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美政策变化,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如何最符合中国国际利益?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他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为何他能准确预测,或许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视角。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的一个论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的。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大国首要目标是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



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的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的反弹,甚至不乏视其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的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的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的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之时,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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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冲突:现实主义如何看

发布日期:2020-09-29 06:13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如何最符合中国国际利益?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他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为何他能准确预测,或许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视角。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的一个论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的。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大国首要目标是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



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的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的反弹,甚至不乏视其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的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的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的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之时,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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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美政策变化,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如何最符合中国国际利益?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他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为何他能准确预测,或许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视角。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的一个论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的。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大国首要目标是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



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的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的反弹,甚至不乏视其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的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的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的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之时,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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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美政策变化,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如何最符合中国国际利益?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他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为何他能准确预测,或许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视角。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的一个论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的。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大国首要目标是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



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的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的反弹,甚至不乏视其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的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的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的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之时,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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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美政策变化,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如何最符合中国国际利益?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他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为何他能准确预测,或许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视角。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的一个论点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的。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大国首要目标是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



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的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的反弹,甚至不乏视其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的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的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的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之时,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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