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新问题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



 |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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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自《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修订。事实上,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商业银行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2020年1月16日,央行2020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电话便明确“2020年要加快推进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点立法”。

相较于2003年大幅修订、2015年微幅调整(删掉存贷比指标),这次修订有较多调整,主要变化在于新设或充实了四个章节,包括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主要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吸收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成果

从2003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的国际监管规则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大变化。2004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正式定案并开始实施。实施过程中,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出新协议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国际监管当局旋即启动了针对新协议的进一步修订,并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监管细则,包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等各种方面,对此,“修稿建议稿”专设了“资本与风险管理”章节,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要求,确立资本约束原则。

宏观审慎管理的强化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适应国这一发展趋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此次“修改建议稿”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具体包括,明确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还纳入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如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央行的并表监管,执行附加监管要求(包括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以及制定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恢复和处置规则;明确了合格的资本补充工具,包括转股型或者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将永续债等创新工具正式纳入银行资本范畴,等等。并且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央行规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相对应,10月2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对人民银行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纳入央行职责范围。至此,以“双支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强化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改革重点,各国在此方面都普遍加强了机构建设、监管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其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一道构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核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强化和补短板的重点方向。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行为监管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修改建议稿”充分吸收了行为监管理念,专门增设了“客户权益保护”章节,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为。

二、充分体现中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变化

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改革确定了重点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

与上述几个政策导向相适应,“修改建议稿”一是为加强对小微、普惠金融的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域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本地化经营要求,强调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删除《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的表述,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普惠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等等。

二是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股权管理。针对银行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修改建议稿”新设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为防范此前由股权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增设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健全内部控制;同时完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处置程序。需要指出的是,相关要求与银行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布并执行的各项监管规则基本一致。相当于将以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助于提高监管规则的执行效果。

三是“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为完善金融安全网、构建更有效率的金融机构退出和风险处置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银行业实践中的创新

从2003年至今,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业务创新,突破了法律原有的规定。

这些创新中,有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认可,有一些创新,如利用影子银行等通道,突破分业限制,并导致严重的交叉金融风险隐患,则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

对前者,“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范围,纳入了金融改革过程中新创立的机构类型(如村镇银行),同时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新增了“办理衍生品交易业务”、“办理贵金属业务”和“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等三类业务。此外还将原有的“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调整为“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证券除外”。

另外,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修改建议稿”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认可,删除利率限制的规定,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对后者,“修改建议稿”则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强调分业监管,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实践(即通过获取相应的牌照来开展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更多是限制非持牌的跨市场交易和投资行为,以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专注主业。

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作为银行业的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的此次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趋势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为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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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法修订,有什么信号?

发布日期:2020-10-28 06:52
银行业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新问题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



 |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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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自《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修订。事实上,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商业银行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2020年1月16日,央行2020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电话便明确“2020年要加快推进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点立法”。

相较于2003年大幅修订、2015年微幅调整(删掉存贷比指标),这次修订有较多调整,主要变化在于新设或充实了四个章节,包括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主要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吸收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成果

从2003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的国际监管规则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大变化。2004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正式定案并开始实施。实施过程中,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出新协议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国际监管当局旋即启动了针对新协议的进一步修订,并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监管细则,包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等各种方面,对此,“修稿建议稿”专设了“资本与风险管理”章节,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要求,确立资本约束原则。

宏观审慎管理的强化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适应国这一发展趋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此次“修改建议稿”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具体包括,明确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还纳入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如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央行的并表监管,执行附加监管要求(包括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以及制定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恢复和处置规则;明确了合格的资本补充工具,包括转股型或者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将永续债等创新工具正式纳入银行资本范畴,等等。并且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央行规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相对应,10月2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对人民银行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纳入央行职责范围。至此,以“双支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强化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改革重点,各国在此方面都普遍加强了机构建设、监管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其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一道构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核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强化和补短板的重点方向。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行为监管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修改建议稿”充分吸收了行为监管理念,专门增设了“客户权益保护”章节,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为。

二、充分体现中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变化

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改革确定了重点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

与上述几个政策导向相适应,“修改建议稿”一是为加强对小微、普惠金融的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域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本地化经营要求,强调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删除《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的表述,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普惠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等等。

二是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股权管理。针对银行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修改建议稿”新设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为防范此前由股权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增设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健全内部控制;同时完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处置程序。需要指出的是,相关要求与银行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布并执行的各项监管规则基本一致。相当于将以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助于提高监管规则的执行效果。

三是“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为完善金融安全网、构建更有效率的金融机构退出和风险处置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银行业实践中的创新

从2003年至今,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业务创新,突破了法律原有的规定。

这些创新中,有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认可,有一些创新,如利用影子银行等通道,突破分业限制,并导致严重的交叉金融风险隐患,则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

对前者,“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范围,纳入了金融改革过程中新创立的机构类型(如村镇银行),同时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新增了“办理衍生品交易业务”、“办理贵金属业务”和“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等三类业务。此外还将原有的“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调整为“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证券除外”。

另外,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修改建议稿”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认可,删除利率限制的规定,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对后者,“修改建议稿”则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强调分业监管,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实践(即通过获取相应的牌照来开展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更多是限制非持牌的跨市场交易和投资行为,以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专注主业。

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作为银行业的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的此次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趋势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为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银行业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新问题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



 |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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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自《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修订。事实上,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商业银行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2020年1月16日,央行2020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电话便明确“2020年要加快推进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点立法”。

相较于2003年大幅修订、2015年微幅调整(删掉存贷比指标),这次修订有较多调整,主要变化在于新设或充实了四个章节,包括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主要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吸收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成果

从2003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的国际监管规则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大变化。2004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正式定案并开始实施。实施过程中,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出新协议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国际监管当局旋即启动了针对新协议的进一步修订,并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监管细则,包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等各种方面,对此,“修稿建议稿”专设了“资本与风险管理”章节,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要求,确立资本约束原则。

宏观审慎管理的强化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适应国这一发展趋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此次“修改建议稿”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具体包括,明确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还纳入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如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央行的并表监管,执行附加监管要求(包括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以及制定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恢复和处置规则;明确了合格的资本补充工具,包括转股型或者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将永续债等创新工具正式纳入银行资本范畴,等等。并且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央行规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相对应,10月2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对人民银行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纳入央行职责范围。至此,以“双支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强化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改革重点,各国在此方面都普遍加强了机构建设、监管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其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一道构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核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强化和补短板的重点方向。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行为监管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修改建议稿”充分吸收了行为监管理念,专门增设了“客户权益保护”章节,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为。

二、充分体现中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变化

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改革确定了重点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

与上述几个政策导向相适应,“修改建议稿”一是为加强对小微、普惠金融的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域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本地化经营要求,强调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删除《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的表述,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普惠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等等。

二是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股权管理。针对银行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修改建议稿”新设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为防范此前由股权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增设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健全内部控制;同时完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处置程序。需要指出的是,相关要求与银行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布并执行的各项监管规则基本一致。相当于将以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助于提高监管规则的执行效果。

三是“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为完善金融安全网、构建更有效率的金融机构退出和风险处置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银行业实践中的创新

从2003年至今,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业务创新,突破了法律原有的规定。

这些创新中,有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认可,有一些创新,如利用影子银行等通道,突破分业限制,并导致严重的交叉金融风险隐患,则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

对前者,“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范围,纳入了金融改革过程中新创立的机构类型(如村镇银行),同时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新增了“办理衍生品交易业务”、“办理贵金属业务”和“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等三类业务。此外还将原有的“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调整为“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证券除外”。

另外,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修改建议稿”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认可,删除利率限制的规定,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对后者,“修改建议稿”则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强调分业监管,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实践(即通过获取相应的牌照来开展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更多是限制非持牌的跨市场交易和投资行为,以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专注主业。

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作为银行业的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的此次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趋势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为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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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法修订,有什么信号?

发布日期:2020-10-28 06:52
银行业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新问题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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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自《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修订。事实上,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商业银行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2020年1月16日,央行2020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电话便明确“2020年要加快推进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点立法”。

相较于2003年大幅修订、2015年微幅调整(删掉存贷比指标),这次修订有较多调整,主要变化在于新设或充实了四个章节,包括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主要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吸收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成果

从2003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的国际监管规则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大变化。2004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正式定案并开始实施。实施过程中,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出新协议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国际监管当局旋即启动了针对新协议的进一步修订,并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监管细则,包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等各种方面,对此,“修稿建议稿”专设了“资本与风险管理”章节,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要求,确立资本约束原则。

宏观审慎管理的强化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适应国这一发展趋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此次“修改建议稿”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具体包括,明确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还纳入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如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央行的并表监管,执行附加监管要求(包括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以及制定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恢复和处置规则;明确了合格的资本补充工具,包括转股型或者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将永续债等创新工具正式纳入银行资本范畴,等等。并且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央行规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相对应,10月2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对人民银行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纳入央行职责范围。至此,以“双支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强化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改革重点,各国在此方面都普遍加强了机构建设、监管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其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一道构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核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强化和补短板的重点方向。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行为监管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修改建议稿”充分吸收了行为监管理念,专门增设了“客户权益保护”章节,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为。

二、充分体现中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变化

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改革确定了重点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

与上述几个政策导向相适应,“修改建议稿”一是为加强对小微、普惠金融的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域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本地化经营要求,强调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删除《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的表述,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普惠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等等。

二是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股权管理。针对银行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修改建议稿”新设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为防范此前由股权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增设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健全内部控制;同时完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处置程序。需要指出的是,相关要求与银行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布并执行的各项监管规则基本一致。相当于将以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助于提高监管规则的执行效果。

三是“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为完善金融安全网、构建更有效率的金融机构退出和风险处置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银行业实践中的创新

从2003年至今,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业务创新,突破了法律原有的规定。

这些创新中,有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认可,有一些创新,如利用影子银行等通道,突破分业限制,并导致严重的交叉金融风险隐患,则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

对前者,“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范围,纳入了金融改革过程中新创立的机构类型(如村镇银行),同时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新增了“办理衍生品交易业务”、“办理贵金属业务”和“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等三类业务。此外还将原有的“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调整为“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证券除外”。

另外,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修改建议稿”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认可,删除利率限制的规定,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对后者,“修改建议稿”则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强调分业监管,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实践(即通过获取相应的牌照来开展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更多是限制非持牌的跨市场交易和投资行为,以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专注主业。

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作为银行业的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的此次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趋势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为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银行业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新问题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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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自《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修订。事实上,2018年9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商业银行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2020年1月16日,央行2020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电话便明确“2020年要加快推进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点立法”。

相较于2003年大幅修订、2015年微幅调整(删掉存贷比指标),这次修订有较多调整,主要变化在于新设或充实了四个章节,包括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主要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吸收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成果

从2003年以来,针对商业银行的国际监管规则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大变化。2004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正式定案并开始实施。实施过程中,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出新协议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国际监管当局旋即启动了针对新协议的进一步修订,并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监管细则,包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等各种方面,对此,“修稿建议稿”专设了“资本与风险管理”章节,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要求,确立资本约束原则。

宏观审慎管理的强化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适应国这一发展趋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此次“修改建议稿”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具体包括,明确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还纳入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如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央行的并表监管,执行附加监管要求(包括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以及制定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恢复和处置规则;明确了合格的资本补充工具,包括转股型或者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将永续债等创新工具正式纳入银行资本范畴,等等。并且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央行规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

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相对应,10月2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对人民银行的职能进行了扩展,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纳入央行职责范围。至此,以“双支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强化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改革重点,各国在此方面都普遍加强了机构建设、监管技术和专业化水平,其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一道构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核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将行为监管作为监管强化和补短板的重点方向。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正式发布,行为监管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修改建议稿”充分吸收了行为监管理念,专门增设了“客户权益保护”章节,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为。

二、充分体现中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变化

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改革确定了重点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等。

与上述几个政策导向相适应,“修改建议稿”一是为加强对小微、普惠金融的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域区域性中小银行的本地化经营要求,强调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删除《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的表述,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普惠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等等。

二是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股权管理。针对银行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修改建议稿”新设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为防范此前由股权结构混乱带来的问题增设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健全内部控制;同时完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处置程序。需要指出的是,相关要求与银行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布并执行的各项监管规则基本一致。相当于将以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有助于提高监管规则的执行效果。

三是“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为完善金融安全网、构建更有效率的金融机构退出和风险处置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银行业实践中的创新

从2003年至今,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业务创新,突破了法律原有的规定。

这些创新中,有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且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认可,有一些创新,如利用影子银行等通道,突破分业限制,并导致严重的交叉金融风险隐患,则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

对前者,“修改建议稿”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范围,纳入了金融改革过程中新创立的机构类型(如村镇银行),同时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新增了“办理衍生品交易业务”、“办理贵金属业务”和“办理离岸银行业务”等三类业务。此外还将原有的“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调整为“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证券除外”。

另外,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修改建议稿”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认可,删除利率限制的规定,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对后者,“修改建议稿”则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强调分业监管,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实践(即通过获取相应的牌照来开展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更多是限制非持牌的跨市场交易和投资行为,以降低交叉性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专注主业。

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作为银行业的基本大法,《商业银行法》的此次大修,是对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实践层面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趋势的回应,明确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的边界和目标,为银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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