。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本质上创造了两种权利阶层,农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许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学和养老金等。

对河北省太行山一个村庄里长大的刘彬(音)来说,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曾给他带来希望。他取得了会计学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干过保险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视为农村人。

2017年,在政府开始重建他的家乡并为返乡人员提供补助和贷款后,他带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搬回了老家。他租了33英亩的果园用地,开始养家禽,种土豆和中药材。他拿到了2.1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条款很优惠。

刘彬说,他的农场现在产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开心。有时候,他手头不宽裕,甚至要用鸡蛋还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从1983年开始就经常到中国村庄进行实地考察,他表示,仅靠更多资金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农村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低水平的教育体系。

“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邓小平让8亿农民识数、认字、有纪律,”他说。“这是中国从一个穷国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现在中国需要迈出下一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突然之间,农村人口在这个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时代里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担”。

作为中国政府脱贫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将贵州丹寨改造成了一个旅游中心。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把中国农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在陕西省生活了七年。

一份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官方汇编文件说,多年来与村民一起劳作让习近平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入了解,来到村里时他还是个略显迷茫的少年,离开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

如果习近平成功振兴了乡村,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认为现代农业是实现全国粮食安全的保证。

习近平把脱贫定为整个国家的责任,一直倚重中国大企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贵州省改造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建了酒店和一个斗牛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 简称:京东集团)则承诺把商品物流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刺激农村消费。


中国的主要城市已开始设置人口上限,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到城市的稳定。在地铁里,警察会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来检查身份证,并且经常以营业执照问题为由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和外来商户。上海和广州在2018年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习近平的脱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欢迎的现金拨款和激励政策为基础的。不过有些行动并非自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大约1,000万被认为住房条件不达标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们的房子被推倒,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

习近平利用扶贫项目重振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官员们将一些有争议的活动归入扶贫范畴。人权组织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围捕、虐待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培训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习近平的扶贫目标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550万人口尚未脱贫。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官员们通过一张大型电子地图监测着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地方干部通过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标来跟踪各个家庭,同时督促他们提高收入,比如告诉农民该种植什么。

今年1月份,上海附近比较繁荣的江苏省宣布,在该省8,000万人口中,仅剩17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并承诺在年底前让这17人脱贫。

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将实现在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报告任何显示任务未完成的数字,尽管当局承认,在新冠疫情中,贫困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25岁的张涛(音)在安徽省金寨县长大,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则在该县以东300英里左右的约有600万人口的苏州市打工。他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说:我们都是留守儿童。

16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来到苏州打拼,先是在工厂做学徒工,后来又做了理发师。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但经营失败。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内吸引85万人口回流,张涛成了其中一员。他说:我知道迟早要回老家。

张涛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苏州,感觉竞争对手比客户出现得还快。他说,在老家赚钱并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回流人员关征(音)做起了花卉种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肥料让他很受挫,而且当地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在网上销售鲜花,这也让他很失望。

对于王良翠来说,她年轻时离开大湾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那时在老家一分钱都没有,走出来一个月能赚人民币200元(约合30美元),至少能给父母寄点钱,买点米。

现在情况不同了。王良翠说,家乡感觉上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来那种穷地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的到来让大湾村变成了旅游景点。

习近平与村民围坐过的一圈椅子被摆放在原处,旁边桌上的花生和墙上挂着的肉都是复制当初习主席来时的布置。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午后,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上了山,开到了这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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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村——中国开启人口迁徙新纪元

发布日期:2020-11-19 09:50
摘要:从毛时代开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现在习近平再次推动农村人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走访贫困村大湾村。

 | James T. Areddy

OR--商业新媒体

几十年来,大湾村人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沿着蜿蜒的土路从山村前往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王良翠(音)就是这么做的。她去了上海,在工厂打过工,开过出租车,卖过煎饼。在中国各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从贫困的村庄来到城市,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输送廉价劳动力。

但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穷人创造机会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里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丰厚的积蓄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毛泽东先是带领穷人闹革命。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习近平现在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为了缩小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习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前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对于他自上而下的执政方式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为此,他指示党将关注焦点和国家资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乡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大城市靠农民工富起来的同时,王良翠的家乡却停滞不前。习近平说,这一行动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已经明显到威胁中共正当性的地步。

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上任时,中国遵循的是以大量生产低价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随着制造成本上升和生产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转而希望扩大国内支出,这就需要整顿农村经济。

作为毛邓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充满美好经济前景的农村发展方针,他试图让农村人相信,小城镇也有和大城市一样多的机会。

在王良翠离开大湾村去上海的几十年后,她又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在上海,王良翠与丈夫可能永远都买不起房。王良翠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装厂上班,每个月薪水人民币6,000元(合990美元),外加免费工作餐。

2016年的一天,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习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视察的画面。习近平和村民围坐在木板凳上。他询问了猪肉的价格,并表示共产党将确保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不忘记任何一个人。

两年后,这个村庄获得了脱贫认定。后院的水井被太阳能加热的过滤自来水取代了。村子里也盖起了新的二层小楼,还有电动车充电桩。

49岁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对这些变化很兴奋。她说:“我们在家乡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当地读高中。于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湾村,开了旅馆。

现在大湾村已经有20多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建筑工地也很多。有时候王良翠家的旅馆生意不太好,她的丈夫就会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最多能挣150元,约合2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Bert Hofman说:“中国现在的理念是要让工作岗位向人靠拢,而不是让人向工作岗位靠拢。”他曾在中国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职务长达九年时间。

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脱贫行动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湾村已经建起20多个家庭旅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后来宣传说,是邓小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让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随后4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据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研究机构High Frequency Economics,占中国人口约60%的城镇居民占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3%。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贫困的主要居住在农村的6亿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表示,这样的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的信誉面临风险。他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根据政府数据,中国政府每年为扶贫项目拨款超过800亿美元,用于学校、诊所、住房和发放现金,这些拨款集中在农村。

在中国,住在农村有很多劣势。高中教育刚刚开始普及。医疗条件也很不完善。房地产是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

户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核心政策,将大多数中国人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在了一起。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本质上创造了两种权利阶层,农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许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学和养老金等。

对河北省太行山一个村庄里长大的刘彬(音)来说,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曾给他带来希望。他取得了会计学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干过保险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视为农村人。

2017年,在政府开始重建他的家乡并为返乡人员提供补助和贷款后,他带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搬回了老家。他租了33英亩的果园用地,开始养家禽,种土豆和中药材。他拿到了2.1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条款很优惠。

刘彬说,他的农场现在产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开心。有时候,他手头不宽裕,甚至要用鸡蛋还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从1983年开始就经常到中国村庄进行实地考察,他表示,仅靠更多资金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农村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低水平的教育体系。

“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邓小平让8亿农民识数、认字、有纪律,”他说。“这是中国从一个穷国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现在中国需要迈出下一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突然之间,农村人口在这个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时代里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担”。

作为中国政府脱贫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将贵州丹寨改造成了一个旅游中心。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把中国农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在陕西省生活了七年。

一份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官方汇编文件说,多年来与村民一起劳作让习近平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入了解,来到村里时他还是个略显迷茫的少年,离开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

如果习近平成功振兴了乡村,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认为现代农业是实现全国粮食安全的保证。

习近平把脱贫定为整个国家的责任,一直倚重中国大企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贵州省改造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建了酒店和一个斗牛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 简称:京东集团)则承诺把商品物流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刺激农村消费。


中国的主要城市已开始设置人口上限,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到城市的稳定。在地铁里,警察会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来检查身份证,并且经常以营业执照问题为由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和外来商户。上海和广州在2018年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习近平的脱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欢迎的现金拨款和激励政策为基础的。不过有些行动并非自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大约1,000万被认为住房条件不达标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们的房子被推倒,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

习近平利用扶贫项目重振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官员们将一些有争议的活动归入扶贫范畴。人权组织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围捕、虐待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培训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习近平的扶贫目标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550万人口尚未脱贫。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官员们通过一张大型电子地图监测着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地方干部通过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标来跟踪各个家庭,同时督促他们提高收入,比如告诉农民该种植什么。

今年1月份,上海附近比较繁荣的江苏省宣布,在该省8,000万人口中,仅剩17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并承诺在年底前让这17人脱贫。

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将实现在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报告任何显示任务未完成的数字,尽管当局承认,在新冠疫情中,贫困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25岁的张涛(音)在安徽省金寨县长大,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则在该县以东300英里左右的约有600万人口的苏州市打工。他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说:我们都是留守儿童。

16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来到苏州打拼,先是在工厂做学徒工,后来又做了理发师。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但经营失败。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内吸引85万人口回流,张涛成了其中一员。他说:我知道迟早要回老家。

张涛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苏州,感觉竞争对手比客户出现得还快。他说,在老家赚钱并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回流人员关征(音)做起了花卉种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肥料让他很受挫,而且当地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在网上销售鲜花,这也让他很失望。

对于王良翠来说,她年轻时离开大湾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那时在老家一分钱都没有,走出来一个月能赚人民币200元(约合30美元),至少能给父母寄点钱,买点米。

现在情况不同了。王良翠说,家乡感觉上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来那种穷地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的到来让大湾村变成了旅游景点。

习近平与村民围坐过的一圈椅子被摆放在原处,旁边桌上的花生和墙上挂着的肉都是复制当初习主席来时的布置。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午后,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上了山,开到了这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从毛时代开始,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现在习近平再次推动农村人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走访贫困村大湾村。

 | James T. Areddy

OR--商业新媒体

几十年来,大湾村人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沿着蜿蜒的土路从山村前往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王良翠(音)就是这么做的。她去了上海,在工厂打过工,开过出租车,卖过煎饼。在中国各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从贫困的村庄来到城市,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输送廉价劳动力。

但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穷人创造机会的政策支持下,王良翠回到山里老家,去年和家人一起用不甚丰厚的积蓄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毛泽东先是带领穷人闹革命。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习近平现在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为了缩小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试图在村镇中培育企业家和消费群体。

习近平已表示要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前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对于他自上而下的执政方式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为此,他指示党将关注焦点和国家资金大量投向像王良翠的家乡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大城市靠农民工富起来的同时,王良翠的家乡却停滞不前。习近平说,这一行动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已经明显到威胁中共正当性的地步。

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上任时,中国遵循的是以大量生产低价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但随着制造成本上升和生产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转而希望扩大国内支出,这就需要整顿农村经济。

作为毛邓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充满美好经济前景的农村发展方针,他试图让农村人相信,小城镇也有和大城市一样多的机会。

在王良翠离开大湾村去上海的几十年后,她又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为“聚来乐”的家庭旅馆。

在上海,王良翠与丈夫可能永远都买不起房。王良翠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包装厂上班,每个月薪水人民币6,000元(合990美元),外加免费工作餐。

2016年的一天,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习近平在王良翠老家视察的画面。习近平和村民围坐在木板凳上。他询问了猪肉的价格,并表示共产党将确保在消除贫困的行动中不忘记任何一个人。

两年后,这个村庄获得了脱贫认定。后院的水井被太阳能加热的过滤自来水取代了。村子里也盖起了新的二层小楼,还有电动车充电桩。

49岁的王良翠和她的丈夫对这些变化很兴奋。她说:“我们在家乡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在上海生活,但因为父母不是本地人而不能在当地读高中。于是王良翠和她的家人去年回到大湾村,开了旅馆。

现在大湾村已经有20多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建筑工地也很多。有时候王良翠家的旅馆生意不太好,她的丈夫就会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最多能挣150元,约合2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Bert Hofman说:“中国现在的理念是要让工作岗位向人靠拢,而不是让人向工作岗位靠拢。”他曾在中国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职务长达九年时间。

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脱贫行动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湾村已经建起20多个家庭旅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中共后来宣传说,是邓小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让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随后4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据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研究机构High Frequency Economics,占中国人口约60%的城镇居民占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3%。


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00美元左右,最贫困的主要居住在农村的6亿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份表示,这样的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的信誉面临风险。他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根据政府数据,中国政府每年为扶贫项目拨款超过800亿美元,用于学校、诊所、住房和发放现金,这些拨款集中在农村。

在中国,住在农村有很多劣势。高中教育刚刚开始普及。医疗条件也很不完善。房地产是中国人积攒财富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

户籍制度是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核心政策,将大多数中国人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在了一起。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本质上创造了两种权利阶层,农村人被排除在城市的许多福利之外,包括入学和养老金等。

对河北省太行山一个村庄里长大的刘彬(音)来说,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曾给他带来希望。他取得了会计学位,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干过保险和媒体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融入感,政府仍把他视为农村人。

2017年,在政府开始重建他的家乡并为返乡人员提供补助和贷款后,他带着妻子和九岁的女儿搬回了老家。他租了33英亩的果园用地,开始养家禽,种土豆和中药材。他拿到了2.1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条款很优惠。

刘彬说,他的农场现在产出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很开心。有时候,他手头不宽裕,甚至要用鸡蛋还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从1983年开始就经常到中国村庄进行实地考察,他表示,仅靠更多资金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农村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低水平的教育体系。

“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邓小平让8亿农民识数、认字、有纪律,”他说。“这是中国从一个穷国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说,现在中国需要迈出下一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突然之间,农村人口在这个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时代里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担”。

作为中国政府脱贫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将贵州丹寨改造成了一个旅游中心。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把中国农村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在陕西省生活了七年。

一份关于习近平观点的官方汇编文件说,多年来与村民一起劳作让习近平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入了解,来到村里时他还是个略显迷茫的少年,离开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什么。

如果习近平成功振兴了乡村,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认为现代农业是实现全国粮食安全的保证。

习近平把脱贫定为整个国家的责任,一直倚重中国大企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在贵州省改造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建了酒店和一个斗牛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 简称:京东集团)则承诺把商品物流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刺激农村消费。


中国的主要城市已开始设置人口上限,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到城市的稳定。在地铁里,警察会把不像本地人的乘客挑出来检查身份证,并且经常以营业执照问题为由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和外来商户。上海和广州在2018年都出现了外来人口净流出的情况。

习近平的脱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上很受欢迎的现金拨款和激励政策为基础的。不过有些行动并非自愿。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大约1,000万被认为住房条件不达标的家庭被重新安置,他们的房子被推倒,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

习近平利用扶贫项目重振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官员们将一些有争议的活动归入扶贫范畴。人权组织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围捕、虐待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培训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习近平的扶贫目标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550万人口尚未脱贫。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官员们通过一张大型电子地图监测着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地方干部通过收入、教育和其他指标来跟踪各个家庭,同时督促他们提高收入,比如告诉农民该种植什么。

今年1月份,上海附近比较繁荣的江苏省宣布,在该省8,000万人口中,仅剩17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并承诺在年底前让这17人脱贫。

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将实现在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报告任何显示任务未完成的数字,尽管当局承认,在新冠疫情中,贫困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25岁的张涛(音)在安徽省金寨县长大,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的父母则在该县以东300英里左右的约有600万人口的苏州市打工。他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出去打工。他说:我们都是留守儿童。

16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来到苏州打拼,先是在工厂做学徒工,后来又做了理发师。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但经营失败。去年,他又在老家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安徽省曾表示,希望在五年内吸引85万人口回流,张涛成了其中一员。他说:我知道迟早要回老家。

张涛担心自己做错了决定。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苏州,感觉竞争对手比客户出现得还快。他说,在老家赚钱并不容易。

另一位安徽回流人员关征(音)做起了花卉种植生意。但找不到合适的肥料让他很受挫,而且当地几乎没有人可以帮他在网上销售鲜花,这也让他很失望。

对于王良翠来说,她年轻时离开大湾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那时在老家一分钱都没有,走出来一个月能赚人民币200元(约合30美元),至少能给父母寄点钱,买点米。

现在情况不同了。王良翠说,家乡感觉上和城市差不多,不是原来那种穷地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习近平的到来让大湾村变成了旅游景点。

习近平与村民围坐过的一圈椅子被摆放在原处,旁边桌上的花生和墙上挂着的肉都是复制当初习主席来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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