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梁国勇

OR--商业新媒体

历经七年35轮的努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中欧投资协定”或“协定”)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之际达成重大交易,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早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在其贸易和投资新战略中将中欧投资协定列为优先事项。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谈判进程明显提速。2019年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宣布了2020年完成谈判的目标。2020年12月6-11日,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并于其后扫清所有障碍。目前,协议文本仍需经过审查确认,并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

中欧投资协定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明显不同,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一个象WTO那样的多边体系发挥统领作用,规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截止2020年,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计约2660个,包括234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20个包含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如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过去十数年中进入大调整阶段,表现在新增协定减少、覆盖范围扩大、规则质量提升。新型协定的规制范围从准入后向准入前、从保护向促进延申,更多地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环境、社会、劳工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得到加强。延续和拓展这方面的变革趋势,中欧投资协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标准。加之协定涵盖世界经济的重要两极,其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的意义不可低估。

此次,欧盟和中国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方面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外资政策专有权限,成员国不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欧盟相继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主要经贸伙伴签署了投资协定或包含投资条款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纳入欧盟的投资协定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可望成为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的一项主要政治遗产。对中方来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继取得突破,使2020年成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可以预见,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生效将提升准入水品,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中欧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从协定具体内容看: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两大关键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欧盟潜在投资者和在华企业都将从中获益。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宏观上看,协议将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举拉升到欧洲水平,有利于欧盟实现对欧中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与此同时,欧盟在农业、能源和公共服务等传统敏感行业均有所保留,增强了协定通过的政治可行性。

对中国而言,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关键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促进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实际上,通过三方贸易部长会议等机制,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强调国企、补贴和市场导向等问题的重要性,矛头明显针对中国,并旨在引导WTO规则改革。此次中国与欧盟就国有企业行为和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以认为是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

不可否认,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美、中、欧大三角是一个主导架构,而“美国因素”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其作用。2012年中美决定重启投资协定谈判,次年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两者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展开准入谈判。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投资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均陷入停滞。相应地,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优先级别显著提升。随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双方领导人均展现了推进谈判、达成协定的政治决心。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因应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包括降低汽车和金融行业外资持股限制等准入措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无论如何,协定的按时达成意味着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在谈判最后阶段,诸如劳工标准、能源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并未成为绊脚石,展现了中方的灵活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政府更迭时间可能是中欧双方完成谈判时机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中国来说,相对于中欧经贸一城一地之得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与欧盟达成历史性投资协定,势必对中美经贸新一轮博弈产生影响,有利于中方争取主动。另外,这也有助于改善发展外部环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对欧盟而言,完成与中国的谈判也有利于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

如何抓住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重启”被特朗普当局推入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交易的达成给正在规划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执政团队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延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明智的;其二,试图通过合纵连横孤立中国不会达到目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TIP和中美投资协定均遭搁置;与此同时,没有美国的CPTPP建立起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也相继完成谈判。现在,中国又对加入CPTPP表示了兴趣。如果几大重要协定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堪称“二次入世”。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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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协定:历史性交易何以达成,影响几何?

发布日期:2021-01-04 11:55
摘要: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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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年35轮的努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中欧投资协定”或“协定”)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之际达成重大交易,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早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在其贸易和投资新战略中将中欧投资协定列为优先事项。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谈判进程明显提速。2019年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宣布了2020年完成谈判的目标。2020年12月6-11日,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并于其后扫清所有障碍。目前,协议文本仍需经过审查确认,并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

中欧投资协定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明显不同,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一个象WTO那样的多边体系发挥统领作用,规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截止2020年,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计约2660个,包括234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20个包含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如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过去十数年中进入大调整阶段,表现在新增协定减少、覆盖范围扩大、规则质量提升。新型协定的规制范围从准入后向准入前、从保护向促进延申,更多地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环境、社会、劳工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得到加强。延续和拓展这方面的变革趋势,中欧投资协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标准。加之协定涵盖世界经济的重要两极,其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的意义不可低估。

此次,欧盟和中国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方面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外资政策专有权限,成员国不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欧盟相继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主要经贸伙伴签署了投资协定或包含投资条款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纳入欧盟的投资协定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可望成为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的一项主要政治遗产。对中方来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继取得突破,使2020年成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可以预见,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生效将提升准入水品,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中欧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从协定具体内容看: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两大关键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欧盟潜在投资者和在华企业都将从中获益。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宏观上看,协议将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举拉升到欧洲水平,有利于欧盟实现对欧中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与此同时,欧盟在农业、能源和公共服务等传统敏感行业均有所保留,增强了协定通过的政治可行性。

对中国而言,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关键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促进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实际上,通过三方贸易部长会议等机制,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强调国企、补贴和市场导向等问题的重要性,矛头明显针对中国,并旨在引导WTO规则改革。此次中国与欧盟就国有企业行为和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以认为是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

不可否认,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美、中、欧大三角是一个主导架构,而“美国因素”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其作用。2012年中美决定重启投资协定谈判,次年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两者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展开准入谈判。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投资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均陷入停滞。相应地,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优先级别显著提升。随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双方领导人均展现了推进谈判、达成协定的政治决心。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因应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包括降低汽车和金融行业外资持股限制等准入措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无论如何,协定的按时达成意味着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在谈判最后阶段,诸如劳工标准、能源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并未成为绊脚石,展现了中方的灵活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政府更迭时间可能是中欧双方完成谈判时机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中国来说,相对于中欧经贸一城一地之得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与欧盟达成历史性投资协定,势必对中美经贸新一轮博弈产生影响,有利于中方争取主动。另外,这也有助于改善发展外部环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对欧盟而言,完成与中国的谈判也有利于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

如何抓住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重启”被特朗普当局推入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交易的达成给正在规划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执政团队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延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明智的;其二,试图通过合纵连横孤立中国不会达到目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TIP和中美投资协定均遭搁置;与此同时,没有美国的CPTPP建立起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也相继完成谈判。现在,中国又对加入CPTPP表示了兴趣。如果几大重要协定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堪称“二次入世”。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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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年35轮的努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中欧投资协定”或“协定”)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之际达成重大交易,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早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在其贸易和投资新战略中将中欧投资协定列为优先事项。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谈判进程明显提速。2019年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宣布了2020年完成谈判的目标。2020年12月6-11日,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并于其后扫清所有障碍。目前,协议文本仍需经过审查确认,并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

中欧投资协定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明显不同,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一个象WTO那样的多边体系发挥统领作用,规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截止2020年,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计约2660个,包括234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20个包含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如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过去十数年中进入大调整阶段,表现在新增协定减少、覆盖范围扩大、规则质量提升。新型协定的规制范围从准入后向准入前、从保护向促进延申,更多地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环境、社会、劳工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得到加强。延续和拓展这方面的变革趋势,中欧投资协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标准。加之协定涵盖世界经济的重要两极,其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的意义不可低估。

此次,欧盟和中国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方面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外资政策专有权限,成员国不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欧盟相继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主要经贸伙伴签署了投资协定或包含投资条款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纳入欧盟的投资协定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可望成为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的一项主要政治遗产。对中方来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继取得突破,使2020年成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可以预见,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生效将提升准入水品,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中欧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从协定具体内容看: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两大关键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欧盟潜在投资者和在华企业都将从中获益。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宏观上看,协议将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举拉升到欧洲水平,有利于欧盟实现对欧中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与此同时,欧盟在农业、能源和公共服务等传统敏感行业均有所保留,增强了协定通过的政治可行性。

对中国而言,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关键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促进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实际上,通过三方贸易部长会议等机制,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强调国企、补贴和市场导向等问题的重要性,矛头明显针对中国,并旨在引导WTO规则改革。此次中国与欧盟就国有企业行为和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以认为是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

不可否认,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美、中、欧大三角是一个主导架构,而“美国因素”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其作用。2012年中美决定重启投资协定谈判,次年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两者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展开准入谈判。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投资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均陷入停滞。相应地,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优先级别显著提升。随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双方领导人均展现了推进谈判、达成协定的政治决心。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因应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包括降低汽车和金融行业外资持股限制等准入措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无论如何,协定的按时达成意味着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在谈判最后阶段,诸如劳工标准、能源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并未成为绊脚石,展现了中方的灵活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政府更迭时间可能是中欧双方完成谈判时机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中国来说,相对于中欧经贸一城一地之得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与欧盟达成历史性投资协定,势必对中美经贸新一轮博弈产生影响,有利于中方争取主动。另外,这也有助于改善发展外部环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对欧盟而言,完成与中国的谈判也有利于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

如何抓住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重启”被特朗普当局推入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交易的达成给正在规划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执政团队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延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明智的;其二,试图通过合纵连横孤立中国不会达到目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TIP和中美投资协定均遭搁置;与此同时,没有美国的CPTPP建立起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也相继完成谈判。现在,中国又对加入CPTPP表示了兴趣。如果几大重要协定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堪称“二次入世”。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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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年35轮的努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中欧投资协定”或“协定”)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之际达成重大交易,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早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在其贸易和投资新战略中将中欧投资协定列为优先事项。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谈判进程明显提速。2019年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宣布了2020年完成谈判的目标。2020年12月6-11日,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并于其后扫清所有障碍。目前,协议文本仍需经过审查确认,并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

中欧投资协定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明显不同,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一个象WTO那样的多边体系发挥统领作用,规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截止2020年,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计约2660个,包括234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20个包含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如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过去十数年中进入大调整阶段,表现在新增协定减少、覆盖范围扩大、规则质量提升。新型协定的规制范围从准入后向准入前、从保护向促进延申,更多地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环境、社会、劳工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得到加强。延续和拓展这方面的变革趋势,中欧投资协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标准。加之协定涵盖世界经济的重要两极,其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的意义不可低估。

此次,欧盟和中国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方面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外资政策专有权限,成员国不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欧盟相继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主要经贸伙伴签署了投资协定或包含投资条款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纳入欧盟的投资协定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可望成为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的一项主要政治遗产。对中方来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继取得突破,使2020年成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可以预见,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生效将提升准入水品,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中欧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从协定具体内容看: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两大关键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欧盟潜在投资者和在华企业都将从中获益。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宏观上看,协议将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举拉升到欧洲水平,有利于欧盟实现对欧中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与此同时,欧盟在农业、能源和公共服务等传统敏感行业均有所保留,增强了协定通过的政治可行性。

对中国而言,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关键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促进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实际上,通过三方贸易部长会议等机制,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强调国企、补贴和市场导向等问题的重要性,矛头明显针对中国,并旨在引导WTO规则改革。此次中国与欧盟就国有企业行为和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以认为是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

不可否认,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美、中、欧大三角是一个主导架构,而“美国因素”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其作用。2012年中美决定重启投资协定谈判,次年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两者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展开准入谈判。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投资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均陷入停滞。相应地,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优先级别显著提升。随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双方领导人均展现了推进谈判、达成协定的政治决心。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因应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包括降低汽车和金融行业外资持股限制等准入措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无论如何,协定的按时达成意味着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在谈判最后阶段,诸如劳工标准、能源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并未成为绊脚石,展现了中方的灵活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政府更迭时间可能是中欧双方完成谈判时机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中国来说,相对于中欧经贸一城一地之得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与欧盟达成历史性投资协定,势必对中美经贸新一轮博弈产生影响,有利于中方争取主动。另外,这也有助于改善发展外部环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对欧盟而言,完成与中国的谈判也有利于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

如何抓住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重启”被特朗普当局推入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交易的达成给正在规划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执政团队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延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明智的;其二,试图通过合纵连横孤立中国不会达到目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TIP和中美投资协定均遭搁置;与此同时,没有美国的CPTPP建立起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也相继完成谈判。现在,中国又对加入CPTPP表示了兴趣。如果几大重要协定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堪称“二次入世”。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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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年35轮的努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中欧投资协定”或“协定”)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之际达成重大交易,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早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在其贸易和投资新战略中将中欧投资协定列为优先事项。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谈判进程明显提速。2019年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宣布了2020年完成谈判的目标。2020年12月6-11日,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并于其后扫清所有障碍。目前,协议文本仍需经过审查确认,并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

中欧投资协定在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明显不同,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一个象WTO那样的多边体系发挥统领作用,规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截止2020年,有效国际投资协定总计约2660个,包括234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20个包含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如包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过去十数年中进入大调整阶段,表现在新增协定减少、覆盖范围扩大、规则质量提升。新型协定的规制范围从准入后向准入前、从保护向促进延申,更多地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环境、社会、劳工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得到加强。延续和拓展这方面的变革趋势,中欧投资协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标准。加之协定涵盖世界经济的重要两极,其对完善全球投资治理的意义不可低估。

此次,欧盟和中国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方面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外资政策专有权限,成员国不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欧盟相继与韩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主要经贸伙伴签署了投资协定或包含投资条款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纳入欧盟的投资协定体系,无疑是其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可望成为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的一项主要政治遗产。对中方来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继取得突破,使2020年成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可以预见,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生效将提升准入水品,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中欧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和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从协定具体内容看:中方承诺向欧盟投资者提高汽车、金融、医疗、云服务、交通运输等众多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开放力度空前;中方承诺在华欧盟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具体涉及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和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中方还在劳工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重要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两大关键领域的承诺程度前所未有,欧盟潜在投资者和在华企业都将从中获益。以乘用车行业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市场,欧洲车企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电动车引领的全球行业大变革中,中国处于核心位置,对欧洲车企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因此,协定中逐渐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开放新能源汽车准入的承诺,对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宏观上看,协议将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举拉升到欧洲水平,有利于欧盟实现对欧中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与此同时,欧盟在农业、能源和公共服务等传统敏感行业均有所保留,增强了协定通过的政治可行性。

对中国而言,协定进一步提高了关键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促进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也有助于缓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压力。实际上,通过三方贸易部长会议等机制,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强调国企、补贴和市场导向等问题的重要性,矛头明显针对中国,并旨在引导WTO规则改革。此次中国与欧盟就国有企业行为和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以认为是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

不可否认,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中的第三方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美、中、欧大三角是一个主导架构,而“美国因素”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展现了其作用。2012年中美决定重启投资协定谈判,次年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两者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展开准入谈判。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投资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均陷入停滞。相应地,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和欧盟的优先级别显著提升。随后,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双方领导人均展现了推进谈判、达成协定的政治决心。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方因应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包括降低汽车和金融行业外资持股限制等准入措施,客观上也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无论如何,协定的按时达成意味着双方都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在谈判最后阶段,诸如劳工标准、能源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并未成为绊脚石,展现了中方的灵活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政府更迭时间可能是中欧双方完成谈判时机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中国来说,相对于中欧经贸一城一地之得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与欧盟达成历史性投资协定,势必对中美经贸新一轮博弈产生影响,有利于中方争取主动。另外,这也有助于改善发展外部环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对欧盟而言,完成与中国的谈判也有利于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

如何抓住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可能出现的机会窗口,“重启”被特朗普当局推入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交易的达成给正在规划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执政团队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延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明智的;其二,试图通过合纵连横孤立中国不会达到目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TIP和中美投资协定均遭搁置;与此同时,没有美国的CPTPP建立起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也相继完成谈判。现在,中国又对加入CPTPP表示了兴趣。如果几大重要协定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其影响堪称“二次入世”。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中欧投资协定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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