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中国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張林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持续,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不断升级,一系列短期冲击已经演变成了长期约束。回顾1976年以来的经济史,帮助中国经济突破各种长期约束的最重要原因,无外乎“思想解放”四个字。

一、内循环的空间已然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简单讲就是扩大内需、补齐消费的短板。在一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里,中国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据绝购买中国商品、撤出在华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萎缩压力。因此,能够匹配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外部的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当是一个主动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有关扩大内需、加强国内经济自身循环的政策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就已经出现政策文件里,特别是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实现了较好的内循环效果,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30%。

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者加大国内投资两种手段来实现。次贷危机后中国内循环的加强,正是依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干快上。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枯竭。投资和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负债水平,年利率只要在2%左右,就能使得还贷利息消耗掉所有经济增量。在此背景下继续刺激投资会使得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如果说十多年前扩大内需尚有选择空间,如今仅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个唯一选项。
而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循环又谈何容易。消费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便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提高个体消费要比拉动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速、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内循环政策的运作空间比十多年前要狭小的多。如果当时尚未能实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中心就应该是实现藏富于民,而非其他。

二、外循环的空间也将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不是说要放弃融入世界经济,反而要更积极的维护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的“新铁幕”企图会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原生及次生性的危害。

原生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疫情本身对美国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掣肘,快速脱钩、据绝中国的便宜商品(包括防疫用的医疗物资)会抬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失业后果愈加严重,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顺差。随着疫情消退以及美国盟国外交策略的加强,经济循环中来自美国、欧盟的外部需求将有减无增。
次生性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及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中美交恶之后,美国每年达14万亿美元(约合中国一年GDP)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寻找新的供给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下,印度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早已垂涎已久,如今印度对中国的百般挑衅,不过是在向美国公开示好。

当前东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大量进口来自于欧美及日韩的海外需求,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零配件等劳动密集产品,大多是在东盟国家生产,运到中国组装后出口发达国家。中美交恶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便不考虑南海诸岛的争议,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也有动机选择美国一边。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撑中国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也正在缩小。

三、内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而且不能以经济社会的大幅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入世(2001),文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前进几经曲折,在这些制度变革发生过程中,中国社会曾面临着比如今更大的约束和压力,但是思想的解放使得制度变革成为可能,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次高峰分别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和2007年(达成入世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实践逐步走到死胡同,离不开数次试图完善计划经济的努力。跳出某一个既有视角看问题,是做出决策的必要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就在于拓展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优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第一,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企混改的关系。当前已经出现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的现象,未来市场中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国外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疑,就要重新考虑政企分开在决策中的优先层级。

第二,如何界定央地政府的权责关系。随着营改增、去杠杆、化解隐性债务等政策调整,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受到约束。即便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之后有了发债融资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是否还有积极作为、推动内循环的积极性?如果答案存疑,就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对于地方债的使用期限、投向等问题的决定权。

第三,如何认识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外循环似乎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宏观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几乎为技术进步所决定,即便没有贸易盈余,中国还需要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否有外循环、与谁循环决定了中国内循环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上看,“市场规模巨大”这一优势是有局限的。

第四,如何落实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已经多年未提,今年以来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下放给地方等改革,但是距离提高激活基层和民间的目标尚远。要研究如何藏富于民,就要赋予居民以资产并予以产权保护。村集体的用地、农民的旧宅能否在市场上交换,居民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的市场、土地及金融等要素能否对内开放、让利于民,这些才是内循环理应带来突破性变革的领域,也是对抗外部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从避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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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循环成功有赖于再次思想解放

发布日期:2020-08-19 05:49
摘要: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中国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張林

OR--商业新媒体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持续,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不断升级,一系列短期冲击已经演变成了长期约束。回顾1976年以来的经济史,帮助中国经济突破各种长期约束的最重要原因,无外乎“思想解放”四个字。

一、内循环的空间已然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简单讲就是扩大内需、补齐消费的短板。在一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里,中国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据绝购买中国商品、撤出在华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萎缩压力。因此,能够匹配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外部的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当是一个主动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有关扩大内需、加强国内经济自身循环的政策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就已经出现政策文件里,特别是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实现了较好的内循环效果,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30%。

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者加大国内投资两种手段来实现。次贷危机后中国内循环的加强,正是依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干快上。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枯竭。投资和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负债水平,年利率只要在2%左右,就能使得还贷利息消耗掉所有经济增量。在此背景下继续刺激投资会使得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如果说十多年前扩大内需尚有选择空间,如今仅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个唯一选项。
而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循环又谈何容易。消费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便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提高个体消费要比拉动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速、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内循环政策的运作空间比十多年前要狭小的多。如果当时尚未能实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中心就应该是实现藏富于民,而非其他。

二、外循环的空间也将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不是说要放弃融入世界经济,反而要更积极的维护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的“新铁幕”企图会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原生及次生性的危害。

原生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疫情本身对美国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掣肘,快速脱钩、据绝中国的便宜商品(包括防疫用的医疗物资)会抬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失业后果愈加严重,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顺差。随着疫情消退以及美国盟国外交策略的加强,经济循环中来自美国、欧盟的外部需求将有减无增。
次生性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及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中美交恶之后,美国每年达14万亿美元(约合中国一年GDP)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寻找新的供给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下,印度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早已垂涎已久,如今印度对中国的百般挑衅,不过是在向美国公开示好。

当前东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大量进口来自于欧美及日韩的海外需求,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零配件等劳动密集产品,大多是在东盟国家生产,运到中国组装后出口发达国家。中美交恶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便不考虑南海诸岛的争议,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也有动机选择美国一边。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撑中国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也正在缩小。

三、内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而且不能以经济社会的大幅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入世(2001),文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前进几经曲折,在这些制度变革发生过程中,中国社会曾面临着比如今更大的约束和压力,但是思想的解放使得制度变革成为可能,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次高峰分别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和2007年(达成入世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实践逐步走到死胡同,离不开数次试图完善计划经济的努力。跳出某一个既有视角看问题,是做出决策的必要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就在于拓展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优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第一,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企混改的关系。当前已经出现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的现象,未来市场中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国外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疑,就要重新考虑政企分开在决策中的优先层级。

第二,如何界定央地政府的权责关系。随着营改增、去杠杆、化解隐性债务等政策调整,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受到约束。即便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之后有了发债融资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是否还有积极作为、推动内循环的积极性?如果答案存疑,就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对于地方债的使用期限、投向等问题的决定权。

第三,如何认识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外循环似乎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宏观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几乎为技术进步所决定,即便没有贸易盈余,中国还需要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否有外循环、与谁循环决定了中国内循环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上看,“市场规模巨大”这一优势是有局限的。

第四,如何落实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已经多年未提,今年以来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下放给地方等改革,但是距离提高激活基层和民间的目标尚远。要研究如何藏富于民,就要赋予居民以资产并予以产权保护。村集体的用地、农民的旧宅能否在市场上交换,居民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的市场、土地及金融等要素能否对内开放、让利于民,这些才是内循环理应带来突破性变革的领域,也是对抗外部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从避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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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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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循环的空间已然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简单讲就是扩大内需、补齐消费的短板。在一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里,中国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据绝购买中国商品、撤出在华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萎缩压力。因此,能够匹配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外部的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当是一个主动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有关扩大内需、加强国内经济自身循环的政策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就已经出现政策文件里,特别是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实现了较好的内循环效果,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30%。

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者加大国内投资两种手段来实现。次贷危机后中国内循环的加强,正是依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干快上。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枯竭。投资和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负债水平,年利率只要在2%左右,就能使得还贷利息消耗掉所有经济增量。在此背景下继续刺激投资会使得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如果说十多年前扩大内需尚有选择空间,如今仅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个唯一选项。
而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循环又谈何容易。消费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便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提高个体消费要比拉动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速、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内循环政策的运作空间比十多年前要狭小的多。如果当时尚未能实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中心就应该是实现藏富于民,而非其他。

二、外循环的空间也将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不是说要放弃融入世界经济,反而要更积极的维护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的“新铁幕”企图会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原生及次生性的危害。

原生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疫情本身对美国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掣肘,快速脱钩、据绝中国的便宜商品(包括防疫用的医疗物资)会抬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失业后果愈加严重,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顺差。随着疫情消退以及美国盟国外交策略的加强,经济循环中来自美国、欧盟的外部需求将有减无增。
次生性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及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中美交恶之后,美国每年达14万亿美元(约合中国一年GDP)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寻找新的供给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下,印度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早已垂涎已久,如今印度对中国的百般挑衅,不过是在向美国公开示好。

当前东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大量进口来自于欧美及日韩的海外需求,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零配件等劳动密集产品,大多是在东盟国家生产,运到中国组装后出口发达国家。中美交恶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便不考虑南海诸岛的争议,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也有动机选择美国一边。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撑中国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也正在缩小。

三、内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而且不能以经济社会的大幅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入世(2001),文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前进几经曲折,在这些制度变革发生过程中,中国社会曾面临着比如今更大的约束和压力,但是思想的解放使得制度变革成为可能,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次高峰分别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和2007年(达成入世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实践逐步走到死胡同,离不开数次试图完善计划经济的努力。跳出某一个既有视角看问题,是做出决策的必要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就在于拓展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优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第一,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企混改的关系。当前已经出现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的现象,未来市场中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国外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疑,就要重新考虑政企分开在决策中的优先层级。

第二,如何界定央地政府的权责关系。随着营改增、去杠杆、化解隐性债务等政策调整,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受到约束。即便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之后有了发债融资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是否还有积极作为、推动内循环的积极性?如果答案存疑,就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对于地方债的使用期限、投向等问题的决定权。

第三,如何认识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外循环似乎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宏观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几乎为技术进步所决定,即便没有贸易盈余,中国还需要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否有外循环、与谁循环决定了中国内循环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上看,“市场规模巨大”这一优势是有局限的。

第四,如何落实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已经多年未提,今年以来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下放给地方等改革,但是距离提高激活基层和民间的目标尚远。要研究如何藏富于民,就要赋予居民以资产并予以产权保护。村集体的用地、农民的旧宅能否在市场上交换,居民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的市场、土地及金融等要素能否对内开放、让利于民,这些才是内循环理应带来突破性变革的领域,也是对抗外部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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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循环的空间已然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简单讲就是扩大内需、补齐消费的短板。在一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里,中国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据绝购买中国商品、撤出在华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萎缩压力。因此,能够匹配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外部的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当是一个主动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有关扩大内需、加强国内经济自身循环的政策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就已经出现政策文件里,特别是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实现了较好的内循环效果,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30%。

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者加大国内投资两种手段来实现。次贷危机后中国内循环的加强,正是依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干快上。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枯竭。投资和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负债水平,年利率只要在2%左右,就能使得还贷利息消耗掉所有经济增量。在此背景下继续刺激投资会使得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如果说十多年前扩大内需尚有选择空间,如今仅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个唯一选项。
而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循环又谈何容易。消费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便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提高个体消费要比拉动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速、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内循环政策的运作空间比十多年前要狭小的多。如果当时尚未能实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中心就应该是实现藏富于民,而非其他。

二、外循环的空间也将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不是说要放弃融入世界经济,反而要更积极的维护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的“新铁幕”企图会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原生及次生性的危害。

原生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疫情本身对美国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掣肘,快速脱钩、据绝中国的便宜商品(包括防疫用的医疗物资)会抬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失业后果愈加严重,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顺差。随着疫情消退以及美国盟国外交策略的加强,经济循环中来自美国、欧盟的外部需求将有减无增。
次生性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及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中美交恶之后,美国每年达14万亿美元(约合中国一年GDP)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寻找新的供给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下,印度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早已垂涎已久,如今印度对中国的百般挑衅,不过是在向美国公开示好。

当前东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大量进口来自于欧美及日韩的海外需求,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零配件等劳动密集产品,大多是在东盟国家生产,运到中国组装后出口发达国家。中美交恶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便不考虑南海诸岛的争议,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也有动机选择美国一边。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撑中国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也正在缩小。

三、内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而且不能以经济社会的大幅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入世(2001),文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前进几经曲折,在这些制度变革发生过程中,中国社会曾面临着比如今更大的约束和压力,但是思想的解放使得制度变革成为可能,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次高峰分别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和2007年(达成入世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实践逐步走到死胡同,离不开数次试图完善计划经济的努力。跳出某一个既有视角看问题,是做出决策的必要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就在于拓展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优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第一,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企混改的关系。当前已经出现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的现象,未来市场中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国外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疑,就要重新考虑政企分开在决策中的优先层级。

第二,如何界定央地政府的权责关系。随着营改增、去杠杆、化解隐性债务等政策调整,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受到约束。即便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之后有了发债融资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是否还有积极作为、推动内循环的积极性?如果答案存疑,就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对于地方债的使用期限、投向等问题的决定权。

第三,如何认识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外循环似乎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宏观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几乎为技术进步所决定,即便没有贸易盈余,中国还需要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否有外循环、与谁循环决定了中国内循环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上看,“市场规模巨大”这一优势是有局限的。

第四,如何落实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已经多年未提,今年以来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下放给地方等改革,但是距离提高激活基层和民间的目标尚远。要研究如何藏富于民,就要赋予居民以资产并予以产权保护。村集体的用地、农民的旧宅能否在市场上交换,居民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的市场、土地及金融等要素能否对内开放、让利于民,这些才是内循环理应带来突破性变革的领域,也是对抗外部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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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循环的空间已然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简单讲就是扩大内需、补齐消费的短板。在一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里,中国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据绝购买中国商品、撤出在华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萎缩压力。因此,能够匹配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外部的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当是一个主动的政策选择。

实际上,有关扩大内需、加强国内经济自身循环的政策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就已经出现政策文件里,特别是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实现了较好的内循环效果,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30%。

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者加大国内投资两种手段来实现。次贷危机后中国内循环的加强,正是依赖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干快上。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枯竭。投资和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负债水平,年利率只要在2%左右,就能使得还贷利息消耗掉所有经济增量。在此背景下继续刺激投资会使得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如果说十多年前扩大内需尚有选择空间,如今仅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个唯一选项。
而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循环又谈何容易。消费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便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提高个体消费要比拉动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速、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内循环政策的运作空间比十多年前要狭小的多。如果当时尚未能实现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中心就应该是实现藏富于民,而非其他。

二、外循环的空间也将变小

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不是说要放弃融入世界经济,反而要更积极的维护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的“新铁幕”企图会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原生及次生性的危害。

原生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疫情本身对美国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掣肘,快速脱钩、据绝中国的便宜商品(包括防疫用的医疗物资)会抬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得美国的失业后果愈加严重,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顺差。随着疫情消退以及美国盟国外交策略的加强,经济循环中来自美国、欧盟的外部需求将有减无增。
次生性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及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中美交恶之后,美国每年达14万亿美元(约合中国一年GDP)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寻找新的供给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下,印度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早已垂涎已久,如今印度对中国的百般挑衅,不过是在向美国公开示好。

当前东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大量进口来自于欧美及日韩的海外需求,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零配件等劳动密集产品,大多是在东盟国家生产,运到中国组装后出口发达国家。中美交恶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便不考虑南海诸岛的争议,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也有动机选择美国一边。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撑中国外部经济循环的空间也正在缩小。

三、内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内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找到了经济突围的方法,不如说是总结了当前经济内外承压的困境。突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而且不能以经济社会的大幅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入世(2001),文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前进几经曲折,在这些制度变革发生过程中,中国社会曾面临着比如今更大的约束和压力,但是思想的解放使得制度变革成为可能,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次高峰分别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和2007年(达成入世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实践逐步走到死胡同,离不开数次试图完善计划经济的努力。跳出某一个既有视角看问题,是做出决策的必要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就在于拓展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优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依靠思想解放来寻找答案:

第一,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企混改的关系。当前已经出现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的现象,未来市场中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有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国外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疑,就要重新考虑政企分开在决策中的优先层级。

第二,如何界定央地政府的权责关系。随着营改增、去杠杆、化解隐性债务等政策调整,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受到约束。即便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之后有了发债融资的权力,但是地方政府是否还有积极作为、推动内循环的积极性?如果答案存疑,就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对于地方债的使用期限、投向等问题的决定权。

第三,如何认识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外循环似乎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宏观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长期经济增长几乎为技术进步所决定,即便没有贸易盈余,中国还需要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否有外循环、与谁循环决定了中国内循环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上看,“市场规模巨大”这一优势是有局限的。

第四,如何落实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已经多年未提,今年以来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下放给地方等改革,但是距离提高激活基层和民间的目标尚远。要研究如何藏富于民,就要赋予居民以资产并予以产权保护。村集体的用地、农民的旧宅能否在市场上交换,居民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的市场、土地及金融等要素能否对内开放、让利于民,这些才是内循环理应带来突破性变革的领域,也是对抗外部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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