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TikTok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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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裁角度看TikTok在美经营的政治风险

发布日期:2020-08-19 05:07
摘要:TikTok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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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ikTok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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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裁角度看TikTok在美经营的政治风险

发布日期:2020-08-19 05:07
摘要:TikTok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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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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